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靖：美企脱鈎？數據表明，供應鏈裏有中國才“真香”

【由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系吳靖教授及博士生王子昂、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John Birge教授、喬治華盛頓大學商學院Senay Agca教授完成的一項最新合作研究表明，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今年，擁有中國供應鏈對美國公司運營與財務穩健更加有益，與中國經濟強行脱鈎反而會加劇新冠疫情對美國企業的負面影響。觀察者網就相關問題專訪了吳靖教授。】

觀察者網：新冠疫情延續到今天，西方甚至爆發了第二波疫情，全球經濟可以説是雪上加霜。對於中國出口商而言，西方國家的消費能力是比較重要的參考因素，與上半年相比，您認為總體而言，西方國家消費的恢復情況如何？

**吳靖：**西方控制疫情的思路和能力與中國有較大的區別，至今仍然處於較高的風險下。根據我們的研究，以美國為例，西方國家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是產業鏈下游的居民消費品市場與服務業市場，比如休閒娛樂、醫療保健、交通運輸以及餐廳消費。由於疫情反覆等影響，相關行業在下半年的恢復也不樂觀，總體仍然低於1月份消費總量的50%左右。

不過我們通過研究中美海關的集裝箱清單數據以及跨國供應鏈合約數據發現，以上受影響的行業多數是美國本土的服務業，和中國上游供應鏈的聯繫較少，對中國的衝擊有限。

最近，美國的信用卡總消費的恢復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在10月初的時候，大概只比1月下降了10%。我們傾向認為美國社會總消費的恢復主要來自生活必需品、耗材以及家電百貨等，而這些行業的上游正是中國的產業鏈，客觀上對中國製造具有需求。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國家的“消費能力”不僅僅是居民的信用卡消費能力，也包含位於西方國家產業中游的加工製造和出口。而由於中國的上游產業鏈在這次疫情中表現出了較強的穩定性，擁有中國上游產業鏈企業對於西方國家製造業公司而言，反而是一個利好消息，因為來自中國的中間生成環節零部件供給穩定。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約有17％的出口被視為“中間產品”，這意味着它們是其他企業用來生產成品的零部件投入。這包括電子零件、汽車零件、鋼材等。僅美國企業在2018年就從中國購買了373億美元的中間商品。

基於以上三點，國內很多關於外貿的悲觀態度主要是針對上半年的情況，預計到了下半年，整體的產業環境應該還是比大多數人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企業復工復產，加班加點生產防疫物資。圖片來源：中新網 沙見龍 攝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西方消費品市場和服務業市場受的衝擊比較大，那些企業也可能有債務違約方面的風險，是否有可能產生連鎖反應，導致更嚴峻的經濟形勢？

**吳靖：**我們的數據顯示，西方居民消費品市場和服務業相關企業的資金鍊斷裂風險顯著增大。相比之下，金融、公共設施、能源、基礎製造業以及部分高科技行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

由於西方國家普遍採取了強刺激的貨幣政策，我們認為居民消費品和服務業市場受到的影響暫時不會波及到其他行業。

但與此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服務業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受到衝擊較大，導致美國的低收入人羣就業率大幅下降，至今相比1月份仍然有16%的降幅。如果疫情持續打擊居民消費品市場與服務業，帶來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可能成為美國經濟長期衰退的灰犀牛，從而波及美國其它行業，也會進而影響美國市場對中國製造商品的需求。

觀察者網：中美雖然摩擦不斷，但在許多企業之間還是存在密切的聯繫，您長期關注中美供應鏈，是否觀察到債務風險的轉移問題？有實際的例子嗎？

**吳靖：**我的團隊專注於經濟網絡信貸風險的實證數據研究已經長達5年。從我們研究的全球範圍內上市公司CDS（信用違約互換條約，一種衡量信貸風險的金融衍生品）數據來看，這種由於供應鏈產生的債務風險轉移是實際存在的。由於疫情的全球傳播有一個過程，中國短暫的疫情峯值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疫情峯值完全錯過，這個時間段的差異成為了我們研究觀察供應鏈風險傳導的難得窗口。

在1月末到2月末的短暫一個月中，中國疫情尚未平息，但歐美本土疫情還較輕微，我們觀察到在這段時間內，與中國公司供應鏈關係緊密的美國公司受到了輕微但顯著的影響。由於那時候美國本土披露的疫情還未嚴重，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公司債務違約風險的上升，一部分因素確實來自中國供應鏈的影響。

但是從2月末往後至今的半年多時間，中國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全國的工廠復工，而美國和歐洲進入了疫情的集中爆發期，此時我們又看到依賴美國和歐洲供應鏈的美國公司開始承受更高的債務違約風險；而有中國供應鏈的美國公司，CDS衡量的債務風險卻明顯下降。

在疫情期間，美國企業的CDS債務風險。圖例依次為有中國供應商、沒有中國供應商、有中國消費者、沒有中國消費者

這些金融市場的風險衍生品交易數據證明，擁有中國的供應商和中國的消費者有助於美國企業在新冠疫情中的運營與財務狀況。即使中美摩擦不斷，美國投資者在疫情中，還是認可美國公司具有中國供應鏈的積極作用，對中國生產製造抱有信心和認可，因此美國的金融市場也認為這些公司的信用違約風險較低。

中國供應鏈對美國企業的幫助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當中國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中國的消費品市場恢復顯著，這對美國企業作為出口商是好消息，因為產品可以繼續賣給中國消費者。另一方面，同時因為中國工廠復工迅速，美國的企業也沒有因為供貨問題導致更多的債務風險，這對美國企業作為進口商也是好消息。

放眼全世界，其實新冠疫情精準狙擊了全球的製造業。擁有1100萬人口的武漢是我國的製造業中心之一，此外，疫情嚴重的韓國大丘、德國巴伐利亞、意大利米蘭、美國底特律均是本國的製造業中心。這些城市中，我國的武漢疫情平息和恢復經濟的速度，遠超其它任何製造業重鎮，可見中國製造業相比世界其它製造業中心在大傳染病挑戰面前的可靠程度。

觀察者網：疫情反映出，中美供應鏈之間的聯繫，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還要密切。如果“脱鈎”，對美國經濟是否會帶來災難性的結果？

**吳靖：**首先要明確一點，如果中美脱鈎，並不意味着相關製造業就會流回美國。資本都是逐利的，事實上製造業會更多地轉移到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我們之前還有一項關於貿易戰對全球供應鏈轉移的研究，在觀察者網有報道。

然而，通過此次疫情我們使用全球數據研究發現，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的產業鏈抵抗風險的能力相比中國來説還是比較弱的，抗衝擊能力與恢復能力都比較差。也就是説，對於美國企業，此次疫情反而使得從中國搬走工廠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增加。而且我們還要看到，中國的消費市場更加是跨國企業不願輕易放棄的。中國是美國企業的巨大消費市場，脱鈎不僅使得商品製造成本和風險上升，同時也使得這些企業在中國的市場面臨萎縮。

綜上，如果在這個背景下進行硬脱鈎，對上述美國企業造成的傷害可能會比疫情之前更大。

疫情初期，美國商務部長羅斯曾表示這有助於美國企業迴流。但事實並非如此，美國企業反而因為政府抗疫不利損失慘重

觀察者網：但是很多人對新冠疫情被某些西方國家政治化存在擔憂。雖然中國在抗疫上表現突出，長期來看我們的經濟，以及“世界工廠”與相應的全球供應鏈核心地位，有沒有值得我們擔心的問題和挑戰呢？

**吳靖：**供應鏈很難短期遷移，但需積極準備應變。長期來看，這次新冠疫情也可能會對中國的製造業和全球供應鏈在中國集中佈局產生影響。我們必須有憂患意識，應該對長期的挑戰防範於未然。

具體説我覺得主要有兩個方面原因：首先，資本的本質是追逐利潤、規避風險的，並且是生產製造供應鏈關係的最終決策者。國家政策比如貿易戰中美國總統特朗普施加的關税，確實會影響到企業的決策模型參數。儘管這次中國表現突出，但不能排除部分資本在評估未來佈局時，產生“不把雞蛋放一個籃子”的心態。不管是人為的貿易戰還是自然所為的疫情，一定程度都讓國際資本看到了分散過於依賴中國製造業的風險的需要。

其次，疫情之後，一些國家可能更加意識到供應鏈安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重要性，進而在一些供應鏈關鍵環節進行自身強化。比如重新考量哪些產品可以依靠國外採購，哪些產品應當通過政策鼓勵，建造當地生產能力。當然，新冠疫情確實可能被一些國家政治化利用，我們看到某些國家可能會用所謂“國家安全考量”的強制性行政命令要求部分企業迴歸本土。政治經濟學也許會遲到，但絕不會缺席。

從以往的一些案例來看，越是西方的大企業，對供應鏈夥伴的安全穩定的需求就越高，拿福耀玻璃和通用汽車的供應鏈舉個例子，即便算上美國的現有關税減免，去美國開廠的成本依然比在中國製造加運輸的成本高。那為什麼福耀玻璃還要去美國設廠，原因很簡單，這是作為下游顧客的通用汽車的強制要求罷了，其背景自然與中美關係中的政治因素密不可分。而作為供應鏈上游的福耀，面對客户的需求既是身不由己的，但同時這些變化也許能讓中國企業在更深層次的國際化中看到發展機遇。

事實上，對於中國企業，只要規模夠大，並且放眼國際化，那就一定會受到更多的國際因素的制約。可以説中國“世界工廠”是中國製造“全球領先”的必由之路，但越是接近後者的階段，前者的運營模式也必然受到更多挑戰。

觀察者網：中國政府迅速控制疫情、恢復經濟，有效地幫助儘可能多的企業、行業渡過難關。除此之外，還有哪些措施可以降低企業的風險？這方面經驗的總結，是否會引起企業在財務管理、供應鏈管理方面的改革潮流？

**吳靖：**對於中國企業，面對不確定性日益增大的國際環境，要更注意提高質量，降低債務。中國的製造業經受住了疫情的考驗，更多的企業要趁此機會，加速開放力度，開闢其他國際市場，充分用中國供應鏈的優勢，在疫情中幫助其他國家恢復生產。

另外要投入更多的精力進行研發，突破封鎖，儘快建立健全中國的全產業鏈，避免因為過度依賴國際環境影響供應鏈安全。從國家層面來講，減税降費和適度的量化寬鬆是未來一段時間的主基調，避免我們的優質企業因為抵抗不住短期財務壓力而難以生存。

在此基礎上，中國企業要注重質量發展，不要盲目蹭熱點，面對全球經濟大環境的不確定性，不要盲目加大槓桿累積債務風險，而要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同時，要依託雙循環體系，一方面以創新擴大內需，重視內地市場，滿足內地市場的需求；一方面要擴大開放思維，避免冷戰思維，吸引西方資本投資，以供應鏈為依託加強海外投資。要以疫情為契機，改變以中國為主要的供應基地的價格優勢戰略思維，升級中國製造, 建立國際品牌，讓我們的產品質量和科技含金量上一個新的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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