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BCI人畜無害？乾脆把CIA稱作慈善組織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範勇鵬】
最近，西方一些品牌藉口“人權問題”對新疆棉花發難，引起中國人民的普遍不滿和抗議。一位教授寫了一篇《誰是BCI？——不可忽視的商人秩序》，上來就先界定“BCI是一個看上去人畜無害的組織”，聲稱這類西方組織“提供了在國際市場上有公信力的行業標準”。首先替西方組織在道義上先落一子。
一個美國國際開發署贊助，美國幾大零售商把持，與“國家民主基金會”勾勾搭搭，與“人權觀察”、“世界維吾爾大會”等反華組織糾纏不清的組織被稱作“人畜無害”，那不如送佛送到西，乾脆把CIA稱作慈善組織吧。
然後，這位教授又説“我們對國際秩序的理解往往只有主權國家秩序，遮蔽了商人秩序，這對於我們參與國際競爭——無論是國際政治競爭還是國際商業競爭——都是不利的。”言外之意，我們的認識和心理基礎是有缺陷的。
BCI官網的介紹
最後，他還説：“這些國際品牌堅決跟BCI劃清界限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否則它們在母國就沒法混了；如果一定要二選一，大概率只能是放棄中國市場，這對國人的消費習慣會帶來很大沖擊。”
這是臆想出了一個二選一的困境，就問你怕不怕。難道沒有第三選項？既然講商業秩序，這些企業非要二選一嗎？為了掙錢，人家可不一定那麼傻。難道這位教授想都不敢想第四種選項？比如這些企業乾脆涼涼，就像韓國的樂天瑪特。
被反駁了之後，這位教授又寫了一篇札記來回應，説他講的是事實判斷而非價值判斷。我覺得他如果光明正大地把自己的價值立場亮出來，反倒是更容易讓大家展開有意義的辯論，但非要擺出理中客的面貌就不大坦誠了。
比如，我雖然完全不贊同他的預設立場，但認為他一些具體觀點還是有價值、對中國人有啓發的。又如，他用表面中立的商業秩序來掩蓋西方崛起的真實歷史，用表面客觀的社會科學來包裝價值立場的做法，這是西方玩得非常溜的手段，對中國的國際形象塑造，中國企業的國際戰略，是值得借鑑的。雖然我們沒什麼需要掩藏的原罪和黑歷史，但是能夠把自己打扮成某種普遍性、中立性的代表總是好事情，會事半功倍。這方面，中國企業有必要好好學學。
道理其實不復雜，幾位評論者説得很清楚了。我想借着這個話題來講講歷史。這位教授一直強調事實判斷，我今天主要就講講這個有關商業秩序的事實判斷。
一、政治制度的反饋理論（此部分為純理論介紹，不感興趣可跳過）
評論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近年來研究形成的一套制度理論。
人類歷史上文明起起落落，政權來來去去，大體上所有國家都要解決兩個大問題，一個是怎麼長大，一個是怎麼長命。人類絕大多數的文明沒來得及長大就凋零或被消滅了。少數能夠長大的文明，也沒有幾個能長久。
我提出了一個有關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反饋理論。一個文明，總要尋找到一種能夠自我增強的正反饋機制，才能夠長大。但是按控制論的看法，正反饋最後總是會崩潰的。世界歷史上大多數文明都是這個命運。所以一個文明還要找到某種負反饋機制，使之能夠形成一種穩定迴路，在擴張的基礎上，維持系統的穩定。能同時做到這兩方面的文明，就算達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可大可久，目前世界上只有中華文明是等級最高的。
這裏就涉及商業秩序了。我所説的正反饋機制，也就是會自我增強的機制，在人類歷史上主要有四種：軍事、宗教、商業（資本）、科技。
軍事——軍事是典型的強者恆強、自我增強型機制，但是軍事過度擴張也一定會造成系統崩潰。
宗教——宗教也是自我增強機制，但是擴張結果也是崩潰或分裂。
商業（資本）——從賤買貴賣到剩餘價值，從古代商業到現代資本主義，這是人類社會中最強大的正反饋機制之一。
科技——今天的大數據和運算能力是典型的自我增強機制。
任何文明的發展和擴張都離不上述這些正反饋機制，但是為了穩定的生存和秩序，又必須要產生某種負反饋機制來實現穩定。歷史上主要的負反饋機制主要也有四種：封建、官僚、組織、公司。
封建——以一種私人義務關係維繫的權力分層的制度。
官僚——權力高度集中，靠科層式的行政機構來統治，包括郡縣、教會、技術官僚。
組織——以宗教、商業利益、意識形態或共同使命維繫起來的社會組織，包括各種宗教僧團、修道院、騎士團、會道門、現代政黨。
公司——基於法人、股份制等形式產生的以公司治理結構來統治國家的制度，最典型的就是現代三權分立和代議制為基礎的憲政制度。
治國之術和政治制度就是平衡之術，在這兩種反饋機制之間尋求平衡。正反饋太強，會崩潰，會分裂。負反饋太強會固化，會內卷。沒有正反饋，文明就沒法擴張、發展、進步，沒有負反饋，形不成持久穩定的秩序與和平，文明本身就不可能存在。非正反饋無以大，非負反饋無以久。
（此部分內容可參考本人2020和2019年觀視頻《答案》年終秀演講。）
二、世界歷史中的商業秩序到底是什麼
基於我的制度理論，我來討論這位教授講的商業秩序問題。他提出的幾點，在真實的歷史中都不大站得住：存在國家秩序與商業/商人秩序的二分法；商業秩序先於國家秩序；商業秩序不從屬於國家秩序。
我分別展開討論，另外還指出兩點，所謂商業秩序是和其他秩序緊密互動的，西方主導的商業秩序是服務於西方資本的世界統治的。
1，不存在國家秩序（政治秩序）與商業秩序的二分法。
軍事、宗教、技術秩序與國家秩序和商業秩序二者在不同時代、不同文明中是以不同比例共存的。如果只看到商業秩序這樣一種正反饋，根本不可能理解這個世界。
2，商業秩序不先於國家秩序。
秩序是一種穩定的有序狀態，單靠商業這樣的正反饋機制，會產生迅速的擴張，但無法形成穩定的秩序。所謂秩序，是靠某種負反饋，某種國家制度的馴化才能夠建立起來。所以，商業秩序是不可能先於國家秩序存在的。當然，如果這位教授嚴格按狹義的現代主權來定義國家，是可以説的。但廣義的政治秩序，則是正反饋和負反饋同時相互作用而產生的。西方現代國家的形成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3，國家秩序從來是高於商業秩序的。
人類社會對生存、安全、秩序的要求是第一性的，所以無論國家政治秩序還是某種國際秩序，一定是以安全和秩序為第一性。
軍事帝國、宗教政權自不必説，即使是典型的商業國家，也只是在維持外部安全、內部和平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商業利益目標，因而它需要解決商業利潤的合理分配、政治權力的分配、商業活動之外的各種社會事務的安排。公司可以演變成國家，但國家不可能只是一家公司，所以政治秩序一定要能夠有效控制商業秩序。
這位教授説：“國人本能地認為商人秩序就得從屬於主權國家秩序，這種思維範式西方人也不大容易理解。”這一點他恰恰説錯了，國人這種本能的理解恰恰是幾千年的歷史智慧，任何人，包括西方人，如果想建立任何形式的文明，就一定要以某種方式組織起來。這必然會要求商業秩序從屬於國家秩序。
他喜歡談西方哲學，那麼可以去翻翻西方哲學史，看有多少哲學家是認為商業秩序應該凌駕於國家秩序之上的。《美國憲法》講得非常清楚，立憲的理由包括：實現聯合、國內和平、法治、共同防務、共同福利、最後才是自由，而自由比較接近於美國建國者所希望的商業秩序。
不過有一方面，他的提醒是對的。我們對商業在國家和國際秩序中的意義的確有低估和忽視。但是這一點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社會科學為掩蓋資本主義國家本質而進行話語建構的結果。西方社會科學喜歡把國家建構成一種公共性、中立性、功能性的制度，以掩蓋近代西方國家的資本統治性質。
去年6月的《歐洲國際關係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私人特許公司的興衰與國際體系的創建》(Company-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作者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教授安德魯·菲利普斯 (Andrew Phillips)和劍橋大學教授JC·沙曼(JC Sharman) 。文章提出了一個觀點，就是摒棄國家中心主義的方法，重新發現歐洲的私人特許公司在現代國際體系形成中的作用。
論文摘要
這已是一個進步了。但是也很有限，只指出了私人公司對現代世界體系的影響。其實更進一步，我們大多數人可能沒想過，今天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並不是產生於政治、歷史的過程，而是從公司演變而來。我即將出版的一本書，就是講這個問題（《從公司到國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從這個歷史視角，首先，我們可以看到商業對國家和世界體系的形成是重要的，其次我們也要看到，商業本身形不成秩序。否則就沒辦法解釋，英國、荷蘭東印度公司這麼成功的商業模式，為何要向着國家制度的方向演變。
如果商業秩序行得通，那麼為何隨着國家行政水平和科學技術上的革新，以及軍費開支榨取企業利潤等因素，私人特許公司紛紛走向消亡。商人統治的西方國家，為什麼會容許這種情況發生？
4，商業秩序離不開政治秩序以及軍事、宗教、科技等秩序的支撐。
強調商業秩序的觀點背後有個潛台詞，即今天世界上存在一個完全由公司和交易行為構成的“商業世界”，與“國家的世界”並行不悖，而且範圍更廣，效率更高，更有利於創新。事實上這是一個幻覺，是西方新古典經濟學刻意編織出來的一個神話。
從古代開始，世界貿易都是伴隨着軍事和宗教擴張的——羅馬和迦太基，阿拉伯和十字軍，威尼斯和奧斯曼，西班牙和荷蘭、荷蘭和英國、英國和美國、美國和德國日本，莫不如此。幾千年來，何曾見過沒有軍事和宗教因素的純商業活動。貿易史一向伴隨着海盜和私掠行為。
中美貿易戰剛開打，美國海軍學院的軍官就呼籲美國打不過中國就要搞公海私掠，這就是所謂的商業秩序嗎？人類歷史上，真正有資格講純商業秩序的，以我有限的觀察，可能只有中國一家。
軍事和宗教與政治秩序、法律、技術一樣，自古以來都在為商業活動提供條件和服務。阿拉伯的擴張帶來三世紀之後的一次貿易繁榮，蒙古帝國的擴張造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化，歐洲國王中央集權的劍鋒所指，開啓了近代商業和科技革命。
以美國為例，美國這一國家就誕生於商業需要，如果可以搞純粹的商業秩序，又何必建立一個國家呢？因為沒有國家，美國在大西洋的大三角貿易中的地位和利益就無法保障。美國人會遇到英國《航海法案》的限制，最近西方又有人叫囂要給中國搞航海法案了；美國人會遇到軍事打擊和武裝劫掠，比如西班牙、英國；會遇到海盜，比如北非；會有貿易壁壘，比如法國、西班牙都對美國搞過。
美國憲法之前有個準憲法《邦聯條例》，之所以搞不成就是因為沒有強大的國家秩序，美國商人在國際市場上四處碰壁。所以美國才會不滿於商業秩序，而追求主權國家秩序。美國憲法寫的很清楚，美國的聯邦結構、美國的最高法院都是為此邏輯而設計的。
從行為上看，美國建國以來，除了冷戰期間的一些例外，幾乎一切對外行動都是服務於國內資本利益和企業利潤：
美國對印第安人的滅絕屠殺、搶佔墨西哥領土、爭奪西海岸的英俄殖民地、打南北戰爭、修築太平洋鐵路、打通巴拿馬運河、發動美西戰爭、吞併夏威夷、屠殺菲律賓數十萬人口、參加八國聯軍侵華、直到參加一戰二戰，無一背後沒有具體的企業、產業利益的驅動。
為了巴拿馬運河，美國海軍在1846-1903年間至少對巴拿馬乾涉了七次，鎮壓了一場革命，策動了一次起義來獲得運河開鑿權。哈里森總統曾説：“巴拿馬運河如今已是直接關涉美國商業發展與進步的最為重要的東西”，因而在1964年巴拿馬人要求收回運河主權時，美國人毫不猶豫地用機關槍打死了400多名大學生。
美國人搞“門羅主義”，聲稱“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時，心裏想的是美國企業在拉美的出口，目的就是為了“得到目前落入英國、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手中的那筆每年四億美元的收入”。一戰中，美國對德宣戰諮文中説道：“德國目前針對商業活動的潛艇戰是對人類宣戰。”
如果説這些還只是國家間接地服務於企業的利益，那麼美國直接為企業當打手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
1891年，國務卿布萊恩幫助卡內基從英國人手中奪走了俄國海軍的甲板生產合同。1894年和1897年的國會關税立法，是為了報復那些與美國競爭石油出口的國家。美孚石油公司直接利用美國領事為其打探俄國石油生產信息。美國與德國爭奪薩摩亞羣島，起關鍵作用的就是舊金山商會等商業組織。1893年，應洛克菲勒美孚石油出口辦事處的要求，美國海軍炮轟巴西里約熱內盧。1896-1897年瓜分中國的狂潮中，美國主要的推動者就是鐵路公司和銀行。為了杜邦公司的利益，美國在背後支持日本30年代的侵華戰爭。
二戰之後的例子就更是數不勝數。最典型的就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United Fruit Company，1970年與美國機器公司合併，改名為聯合商標公司），此公司控制了尼加拉瓜、牙買加、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古巴等一大批南美國家。1951年危地馬拉總統的改革損害了公司利益，在公司要求下，1954年美國出手顛覆了該國政府。該公司還參與了美國對古巴的“豬灣登陸”。此僅為一例，美國為了其公司利益，在拉美鎮壓了無數民族民主運動，殺人如麻。
美國石油公司在伊朗的專橫特權，引發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讓美國對伊朗這個國家圍剿制裁了40餘年。美國對卡斯特羅的古巴、阿連德的智利等國家的政策都受到美國公司的影響。由於公司的遊説，1962年“希肯盧珀修正案”規定不許援助那些損害到美國公司資產的國家。
這位教授一直在強調自己是事實判斷，不是價值判斷。可要搞清楚病理才能治病，這些病理他看到了嗎？病理完全診錯了，立論的基礎還有嗎？
包括新疆棉花在內的一系列事件，恰恰是因為西方玩正常的商業秩序玩不下去了，開始搞政治。教授的諄諄教導其實不應該説給中國人聽，反而應該是給西方人好好講講。
5，所謂商業秩序，背後是西方資本的統治。
這種神話商業秩序的觀念從何而來？其實這個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與自由、法治、人權、代議制等一系列西方核心價值觀是同源的，目的都是服務於一個特定羣體的統治意志，服務於西方資本。
該教授的一段話講出了這個奧秘，他説：“西方由於一系列歷史條件耦合的結果，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後，首要問題是政教關係問題，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政治空隙，使得商人秩序在中世紀先於主權國家秩序出現。”其實整個西方現代意識形態就是產生於他所説的這個“政治空隙”。
近代資產階級興起之時，西歐處於封建和教權的雙重重壓之下，封建貴族阻礙了他們需要的統一市場的形成，宗教倫理則阻礙了他們發財致富的自由。歐洲中世紀末的新興商人階級首先拿羅馬教會開刀，就是為了創造出一種“發財無罪”的哲學。
推翻天主教的財富觀，為不擇手段獲取財富辯護之後，資產階級知道做生意和發財最需要自由、法律與和平，最怕無政府狀態、盜匪和違約，所以他們消除封建割據，摧毀地方貴族，建立集權國家，建立立法權和國際法。所以國家秩序與商業秩序是同一個過程的產物，歷史完全不支持這位教授的觀點。
這種資本控制的國家，任務就是把私人領域中的法律應用到整個國家，讓市場的規則成為人間的規則，讓財產權轉換為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讓商業的原則變成國際關係的原則。即使我們不考慮西方使用暴力、殖民主義、新帝國主義和不公平的全球價值鏈等手段進行的超經濟剝削，完全相信他們所説的法治原則和商業原則，我們也要看到這套原則本身就是保障規則制訂者權益的，是不公平，是服務於西方資本利益的。
蓬佩奧的“名言”：我們撒謊，我們欺騙，我們偷竊！
現在，中國人靠着他們制訂的這套遊戲規則努力工作、不斷升級，結果西方自己連這套自由貿易、國際法治的原則都玩不下去了，打不贏就要掀牌桌，搞政治造謠這種噁心人的小動作。作為一箇中國學者，卻大談這背後“人畜無害”的商業秩序，這到底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大家自己來做個判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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