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_風聞

 西方式自由民主（以下簡稱自由民主）通過普選的方式，實現了政府的有序更替，政府也因此獲得了充足的合法性，自由民主學説更是成為現代政治學的顯學，以致於自由民主又同時閃耀着神聖的光環，成為衡量國家進步與否的標準，不自由、不民主的標籤足以讓任何國家在國際間抬不起頭來。然而真相到底如何呢？

一、西方式自由民主存在潛在的共犯結構，有可能導致結構性不負責任現象的發生

自由民主模式存在重大隱患。首先，從短期、中期、長期利益的角度看，政治職位有數年不等的任期限制，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任期是相當短暫的，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發展不僅僅有短期利益，還有中期、長期的利益，同時通過常識我們也知道，一個國家、地區的短期、中期、長期利益經常是不一致的，比如説超前消費可以刺激經濟的繁榮，但是會加重將來的債務負擔，自由民主能夠把握國家、地區和人民的短期、中期、長期利益的動態平衡嗎？其次，自由民主理論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了選民和政治職位競選者之間的動態關係上，假設了這兩類主體就會覆蓋參與政治生活的主體的全部，那麼，難道就不會存在其他的主體嗎？如果存在其他的選舉時不在場的主體，自由民主體制能夠兼顧這些不在場主體的利益嗎？第三，選民和政治職位競選者之間的動態關係也無法保證全部選民會獲得同等對待，對於選舉活動來説，選民的重要性是不一樣的，政治職位競爭者完全有動機忽視不重要的選民，集中力量爭取重要選民的支持，比如競選資金的主要來源、選票的主要來源當然會得到特別的對待。那麼，自由民主體制能夠兼顧這些不重要選民的利益嗎？第四，在自由民主的選舉模式中，選票決定一切，這種模式顯然假定了選民是理性的，選民的決定永遠是正確的。不過實際情況是，理性選民不過是一個神話而已[[1]](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競選者不得不極力討好選民，迎合選民的形形色色的需求，包括非理性需求的現象比比皆是，人類歷史中選民犯錯誤甚至是大錯誤的史實同樣也不在少數，蘇格拉底不就是以民主的方式被處死的嗎？希特勒不也是以民選的方式當上德國總理的嗎？然而問題是，選民不會喜歡被批評，即使對選民的批評是對的，也難以避免部分選票的流失，而這可能就是選舉勝敗的關鍵。這就決定了，政治職位競爭者會為了選票而百般迎合選民，無論是何種行為或事實，哪怕是真理，只要不利於吸引選票，也會被拋置於腦後，“政治討論降到越來越低的拼口號和討好迎合的層次。”[[2]](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因而，從政治學上看，自由民主下，政治職位的競選者和選民之間很可能形成各種各樣的共犯結構。競選者以為選民提供具體的短期利益為手段換取選民的選票，為了自己的當選或連任而和選民做交易，交易的籌碼就是國家、地區和人民的中長期利益的損失、選舉時不在場的主體的損失、部分不重要的選民的利益，甚至是真理。無疑這是一種對國家、對人民不負責任的表現，由於這種不負責任是由自由民主的制度結構決定的，因此，可以稱之為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

當然我們所論述的只是一種可能性，實踐中有些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實踐中，這個可能性轉化成了現實性，如在筆者開始寫作本文的時候，東南亞某國人打着民主的旗號佔領了自己首都的國際機場，更不用説還有非洲的某個國家打着民主的旗號正在自相殘殺。然而，在發達國家自由民主卻運行的似乎非常好，尤其是在發達國家自由民主的早中期發展史上，我們所論述的可能性卻似乎沒有轉化成現實性。自由民主的這種共犯結構的存在以及這種共犯結構在自由民主運行上截然相反的表現，已經清楚地告訴人們僅靠自由民主並不能保證自由民主成功，發達國家社會中必然存在對這種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的制約因素。美國學者瑞恩在論述憲政民主時向我們一語道破了這個制約因素，那就是西方社會的“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3]](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從這個意義上説，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民主的國家也是在“以德治國”，脱離“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憑空地吹噓自由民主無疑是思想上幼稚、道德上遲鈍，也即“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正在消失的表現，對自由民主國家和地區而言，當然也就是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正在由可能性向現實性轉變的表現。然而當今社會，自由民主正在被推崇為普世價值，當然也就是超越“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的價值，這種現象説明了什麼呢？

 二、自由民主競爭性的普選制會形成一種逆向選擇機制，使結構上的不負責任由可能性轉變成現實性

 自由民主潛在的共犯結構中，最危險的就是競選者以提高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投入這種對選民直接而明顯的利益吸引選票。比如，如果執政者在競選連任時，給特定的選民羣體如公務員漲工資，就能夠吸引到這個羣體的大部分選票，從而保證自己的連任，那麼競選連任的執政者能夠抵制這個誘惑嗎？自由民主下顯然並沒有任何的措施對此加以剛性的制約，尤其是這種活動可以以許許多多變通的方式來進行，比如為了避免不好的社會觀感，可以在選舉季開始之前就漲工資，選舉時再以此為自己的業績吸引特定羣體的選票。這種方式顯然有些不光明正大，但是在自由民主中卻難以得到有效地規制，主要靠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競選者和選民的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道德高尚、富有責任心的競選者和選民都應當堅持原則，拒絕這種利益的交換。但是，這就會展開一種逆向選擇機制，或者説開始一個經濟學上所謂的“劣幣淘汰良幣”的過程。道德水平低下的、不負責任的競選者總會找到不負責任的選民羣體進行利益交換，這樣道德水平低下的、不負責任的競選者可以勝選、不負責任的選民可以得到眼前的利益，道德高尚、負責任的競選者或選民反而會什麼也得不到。最初這種方式可能會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不負責任的競選者可以採取小步慢跑、循序漸進的方式，最終，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逐漸被廣大民眾所容忍，負責任的競選者、選民反而被不負責任的競選者、選民淘汰。潘多拉的盒子至此得以打開，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由可能性轉變成了現實性。意識到這個問題，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自由民主誕生時，自由民主的締造者總是試圖將投票權限制在如有一定財產的白種男人這樣比較小的範圍內，其主要的目的當然是，範圍越小越容易形成道德上的共識，也就越容易抑制結構性的不負責任。然而，自由民主的邏輯導致不可能長期將投票權限制在部分公民範圍內，歷史上自由民主國家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運動等等即是這個問題的明證。一旦投票權被擴大到全體成年公民的範圍，道德上達成共識的難度大幅度增加，直接而現實的利益反而成了大家的共同語言，利益的交換成了天經地義的事情，得到利益的選民認為這是行使自己政治權利的必然結果，得不到利益的選民只能怪罪自己的票投錯了候選人，從道德上去質疑共犯結構的非正義越來越得不到支持，結構性不負責任的產生也就成為自由民主的宿命。

更加重要的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對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顯然存在限制。這個限制可以有多個層次，首先可以是國家或地區持續、穩定、健康發展需要的最優限制，其次是國家或地區在當前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一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應當體現為將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與國家或地區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結合起來，即使是運行的質量稍微差一點，也要限制在國家或地區在當前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之下。但是，這個限制屬於決策權、管理權的範圍，自由民主下有沒有有效的制度可以將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與國家或地區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結合起來呢？甚至我們可以退一步，可以將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限制在國家或地區在當前所能承受的最大極限呢？無視這些限制存在的競選者比囿於這些限制的競選者顯然會通過給選民許諾更多的眼前利益而吸引更多的選票。而一旦有競選者超出這個限度，就會出現其他的競選者更大幅度地超出這個限度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嚴重的是這種事情每一個選舉週期都會在更高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投入水平上再次發生。最終的結果是，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嚴重超出國家和社會的實際承受能力，形成了所謂的“凱恩斯陷阱”。這充分表現在自由民主的國家和地區紛紛債台高築。然而這不是凱恩斯的錯，真正的錯在於自由民主國家總是傾向於在國家承受能力的極限之上向選民提供利益，而使國家或地區陷入經濟上的困境。

雪上加霜的是，自由民主下，執政者總是傾向於在其任期內能夠產生效果的經濟政策，原因很簡單，只有這樣，執政者下一個競選週期參加競選時才能夠宣傳自己的政績，才能夠更加順利地贏得下一個任期或政治職位。如果一個總統的任期是四年，這就意味着經濟政策必須要在2-3年發揮作用。那麼，十年、二十年之後的經濟規劃由誰去做呢？競選者的任期到不了那麼遠？因此，對自由民主國家來説，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從根本上缺乏對國家中長期利益的規劃。同時每個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在下一個競選週期已經成為既定的政策，這種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的疊加不可能不產生長期的經濟惡果。而且從長期看，經濟惡果的發生必將導致國家可用的政策手段越來越少，比如超前消費導致儲蓄不足而使得國家日益缺乏投資所需資本的來源，造成國家投資拉動經濟這種政策手段的力度越來越弱，最終將會產生面對經濟的困境卻沒有政策手段可用的尷尬局面。

三、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將導致世界性的混亂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自由民主國家的國力必將會被執政者使用到極限之上，使國家陷入經濟困境。從長期看這種情況是必然要發生的。此時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實事求是，集中精力解決自身問題，其代價可能是必須要勤儉節約，將已經透支的國力回覆，但是，這就意味着必須要降低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水平；另一條，迴避問題的實質，將問題轉嫁給不影響選舉的其他人。自由民主國家會如何應對呢？在普選制下，降低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支出會激起選民的憤怒，使選票流向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因此對於自由民主國家的執政者來説，降低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支出無異於政治上的自殺。這不僅可能會使自己喪失政治權力，而且也無法保證到政策發生實際效果時，正巧是自己的黨派在執政，這就意味着這種政策很可能對自己政治上的競爭對手有利；而將問題轉嫁給不影響選舉的其他人，卻有很大可能保住自己的政治權力。此時，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再次發揮作用。在這個問題上，競選者面對的也是一個逆向選擇機制，實事求是的競選者敗選，迴避問題的競選者勝選。從長期看自由民主國家選擇迴避問題的道路也是自由民主的宿命。從當前自由民主國家面對的國內、國際形勢看，能夠轉嫁的主體主要有兩類，一是無法投票的子孫後代，二是無權投票的外國人。這種轉嫁會產生何種政治後果呢？當然，轉嫁也有一個能力問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顯然具有不同的轉嫁能力，下面我們將分別從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角度討論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將導致的惡果。

（一）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在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將製造出動亂

一般而言，發展中的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實力較弱，無法將自身的問題轉嫁給別的國家，這就導致了一個問題：一方面，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的競選者有動力甚至是被迫提出超出自身承受極限之上的政治承諾，另一方面這些承諾憑藉自己的力量又根本不可能實現。由於沒有發達的金融體系，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的競選者此時只能通過借貸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承諾，把問題轉嫁給自己的子孫後代。需要指出的是，從長期看這種借貸是在國家承受極限之上的，是不可能償還的，實踐中只能是借新債還舊債和舊債的利息，借貸的總額不斷擴大，這就是説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一旦開始借貸就會註定要陷入債務危機。從歷史的長期看，這必然使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長期處於經濟困境。競選者當選後，因經濟沒有起色、競選承諾得不到實現導致民意支持迅速下降，進一步由於缺乏足夠的民意支持，政府的合法性逐漸喪失，而導致政府頻繁更迭，政治的穩定性逐漸喪失。政治的穩定性一旦喪失，政府就無力進行長期性政治、經濟和文化規劃，只能疲於應付眼前的問題，而逐漸喪失了國家發展的後勁，使國家的經濟形勢更加惡化，從而進入“自由民主——動亂”的惡性循環。

使問題更加嚴重的是，由於實力的弱小，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難以抗拒發達國家或地區對自己權力的侵蝕和向自己轉嫁各種損失。這就意味着，首先，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自身創造的財富還要拿出一部分給發達國家或地區；其次發達國家或地區出於自身的利益會推動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並在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中培養自己的代理人。這必然將導致發展中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普遍的貧困化。而且，經濟上的貧困導致了資金的缺乏，普選需要花費鉅額的競選費用，競選者不得不從富有的階層募集鉅額競選經費，一旦當選也就必然利用政治權力回報富有的階層，腐敗因此而不斷髮生。更嚴重的後果是，富有的階層和貧困階層的經濟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社會地位越來越不平等、政治利益越來越對立，開始時尚可以以國家的強制力加以控制，隨着事態的發展逐漸無法調和。進一步，如果經濟上的不平等正好與族羣、種族、宗教身份大致重合，族羣衝突、種族矛盾、宗教矛盾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必然此起彼伏。最終的結果，或者是國家陷於長期的動亂；或者是國家長期陷於政治僵局；或者是在貧困階層佔選民總數比例較大的國家，反映貧困階層主張的政黨以民主的方式獲得執政權後，以國家力量干涉本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強行改變社會財富的分配模式，“劫富濟貧”，以強力動員貧困階層的方式通過民主形式反對資本主義。以西方發達自由民主國家的標準看，這簡直就是民粹主義，簡直就是開自由民主的倒車。

長久以來，人們常常疑惑在發達國家運行良好的自由民主，為什麼無法移植到另外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其原因很簡單，那就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損失，結構性不負責任即是自由民主的主要損失之一。由於發達自由民主國家有動力、有能力利用自己的超強實力將其政治制度的部分損失轉嫁給別的國家，所以能夠保證自己的自由民主運行良好。而發展中國家在移植自由民主的同時，不但要承受自由民主本來的損失，還要承受發達國家轉嫁的部分損失，當然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

（二）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在發達國家將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

發達自由民主國家一旦落入“凱恩斯陷阱”，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呢？發達國家或地區高收入、高社會保障、因而也是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帶來了居高不下的勞動力成本。在一個正常的市場上，資本總是傾向於流向能夠創造最大效益的地方，而居高不下的勞動力成本顯然會導致資本外流，大規模的資本外流顯然會使發達國家或地區元氣大傷。發達國家或地區必須要做到既要保證高收入、高社會保障、高消費的生活方式，資本外流又不能被市場所決定。怎麼辦？

首先，發達國家或地區建立了阻止資本按市場正常流動的政治、經濟、文化壁壘。政治上的舉動比如破壞除自己必需的盟國之外其他國家的投資環境，表面上可以是打着自由民主的旗號，暗中通過扶持反政府勢力，使相關國家處於長期的政治混亂期，從而使這些國家不得不在政治、經濟上依附發達國家或地區，成為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廉價原材料提供國和剩餘產品傾銷國。經濟上的舉動比如組建經濟同盟，制定對自己有利的經濟規則，迫使其他國家按照自己制定的遊戲規則，開展國際貿易；文化上，通過人權外交等方式給其他國家貼上落後、野蠻的標籤。總之，其基本的原則是形成國際上不平等的等級體系，其基本的方針是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別的國家的混亂、貧困、落後之上。然而，不斷提高的高收入、高社會保障水平迫使發達國家或地區必須要加深對其他國家的剝削，這也就意味着政治上的挑唆、經濟上的剝削、文化上的歧視的加劇。世界是有限的，資源是有限的，人的忍耐限度也是有限的，發達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剝削遲早會引起強烈的反抗，震驚世界的“9.11事件”所造成的慘劇是令人同情的，恐怖份子所採取的傷害無辜平民的方式顯然也是不對的，但是也許我們需要問的是“為什麼會這樣？”[[4]](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它的發生提示了一個問題，即美國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才引起了這麼大的憤怒，使得一批人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襲擊美國？！其次，第二條維持高收入、高社會保障、高消費生活方式的途徑是借貸，發達國家或地區有着強大的經濟實力，也就等於強大的償債能力，同時也有強大的政治實力獲得貸款，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或地區通過控制世界主要的信用評級機構，可以在實際上影響甚至決定貸款利率，這也就意味着發達國家或地區有能力獲得高額貸款而不必支付高額利息，因此通過借貸的方式保持甚至是持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在經濟上對自己也是有利的。因此，發達國家或地區必然會通過借貸維持高收入、高社會保障、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第三，就是利用自己的金融機構創造並維持經濟繁榮，即使是虛假繁榮即泡沫經濟也在所不惜。因為只有保持經濟繁榮才能使資金持續流入，才能維持自己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才有實力去剝削、控制其他國家或地區，才有能力去借貸。

一般情況下，國家的實際國力會使收入、社會福利的提高受到剛性的約束，從而使國家被迫通過自己創造財富提高自己的收入和社會福利水平。但是自由民主一旦與國際上的優勢地位結合，就可以打破這個約束，輕鬆地獲得鉅額的資金，收入、社會福利的持續提高就像一匹脱繮的野馬，沒有人能夠控制。更重要的是，借貸、剝削、經濟泡沫一旦開始，就不可能走回頭路，因為只要回頭就意味着經濟的收縮、收入的下降以及選票的流失，因此借貸、剝削、經濟泡沫的政治經濟後果只能用更深的剝削、更多的借貸、更大的泡沫來暫時解決。這種行為是短視的、不負責任的，是將眼前利益放在了比長期利益更重要的地位。總有一天，剝削超出了其他國家忍耐的極限，經濟的表面繁榮、借貸超出了發達國家或地區承受的極限，在任何一個偶然事件的刺激下，經濟危機就會來臨，以經濟危機的方式強行解決借貸、剝削、經濟泡沫的政治經濟後果，而對選民來説也就意味着要為自己或自己先輩經濟危機前不負責任的行為承擔責任。這就好比是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選民在看着執政者們玩擊鼓傳花的遊戲，誰也不知道，那鼓聲在何時停止，那花會落在誰的手中。因此，國際上的優勢地位和自由民主的結合導致為了眼前的利益必然會放棄長遠利益，而引發經濟危機。由於當前發達自由民主國家是世界的領導者，發達自由民主國家的經濟危機，就意味着一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

在發達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的努力下，危機也許會過去，就象歷史上美國、英國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仍然是發達國家或地區一樣。但是，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依然如故，前述的發展過程會在一個新的水平上重新開始。由於經濟危機中產生的有效調整政策的作用，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後，發達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實力會超過經濟危機前的水平，這就意味着發達自由民主國家或地區會在一個更高的水平上產生新的經濟危機。如此週而復始，最終的結果是危機終於超出了承受的極限，發達國家或地區在經濟上必然要破產。

四、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將帶來自由民主的衰落

 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最終會徹底損害自由民主的基礎。國際上的優勢地位依賴於經濟的表面繁榮，借貸和國際間的剝削牽涉到財產在國際間的大規模轉移，這些都和金融機構有關。因此，為了維護國際上的優勢地位，發達國家或地區必然需要金融機構的配合和支持。隨着自身財政缺口的擴大，對虛假繁榮、剝削和借貸依賴程度的加深，發達國家或地區必然越來越依賴金融機構，最終，政治權力與金融資本結成了盟友。這是自由民主的結構性不負責任在更深層次的體現。

發達國家或地區步入“凱恩斯陷阱”後，由於勞動力成本過高，從而使國家整體的經濟活動的成本大增，這就導致了發達國家或地區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利潤水平較低的行業如製造業在國際上徹底喪失競爭力。這種現象的發生，一方面導致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製造業大批向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和地區轉移；另一方面，也使得發達國家或地區內部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顯著減少，而使得大批資金轉向利潤豐厚、且實現利潤快捷的金融投機，產生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熱錢。需要我們清楚的是，這個過程對金融資本來説並不是被迫的，而是他們早就主動追求的，因為“資本—產品——更多資本”的由製造業主導的發展模式對資本來説那裏比得上“資本—更多資本”由金融業主導的模式來的便利。[[5]](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發達國家或地區面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國家不是世界製造業的中心這種形勢的出現。雖然金融業可以創造一定的就業崗位，但是：

金融不能培育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因為在任何國家的人口中——無論荷蘭的、英國或美國的——都只有一小部分精英能夠分享證券交易所、商業銀行和會計事務所的利潤。相反，製造業、運輸業和貿易的優勢卻可以帶來更加廣泛的國家繁榮，於是，普通人可以操縱生產線、礦井、磨坊方向盤、主帆和漁網。一旦這個經濟發展階段讓位於下一個發展階段，由於資本、技能和教育分得更加清楚，廣大的中產階級社會失去了某些重要的和獨特的東西[[6]](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德國《明鏡》雜誌的兩位著名記者合著了一本暢銷書，把這個“失去了的東西”一語道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正在失去歷史上已經取得的民主成果[[7]](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發達國家的人民當然不願意接受這個結果，但是他們又不得不接受。然而，從歷史的長期看，這正是自由民主無法約束競選者和選民不負責任的行為所必然會產生的結果。

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競選者難道不知道，自己不負責任的行為會損害自己、自己國家或地區的中、長期利益嗎？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競選者不會愚蠢到這種程度。利用金融機構轉移財富顯然意味着金融機構的鉅額利益，意味着金融機構的滾滾財源，因此，發達國家或地區的這種戰略背後浮現出的是金融集團對政府的挾制，自由民主在此早已經讓位給了利益集團的專制。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政府難道不知道自己的短視行為會導致危機嗎？當然知道，但是他們更清楚，憑藉他們國家自身的能力，無法保持經濟的長期繁榮和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最終無力維護自己國際上的優勢地位。此時，發達國家的政府、競選者和利益集團包括選民形成的是一個大範圍的共犯結構，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政府要的是國際上的優勢地位，金融機構要的是經濟收益，選民要的是工資和福利，大家心有靈犀。因此，危機遲早要爆發，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全體人民必然要為國家長期以來錯誤的政策埋單，此時，是納税人、是選民不得不為自己政府不負責任的後果承擔責任。從更深層次説，發達國家或地區經濟危機的產生原因，不是自由民主結構上的不負責任，而是國家和民眾自身的虛榮、懶惰、貪婪和缺乏遠見，是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的喪失。

而且，從長期看，被剝削的國家最終會看穿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文化迷霧，從政治上團結起來，集體反抗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剝削，這種反抗可以藉助經濟危機獲得足夠的話語權，以批判發達國家或地區的不負責任的行為。只要被剝削國家的力量足夠大，其制度性的結果必將是發達國家或地區無法再像過去那樣掠奪別的國家創造的財富，而且負債累累的發達國家或地區顯然也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靠借貸維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即使發達國家或地區想借貸，其他國家和金融機構也不會不考慮自己的資金安全。聯繫到本文上面的分析，這就是説，即使沒有經濟危機，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財政危機也會發生，而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具有一定的剛性，很難在短時期內大幅度降低，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財政危機當然會進一步發酵。到了一定的時刻，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的投入必然會降低。而實施普選制的民主國家顯然會採取對選票影響最小的方式降低個人收入和社會保障的投入，少數族羣、少數民族、非主流宗教羣體很可能成為個人收入和社會福利投入必然降低的犧牲品，一旦這種情況發生，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在經濟利益的刺激下會大面積發生，用我們中國的話説就是羣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大量的羣體性事件顯然會造成經濟上的災難，以及更加窘迫的經濟收入。這就是説難以避免的惡性循環就此產生。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即使有所恢復也會如股市的行話所説的那樣“振盪下行”，雪上加霜的也許是，資本家包括在經濟危機中獲利頗豐的超級金融大鱷在資本積累動力的驅使下，不會與人民一起同甘苦共患難，而是會轉投經濟蒸蒸日上的經濟體。使問題更加糟糕的是，長期高福利、高消費的生活已經使發達國家的人民習慣於安逸的生活，早就沒有動力去奮鬥，個人能力普遍低下，艱難的、富有挑戰性的工作一般是依靠新移民來完成。新移民對國家的忠誠是無法依靠的，一旦國家的形勢有變，新移民對發達國家喪失信心就會選擇離開，發達國家的人才危機馬上就會爆發。如果這種局面轉變成現實，發達國家或地區將面臨一個長期的、不短於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濟衰退期、社會動盪期。鑑於發達國家目前的國際地位，這將意味着世界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經濟衰退期、社會動盪期。

發達國家或地區國際上的優勢地位最終會衰落，其自由民主由於沒有國際上的優勢地位保護而日益脆弱，加之歷史上已經遺留下的沉重負擔，其長期的結果是，自由民主必然要衰落，具體的方式或許是步古希臘民主被君主政體取代的後塵，也或許產生新形式的民主，如出現他們自己的查韋斯，結局很難確定。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以發達國家或地區現行的標準看，他們自己在不遠的將來也必然要開自由民主的倒車。自由民主在目前僅有的運行良好的發達國家或地區的衰落，將無疑意味着自由民主整體的衰落。

在人類將來的歷史上，一定會有歷史學家發出疑惑，像自由民主這種如此不負責任的政治制度怎麼可能會被吹噓為“普世”的呢？只有一個解釋，當今西方主導的人類社會的文化是不負責任的，處於不負責任的文化中的人當然看不出政治制度的不負責任，就像主要由水構成的人認為水是無味的一樣。自由民主結構上的不負責任的發生發展過程告訴我們，自由民主是靠不住的，喪失道德自我控制和鑑別力的人民也是靠不住的，世界需要一種在實體性道德觀念指導下的政治體制和生活方式。

[[1]](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美]布賴恩·卡普蘭：《理性選民的神話——為什麼民主制度選擇不良政策》，劉豔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2]](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美]克萊·G·瑞恩：《道德自負的美國：民主的危機和霸權的圖謀》，程農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91-92頁。

[[3]](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美]克萊·G·瑞恩：《道德自負的美國：民主的危機和霸權的圖謀》，程農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90頁。

[[4]](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9.11”——為什麼會這樣》，載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布熱津斯基等：《大變局：30位國際頂級學者研判“後9.11”時代的世界格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6頁。

[[5]](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意]傑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姚乃強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頁。

[[6]](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Phillips， Kevin， Boiling Point. Republicans， Democrats， and the Decline of Middle-class Prosper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3， P197.轉引自[意]傑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姚乃強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5-386頁。

[[7]](https://hk.outputnews.com/2021/fengwen/news_2021_11_28_1323052) [德]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張世鵬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