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寫完《鄧小平時代》10年後，我更覺得改開偉大

（觀察者網訊）當地時間12月20日，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在推特上發佈消息稱，《鄧小平時代》作者、著名中美問題學者、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義於（Ezra F. Vogel）去世，終年90歲。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理查德·塞繆爾斯（Richard J. Samuels）也在推特上確認了相關消息，並稱傅高義在手術後因併發症去世。

“（傅高義）作為學者、公僕和人類，是一個巨人。（他）不知疲倦地保持好奇心。（他的離世）是巨大的損失。”塞繆爾斯寫道。

傅高義出生於1930年7月，曾為費正清東亞中心前主任、是一名社會學家、漢學研究學者，也是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他精通中文和日文，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產階級》《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國實例分析》《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年）》等著作。

從事中國研究的傅高義曾這麼解釋自己的中文名字的雙重含"義"：“我有兩個’義’，一個是英文的（傅高義英文本名為Ezra F.Vogel），Vogel翻譯是’傅高’,‘義’是Ezra，開始字母是’E’，也有’英文’的意思；而在中文裏，我覺得一個老師（應該）很重視’義’，是義氣的那個’義’。 我認為（‘義’）是一個很好的目標。

上世紀50年代，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者寥寥無幾。傅高義後來在一本書的序言裏寫道：“在美國的很多大學裏，儘管歷史學家、語言學家和文學家都在教授關於中國的課程，但卻都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大陸沒有多少了解。”

到了上世紀50年代後期，傅高義説，當時哈佛大學已經有中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的研究，但是在政治、社會、經濟、法律這些專業上，還沒有人做中國的研究。此時，研究過日本又有社會學背景的傅高義的出現，恰恰符合了費正清等人對未來中國研究者的需要。

1961年，傅高義來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開始學習中文，也學習中國歷史、社會和經濟。為他上中文課的是語言學家趙元任的大女兒趙如蘭。 他後來曾説：“因為學中文非常難，想學這麼難的語言的，當然是優秀的學生。所以，當時無論是美國國務院的工作人員，還是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學者，研究中國的人都是美國社會的知識精英。”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有關當代中國研究的資料非常少。當時傅高義沒辦法去大陸做研究，有人選擇去台灣，但是他覺得“台灣對大陸肯定有偏見，相比之下，香港地區會客觀一些。”因此，1963年傅高義動身去香港，在香港生活的一年間，他開始了對當代中國的研究歷程。

傅高義覺得當時的美國媒體只專注於報道中國當時經濟政策失敗的消息，但他卻預測到中國與美國、世界的關係將逐步展開。“我們的學者不想抵制中國的發展而是為了更好地與中國交流，需要掌握和了解中國。”

赴港前，傅高義本來希望能做一些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實際研究，但由於資料收集的困難和各種條件所限，他只能蒐集到廣東的地方資料。1964年，傅高義回到哈佛，開始着手寫《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與政治，1949～1968》。他專門請了一位廣東人做助手，一起看當地報紙，“我看的時候他在旁邊也看，不明白的就問他是什麼意思。比如我看報紙説‘反對×××’，我就問他是什麼意思，背景是什麼。他就會把他瞭解到的很詳細地告訴我，特別是有關於土改的經驗，比如最開始的政策是什麼，幾個月後政策又變成了什麼。從中我可以瞭解報紙和現實矛盾的地方。”

1969年，該書正式出版，其中詳細介紹了關於社會主義改造、土改的過程，當時在美國很具影響力。

尼克松當選美國總統時，費正清與傅高義等十幾位研究中國的學者給他寫信，“我們説現在是跟中國接觸的好機會”。不僅如此，傅高義與費正清等8位學者還曾經去華盛頓，找到也曾是哈佛教授的時任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談話，就中國問題提出一些建議。1973年傅高義跟隨美國科學院代表團第一次訪問中國，去到了廣州、上海、蘇州、南京、北京等地，見到了當時已經身患癌症的周恩來。

上世紀80年代初，廣東省與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建立了“姐妹關係”，傅高義受邀去廣東做研究，1987年傅高義帶着自己會説廣州話的妻子艾秀慈在廣東待了7個月，廣東100多個縣，去了70多個。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一書的序言中，傅高義表示，“沒有第二個外國人得到過這麼一個機會，可以從廣東的內部來考察這個省份，因此我感到更有責任來記錄這個省的很多細節，力求把廣東的發展實情提供給西方的學術羣體。”

上世紀90年代初，傅高義曾擔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情報部門官員，為政府撰寫分析報告。2000年，傅高義從哈佛大學退休，決心“集中精力進行研究，來幫助外國人更好地瞭解中國”。

傅高義在2018年中美新型大國關係講座上發表的“中美關係40年”談話曾説，“我當時認為自己最重要的責任是給美國人介紹東亞文化，而若要讓美國人瞭解東亞、瞭解中國，就要了解改革開放、瞭解鄧小平。於是我花了十年工夫寫了《鄧小平時代》。寫完時就覺得（改革開放）是成功的，十年後更加覺得偉大。”

傅高義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曾表示，他一生中最接近鄧小平的一次，就是1979年1月鄧小平訪美期間，在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舉行的一場慶祝中美兩國正式建交的招待會。與會者是關心中國的工商界、學術界和外交界人士。鄧小平使用擴音器現場演講，而傅高義就站在他不遠處。傅高義回憶説：“他演講很認真，像一個戰士一樣。每個字都念得很認真，很正式。”

然而，20多年後，當傅高義決意專門研究鄧小平時，已無緣再見。

已經退休的傅高義花了二三年時間閲讀材料，有了輪廓後，開始拉綱要，構架每章的主題。同時，傅高義也去北京走訪一些人。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幫他聯繫去鄧小平曾生活過的地方，如故鄉四川廣安、太行山區、江西瑞金等地瞭解情況。傅高義還去過鄧小平擔任西南局負責人時的基地——重慶與成都，同當地研究黨史和地方誌的學者和幹部談話。

傅高義在該書大陸版的序言中寫到：“我認為他（鄧小平）對世界有着巨大的影響，改變了一個當時還承受着‘大躍進’和‘文革’後果的國家的前進方向。我相信，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對世界的發展有過更大的影響。我希望中國人民認可這本書是對理解改革開放時代的一次嚴肅的嘗試。”

2013年，傅高義曾做客觀察者網，與曾擔任過鄧小平翻譯的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張維為教授對談，解讀鄧小平的人生經歷與改革戰略，探討鄧小平對於中國命運的影響。

今年12月1日，傅高義在北京香山論壇視頻研討會上表示，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給中美關係帶來新的機會，中美之間應該從高層會晤、專業人士以及工作層三個層次進行推進。與會的中俄專家也持同樣觀點。傅高義還表示，美國應該承認中國對世界的貢獻，公平地對待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