陸銘：這個大問題想明白以後，東北振興、中西部發展的思路就清晰了

2020-09-10

【採訪、整理/朱敏潔】

**觀察者網：**關於城市/產業轉型，最近看到一個統計數據稱，全國37座主要城市中有17座城市的外貿依存度在50%以上，其中6座超過100%（東莞、蘇州、深圳、廈門、金華、舟山），一方面國內大循環促使大家開始反思出口導向型經濟，另一方面這些沿海城市可能承擔開放、就業等功能，像這些城市本身是否需要轉型，其經濟結構是否要改，主要是哪些方面？那麼，社會如何消化轉型過程中可能經歷的困難？

**陸銘：**在中國的一些有關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發展的問題中，你剛才問的這個問題，其實就代表了另一個不好的傾向，即認為國家層面所採取的發展戰略是普遍適用於全國各地的，事實上並非如此。中國是一個超大型國家，地區和地區之間的經濟功能和結構不一樣，城市和城市之間的經濟功能和差異就更加明顯。比如，沿海開放地區的經濟開放程度更高，對外貿易的依賴程度也更高，尤其是港口及鄰近城市，不僅承擔本市產品的大進大出口，還因其產業結構中天然包含港口和貿易功能，如果把這些貿易本身產生的GDP都算入到本地GDP，就會使得這些城市出現你前面提到的外貿依存度特別高，甚至有可能超過100%。

但是，我們要看到這些港口的功能是服務於全國的，這些地區為了把國內其他地方的產品輸出到國外，就會產生一個貿易部門，其產生的貿易GDP和就業是計入本地GDP的，這裏是指貿易服務不是指貨物，這樣一來貿易依存度當然就會高，而這恰恰是分工的結果。如果在港口城市及附近地區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出口部門，就更應該是一個外貿依存度高的地區了。

所以，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同樣一項政策和發展戰略出來後，在各個地方所產生的影響、效果和調整幅度還是取決於各個地方不同的條件，不能一刀切。但是話又説回來，這段時間以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經貿關係出現狀況後，的確對這些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城市經濟造成一定影響，疫情衝擊導致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也會更多地影響到一些港口城市及其周邊地區。

未來如果中國走向國際國內雙循環、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狀態，對於那些開放程度比較高的城市來講，當然也要考慮，是不是原來可能有的訂單會沒有，出口導向經濟發展的天花板到來了，從調整自身產品結構而言，企業也需要順勢而為，把一些產品轉向國內市場。

但這很大程度上又需要企業微觀部門和宏觀政策部門共同協調，如果在宏觀上我們的政策不發生改變，人們對於經濟增長的前景信心不大，消費需求增長不起來，當外向型企業轉向國內市場時，也就沒有辦法真正啓動內需和利用國內大市場，所以這是一個宏觀和微觀相互配合的問題。從先後次序來看，首先應該調整的是宏觀層面、全國層面的一些政策導向，讓內需啓動起來，讓一些外向型企業回到國內市場上也能賺錢，才能解決根本問題。

**觀察者網：**換一個切面來看，近年來幾大國家戰略備受關注，鄉村振興、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港等，再加上一直在提的振興東北、西部大開發、京津冀等等，包括您專業內最熟悉的城市羣、都市圈，這些區域發展計劃與國內大循環怎麼契合？能否具體結合城市羣、都市圈談談看法？

**陸銘：**中國每一個地方都需要發展，當前實施區域發展戰略，應該説是把中國的每一寸國土都納入到了某一個特定的戰略中。你在問題裏面也提到，鄉村振興戰略覆蓋了整個農村地區，三大城市羣的戰略主要着眼於沿海地區，東北有振興老工業基地，中西部地區也有各自的發展戰略，那麼不同地區的發展戰略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呢？我認為，在理論層面要處理的問題仍然是我前面提到經濟集聚和平衡之間的關係。

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資源總量在短期裏是給定的，比如人口資源，哪怕在中長期都不會增長太多，我們國家很快會在人口數量上出現峯值，之後可能進入人口緩慢負增長階段，越是這樣，高效利用資源，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老齡化逐漸凸顯的大國，越是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

一旦如此，經濟集聚一定會使得有些地方人口增長、有些地方人口負增長，這就需要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路徑發揮各地不同的比較優勢，在全國統一戰略大格局之下，找到自己地方經濟的定位。在傳統思維方式下，大家認識不到經濟集聚和平衡之間的關係，所以每一個地方都在搞本地產業最大化的發展模式。我最近到一個西部省份去調研，當地又在説我們這裏要搞大數據產業，但問題是從全國各地分工來看，其實只有幾個人力資源、高校集中的地方，才能真正讓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產業發展起來；其他地方，首先是發展一些製造業，到了中小城市和農村地區，主要產業結構就是農業、旅遊和自然資源。當然，中小城市也可以發展一些與周邊大城市相配套的製造業的某一個生產環節。

在沿海三大城市羣，又尤其是這三大城市羣的核心地區，未來會形成北京都市圈、上海都市圈、廣州深圳都市圈等，這裏可能是中國最尖端產業集中的地方，也是生產要素回報最高的地方，在產業結構、跨國公司集聚、本土品牌國際化等方面都將發揮引領性作用。

當然，這並不是説別的地方不要發展，而是説一個國家真正具有引領性的城市和都市圈其實不需要很多，不需要每個地方都變成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每一個地方要找到自身條件中的比較優勢。所謂比較優勢，就是更多的和地方資源相結合，或者跟某種具有競爭力的生產要素相結合；既不求面面俱到，也不求每個地方都去做高科技尖端產業。

一汽紅旗職工在總裝車間內對生產的紅旗轎車進行靜檢作業（4月9日攝）。新華社記者許暢攝

把這個大問題想明白以後，其實比如關於東北發展、中西部發展的思路就會更加清晰，就可以把地方經濟發展更好地放在整個國際國內大背景之下，特別是在全國市場一體化、生產要素合理流動、高效集聚的大背景之下來思考問題。

先以鄉村振興為例，有一種誤解認為農村人口不斷進城，鄉村無法振興，這樣的看法絕對是錯誤的。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人口向城市集聚過多，而是由於傳統體制障礙，農村人口在整體人口中所佔的比重仍然太高，中國的城市化率低於世界上同處於相近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大概低十個百分點左右。

如果未來城市化進一步推進，有更多人進入城市地區生活工作，留在農村的人口變少了，就可以使農村地區的農場、牧場規模增加，有利於留在農村的農民收入水平提高。

同時，還有大量資本進入農村做產業，包括規模化農業、現代化農業，以及為農村地區的旅遊生態等相關事業提供資金。因此，我將鄉村振興高度總結為六個字，“人出來錢進去”，這樣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振興，而不能走“把農民留在農村”的道路。

我們不妨以東北為例，東北是中國的一個傳統老工業基地，這也有歷史淵源，1949年建國之前東北已經具備較好的工業基礎和交通基礎設施網絡，再加上計劃經濟年代曾把大量工業佈局在東北。但進入全球化時代，由於大開放格局，海運是國際貿易的主流方式，因此一旦外部環境變化以後，內部各地區的比較優勢發生了變化，東南沿海地區更好地利用了全球化的，這樣的發展機遇是與其地理條件有關的。相反，東北地區因為缺乏大江大河，冬天港口結冰，所以綜合發展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條件就比東南沿海要差很多。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如果有大量人口從東北流出到東南沿海地區就一定無法實現東北的發展，一方面就像我前面講到的人口流出未必是壞事，因為東北的一些新興部門發展比較快，比如説農業、旅遊，東北本身資源豐饒，人口適度減少有利於提高人均資源佔有量。另一方面，東北地區原來留下產業基礎還是有改造和升級空間的，像遼寧瀋陽周圍的城市羣，有高校佈局，具備科研實力，這些地方完全有可能在下一輪高科技產業發展中有新的增長。而且，東北的製造業中有很多是所謂的“大國重器”，對於國家安全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這本身也是東北地區的比較優勢。

所以我反反覆覆實際上在講一個意思，就是每個地方都需要在國家統一大市場的背景下來思考自己未來的產業發展路徑，而這個產業發展的路徑必須建立在地方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到比較優勢？我在這裏要藉着你們的採訪澄清一個思想上的誤區，就是這個問題本質上涉及到地方發展中市場和政府的關係，我還是那句話，市場仍然是市場經濟中配置資源的決定性方式。

何謂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怎麼發揮？第一，生產要素市場要市場化，不能存在嚴重的行政干預，在嚴重行政干預下進行的資源配置，一定在很大程度上會偏離資源配置的最優狀態；第二，政府應着力於改善營商環境，減少對於市場的無謂插手。針對市場淘汰下來的企業，不要總是以為這些企業還在創造税收、創造就業，就不能破產清算，如果這樣做，就會更加放大市場扭曲；第三，在科技產業成長方面，要認識到國家所講的產業發展前沿，是面向整個中國經濟的，這樣的前沿產業並不是每個地區都可以做的，地方政府在發展中不能生搬硬套地説，國家需要什麼，我就去發展什麼；最後，其實一個地方的比較優勢不是政府找到的，而是企業部門去試錯試出來的，試成了，這個企業就能掙錢，試不成，這個企業就破產。

地方政府真正該做的是完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改善營商環境，讓企業和人才能夠具有在當地持續投資和發展的信心決心，這才是對地方政府最有利的發展思路。

“十三五”規劃中的城市羣圖自澎湃新聞

至於城市羣和都市圈的發展，我們要認識到中國每一個城市羣之間的功能和量級是不一樣的，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一定會成為中國最具實力的城市羣。那麼其他地方的城市羣，相對就是以地方中心城市為核心的城市羣。

而在城市羣發展戰略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也是我最近在座談會上談的問題，就是在城市羣中居於中心城市地位的這些城市周圍連片發展的都市圈，我提出的一個説法叫30到80公里半徑的都市圈。這指的是，中國有一些城市的經濟體量沒有達到一定程度，它周圍的都市圈可能就是一個30公里半徑左右這麼都市圈；但有的城市周圍可能就不是如此，像上海周圍形成的都市圈，因為上海的經濟體量如此之大，所以這個都市圈的半徑可能就在50公里甚至更遠，而到了廣州和深圳這些地方，未來很有可能形成廣深兩地連片發展，這將是怎樣一個狀態？廣州和深圳的關係將越來越介於都市圈和城市羣的中間地帶，從兩個城市各自的產業發展規劃、行政隸屬來看，它是城市羣概念，但目前兩地逐漸形成連片發展態勢，從經濟聯繫緊密度程度來看，很有可能未來就是同處於一個都市圈的兩個城市。

我的意思是，每個地方做規劃時一定要研究中國人口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分佈，如果不研究，極有可能在人口較快增長的地區出現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不足的問題，從而制約這些地區發展。當前比較典型案例，就是上海、深圳兩地的土地開發還遠遠沒有達到所謂的天花板，卻因為行政力量而遭到嚴格控制。

另一種類型的問題是，在一些中小城市、甚至是人口流出地，在人口持續流出過程中卻在做增量性規劃，還認為自己能增長人口，能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結果必然是在這些地區存在投資過度和相應債務。

兩個問題一疊加，會出現發達地區競爭力削弱，相對欠發達地區則是資源錯配和地方政府債務增加，導致整個國家的競爭力都被削弱。

我前面提到，在整個國家層面需要走上一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或者説“在發展中營造平衡”的道路，在不同城市羣之間應強調分工協調、可持續發展，在城市羣內部的核心城市和周邊城市之間也存在這樣的關係。

如果看世界城市發展規律，城市羣內部的中心城市及其周邊都市圈仍然是生產要素活躍度最強、回報率最高的地方，中國也是如此。如果通過一些行政性的力量限制大城市及其周圍都市圈發展，那實在是太可惜了。但願現實生活中出現的政策導向和思想認識上的誤區，能夠通過我們的持續研究和呼籲得到改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