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犯罪率”的瑞典，這回失控了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北歐國家瑞典的“羣體免疫”屢遭詬病，這一策略不僅未能控制疫情，還嚴重拖累了經濟。現在看來，問題遠遠不止這些。

9月下旬，瑞典首相斯特凡·勒文（Stefan Lofven）承認，“我們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旁觀者》週刊澳大利亞版（Spectator Australia）指出，勒文所指的“問題”並非是新冠疫情，而是瑞典一整個夏季居高不下的犯罪率。

《旁觀者》週刊還指出，雖然勒文承認了問題的存在，但他似乎卻依舊在否認這一問題的本質，在一些敏感問題上的態度有些猶豫不決。

《旁觀者》週刊澳大利亞版報道截圖：瑞典的犯罪問題已經失控，變得不容忽視

“低犯罪率”曾是瑞典標籤，如今的社會卻滿目瘡痍

《旁觀者》週刊形容，如此大規模的犯罪問題，讓已被新冠疫情拖垮的瑞典人都“不敢相信”，要知道，瑞典此前一直都以“低犯罪率”而聞名世界。

過去的這個夏季，在瑞典國內，爆炸、手榴彈襲擊和槍擊等事件頻發，幫派亂鬥和謀殺的比率近乎於德國的十倍，民眾已越發覺得自己的政府無法控制犯罪問題。

今年8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南部近郊，發生了一起幫派槍戰事件，流彈射中了附近正在遛狗的一名年僅12歲的小女孩，最終致其身亡。

去世女孩的朋友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在他們的社區，槍擊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孩子幾乎每晚都能在卧室裏聽到窗外的槍聲。也許年長一些的瑞典人會對此感到震驚，但這一地區的孩子們確實已經習慣了周圍的“暴力”。

今年8月，當地民眾自發悼念12歲去世女孩 圖自社交媒體

9月早些時候，瑞典國家警察局副局長馬特·勒温（Mats Löfving）表示，瑞典國內至少存有40個以家庭為基礎的犯罪網絡或宗族體系，有些移民來瑞典“僅僅是為了組織和系統化地犯罪”。根據他的説法，這些人通過販毒和敲詐勒索來賺錢，“有着很強的暴力傾向”。

警方人士所透露出的這一消息轟動性十足，因為瑞典首相勒文此前一直都將這些犯罪事件視為是“與社會經濟有關的問題”。他在回應國家警察局副局長的發言時，堅持了這一觀點：“我不想把犯罪與種族問題聯繫起來。”

《旁觀者》週刊指出，這句話如同瑞典政府的一句口頭禪，其實是在暗示，即便只是詢問犯罪事件與移民之間是否有關聯，這也是一種“仇外”的表現。

瑞典首相立場有所改變，但有些話説得“遮遮掩掩”

報道文章還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所謂人們的膚色，這其實是一個關於輸入型犯罪的問題：一些來自非瑞典文化圈的家庭不僅待在自己的圈子中，他們甚至還“捕食掠奪”所有種族的瑞典人。這些人建立了和政府“並行”的體系，挑戰瑞典政府。對於這些問題，一些政客根本無法自己意識到。

以今年8月為例，瑞典國內“敵對犯罪”（rival criminals）的衝突愈發升級，犯罪團伙甚至採取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行動。比如，蒙面的武裝人員設置路障，控制進入哥德堡某些街區的車輛。由於當地幫派命令居民待在家中不得出門，街道上甚至空無一人。

哥德堡當地一所學校的校長就直截了當地説：“我上一次目睹一處檢查站由犯罪的民兵控制，那還是在阿富汗看到的。”與此同時，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哥德堡一些地區的“醫生入户家訪”也已暫停，老年人和殘疾人護理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也無法正常工作。

雖然此前一直不想將國內的犯罪活動和種族及移民問題相聯繫，但據英國媒體“TV6 News”報道，瑞典首相勒文在9月9日的一次採訪中，還是不得不正視這一方面的問題。

當天，勒文在瑞典SVT電視台的一檔節目中稱，如果國內新移民的融合問題無法得到解決，那麼瑞典的社會矛盾將會加劇。“現在情況很不好，這一問題正在我們身上發生。”

不過，勒文同時也在SVT電視台再度強調，犯罪問題不應該與任何特定的種族背景、膚色或宗教聯繫在一起。

儘管如此，“TV6 News”認為，在犯罪問題和移民問題之間的關係上，勒文似乎正在改變自己原有的一些立場。因為此前，他和他所屬的瑞典社會民主黨都堅決認為，困擾全國的幫派犯罪不應該與移民問題相聯繫。

移民犯罪率太難看，瑞典政府動歪腦筋

對於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旁觀者》週刊指出，瑞典政府長期以來的做法就是否認這些問題的存在。

多年來，從政府的立場，到大部分媒體的説法，都稱“犯罪率上升”是一種虛假概念或虛假新聞。為此，瑞典政府還設立了“公關預算”，僱傭人員撰寫“事實核查”的貼文，以否認國際社會對該國一些事件的報道，但並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去年12月，據俄羅斯衞星社報道，瑞典林雪平大學（Linköping University）發佈了題為《可以信任Brå嗎？對政府研究中偏見的調研》的調查報告。調查發現，該國政府為維護低犯罪率的形象，居然施壓統計機構進行數據造假，“隱瞞、篡改與故意省略”難看的犯罪數據。

調查報告封面

Brå是瑞典國家預防犯罪委員會的縮寫，隸屬司法部。其主要工作是收集犯罪與犯罪預防數據、編制官方犯罪統計數據、評估改革、支持基層犯罪預防工作。

知情人士還透露，由於數據涉及種族及移民等“政治敏感”話題，瑞典司法部施壓政府僱員以“統計方式缺陷”名義篡改數據，且應避開大選發佈。

根據Brå委員會的原始數據，瑞典暴力犯罪案件自2014年開始上升，尤其是在移民和貧困社區。2015年起，性侵、襲擊與搶劫案數量快速上升。當年，來自中東的“難民潮”席捲歐洲，人口約947萬的瑞典則陸續接納16萬移民，人均分攤總數居歐洲各國之首。

2017年，瑞典通報的強姦案數量增加10%，達每10萬人73起，在過去10年基礎上增長了24%。

由於瑞典國內治安環境惡化，中國駐瑞典大使館網站曾於去年12月20日發佈消息稱，中國公民在瑞典遭受財物被盜、被搶等案件多發，破案率較低。中國駐瑞典使領館提醒在瑞典中國公民慎重選擇旅遊地點和居住地區，加強安全防範。

瑞典每10萬人中報案數歷年變化 數據來源：Brå委員會

然而，就在幾周前，瑞典首相勒文甚至還曾以斯德哥爾摩一名上流社會年輕人遭幫派謀殺一事舉例，認為是富裕家庭的孩子消費和使用毒品，從而導致了貧困地區的這些槍擊事件。

《旁觀者》週刊認為，儘管瑞典政府將富家子弟當作是“替罪羊”，但迄今為止，政府一直對犯罪性質的漸漸變化保持着沉默，其中一些犯罪行為甚至非常怪異，讓人難以理解。該週刊還發問，難道瑞典一小部分年輕人濫用毒品，真的就是該國的幫派謀殺率比別國多出十倍的原因？

真實的情況是，一些犯罪行為的性質正在改變，甚至在瑞典出現了新的名詞——“羞辱性犯罪”（humiliation robberies）。許多移民青年不僅進行搶劫，甚至還對他人發出恐嚇和做出有辱人格的行為，而受害者往往是兒童和年輕人。

《旁觀者》週刊最後表示，由於孩子們正面臨着安全威脅，許多瑞典家長才開始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孩子並不生活在他們原本認為的“低犯罪率國家”。雖然政府仍在迴避和否認，但家長們認為，誠實地討論犯罪問題的時候早就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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