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王輝耀：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從“澶淵之盟”到共商氣候變化
【整理/觀察者網 周遠方】
**王輝耀：**早上好，晚上好，感謝哈佛大學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李晨主任參與此次對話。我們正在全球化智庫（CCG）北京多媒體中心舉行這場對話活動。此次研討會是CCG去年開辦的“中國與世界”名家對話線上系列研討會之一，旨在疫情期間推動專家學者、政府顧問和商界精英的交流。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學者和傑出的戰略家，在美國國家安全，國防政策，核軍備控制，地緣政治競爭和戰略決策方面頗有建樹。今天我們會討論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下，中美的競合關係。
我也邀請了李晨教授參加我們一起討論。李晨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助理，國際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為近現代國際關係史、戰略和戰爭史，中國近現代軍事與外交史，當代傳統安全與軍事戰略。
艾利森博士，大概在不到100天之前，拜登總統剛剛上台。拜登總統表示，中美之間不僅需要競爭，也需要合作，國務委員王毅外長也表示到中美可以有競爭與合作。春節除夕，拜登總統和習近平主席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電話會議，雙方都認為中美不尋求對抗，而是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在您的著作《註定一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中，您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引起了關注，正是因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達人對雅典崛起的恐懼，讓戰爭不可避免。我知道您一直關注這個話題，這本書已經出版了三年了，那麼中美是否能夠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這是我想得到您答案的第一個問題，也許您能給我們一些新思路。
1. 核戰爭不可取，但澶淵之盟是出路嗎？
**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感謝輝耀。我欣賞習近平主席和中國智慧。也很高興地看到有很多人意識到，中國也許有許多我們可以學習的東西。我很樂意聽到別人對這個話題的看法，我先拋出三個觀點：
首先，對於可能不記得兩國競爭中修昔底德陷阱的人來説，我在書中説的，也希望人們去看的，是當今中美關係的典型特點，也就是競爭的關係。中國作為一個崛起國，積累了多個世代的努力，會越來越強大。美國，作為一個守成國，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應該掌握統治權力。我們在歷史背景下看，兩國關係到底發生了什麼？中國在崛起過程中會受阻，還是會一直崛起？
現在，中國人均GDP是美國的1/4，人口是美國的4倍。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的生產效率和韓國一樣高，中國的人均GDP將會是美國的1/2，GDP總量將會是美國的兩倍。隨着中國在各領域的國際舞台崛起，已經對自己各方面都是第一習以為常的美國，發現自己會被趕上甚至被超越。21世紀初，美國是各個經濟體的主要貿易伙伴，然而在2021年，中國成為了幾乎每個經濟體的主要貿易國。一代人以前，美國曾是世界製造工廠，而現在，世界製造工廠是中國。
在這種現實下，中國的崛起對守成國美國產生了影響。我在書中把這比作“權力的蹺蹺板”。中國會變得更強、更富裕，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方的崛起會改變權力的結構，引發蹺蹺板兩端的力量不平衡。我知道有些中國同僚會認為中國還沒有崛起，中國的崛起是另一種形式。我之前在書中提到，過去500年間，有16種修昔底德陷阱的範式，僅有4種避免了戰爭。
現在是21世紀，客觀的現實是因為有核武器存在，中美只能選擇競爭，否則無法共存，在冷戰期間，蘇聯強大的核武器庫足以發動第二次核打擊，而現在，我們生活在相互摧毀的時代。任何一方攻擊另一方，雙方都會被摧毀，這是一種自殺行為。我把這比作不可分離的連體雙胞胎，殺死另一方等於毀掉自己。這就是核武器時代中美關係的現實。
我們還有氣候問題需要討論，中國是最大的碳排放國，美國是第二大碳排放國，兩國都不加剋制地將温室氣體排放到生物圈中，這會使彼此都難以生存，而且影響全球。因此，在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全球經濟相互關聯，沒有一個國家可以與別國脱鈎而獨自繁榮。
所以，一方面，我們是競爭對手，但從另一方面看，在自然、科技上，我們合作才能共存。正因此，我們要尋求避免衝突和戰爭的方法。
我最近發現中國智慧很有意思，當然我只能儘量去嘗試理解。1005年，北宋發現不敵遼國，就和遼締結了澶淵之盟，同意進行競爭和合作，他們劃定了競爭的範圍，也確定了合作的領域。遼認可宋是一個大國，但是北宋每年給遼國歲幣。遼國用北宋給的的東西從宋國購物。所以中國很早就有合作競爭的早期版本了。我不是非常瞭解中國歷史，雖然很多中國人並不讚賞北宋的做法，但是澶淵之盟是競合的關係，正是宋遼訂下的合約，在歷史上保持了雙方一兩百年的和平，這是一樁好事。
**李晨：**我想對格雷厄姆教授的話做一些評論。首先，關於崛起國和守成國的概念，美國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期的崛起和中國近七十年來的崛起的經驗都表明，我們最需要關注的是國內經濟發展，以及解決國內的社會問題，這是很重要的教訓。
第二點是關於競合關係中的權力競爭。我非常同意格雷厄姆教授談到的，在冷戰中，核武器是極其危險的，在這個世紀中，我們也面臨着新科技的挑戰，比如網絡，因為我們都知道，日常生活離不開網絡。實際上，在大國博弈中，我們將在網絡領域受到嚴峻挑戰。我們需要謹慎處理這方面的競爭。
第三點是關於格雷厄姆教授提到的宋遼關係。我對此有兩點要説：首先，我認為我們需要用長時段視角考察這一案例，因為宋遼的長期和平是經歷了30年左右的長期戰爭後才達成的，但在21世紀的今天，我們不能先進行長期戰爭再協商達成和平，雙方付出的代價太大了。第二點是，為什麼宋遼獲得了長期和平，因為他們意識到不是所有問題都能靠訴諸武力來解決，還需要關注國內問題，以及其他區域的挑戰，就像我剛才提到的那樣。這是我對格雷厄姆教授想法的回應。謝謝。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能問李晨一個問題嗎？您認為遼宋之間關係的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例，還是有很多其他相似的例子呢？
**李晨：**我認為，從中國的歷史看，類似案例不僅出現於北宋，這在很多朝代都屢見不鮮，比如漢朝，決策者同樣重視調整政策來維持長期和平。所以我認為，也許我們能找到其他朝代的和平時期（來類比）。我認為這是我們研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點，你更關注歐洲古代歷史和當代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國學界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現實問題的專家也應該多進行合作。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英美，有許多研究中國歷史的人，他們覺得中國歷史很有魅力，因為它源遠流長，但對我這個不會中文的可憐人來説，要了解中國歷史太複雜了，而且一想到美國只有三百年曆史，我就覺得吃驚。一個國家的歷史比三千年還要久遠，其中包含豐富的經驗教訓，這也是中國歷史學家的長處，他們可以以史為鑑。西方人對此很感興趣。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能進一步進行研究，我今天提到歷史是因為有人給我講了宋遼的例子，我希望我們能找到更多例子。
**王輝耀：**是的，謝謝。我想告訴您，在中國歷史上，其實有許多沒有打仗就獲得了和平的例子。比如在北宋後不久，明朝的鄭和，七次南下西洋，遠達非洲，早於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百年，鄭和給到達的當地國家分發禮物，而不是去殖民，所以你看，中國是熱愛和平的國家，沒有派一兵一卒去佔領別國領土，保持了和平。
我前幾天在中國日報上看到我的朋友新加坡馬凱碩寫的一篇文章，他説，中國的歷史上對外和平的經驗也助力了中國復興 。尤其是現在我們有全球氣候變化、國際大疫情等共同挑戰的情況下，我認為我們現在有共同的挑戰，更應該像雙胞胎一樣同呼吸共命運。
現在，我想引出另一個問題，格雷厄姆教授，您在一篇文章裏提出，拜登政府應採取理智冷靜的對華政策，那麼基於中美髮生的結構性變化、差異、以及包括價值觀、心理、意識形態差異或者文明的衝突等等一系列其他複雜因素 ，您怎麼看待中美的競爭關係？我們對此能做些什麼？
2. 我們能從冷戰中學到什麼？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認為比較有利的信息是，拜登是一個實際主義者，究其一生都充分活躍於國際事務中。他的政治資歷豐富，曾擔任美國副總統、外交事務委員會的高級官員和顧問。他與各國領導人也並非關係生疏、互不瞭解，彼此之間有基礎鋪墊。他曾與習近平等領導人多次進行深入交流，他與李光耀總理私交甚好，聯繫緊密。正因如此，他們會經常進行電話交流。
我認為拜登總統也會認同這一種觀點，即斯科特·菲茨傑拉德（Scott Fitzgerald）在《了不起的蓋茨比》一書中寫道，“測驗一個人的智力是否屬於上乘，只需看其腦子裏能否同時容納兩種相反的思想而無礙於其處世行事”。中美之間的競爭如此激烈，雙方對各領域的“第一名”都勢在必得，比如中美都希望竭盡所能成為全球最大最強的經濟體，擁有最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最強大軍事力量，成為全球貿易的最主要夥伴國。我們還可以看到，在奧運會上，中美兩國都儘可能充實其運動員團隊，雙方都在爭取贏得儘可能多的金牌，中美競爭也藴含了這樣一種奧林匹克精神。
中美兩國能夠在氣候變化、全球抗疫等領域找到合作的空間，即使存在第三方觸發因素如台灣問題、朝鮮問題等其他衝突因子，兩者也可以在其中找到協調和合作的方式和機制，避免雙方毀滅。我們所能設想到是，中美雙方一旦發生核戰爭，則兩國將不復存在，大部分民眾是無法對此構建想象的，我們必須合作來避免一系列會導致這一結果的事件。我們也必須避免由於不受控制的碳排放使我們在地球上窒息。如何同時做好合作和競爭這兩件事情？如何在兩國複雜的政治環境中解釋清楚這兩件事？
一些美國人認為“中國怎麼能成為我們的對手呢？我們記得的中國只是一個弱小的、貧窮的、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同樣地，當中國人在審視中美安克雷奇會談時，會發現中國媒體對美國也有所不滿，中國可以變得更加強大，中國應該更自信。拜登政府和習近平政府有能力把握住、制衡住雙方的衝突和對抗，但是如何管理和避免這種緊張狀況下的政府和社會，這是我們大家都需要的努力工作的方向。
安克雷奇對話會，中國亮劍。圖片來源：新華網
**王輝耀：**我非常欣賞您剛剛所提及的奧林匹克精神，和平競爭。如果我們用KPI衡量中國國內表現，正如鄧小平曾講的那樣“不管黑貓白貓，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貓”，這一描述對於中美競爭的解決同樣適用。我們需要避免互相挑對方的毛病，而不是真正在解決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應該更高、更快、更強解決各自內部問題，這也是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精神的體現。
**李晨：**在艾利森教授先前的觀點中提到了兩國領導人的作用，他們有決心穩定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但艾利森教授還不確定國內民眾是否認同中美之間的競合關係，或遵從上層領導者的意圖。冷戰能夠提供一個相對正面的教訓。冷戰可分為兩個階段，其中一個是雙方的動員階段，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對於武力抱有希望，並希望壓力能起到作用。而後來，雙方認識到壓力和武力的作用是有限的，他們不再寄望於此，並且意識到國家穩定發展在競爭中至關重要，在這種情況下，競爭進入相對穩定的階段。在這兩個階段轉換過程中，危機管控非常關鍵，不僅防止了危機升級和失控，而且促使決策者、民眾和輿論冷靜下來，總結上一階段的經驗教訓。在此基礎上，各方意識到有效地溝通對話，互相瞭解，以及合作的重要性，並且要真正解決實際問題而不只是維持和平。
格雷厄姆教授提到第三方的重要性。即使在大國競爭的狀態下，我們需要互相合作，並與第三方合作，建立能夠包容各方部分利益的安全秩序與機制。在上世紀70、80年代的歐洲，通過美蘇和其他各方的努力，建立了安全秩序，因此冷戰主要表現為軍備競賽，確定性增加。以上為我的個人觀點。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非常同意你們的觀點，尤其之前我們已討論了諸多冷戰內容，我相信您對冷戰的研究也同樣深入。冷戰的開始起因於兩大彼此對立的制度體系，但是無法兼容就要互相摧毀嗎？這將導致戰爭與毀滅。美蘇都對二戰感到疲憊，溝通與對話非常關鍵
雖然當前中美競爭與上世紀的冷戰截然不同，但我們仍可以從冷戰中汲取經驗，例如在華盛頓和莫斯科，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冷戰時期，我們雙方也熱衷於深度溝通，所以里根總統經常因與蘇聯領導人溝通而遭受指責，但他認為溝通與對話非常關鍵，因為核戰爭從來無法取勝，沒有贏家。
里根總統非常熱衷與蘇聯協商，美方放棄一些立場，蘇聯也做一些美方希望的妥協，最終達成武器控制協議，其中每一步都有互相信任的問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雙方關係會趨於穩定，避免可能會導致局面失控的潛在危機。這種機制在柏林危機與古巴導彈危機中基本發揮了作用。
在中美競爭中，我們兩國沒有理由不從過去的教訓中汲取經驗，需要在深度溝通、危機管控流程，甚至危機防範等不同層面上以史為鑑。這是我對過去書中提出的中美合作12條建議的補充，避免掉落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戰爭的發生。
3. 尋找共識：基礎設施、氣候變化與CPTPP
**王輝耀：**感謝格雷厄姆教授的回答。您提到了冷戰時期美蘇雖然競爭激烈，但仍然保持了對話機制，比如赫魯曉夫還和和尼克松在冷戰中還有一個著名的“廚房辯論”。
回到前述話題，此前我和托馬斯·弗裏德曼對話時他説過，中國有自己的奧林匹克競賽計劃，希望世界能和平競爭。此外，我也非常認同您對中美面對全球的共同壓力而合作的必要性的觀點，例如疫情問題，我們必須並肩作戰。我注意到拜登總統一週前宣佈美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中國在基建方面經驗十分豐富，中國已經發起了有103個國家參與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或許我們需要建議新的“佈雷頓森林時刻”，中國能否與美國在亞投行的基礎上合作建立世界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找到中美之間的全球利益共通點，把蛋糕做大，使得中美之間利益大於分歧。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如果把歐盟當作一個整體的話，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並且在過去75年都保持着增長的態勢。歐盟和美國之間好像不存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問題。歐盟或許可以成為一個第三方，從中調和中美關係，歐洲在價值觀上和美國靠近，在經貿上和中國靠近，中、美、歐或許可以建立一個三方會談機制，而歐盟可以成為中美之間很好的中間人，幫助中美避免衝突和矛盾。
另一個我能想到的事情是，我最近讀了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發表在3月23日《外交》雜誌上的文章，他寫道，全球多邊主義體系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兩百年的西方主導模式或將終結。西方主導的模式不僅會在實際行動中消減，同時也會在意識形態方面減退。他談到了19世紀歐洲協調機制，認為世界需要一種新的協調機制，並提議建立一個六方機制，包括美國，中國，歐盟，日本，印度和俄羅斯。他認為這個新的六方協調機制不應該過度關注意識形態和價值方面的差異，六方需要坐下來互相探討確定全球發展共識，為聯合國帶來新的支撐等。這些也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我還注意到您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最近在英國皇家戰略研究所提到：“中美之間，或者是中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之間最終的問題是他們是否能實現相互理解。如果不能實現的話，那世界就會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的狀態。這個問題非常嚴肅，如果我們失去控制，那我們可能就會自我毀滅。”
我想聽聽您對哈斯和基辛格所説的看法，您覺得我們如何才能找到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呢？我發現儘管中國做的很多事都是正確的，但是仍然不被認可，比如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扶貧方面都有顯著成就，同時為世界貢獻了三分之一的GDP增長，去年疫情期間中國貢獻了世界50%的GDP增長，但卻仍不被西方國家看好，我們應該如何來思考這些問題？
**格雷厄姆·艾利森：**您想到的這些都很好，我很讚賞您提出的這些觀點。基礎設施方面，你看拜登的基礎設施建設計劃，我的一箇中國朋友説，“這就好像是美國版的‘中國製造2025’，是由習近平主席早些時候的想法所激發出來的”。
另外一個我想説的是，關於修昔底德陷阱，我在TED的演講上做過一箇中美基礎設施的對比，非常清晰。我當時還建議説，中國在這方面可以教美國很多。我對比了兩座橋，一座是我哈佛大學辦公室外面那座橋，在肯尼迪學院和商學院之間，橫跨查爾斯河。另一座橋在北京，也是要翻修的，交通比美國這座繁忙很多倍。但你肯定想不到（翻修他們）在兩國到底花了多長時間，中國在幾十個小時就完成了。耳聽為虛眼見為實，這裏有一段17分鐘的視頻中的兩分鐘的片段，你們可以看一下。
所以美國可以在基礎設施方面向中國學習很多。美國修了一條從洛杉磯到加州首府的高鐵，花了850億美元，然後就放棄繼續修建了。但中國已經修了12000英里的高鐵了。所以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美國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
您關於中美歐三方協商機制的建議，我覺得非常有意義，我還會再想想。關於理查德提出的新的機制，很多人都把今天的情況和19世紀的歐洲協調做對比。但是我認為這兩種情況的差異要比相似處大。所以我認為這個對比不一定特別有幫助。關於基辛格提到的，他也提到很多次了，如果中美無休止競爭，導致一些關乎生存的領域的必要合作被扼制，那結果將是災難性的，我同意他所説的。
幸運的是，習近平主席對此有着透徹的見解，他提出我們要建立“新型大國關係”，而不是囿於舊的模式中。拜登總統在這方面也有着很深入的理解。他擔心兩國會陷於無休止的競爭，最終導致災難性的後果。我認為我們是對各種觀點敞開大門的。所以我非常讚賞您所在的CCG舉辦的這一系列對話。我認為中國很多學者和政策制定者可能有些過於含蓄了，所以他們沒有站出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我希望您的智庫可以收集更多的觀點，因為很多像我一樣的美國人只能讀懂英文的材料，我不懂中文，所以我希望您們可以成為我們的牽線人。
**王輝耀：**感謝，非常感謝您的鼓勵。我們現在已經有“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美國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它的前身。CPTPP在很多方面有着比WTO更高的標準，就好像是21世紀的一個小WTO，而這個機制是美國在奧巴馬-拜登政府最先創立的。習近平主席已經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峯會上表示中國有興趣加入CPTPP，有興趣提升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標準。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箇中美可以共同對話的領域。我們還可以把CPTPP當作WTO改革的試驗場，同時化解雙邊矛盾，推動多邊關係發展。
另外一件我認為很好的事情是，拜登總統已經邀請習主席出席4月22日舉辦的全球氣候變化峯會，離現在只有三週了。40個國家的首腦將受邀出席此次峯會，不論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的差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氣候變化領域的對話真的是雙方關係破冰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或許還可以建立一個國際氣候變化組織，這樣我們就可以在這些領域有更多的對話。我覺得這是很好的機會。
**格雷厄姆·艾利森：**拜登總統邀請習主席參加氣候變化峯會，同時兩國都同意擔任G20氣候變化工作組的聯合主席。這些意味着他們必定會在今年10月的G20峯會上提出一些關於這方面的切實可行的提案。這也意味着他們都是支持這種既有矛盾的又有合作關係的，那就是在某些領域兩國要合作，而同時又要承認他們關係的競爭性。所以我認為這些想法都不尋常。
**王輝耀：**好的，謝謝！我們必須互相學習。最後，因為你在中國很受歡迎，我們收集到一些問題。其中一個問題來自搜狐，我覺得您之前也已經部分回答過，中美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另一個是來自中國日報的問題，對於當前的中美局勢，您對兩國政府有什麼建議？以及您對中美阿拉斯加會議有何評論？
還有一個問題來自觀察者網，這是上海一家媒體。它提到，由你和胡祖六2月18日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的文章《理智的中國政策——把重要利益放在首位》已經通過他們的網站翻譯並傳播了。這篇文章提到美國總統拜登的亞洲事務主管坎貝爾和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在2019年《外交》雜誌中的一段話，“美國與中國‘接觸政策’的時代已經正式結束了”，中美三月份在阿拉斯加舉行的高層對話中有一個戲劇性的場面，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指出，美國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説，“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此後不久，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在接受採訪時也用了楊潔篪的這句話。在目前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將怎樣與中國“接觸”呢？
還有一個問題，來自中國評論通訊社，有聲音批評中國在外交上比以前更加強硬了，您如何看待中國外交或外交政策?你認為這種外交政策將對中美關係產生什麼影響?
**格雷厄姆·艾利森：**讓我試着把所有的問題一起回答，這些問題都是很好的問題。在中美安克雷奇會談中，雙方表現得都非常強硬，都以自己的利益為先，擺出競爭的態度，而不是以合作或者是接觸推動關係發展。我認為這是可以預見到的，我們現在的關係就是這樣。
事實上，在中美同意成為G20氣候工作組的聯合主席之後，或者在這之前，我們就可以看到中美關係更廣闊的前景了。
拜登已經邀請習近平主席出席4月22日地球日的氣候峯會，我認為中美之間在G20峯會之前就會想出很多針對氣候變化的具體方案。中國和美國首先會提出，他們將在巴黎協定上作出行動，然後帶動其他國家共同行動。我認為至少在氣候領域我們會進行合作，中美這麼做都是為了自己的福祉。
我希望我們可以在存在誤解的領域看到相似的理解與合作，比如像台灣問題、朝鮮問題、還有伊朗問題。伊核問題新一輪“5+1”談判將在下週舉行。但美國不會與伊朗代表在同一間屋子裏談判，因為特朗普總統退出了“伊核協議”，我認為這是錯誤的，我們不應該被這種氛圍所誤導。中美都想保持自己的地位，雙方的力量對比現在和將來都會一直變化，所以協調會很難，但是我認為同時雙方都有能力關注到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
我想談一下你前面提到過的一個建議，中國可能加入CPTPP，美國也可能回到CPTPP，這將對雙方都產生重大利好，也會使所有成員受益。我們知道貿易協定可以創造一種雙贏的局面，對雙方來説都是有益的。僅僅是對中國“接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我們那一代美國人所想象的那種“接觸”，是一個落後的、貧窮的、發展中的中國和美國接觸、追隨美國的步伐、聽從美國的指導、加入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而且我認為這種“接觸”是不可能再重新構建或者是復興的。
展望未來，我認為，就像我之前説的，中美之間將會有激烈的競爭，同時也會有必要的夥伴關係，雙方也沒有必要強迫他人加入任何一方。雙方都面臨着我們提到過的狀況，一個是地緣政治狀況，平衡着蹺蹺板兩端的力量；另一個是21世紀世界的現實狀況，核武器可能會把我們所有人毀滅，我們要控制温室氣體的排放，維持適合我們生活的氣候和環境，等等。
**王輝耀：**感謝，您的見解和建議對我們所有人來説都非常重要。我知道您之前的很多學生、同事都在拜登政府供職，您也經常被他們諮詢一些問題，所以中美和世界都非常需要您的智慧。您三年前提到了12條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政策建議，我認為我們應該繼續這方面的討論，併為現在中美關係競爭-合作的新格局尋找出路。
（根據對話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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