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西方如何跳出“國強必霸”邏輯，真正理解中國和中華文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和國際研究學者馬丁·雅克研究中國很多年了，他一直以來向讀者們宣揚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並不是一個與西方國家一樣的民族國家，中國的主要特徵來自於中華文明的歷史，而不是來自於19世紀才剛剛成型的民族國家。西方一直試圖用西方的方式來理解中國，這是個很大的錯誤。雖然中國和西方國家有相似和共同之處，但從根本上講，中國與西方大不相同。過去不同，現在仍然不同，今後也永遠不同。在最近的一次視頻演講中他再一次重申，“我要説這是最根本的一點，那就是中國是文明的產物，而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產物。”
馬丁·雅克的正確性，主要體現在他與西方主流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派之間的割席和對立。
馬丁·雅克在最新視頻中再次強調中國是文明國家，而非民族國家
長期以來，現實主義學派堅持認為國家不是別的什麼，就是通過權力追逐最大利益的行為體，而國際體系也不是什麼別的，就是一羣國家行為體在一個固定的內在結構中的集合。就像是西方主流經濟學萬變不離其宗的那幾個教條，主流國際關係學也堅持用權力行為、自利動機、羣體結構、無政府狀態這幾個基本假設來界定自身，不容忍有可能顛覆掉整個體系的其他假設，例如關於某些國家不是nation-state（民族國家）而是civilization-state（文明國家）的假設。
所以，自上個世紀90年代文明國家這個概念出現，專用於描述中國、俄羅斯、印度和土耳其等這樣一些必須通過其自身連續歷史和獨特文化來理解、不能簡單混同於西方式民族國家的特殊國家之後，馬丁·雅克等人就一直使用這個概念來説明中國的崛起，並大力反對主流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派那種刻舟求劍、緣木求魚的理論路徑。
但是，一二十年過去了，同意這一區分並嘗試通過文明這一概念來再造當代國際關係理論體系的西方學者並不多，馬丁·雅克等人的學術影響並不大。
西方學者整體上的失敗
結果就出現了一個非常矛盾的現象：面對中國的高速崛起，一方面，西方學者在如何理解這一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時遇到了越來越大的困難，另一方面，西方學者在整體上卻失去了過去在西方高速崛起時期的那種觀念變革和理論創新能力，陷入了一種茫然失措和左支右絀的狀態。
於是人們看到，固守在主流的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傳統中的這一部分人，繼續拒絕承認中國和平崛起並堅持和平發展道路的現實，繼續將中國視為一個新興的西方式霸權國家，繼續按照現實主義的國際關係假定推演中國崛起對於既定世界秩序的衝擊。典型的代表人物例如約翰·米爾斯海默的“鐵籠子”論、格雷厄姆·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論等，最後的推論都是“中美必有一戰”。另外也包括諸如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這種流氓政客們胡編亂造的昏話，如一口咬定今日中國就是前蘇聯的翻版，然後將中美關係硬塞進類似於半個世紀前的冷戰那種對抗格局當中。
而認為有必要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引入文明因素的這一部分人，共同之處在於都不同程度地認識到，在理解中國崛起現象時，必須要承認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嚴重不適用，有必要在文明國家和民族國家兩者之間做出區別，並致力於發展出關於文明國家的系統性理論。由於這一個理論研究方向主要是因應中國的崛起這個重大問題，所以廣義上包括承認中華文明特殊性、將中國與西方國家從本質上區分開來的各種解釋理論，其中除了馬丁·雅克等人以“重要的事情説三遍”方式不斷重複的civilization-state和中國是其文明的產物等論述，也包括弗朗西斯·福山關於中國政治體制的現代化和連續性的相關理論，以及諸如戴維·戈德曼等時政評論家反覆強調需要考慮中國有着5000年連續歷史、不能簡單類比於前蘇聯或日本這樣一些非主流觀點。
但是，很難説這一個研究方向就代表了正確。實際上，當馬丁·雅克在試圖對中華文明進行解釋和説明時，基本概念和邏輯並不清晰，在他最近的這次演講中，孔子的學説、“關係”文化、漢語漢字、中華美食等都被毫無聯繫地混在一起代表中華文明傳統的特殊性，而在試圖解釋為什麼中國人認為中華文明更優越而中國歷史上又沒有擴張主義傳統時，卻又語焉不詳，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根本差別，也沒有説得很清楚。
至於那位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發展出“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塑”相關理論的塞繆爾·亨廷頓，在做出了“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險的方向將是不同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的驚人斷言之後，卻也沒有開出什麼新局面，在分析“文明集團之間的衝突”時，也還是現實主義國際關係學派在分析民族國家之間衝突時的老套路。在他當時所預言的2010年的世界中，中國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角色”不斷的“自我伸張”，終於壯大成為了“東亞和東南亞的支配力量”，給世界的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也開始“與歷史已經證明的美國利益相悖”，於是一場肇端於南中國海中美軍事衝突隨後迅速蔓延到整個歐亞大陸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地爆發。
亨廷頓沒敢沿着核戰爭的方向推演下去，因為他的書名叫文明的衝突而不是文明的結束。但是即使假定所有參戰國都只使用常規武器，這樣一場混戰下來，後果也是難以想象的。他寫道，“幾乎不可避免的是，所有主要參戰方的經濟、人口和軍事實力急劇下降。其結果是，幾個世紀來全球權力先是從東向西，然後又反過來從西向東轉移，現在變為從北向南轉移。文明間戰爭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於參戰的文明。”（亨廷頓，1996年）
而中國在這個預測模型中，其實也還是被當作了一個典型的新興霸權，雖然換上了“中華文明”的新瓶子，裏面卻還是西方式“國強必霸”的老酒。
綜合上述，可以認為，到目前為止西方學者關於中華文明和中華文明5000年的論述，並沒有發展出什麼有價值的思想、得出多少有意義的結論。在理論上既沒有形成基本概念，也沒有建立起基本的理解框架。説來説去，還是沒能解釋清楚為什麼中國的崛起會是和平崛起，為什麼中國可以如其所承諾的那樣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
中國關於中華文明的論述
近年來，中國方面用於説明中國和中華文明自身的話語開始大量出現。官方的正式表述包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偉大實踐中得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近七十年的持續探索中得來的，是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九十七年的實踐中得來的，是在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由衰到盛一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得來的，是對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傳承發展中得來的。”（習近平，2018年1月）
“中華文明經歷了5000多年的歷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着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習近平，2019年5月）
“在5000多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一直追求和傳承着和平、和睦、和諧的理念。中國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血脈中沒有稱王稱霸、窮兵黷武的基因。無論發展到哪一步，中國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永遠不會把自身曾經經歷過的悲慘遭遇強加給其他民族。”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2020年9月）
這些中國話語的出現，為理解歷史上的中華文明5000年和當下的中國崛起，開闢出一條新的理論路徑。
這些話語告訴世界：
第一，當代中國的崛起並非當代世界歷史中的新興國家經濟起飛事件，也並非近代世界歷史中的大國興衰事件，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這是一個需要放在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歷史運動中來理解的巨大事件；
第二，中國的和平崛起，並非當代世界的國際關係歷史所決定的，也並非近代世界的戰爭與和平歷史所決定的，歸根結底也還是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文化基因所決定的。
無論這些話語在翻譯成外文時外人如何解讀，外人是否理解，中國方面關於中華文明的問題，已經解釋的相當透徹。
首先要看到，這裏有一個往往被人們忽略的事實：英文的civilization這個詞與漢語中的文明這個詞，意思並不完全一樣。
英文表示文明的civilization這個詞，出現得很晚，最初是作為與矇昧savagery和野蠻barbarism兩個詞相對的一個概念創造出來的，用於表示18世紀時歐洲城市中剛剛出現的那種整潔乾淨的、講究禮貌的、輕鬆舒適的生活，以區別於過去那種骯髒的、粗野的、貧苦的鄉下生活。
蘇格蘭哲學家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於1767年發表了一個論文集，名字叫《文明社會的歷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該書的主題就是：不僅個體從幼童長大為成人，物種羣體也從粗野成長到文明。（Not only the individual advances from infancy to manhood, but the species itself from rudeness to civilization.）
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文明一詞，從誕生伊始，就兼容於進化論的語境，天生隱含了“高級發展階段”和“高等文化狀態”這兩重意思，前者與過去的歷史相對，後者與其他文化相對。100年後，亨利·摩爾根在他的《古代社會》一書，將人類史前時期的進化按照“矇昧時期”“野蠻時期”和“文明時期”分為了三個大的階段。
但漢語中的文明一詞並不是這樣的一個起源。《周易》中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一語，《尚書》中也有“睿哲文明”的文字，説明這個詞是與華夏族最古老的文獻一起出現的，而且從誕生伊始，就兼容於天下觀的語境，天生隱含了“天下文化”和“天下光明”的意思。唐初經學家孔穎達對《周易》、《尚書》中使用的“文明”分別作了兩個註疏，一個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一個是“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
對比一下這個概念在西方和中國的不同起源，可以發現，漢語中的文明一詞，主要是指基於華夏族書寫文字符號的精深文化出現之後，對於社會和自然環境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現象。意思是，華夏精深文化傳播到了一個地方，就會在那裏經緯天地、照臨四方。魏晉時代的曹丕有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這個區別對於今天意味着什麼呢？這就意味着：一方面，當中國人使用漢語來講自己的“中華文明”時，所指的東西並不與英文的civilization完全一樣，由於漢語的“文明”早在英文civilization出現之前至少2500多年就開始使用了，而且是在一種“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梁啓超，1901年）的文明發展歷史中使用的，當然也就主要是在原本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的含義上使用，而不是在18世紀西方的civilization的含義上使用，所以其中並不必然要包含進化論的含義，也並不必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間的高低優劣區別。
另一方面，當其他人使用漢語之外的語言在英文civilization的意思上談論“中華文明”時，由於他們不大可能理解漢語“文明”一詞的全部含義，所指的東西也必定不會與中國人所説的“中華文明”完全一樣，因此而難以理解到其遠遠超出civilization的其他方面的含義。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是中華文明的代表之一
中國學者的使命
基於對於漢語文明這一概念的如此理解，才能真正明白中華文明5000年的世界歷史意義，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只有中華文明是唯一連續的文明，也才能真正明白為什麼説“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
事實上，一個必須通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高低優劣對比來界定的文明，註定不能承認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也註定無法與其他文明進行平等交流互鑑。當然也就不可能是一個在其全部歷史中都貫穿着和平、和睦、和諧理念的文明，一個數千年連續不中斷的文明。而只有將全天下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視為文明本質的文明，才可能是一個“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鑑而形成的文明”，才可能在每一次大的文明衝撞中實現自我維新並不斷延續和發展。
為什麼西方學者在理解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整體上是失敗的？因為無論是把中國當作民族國家還是文明國家，其實從根本上並未脱離開西方中心論的立場。將複雜多變的國際關係問題高度理論化、甚至抽象成帶有類自然科學形式的理論，將國家抽象為類似於物理學當中的運動物體，和歷史無關，只與物體的當前質量和運動方向有關……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是西方民族國家崛起歷史過程的產物，並且受到了同時期取得巨大成功的牛頓物理學理論強烈影響，因此，實際上只在高度西方化的世界裏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一旦發生了文明史尺度的歷史鉅變和世界秩序的重塑，這種理論註定是要過時的。
但是當前國際關係學界的主流，卻仍是固守在西方中心論立場上並沉迷於形而上學理論形式的這一批人，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國學者。這些人無論在理論上如何花樣翻新，其新理論看起來如何具有學術性，卻因為不能正視由於中國高速崛起而正在發生的時代鉅變，實際上距離國際政治現實卻是越來越遠了，在理解中國方面也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
這也就意味着，最終將文明問題引入國際關係理論作為基本要素，並從中發展出避免文明衝突、展開文明平等交流和互鑑、通向新型大國關係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道路的真正大有希望的學術努力，只能從基於中國思想、中國理論的中國話語中產生。
畢竟，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從原生文明連續未曾中斷髮展至今的文明，只有中華文明對於何為文明、文明的本質是什麼、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平等交流和互鑑等重大問題，具有最深刻的理解，也能夠給出最正確的解釋。
這是當代中國學者不容推卸的歷史使命。筆者本人去年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和今年的《文揚論文明》40講音頻課程，都是受到這一使命的驅使而進行的一點個人努力，希望能夠成為匯入到中華新時代思想大潮中的小小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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