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雖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傳教士，但骨子裏是傳統中國紳商階層在近代的典型文化代表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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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和人都有表面和深層之分。看人和事物要擺脱表面色彩的干擾，深入到骨子裏面。 胡適雖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傳教士，但骨子裏是傳統中國紳商階層在近代的典型文化代表，這個是他的影響力在文人階層中大的原因。他所理解的西方意識形態不過是傳統文人意識形態的西方外衣，這個契合傳統中華晚期的文人的生活方式和口味。

胡適是安徽徽州人。徽州在中國傳統社會晚期的歷史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明清時代江南最富有影響力的商人羣體徽商即出於徽州。而徽州人也同時普遍崇奉儒教，熱中於科舉，在科舉上也有很大成就（徽州府總計出了二千多名進士，二十四名狀元。今天徽州還保存了大量的古牌坊，古祠堂，古書院和古民居村落），這正是紳商一體的鮮明體現。

在某種程度上説，徽州既產生了以朱熹為代表的新安理學，崇奉程朱，但也是清代乾嘉學派的故鄉，出了江永、戴震為代表的反理學的經學考據學大師。

鼎盛時代的徽商所從事的絕非普通商業，而是國家專賣的鹽業和典當錢莊業(古代的金融)。徽州在地理上屬長江以南的錢塘江流域，與杭州東西毗鄰，兩地歷來交往密切，人文相親。

徽州人也屬江浙民系，也主要在江浙一帶經商定居。徽商與江浙文人具有密切聯繫，明代東林黨以及清代揚州文人羣體的財政支持人實為徽商。新安理學和徽州考據學派的思想都是徽州人作為紳商一體的意識形態的不同側面的體現。(新安是徽州的古稱，黃山則是徽州改名後的今稱)。徽州考據學派的側重點在禮學研究。除了江永、戴震，還有其他的徽州人如凌廷堪、程瑤田以及胡適的同宗胡培翬都主要從事禮學的考據研究。其主旨在論證世俗情慾的合理性，並賦予這樣一種情慾以條理化。這些都是對明清以來江南商業市井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和投射。作為戴震傳人的章太炎曾對考據家有個很有意思的評價，説考據家多”貪“，而評論理學家則多”詭“。這也透露出徽州乃至晚期傳統中國紳商的文化性格。

胡適也正是產生於徽州這樣的社會環境，他要放在這個歷史背景下去理解。一個人的文化性格的形成，學校教育僅僅是一個方面，但更多的是身處社會環境及其日常生活方式的潛影默化的塑造。因此胡適雖留學西方，但他在日常生活實踐表現出來 的性格，身上既體現了中國世俗化的市井商人的精明，追逐富貴的特徵，又有文人的風雅，享用那種從容閒適自在的生活。總之要承認，胡適在自己身家名利的謀劃上，是很老練，有眼光的，這很投合許多人口味。如果中國歷史就按這種軌跡運行下去，這種文化性格也本無大礙。但中國自1840年之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的勁敵的侵襲，中華文明處於前所未有的嚴峻危局，這種文化性格就顯得聰明有餘，而關鍵時刻就顯出留有餘地的投機性，而無法動員天翻地覆的決死奮鬥的力量。實際上太炎在早年反清排滿運動中見的太多這類自詡“救國棟樑”，實則把身家置於公義之前的士人，也批判了這類士人。他之所以提倡佛教和革命道德，就是希望培植一種不計利害，敢於決死奮鬥的精神。而帶諷刺的是太炎的願望恰恰落實在他所反對的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哲學和共產主義理想。

另外，其實許多中國自由派文人所追求的“自由”內核無非是這種傳統閒散派文人的閒適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