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大選“押寶”特朗普？其實你不懂美國和“美式民主”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拜登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勝令許多中國人深感驚訝。從媒體上看，似乎連大多數評論員都相信特朗普會贏。儘管拙文《拒絕新冷戰”，美國的第三種流派能否打破僵局？》提前預測到了拜登有可能獲勝。事實上，拜登在民意測驗中以壓倒性多數獲勝，以遠遠超過500萬的選票擊敗特朗普，而且拜登在選舉人票上以306對232碾壓特朗普。
美國大選結果澄清並解釋了美國內政動態分析中的許多問題。由於準確分析美國大選後續發展對中國也很重要，因此下文將會分析促成拜登當選的各種力量以及這些力量在本屆美國大選之後的發展趨勢。這是因為，正如那些錯誤地預測特朗普將在選舉中獲勝的人所看到的那樣，基於臆想而非事實的分析會導致預測出現嚴重失誤。
拜登戰勝特朗普背後：美式“偽民主”與“假普選”
要準確分析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的形勢，有一點至關重要：“特朗普曾經代表過美國大多數選民”不過是一種荒誕的説法而已。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領先特朗普290萬張選票——事實上，自1992年以來的8次總統選舉中，民主黨有7次獲得的普選票數超過共和黨。但是，在美國的政治制度中，總統是由選舉人團選出的，而非由贏得最多普選人票的那個人當選，這不是所謂真正的民主。這種制度故意偏袒那些傾向於共和黨的農村小州而不利於大城市的大州——後者傾向於投民主黨的票。這幫助特朗普贏得2016年總統大選，儘管他獲得的普選人票少於希拉里。
儘管普選票不如希拉里，特朗普依然贏下了2016選舉（圖片來源：人民網）
此外，這並不是美國政治制度唯一的反民主特點。參議院不是按人口比例選舉產生的，依然是隸屬共和黨的鄉村小州的代表人數超出比例。另一個反民主的特點可能在下一個時期變得極其重要，那就是最高法院。目前，共和黨在最高法院佔據6比3優勢。美國政治制度的一個反民主的特點是，最高法院被允許推翻民選總統和民選國會做出的決定。簡言之，在民主的外衣下，事實上一系列反民主的特點保護了政治當權派的利益，使其不受美國民眾投票的影響。
因此，任何認為2016年和2020年特朗普代表美國多數人的觀點，不過是臆想而已。2020年唯一的問題是，拜登獲得的選票是否多到足以扭轉美國選舉制度的反民主特點。2016年，民眾對希拉里·克林頓缺乏熱情，尤其是黑人民眾，這意味着她在民眾投票中的領先優勢不足以扭轉美國政治制度的非民主性。相比之下，2008年和2012年的奧巴馬，以及2020年的拜登，都能夠克服這種有利於共和黨的反民主傾向。但特朗普在任何時候都沒有獲得多數人的支持。他不是一個受歡迎的總統，而是一個不受歡迎的總統。
特朗普真的代表美國“工人階級”嗎？
至於哪些社會因素幫助拜登贏得2020年大選中的多數選票（2016年希拉里敗選的其中一個因素是她獲得的普選票也低於拜登），首先在被部分中國媒體錯誤理解的一點是，他們認為特朗普代表的是“工人階級”或低收入美國人。數據顯示，這完全不屬實——特朗普是由富人階層支持的候選人。
民調顯示，2016年，希拉里在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50%-42%）的美國家庭中的支持率領先特朗普8%，而拜登則在2020年進一步領先12%（55%-43%）。相比之下，在收入10萬至19.9萬美元的家庭中，拜登的支持率領先特朗普15%。
從總體趨勢來看，拜登在年收入低於5萬美元的家庭（55%-44%）和收入在5萬至9.9萬美元（57%-42%）的家庭中的支持率遙遙領先，而特朗普在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54%-42%）中的支持率遙遙領先。
因此，這一證據非常清楚地表明，特朗普代表“低收入美國人”和“工人階級”的説法，純屬特朗普的宣傳，部分中國媒體不應人云亦云。事實是，特朗普是收入狀況較好和富裕階層支持的候選人。
反感美國“政治正確”的中國人，其實不瞭解美國
對美國選民階層和收入趨勢的分析不可避免地與種族及種族問題有關，因為非西班牙裔白人現在只佔美國總人口的61%——除此之外18%是西班牙裔，13%是非裔美國人，5%是亞裔。此外，西班牙裔和非洲裔人口的工資比非西班牙裔白人低得多。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除了工資較低之外，還受到種族歧視，亞裔美國人也是如此。因此，根據上文分析過的總體收入趨勢，雖然絕大多數白人選民支持特朗普（58%-41%），但在非裔美國人（87%-12%）和拉美裔（65%-32%）中，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支持拜登。亞裔美國人中的61%投票支持拜登，34%的則支持特朗普。
上述事實也意味着，部分中國媒體未能準確分析特朗普從未獲得多數美國人支持，與另一個問題有關。中國政府一貫堅定奉行反對種族主義、反對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歧視的政策。毛澤東曾專門寫了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主義鬥爭的著名文章——《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支持非裔美國人抗暴鬥爭。美國黑人領袖是中國的貴賓——杜波伊斯，他甚至被邀請在中國國慶慶典上與中國領導人一起站在講台上。
因此，看到部分中國媒體攻擊“政治正確”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在美國，推崇“政治正確”特別意味着強烈反對種族主義和其他形式的歧視。隨着美國反華仇外心理和反華族主義的抬頭，反種族主義和反歧視運動與中國的關係正變得更加直接——這股反華風潮與特朗普試圖將新冠貼上“中國病毒”的標籤直接相關，從而導致美國針對華裔或中國公民的人身攻擊和言語攻擊事件不斷增加，美國的反華情緒也愈演愈烈。
這種反華仇外心理，反過來又導致美國國內出現反對這種反華趨勢的新動向。美國大眾傳媒一向偏愛攻擊自己祖國的中國人或華裔。但是，新冷戰的興起，以及美國國內反華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的興起，第一次導致了美國華裔組織和更廣泛的海外華人組織成立起來，以反對這些趨勢。
正是那些支持“政治正確”的人最直接地反對和譴責這種反華仇外心理，而對中國進行仇外、種族主義和冷戰攻擊的通常是“政治正確”的反對者。此外，如果民主黨被視為“政治正確”的政黨，而共和黨則被視為反對“政治正確”的政黨，那麼從已經給出的數據來看，民主黨的民意支持率明顯高於共和黨。
因此，這很令人奇怪，攻擊美國國內的“政治正確”直接違背了中國的利益。而部分中國媒體支持的那些美國國內反對“政治正確”的勢力不僅是美國國內的少數派而且同時也是最反華和反華勢力中的一員！
這些議直接關乎美國的階級矛盾和種族矛盾之間相互交疊的關係，以及特朗普對種族主義的支持如何直接導致了他的失敗，尤其是他在低收入美國人中遭受壓倒性失敗。
種族主義從美國建國之初就已經存在——對北美和南美洲的土著居民進行了屠殺，美國的建立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種族滅絕的一部分。這種種族滅絕般的屠殺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拉丁美洲進行的，在北美則主要是由英國人和北歐定居者進行的。據估計，多達5500萬土著人在殖民者征服北美和南美的過程中被殺。死亡數量如此之大以至於研究發現其規模大到甚至足以改變地球的氣候，因為在人口迅速減少之後，大片的植被和農田被遺棄了。重新置身於無人管理的農田中的樹木和植物開始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從大氣中排出大量的温室氣體，使得地球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約0.25度。從數字上講，這種種族滅絕的規模甚至遠遠超過20世紀最嚴重的種族滅絕——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
導致土著人口中死亡人數最多的是疾病，但這本身就是殖民者利用的一種武器。例如，英國駐北美部隊使用“生物戰”，其他手段還包括對美洲土著居民使用最直接的暴力手段。僅以一些最臭名昭著的案件為例，1755年，馬薩諸塞州州長威廉·雪莉（William Shirley）懸賞屠殺印第安人：一個印第安男性的頭皮40英鎊，女性或12歲以下兒童的頭皮20英鎊。1756年，賓夕法尼亞州副州長羅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在他對特拉華州印第安人的宣戰宣言中提出：“每上繳一個12歲以上的印第安男人的頭皮將獎勵西班牙銀元，每上繳一個印第安女性的頭皮將獎勵50西班牙銀元，作為他們被殺的證據。”
當然，從1619年開始，與對美洲原住民進行種族滅絕的同時，奴隸制也被引入美國。總共有1500萬奴隸從非洲運往北美和南美。即使在美國內戰促成奴隸制廢除一個世紀之後，吉姆·克勞法（俗稱“種族隔離法”）仍在美國實行。現在反非裔美國人的種族主義在美國仍然很普遍。
簡言之，種族主義植根於美國國家建立的基礎之上，從美國建國之初就與美國的階級密不可分、並被其影響和塑造。
種族主義陰影下華裔美國人開始覺醒
但如果説美國原住民和非裔美國人是種族主義的最大目標，那麼從美國建國起美國政府就習慣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中國和中國人。美國通過了許多反華法律，其中完全禁止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排華法案》只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其他時候，被美國僱傭的成千上萬的中國勞工通常從事最艱苦和最危險的職業，比如修建鐵路、隧道、橋樑等。
修建太平洋鐵路的華工（圖片來源：網絡）
今年11月7日，在“美國大選與中美關係未來”國際研討會上，美籍華人康浩欽（Sean Haoqin Kang）極為準確地概述了反華言論和行動所產生的作用，以及為什麼在美籍華人中開始組織起來反對這些言論和行動。鑑於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筆者覺得有必要為讀者引用他的發言：
“我們是一羣散居在西方的華人……我們當中很多是美籍華人，這一議題關乎我們身份認同的核心問題……儘管中國人與美籍華人確實是兩個不同國家的公民，但我們的命運在根本上是彼此相連的……
拜登在競選中確實承諾會迴歸‘正常’：那是一個聽起來很不錯的詞——‘正常’，充滿了對‘充滿活力的民主’的渴望，希望建立一個尊重‘人權’的‘以法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拜登在競選中還承諾要恢復‘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在我從一個更特殊的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時，我懇請各位聽眾原諒我，作為一個美籍華人，分享一下我們曾經在這個‘正常’下經歷過什麼，這麼多年來，這些崇高的言語之下，對我們華裔美國人意味着什麼…
作為美籍華人，我們生活在一個承諾‘人人享有自由和正義’的國家，但越來越明顯的是，這種信任是錯誤的，多年來一直被嚴重背叛。我們只需要回顧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從很早的時候，就可以看出這就是事實。
在19世紀，特別是在西海岸，是美籍華人修建了鐵路，耕種了肥沃的農田，建造了城市。我們是怎麼得到獎勵的呢？比如在法庭上否認種族清洗，甚至剝奪他們作證的基本權利。觀眾肯定認識錢學森這個人，他對美國的科學帶來了非常巨大的貢獻，他是噴氣推進實驗室的共同創始人。但是在麥肯錫主義的影響下，他還是受到了很惡劣的對待。當然，在今天美國人享受的科技繁榮中，美籍華人也扮演了不小的角色，但我們得到的是越來越多的間諜和政治迫害指控，而且這些指控只會一天比一天嚴重。
不，美籍華人在這個國家是享受不到正義的。1982年，陳果仁在密歇根州被謀殺時，殺害他的兩個兇手獲得了緩刑，顯然這就是一條中國人的生命在這個國家的價值。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一場被公認為是由美國銀行不負責任的做法造成的危機，在美國唯一受到刑事起訴的銀行是總部設在唐人街的華人銀行—— 國寶銀行(Abacus Bank)。據報道，從3月到6月，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事件激增，其中2120起與新冠肺炎有關。
正如美籍華人經常被美國利用、虐待和背叛一樣，“恐中”和反華政策在兩黨的支持下佔上風。正是在民主黨人克林頓的領導下，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遭到轟炸。正是在共和黨人布什的領導下，美國開始接待某些流亡政府及其附屬組織，希望在中國國內煽動分裂主義。在民主黨人奧巴馬的領導下，儘管亞洲在金融危機後穩定了全球經濟，但美國還是選擇將西太平洋軍事轉化為“重返亞洲”。當然，在奧巴馬的領導下，美國開始限制華為，加強對中國香港的干涉。顯而易見的是，在共和黨出身的特朗普的領導下，以上兩項政策達到了頂點。當然，兩黨政府都在環境問題上批評中國，儘管是美國向中國出口廢物和垃圾。
這一切都表明了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的實際關係：一種純粹的剝削性關係，在這種關係中，美國可以隨意抽取中國的勞動力、財富和資源為其所用。這一定義延伸到中美早期關係。19世紀西方對華的非法鴉片貿易，造就了一個全新的美國富人階層，他們的受益者包括哈佛大學、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家族和福布斯家族，前國務卿約翰·福布斯·克里就是他們的後裔。美國現在只是在尋求實現同樣的目標。美國非常滿意中國能夠製造出物美價廉的玩具等商品。這只不過凸顯美國這個國家的掠奪性質而已，畢竟美國是建立在其掠奪的大陸上，且是用偷來的勞動力建造的，這其中的勞動力也包括中國人。
然而，美國並不滿足於僅僅剝削中國人民。當中國人民站起來反抗的時候，美國勃然大怒，並部署武力。在反對美國侵略朝鮮的戰爭中，在被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打敗後，美國對中國和朝鮮人民發動了生化戰爭，美國當局有些人甚至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攻擊。同樣的核威脅也籠罩着亞洲的其他衝突，包括越南和台海危機。它表明，當目標是亞洲人或太平洋島民時，美國對核武器的使用是如此毫不在乎……
所有這些，所有這些痛苦，所有這些磨難，為了什麼？入某些人所説的，為了新鮮的空氣和自由？這個國家（普通美國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已經停滯40-50年，而我們美籍華人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普通美國人。事實上，亞裔美國人是受新冠危機影響最大的羣體之一。
即使在新的時代，新的冷戰，新的不公正下，不管誰在美國大選中獲勝，社會不平等問題也不會真正被解決，因為它不會開始於特朗普政府，也不會終結於拜登，而是追溯到幾代人之前。因為對於我們這些美籍華人來説，這些問題始於殖民者第一次來到這個大陸，屠殺和掠奪整個大陸的人民，破壞整個生態和環境，用奴隸勞動力建設自己的國家，這是對他們自己宣稱的價值觀的嚴重背叛。對於我們這些美籍華人來説，這些問題始於19世紀帝國主義者摧毀我們的祖國。
我們看不到美國的本質會在短期內發生變化，因為歷史告訴我們，我們一直是美國的敵人，要麼被壓垮，要麼被人利用和剝削。中國人唯一被美國‘接受’的時候，是他們甘於充當美國的喉舌，讚揚美國所謂的自由和優越的政治制度，證實對中國的批評和攻擊。觀眾肯定對這類華裔很熟悉。但是，請記住，這些人雖然可能高聲地坐在給他們的講台上，但他們並不代表美國華裔工人——他們在低薪工作崗位上長時間辛苦工作，居住在貧困的住房和惡劣的環境中，並且經常面臨國家暴力。”
新冠疫情使黑人社羣改變了這場選舉
美國階級和社會結構的這些長期結構性特徵及其與種族的相互關係，是直接導致到拜登贏得大選、特朗普敗選的原因。誠然，有必要指出，特朗普應對新冠疫情的糟糕表現使他輸掉了選舉。但這是通過新冠疫情對美國黑人羣體所產生的特殊影響來實現的。
新冠疫情無疑讓美國社會充滿了火藥味——超過23萬人死於疫情，超過2000萬美國人失業。但這對美國黑人人口造成了不對稱的打擊——黑人的疫情死亡率遠高於白人，而按比例計算，非裔美國人的失業率遠遠高於白人。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警察的種族主義謀殺——本身就是一個頻繁發生的事件，最終在黑人社區領導下演變為“美國之春”。在種族主義警察謀殺喬治·弗洛伊德之後，美國發生的大規模示威行動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有多達2500萬人參加。所有民調顯示，絕大多數人反對特朗普的這一點和他的種族主義反應——74%的美國人稱，他們支持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後在全國各地舉行的抗議活動。
這個由黑人社區領導的社會運動一直延續到總統大選。正如《紐約時報》在談到支持拜登戰勝特朗普的賓夕法尼亞州時所指出的那樣：“小約瑟夫·R·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被宣佈為獲勝者，當阿巴拉契亞山脈以東的郡集體‘左轉’時，該州（即民主黨人）重回藍色。這個戰場州有20張選舉人票，足以決定性地使選舉對拜登有利，並推動他取得勝利。”
拜登獲得最高投票率的選區是在密集的人口中心，包括費城及其郊區，以及匹茲堡之家阿萊格尼縣……
拜登在黑人佔多數的費城縣選區贏得了大力支持。贏得足夠多的黑人選民——民主黨的核心支持者，對拜登至關重要，尤其是2016年希拉里·克林頓在黑人選民中表現平平之後。”
圖片來源：新華網
更普遍地説，黑人選民的鼎力幫助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的城市乃至喬治亞州等傳統共和黨州獲得意外勝利，對特朗普造成了致命打擊。美聯社就這一趨勢進行了很好的總結，在題為《拜登的勝利揭示了黑人選民的力量》（Biden’s win reveals power of Black voters）的文章中，美聯社美國大選結果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鑑於這一程序非常重要，筆者在此介紹給大家：
當埃裏克·謝菲爾德第一次看到喬·拜登在佐治亞州的計票中領先時，這位52歲的黑人立刻想：這證明了我們的選票是重要的……
毫無爭議的是，黑人選民是推動前副總統當選的國家力量。通過壓倒性地支持拜登並以規模龐大的人數現身支持，黑人選民不僅幫助民主黨將熟悉的戰場州交給民主黨，而且他們還在共和黨長期以來的堡壘喬治亞州創造了一個新的州——有可能在未來數年重塑政治競選……
根據美聯社VoteCast欄目對全美範圍內的逾11萬選民的調查發現，黑人選民佔全國選民總數的11%，其中9/10支持拜登……
但與希拉里相比，拜登在黑人人口眾多的關鍵地區吸引了更多選民。在包括底特律在內的密歇根州韋恩縣和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拜登的選票總數有所增加，這拉大了他與希拉里的差距，而特朗普在這樣的選區的得票總數不及民主黨。在密爾沃基，民主黨的選票增加了約2.8萬張，超過了拜登在該州領先的2萬張選票……
根據美聯社的分析，在75%以上的人口為黑人的費城，拜登至少獲得該市93%的選票……
但也許黑人選民影響力最顯著的證據是在佐治亞州，拜登的微弱優勢可能使他成為近30年來首位贏得共和黨大本營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到目前為止，民主黨在佐治亞州增加了58.86萬名選民，而特朗普只增加了36.69萬人。拜登幾乎一半的得票率來自四個最大的縣——富爾頓、德卡布、格温內特和科布——都位於擁有眾多黑人人口的亞特蘭大大都會區。
拜登在星期六晚上的勝利演講中承認了黑人選民的作用，並指出‘非裔美國人社區再次站出來支持我’。
2008年和2012年，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獲得的黑人支持率創下歷史新高。但在2016年，主要城市的黑人選民投票率大幅下降……
對於許多黑人女性來説，拜登選擇的哈里斯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提名為副總統人選的黑人女性，也是第一位擔任副總統的南亞女性，這使得她們的選票被視為民權運動者的成果……
美聯社指出：‘這種情緒的背後是大規模的選民動員攻勢。’
黑人選民事務基金(Black Voters Matter Fund)的目標是超過15個州，派遣一隊巴士在全國各地進行公路旅行。僅在佐治亞州，他們就接觸了50多萬選民，發送了近200萬條短信……佐治亞州州務卿稱，富爾頓郡和格温內特郡的黑人選民登記人數都增加了40%。這一增長在很多郡超過了同一時期黑人人口6%的增長速度。
投票率也可能因為在疫情期間更容易投票的新規定而增加。在佐治亞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初選中，許多黑人選民經歷了排長隊的情況，許多黑人選民被鼓勵利用郵寄和提前投票的方式，幫助拜登的競選團隊提前獲得這些選票。
總而言之，正是因為黑人沒有在2016年投票給希拉里，她才輸掉選舉，而到了2020年，黑人投票給拜登，拜登才贏了。簡而言之，新冠疫情決定了選舉的結果，並通過美國錯綜複雜的階級和種族結構反映了出來。
特朗普走了，但拜登不會比他更靠譜
對美國內政形勢進行準確的分析，有助於預測拜登在總統任期內的施政方針。
當然，中國將正確地尋求利用拜登當選總統所創造的每一個積極的機會。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其中一些機會是真實存在的。如果美國不再發動冷戰，諸如“拒絕冷戰”之類的組織將沒有必要存在，我會很樂於見到這樣的情況發生。但不幸的是，這不符合現實。還有，令人遺憾的是，美國致力於冷戰的勢力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中都存在。拜登政府與特朗普政府的區別主要在於兩者反華策略有所不同——不同之處在於如何針對中國，而不是是否攻擊中國。鑑於美國總統大選前的形勢，很容易預測拜登政府的政策。
特朗普輸掉選舉，是因為他應對新冠疫情的災難性表現以及由此產生的由美國黑人社區領導的大規模社會示威活動——這使他的白人種族主義競選口號不堪重負。因此，這些因素意味着美國總統大選壓倒性地關注國內問題，即使特朗普試圖將美國選民的注意力引向中國也無濟於事。
但拜登並沒有引導或領導喬治·弗洛伊德遇害後的大規模社會示威活動——他只是隨波逐流而已。事實上，他早期在這些抗議活動中的一些言論，比如説警察應該射殺抗議者的腿而不是心臟，引起了人們的嘲笑。儘管為了贏得大選，拜登把精力集中在內政問題上，但他本人從未與特朗普的反華攻勢“劃清界限”，相反，他早年曾全面參與了奧巴馬/希拉里的重返亞洲戰略。
可以預見的是，在世界某些地區，美國的政策不會發生任何重大變化。在拉丁美洲，美國對繼續執行對委內瑞拉、古巴、玻利維亞以及其他國家的侵略政策——拜登已經明確表示，他尚沒有改變特朗普的拉美政策的計劃。
考慮到他以往的政績，以及他身邊的顧問，拜登將對中國繼續實行反華政策，但會採取不同於特朗普的策略。當然，筆者樂見這一分析出錯，如果拜登政府改弦更張，與中國構建互利共贏關係。但就嚴肅的事情而言，幻想無益。在這種情況下，樂觀或悲觀都不可取，而應實事求是。筆者完全支持中國在拜登總統任期內與美國建立更好的關係，但準確評估美國內政形勢也很有必要。
在個別問題上，拜登政府將做出改變。拜登宣佈，他的政府將重新加入《巴黎氣候變化協議》。這可能為與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合作開闢道路，就像奧巴馬執政時期那樣。顯然，中國和世界大多數國家對此表示歡迎。拜登宣佈，美國將重新加入世界衞生組織（WHO）。這是值得歡迎的一步。相信人們都樂見美中兩國在抗擊疫情方面展開合作。
當然，上述的這些舉措都會受到歡迎，但也有必要看清美國政策的總方向。奧巴馬政府認為，鑑於中國的經濟活力強於美國，如果美中之間直接進行和平競爭，美國是否會獲勝並不完全確定。因此，奧巴馬試圖建立一個廣泛的“反華聯盟”——藉助“重返亞洲”戰略，創建針對中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謀求在南海製造緊張局勢等。為了試圖建立這樣一個廣泛的“反華聯盟”，奧巴馬準備對德國等美國的重要盟友讓步，試圖引誘他們加入這樣的聯盟。
拜登是奧巴馬對華政策的深度參與者（圖片來源：網絡）
不過，特朗普和他所代表的勢力認為，美國無法接受為組成廣泛的反華聯盟而向盟友讓步的政策。相反，其他國家應向美國轉移資源，以便美國增強實力，並能直接對中國採取侵略政策。這是“美國優先”的核心內容。因此，特朗普和拜登的反華策略有所不同，因為兩者背後所代表的勢力的訴求大相徑庭。但拜登和特朗普的區別只在於如何實施反華政策，而非是否要反華。
拜登幾乎肯定會重回奧巴馬的“廣泛的反華聯盟”戰略上來，因為時任副總統的他是啓動這一政策的參與人之一。也即是説，美國的反華政策將會繼續得到執行，但策略會與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
拜登政府的對華策略可能會有其他變化。美國的許多反華分析師認為特朗普在對付中國時犯了戰術錯誤。關税是一個錯誤政策，因為這些關税是由美國民眾支付的，此外美國不應在其不佔優勢的領域——高品質的中等科技製造業對付中國。相反，有人認為，美國的攻擊應該集中在其強項——高科技和金融上。美國應該集中精力削弱華為和Tiktok等中國最頂尖的科技企業實力，因此拜登被敦促不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關税上，而是對中國進行“技術封鎖”，並儘可能利用美國金融體系對付中國。
但所有這些都只是策略上的變化而已，而不是改弦易轍不再對付中國，而且如上文分析所述，拜登將繼續推行反華政策。當然，筆者樂見中國會有與美國改善關係的機會，拜登改變外交策略也可能會給中國帶來風險。但不應幻想本屆政府不會繼續對中國採取反華政策。
最後，有必要分析一下拜登的執政前景。拜登沒有能力處理當前美國面臨的極其嚴重的經濟問題。正如上文已經分析的，他也沒有領導這次的美國黑人示威活動，執政之後他會試圖消解黑人人權運動。在這種情況下，鑑於美國政治制度的反民主特點，可以肯定拜登的總統任期將會是虛弱和困難重重的。因為事實上共和黨控制了最高法院，如果共和黨在即將在1月舉行的參議院選舉之後保持對參議院的控制，那麼問題將會變得更尖鋭。在這種情況下，儘管特朗普在這次選舉中遭受失敗，但捲土重來也不無可能。總之，即便拜登的反華策略會不同於特朗普，甚至在個別問題上他會試圖與中國合作，但他的反華總體戰略將會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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