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市長們擔心的大流行後果 - 彭博社
Linda Poon
一面美國國旗懸掛在費城市政廳附近的一棟建築物上。
攝影師: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幾個月前,波士頓大學的 市長調查 研究人員對126個美國城市的領導人進行了調查,詢問他們最擔心什麼。這些市長面臨着許多問題:自疫情爆發以來,評論員一直猜測由Covid-19帶來的經濟混亂和生活方式變化正在危及市中心區,令人不安的謀殺案激增引發了新一輪 擔心人們會大規模遷出城市地區。 但研究人員發現,通常抓住新聞頭條並主導政治話題的問題與市長們在城市緩慢重新開放時真正擔心的問題之間存在脱節 —— 只是又遭遇了另一波冠狀病毒病例。根據他們的 新報告,受訪的市長中有52%提到心理健康和創傷是他們最擔心的疫情長期後果之一,37%提到失去一年多面對面學習的學生所承受的壓力。
彭博社CityLab漢普頓巴士公司警告紐約市擁堵收費將導致成本上漲紐約市地鐵犯罪率在2月份下降了17%,在增援警力後巴黎的空中出租車計劃有可能錯過奧運會的截止日期首爾將加大對單身人士的支持,提供更便宜的合租單元此外,當被問及疫情如何改變他們的城市時,有40%的人提到了對心理健康和世界觀的改變。“他們談到社區仍然非常恐懼、謹慎、情緒極度疲憊和緊張不安,”報告作者之一凱蒂·愛因斯坦説。“其他人談到了人們如何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分裂,這是他們以前沒有的。”
相比之下,只有2%的市長提到了對遠程工作轉變的擔憂 —— 這是一個持續引起新聞界興趣的話題 —— 而7%選擇了居民外流的感知作為他們的首要關注。儘管2020年美國發生的兇殺案激增,這引發了反對警察改革者呼籲維持現狀的聲音,但只有26%的市長表示他們最擔心犯罪和暴力的增加。
“當我們考慮到很多[媒體]關注的焦點,以及市長們實際上真正關心的問題時,存在着真正的不匹配,”愛因斯坦説。
受訪者管理的城市至少有75,000名居民,並且根據報告,他們在種族人口統計和地理分佈等特徵上代表了更廣泛的人口。雖然調查是在6月至8月之間進行的,但愛因斯坦表示,如果最近進行調查,許多市長的回應可能仍然相同,因為冬季病例激增。她説:“如果有什麼變化,我覺得心理健康問題和學習損失只會在新學年開始後變得更加明顯。”
事實上,表明這場大流行對國家的心理健康造成嚴重影響的跡象是豐富的。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報告顯示,41.5%的成年人在2月份出現了焦慮或抑鬱症狀,比2020年8月的36.4%有所增加。在此期間,沒有接受心理健康諮詢或治療的成年人比例也從9.2%上升到了11.7%。18至29歲成年人和少於高中學歷的人羣中增幅最大。
與此同時,兒科和精神病學團體最近宣佈兒童的心理健康為國家緊急情況,這是由身體上的孤立和持續的不確定性引起的。隨着學校今年恢復了面對面的學習,7月發佈的國家數據顯示,一年多的遠程學習導致學生在數學和閲讀方面的進展較慢,年齡較小的學生、黑人和拉丁裔學生以及就讀於高貧困學校的學生的下降幅度更大, Chalkbeat 報道。
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一些城市已經採取了新的政策和做法。例如,一些官員正在通過將涉及行為緊急情況的911呼叫轉接給社會工作者來應對心理困擾和創傷的增加。其他人則在尋找擴大寬帶接入的方法,特別是針對低收入家庭和服務不足的學生。
市長們對梅尼諾調查的回應還表示,他們最擔心低收入居民的財務不安全(33%)和小型企業的關閉(29%),所有市長中有70%同意疫情“揭示了城市需要在支持小型企業方面進行重大改變”的觀點。對一些市長來説,這包括重新考慮分區和停車要求,以及與企業主更好地溝通。回應調查的市長們還提到了工人短缺和資本獲取困難是企業主面臨的前兩大挑戰,其中有色人種企業可能受到的影響最大。
通過美國拯救計劃向州和地方政府注入的3500億美元歷史性援助為市長們提供了機會,不僅提供新冠救助,還可以解決這些更廣泛的問題。調查詢問了受訪者關於他們計劃如何使用這筆新資金。儘管這些類別並未直接涉及心理健康和學習損失,但它們反映了與疫情的社會和經濟後果相關的一系列關切。“我們想了解城市在新政府領導下如何與聯邦政府互動,以及與城市合作的普遍興趣,”愛因斯坦説。
解決無家可歸和交通基礎設施是ARP資金最常見的“變革性用途”,分別有21%和18%的市長將其列為他們的前兩大支出優先事項之一。15%的市長還表示他們將利用這筆資金改善社會服務,13%強調公平,13%優先發展寬帶。只有2%選擇教育作為他們的首要事項之一,但愛因斯坦表示,這可能是因為大多數城市的學校資金來自不同的來源——主要是地方財產税。
市長中也有15%將住房列為他們的首要支出重點之一。在大流行期間,許多家庭面臨被驅逐的威脅,因為失業和財富差距擴大。許多人仍在等待尚未完全分配的470億美元緊急租金援助。
在深入研究市長如何看待住房危機和大規模驅逐威脅時,報告指出,僅有一半多一點的市長 — 大多數是民主黨人 — 強烈或有些同意,即使對房東來説代價高昂,城市應該為租户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護。愛因斯坦説,研究人員預計會有更多人支持,因為全國範圍內的驅逐申請正在上升。她説:“可以想象,那裏存在着相當大的黨派分歧,但我認為有趣的是,對許多驅逐保護措施的支持可能正在減弱。”在與不同意該聲明的受訪者進行的自由討論中,一些市長提到了對房東的長期成本和無限持續性的擔憂。
市長們還被問及他們解決美國經濟適用房危機的計劃,這導致幾個城市通過改變區域規劃法規來推動更多的多户住宅。在調查中,將近四分之三的民主黨市長,即72%,以及41%的共和黨領導人支持在受歡迎和成熟的社區增加住房密度 — 分別比2018年市長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增加了4%和9%。
當市長們準備應對這些各種挑戰時,許多人表示他們需要更好的數據,特別是按種族和族裔劃分的數據,以確保更加公平的復甦。與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推進種族平等——一致,82%的市長認為聯邦政府在制定數據收集標準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愛因斯坦表示,市長們告訴研究人員,缺乏良好的種族數據阻礙了從追蹤不同社區接種疫苗情況到幫助最不發達的少數民族擁有的企業等各項工作。她説:“瞭解到這種數據挑戰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市長們在疫情期間實施良好的、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以及作為疫情復甦的一部分,這一點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