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文思談中外媒體視角下的武漢抗疫：中國被當成了國際社會的替罪羊

【文/觀察者網 王愷雯】新冠疫情是給全世界的一場大考，也讓中國抗疫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但在報道中國抗疫的過程中，西方媒體中也充斥着大量的質疑與抹黑。在中國早已率先控制住疫情的今天，回望一年前，中外學者和專業人士又會有什麼感悟？

3月20日下午，多名中國學者和來自英美等國的導演、作家齊聚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年會，聚焦“中外媒體視角下的武漢抗疫”。其中，有即將推出武漢疫情紀錄片的兩屆奧斯卡獎得主柯文思（Malcolm Clarke），也有《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觀察者網應邀參加此次論壇。

3月20日，中外學者、專業人士聚焦“中外媒體視角下的武漢抗疫”   圖源：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下同）

華中科技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王紹光在發言時指出，回看武漢在去年1月23日“封城”，當時這一措施受到國外媒體廣泛質疑，但實際上中國是在給全世界提供一個警告：疫情來了，大家都要防衞。

王紹光表示，武漢“封城”時，歐盟27國只通報確診了2例，按説當時採取措施控制疫情是比較有利的，但從那以後，歐盟經歷了四波疫情，整個過程到現在還沒有結束，而且還有反彈的跡象，並且已經超過了15個月，“這和中國湖北武漢在兩個月內搞定是不一樣的。”

王紹光

王紹光認為，生命權是最重要的權利，以生命權作為衡量抗疫表現的最重要指標，歐盟和美國總人口約中國的一半，但是死亡逾100萬人，“歐美有世界上最先進的醫療體系，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不是醫療體系出了問題，而是治理體系出了問題。”

他總結中國抗疫時以16字概括“高效決策、國家能力、同心抗疫、科技助力”。

正如王紹光所言，中國曾向全球發出警告。但那時，某些西方國家政要和媒體不但忽略疫情的危險性，還將中國積極抗疫的舉措與所謂“侵犯人權”掛鈎。

在美國，當新冠疫情開始走向失控，時任總統特朗普為推卸自己工作失職，無底線地在病毒名稱上大做文章，試圖污名化中國。

“美國害怕的事發生了”

生於英國的兩屆奧斯卡獎得主，著名導演、編劇柯文思曾執導過講述中美關係的紀錄片《善良的天使》，也曾把鏡頭對準“修例風波”中的香港。去年初，柯文思帶着攝製組深入武漢，記錄下中國如何應對新冠這一“致命的敵人”。據悉該紀錄片預計最快將於今年上映。

在3月20日的論壇上，柯文思談及中國在上述議題中遭到西方媒體的歪曲和詆譭，他認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之一在於，“美國噩夢中的場景被展現出來，美國害怕的事情發生了，它已經不再佔據顯著的地位，必須要給新崛起的人讓位”，尤其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他們一直把中國作為一種威脅。

柯文思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疫情可以發生在世界任何地方，“但是在由白宮所主導的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裏，他們都已經拔刀相向了……中國被當成了國際社會的替罪羊。”

另一方面，柯文思也認為，中國是有巨大貢獻的非凡國家，積累了很多知識，“但是從歷史上來講，他們的知識沒有和外界進行分享。對於西方媒體來説，他們總是會做出這樣的推演，説中國一定是隱藏了什麼東西。”

談及中國要如何與西方媒體打交道，柯文思認為，中國可以從過去的經驗中吸取教訓，而且要有決斷性地採取行動，面對西方的壓力也不要害怕，因為中國有很多事情是值得引以為豪的。

在他看來，一些偏見依然會維持下去，但中國可以在教育、在開放方面開展大量的工作，讓世界的人們到中國來，報道中國取得的成就。

“中國的故事很重要”

《紐約客》專欄作家何偉來自美國，90年代就與中國結緣。2020年，何偉選擇再次回到中國教書時，恰逢新冠疫情爆發。同年8月，他在《紐約客》發表了《中國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一文，對中國抗疫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政府基層執行力予以了肯定，但行文中也有他個人對中國體制與社會治理的誤解與偏見。

在3月20日的論壇上，何偉分享了自己在疫情期間的心路歷程。他表示，在很多國家當中，只有中國成功控制了疫情，而且生活也恢復了正常，中國的控制有益於中國的老百姓，也有益於別的國家。

何偉

”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在早期犯過錯，但中國的故事非常重要，因為這表明我們及時調整政策並不為時過晚……局面是可能被扭轉的。”何偉説。

“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希望去年夏天有更多的美國人可以理解中國的故事，我希望他們調整了自己的方法……他們本可以挽救成千上萬人的生命。”

何偉回憶起，當時他正採訪美國的流行病學專家和公共衞生官員，“和我交談過的每個人都認為中國的（封城）策略會失敗。但中國政府相信，他們擁有必要的資源來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他們相信可以依靠地方官員和普通公民的努力。”

在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程曼麗看來，武漢抗疫是全中國抗疫的一個縮影，也是全球抗疫的重要組成部分。

程曼麗指出，從傳播學角度來説，疫情中的傳播應該是一種科學的傳播，傳播的目的也是為了消除人們對於疫情和傳染病認知的不確定性。“這個時候任何基於非理性、非科學框架的話語設置和行為……把疫情政治化，都對人類共同抗疫形成干擾，帶來惡劣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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