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拜登能否剋制團隊內部的這一衝動，對中美關係走向很重要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沈逸】

隨着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結果趨於清晰，在排除極小概率的重大顛覆性事實出現的前提下，關注中美關係走向的人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新任總統可能帶來的積極變化；以及更加重要的，通過對相關問題的討論，更深入、全面和準確的認識將對中美關係走向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以及這些因素相互之間的作用機制。

2020年11月16日，已經97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在“2020彭博創新論壇”的線上開幕式上發表講話，呼籲中美雙方合作應對新冠疫情，利用這一機會開展政治對話，為當前緊張局勢降温。他認為，中美關係今年以來的快速惡化，意味着“中美之間正滑向一場‘新冷戰’”。而這種趨勢中，藴含了中美“有些危機會從言語交鋒轉化為實際的軍事衝突”的風險。

基辛格博士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近日，美媒爆料稱特朗普計劃在任期尾聲，基於所謂“人權”“國家安全”理由對中國採取一系列制裁及貿易限制措施，意圖壓縮拜登就職後改善對華關係的空間。

客觀來講，當前中美關係，的確需要必要的修復，尤其是修復特朗普總統任內造成的嚴重損害。但是，拜登的某些觀點，比如所謂構建對抗中國的國際聯盟，顯然也預示着中美關係不會因為白宮換人，就自發重新回到良性發展的軌道上。

很明顯的是，2017年至2020年間中美關係經歷的劇烈下行，再次提醒人們，美國總統這一職位所具有的巨大權限，以及對中美關係變化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但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基辛格博士的歸因是，更直接或間接地將中美關係遭遇的問題，歸結為某位具體總統的具體政策，這種觀點仍存在可以商榷的餘地。如基辛格博士指出的，真正的挑戰，其實是中美兩國、尤其是美國，首次面臨一個真正與自己擁有同樣體量的國家，並難以運用冷戰等歷史上已有的經驗和知識就能簡單找到有效應對方法。

因此，對於美國總統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產生了錯誤認知：美國總統更多發揮的是調整、加速或催化作用，而非簡單意義上的決定或實質性改變。換言之，按照比較學院派的分析框架，具體某個美國總統發揮的作用，真正影響的是中美關係這一結構性存在中已經出現的某種趨勢，可以加速、放大，也可以遲緩、縮小，但很難徹底消除或憑空創造。

就上述認知，可以説，對中美關係產生實質性影響的，是兩組彼此嵌套、且受到時代性科學技術邊界約束的結構：中美兩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以及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關係結構。中美兩國國內的結構，影響的是兩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實力累積和成長的速度，並催生出具有顯著國別特色的認知和理解，包括中美關係在內的各類問題的認知結構。中美兩國在國際體系中的關係結構，受兩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互動關係、技術發展水平，以及決策者的觀念體系等影響。國際和國內兩套結構，彼此嵌套，互相影響，並持續演化升級。

基於這一分析框架，從美國一側來看，冷戰結束以後，面臨的真正挑戰始終只有一個：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收益及成本在國內各階層之間如何分配。研究者關注的通常是美國決策者的戰略、政策以及精英的認知，而美國民眾則通常是以投票的方式來進行自我表達，1992年克林頓憑藉對經濟的重視擊敗躊躇滿志的老布什，2008年奧巴馬用醫保計劃為代表的政策主張成為政壇黑馬，2016年特朗普通過傾聽和表達鏽帶羣體的主張實現了意料之外的翻盤，都是典型的表現。

為減少疫情對人們生活的影響，美國一些地方為居民發放免費食物。圖自新華網

這些典型表現背後共同的原因，在2016年年中福山教授有關美國民主政治衰朽還是重生的文章中得到了比較完整的歸納，關鍵就是0.1%的階層攫取了收益，而其他人承擔了成本；更加微妙的是，民主黨及共和黨的建制派，無法對此作出恰當回應，從而給了特朗普崛起的空間。而特朗普崛起的真正挑戰則是：他提出的所謂解決問題的主張是如此荒誕，用福山教授的話來説，任何修過有關國際貿易基礎課程的人，都會指出其政策的荒誕之處。但客觀事實是，這種荒誕不經的主張，卻得到了相當數量美國民眾的支持，而且其支持者在四年之後，還增長了幾百萬，在2020年的選舉中甚至超過2008年奧巴馬的普選票數。簡單的用反智、民粹、烏合之眾這樣的負面概念來進行標籤化的解讀，並不能真正回答問題。2017年年初，筆者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研討會上提問福山教授，沒有記錯的話，他自己公開否定了2016年文章中的論述，轉而表示，有非常清晰的數據可以解釋特朗普2016年的勝利，主要是外部力量用社交媒體發送假消息進行干預和操控的結果。

這就是當下及可見的將來。美國及中美關係面臨的真正挑戰，是美國精英不願直面美國的真實問題其實出現在美國國內，甚至某種程度上根植於美國製度的深處；他們更願意選擇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尋求一個具有形式上合理性的外部替代性解決方案，即處於崛起通道上的中國。或者説，美國的精英們在一定程度上構建了這樣的共識：美國面臨的真正威脅，是外部存在一個可以和美國形成鮮明對比的中國，只要解決這個問題，美國面臨的問題就不再是一個問題，或者為美國面臨的問題找到形式上合理、結構上科學的解釋，而無需面臨來自事實和實踐層面的衝擊和挑戰。

顯然，對中美關係未來走向得出的判斷，很難説是樂觀的：即使拜登順利入主白宮，組建自己的團隊，上述結構性的問題，不會因為換了一個總統而自動得到解決。正因如此，對未來中美關係進行調整和改善的程度，自然也很難做出樂觀預測。在某些時間段，甚至還可能出現更加糟糕的情況，即因為民主黨政府歷來在意識形態上的特殊偏好，讓中美關係呈現進一步惡化或動盪的態勢。

當然，拜登並非完全沒有作為的餘地和空間，他至少可以做這樣三件事：

第一，接受中方關於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通過務實談判解決具體矛盾和具體分歧的基本思路。從2020年8月開始，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副部長樂玉成，乃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密集、顯著、公開、連續地向美方表達了中方的基本態度與核心立場。從認知上來説，中方表現出以務實態度將中美關係中的矛盾降維而非升級的積極取向。在實踐中，近期剛剛簽署的RCEP，中方將其定調為基於規則的多邊主義國際秩序，充分顯示中方在戰略觀念上的務實、開放、靈活，彈性。

拜登團隊在執政後，如能做出積極回應，對中美關係的和緩與改善，將產生非常積極的意義。需要指出的是，中方已經反覆表示，與美國的對話渠道是全面敞開的，隨時可以談。拜登能否及時接過中方已經遞出的善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察點。基辛格博士對於中美對話可能產生作用的評估，即通過對話相互理解對方的關切，“沒有必要一定得解決問題，但至少將問題緩解到未來可能取得進展的程度”，這是比較客觀的。當然公允地説，中國始終沒有斷絕過對話的渠道以及努力，球現在美國一側。

11月16日，97歲的基辛格博士在“2020彭博創新經濟論壇”（線上）開幕式中講話。視頻截圖

第二，迴歸務實的態度，調整和轉變那些“七傷拳”政策。特朗普對中國實施的很多政策，無論是關税戰或基於泛化國家安全認知的技術管控，又或者對中美人文交流的瘋狂阻斷，都是那種“未傷人，先傷己”的戰術盲動。拜登可以用務實的態度去改變這些政策。當然，這並不容易，因為這種改變需要得到跨黨派支持，而就目前美國國內政客的普遍表現來看，將遭遇巨大阻力。拜登本人的國會議員經歷，可以帶來積極幫助；但其個人特質以及核心團隊的複雜成分，會帶來額外的不確定性影響，究竟能夠做到什麼程度，值得慎重觀察。

第三，剋制通過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來交換短期政治回報的衝動。特朗普執政四年，留下的最主要的負面政治遺產，就是一個近似神經質的對華惡意的政治氛圍，乃至政治生態。這種態勢，有點類似美國歷史上出現的紅色恐慌。基於美國國內政治的基本結構，當進入這種生態時，惡化中美關係的政策或政策宣示，短期內可以帶來一定的、甚至是相當顯著的政治回報。

考慮到政治共識在美國國內遭到破壞的程度，以及2020年選舉過程中各方表現出的高度政治化乃至突破邊界的政治化操作，出於功利化的政治精算或許會出現這樣的交易思路：在全球多邊主義與傳統盟友方向，進行大規模調整；同時強化對中國在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壓制，從而實現美國國內政治的交換和對沖。能否剋制或約束團隊內部的這種衝動，將是對拜登戰略判斷和領導決策能力的一個嚴峻考驗。

綜上所述，觀察人士也許可以做出審慎且傾向樂觀的判斷，畢竟拜登不是特朗普，周邊團隊也具備更多的可溝通性和可談判性。但是中美關係未來的發展，註定不會因為一個領導人的更替就發生如善良的人們所樂見的那種大範圍、急速的調整和變化。當然，在做好相應的心理建設之後，完全不妨礙、甚至更有助於各方盡最大努力爭取更好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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