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兩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如此“現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傅正】
可以確定，傳世之《商君書》二十四篇（另有兩篇僅存篇名）大多不是商鞅本人的手筆。清人編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懷疑此書的真實性：
今考《史記》，稱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鞅欲反，惠王乃車裂鞅以徇。則孝公卒後，鞅即逃死不暇，安得著書？如為平日所著，則必在孝公之世，又安得開卷第一篇即稱孝公之諡？殆法家者流掇鞅餘論，以成是編。（永瑢等，第848頁）
《商君書》第一篇“更法”頭一句就是“孝公平畫，公孫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孝公”是諸侯死後才有的諡號，商鞅又怎麼會稱其主上為“孝公”呢？
郭沫若甚至説：
偽此書者，我懷疑就是韓非的門人，乃韓非死後留仕於秦者，揣摩商君之意而為之，文多槁瘠，意雜申、韓，故如《靳令》這篇文字，既被編為《商君書》，亦可收入《韓非》書了。（郭沫若，第325頁）
郭氏把法家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法家以李悝、吳起、商鞅為代表，主要吸收了儒家的思想，後期法家以慎到、申不害、韓非、李斯為代表，主要吸收了黃老的思想。前者法家為人正派，致力於推動制度變革，後期法家為人狡詐，以取悦人主為能事。在他看來，致力於制度變革，不惜得罪未來秦國之主的商鞅，怎麼可能會有這些殘民弱民的論調呢？用郭氏本人的話説：
純粹法家以富國強兵為目標，他們所採取的是國家本位，而不必是王家本位。他們抑制私門是想把分散的力量集中為一體以謀全國的富強，人民雖然受着嚴刑的壓迫以為國家服役，但不必一定為一人一姓服役，因而人民的利益也並未全被抹殺，人民的大部分確實是從舊時代的奴隸地位解放了。商君正是這種法家的成功的代表。……鬼祟的權謀數術，專為一人一姓謀利益的辦法，是還沒有把他污染的。（郭沫若，第329頁）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在道德上如此拔高商鞅。對於商鞅而言，這樣的道德評價無論如何都是不恰當的。這倒不是説商鞅本人道德水平如何如何低下，而是説對於法家而言，德性之高低與政治之優劣，完全是兩碼事。這大概就是“刻薄少恩”的真正內涵吧。
中西古代哲學家，無論是孔、孟、荀子，還是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會相信，政治的根本是教育，好的政治首先需要把人教好。法家卻一改其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如何控制和利用人，而不是如何教化人。或者説，法家把人變成了技術操作的對象。
某些老牌公知也許會説，這種以控制對象為核心的政治思想是一種專制的前現代思想，與現代民主思想水火不容。這恰恰證明了他們根本不知現代民主的實質。比如美國有位民主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就這樣描述其《政治學》的主旨：誰得到什麼？何時和如何得到？
哈羅德·拉斯韋爾
一
有學者根據司馬遷的敍述，推測《開塞》《農戰》《墾令》《算地》《戰法》《兵守》《境內》《畫策》等有關商鞅耕戰學説的篇目，均屬於寫作《商君列傳》的基本史料。（見楊勝寬，第23頁）另有學者仔細比對《墾令》與睡虎地秦簡，發現兩者基本一致，可知商鞅耕戰之説對於秦國法律體系的巨大影響。（見曹勤、秦濤，第93-100頁）准此而論，《商君書》是不是商鞅親手所撰沒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它集中體現了法家的思想，該思想經由商鞅變法而融於秦政之中。
《商君書》明確指出：
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奚以論其然也？今夫盜賊上犯君上之所禁，而下失臣民之禮，故名辱而身危，猶不止者，利也。其上世之士，衣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而益裕廣耳，非生之常也，而為之者，名也。故曰：名利之所湊，則民道之。（《商君書•算地》）
凡民之所疾戰不避死者，以求爵祿也。（《商君書•君臣》）
趨名好利是一切人類的基本追求，即便如上古賢達之士，“不暖膚，食不滿腸，苦其志意，勞其四肢，傷其五臟”，也不過是為了求名而已。這種對人性的徹底實證化處理，構成了法家政治學的倫理基礎。
因之人性趨樂避苦，賞罰二柄才事所必然。換言之，一切法律制度的都不外乎合理運用賞罰二柄，將所有人導向國家或社會的整體目標。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商君書•弱民》）
所謂“民強則國弱，民弱則國強”並不是簡單地把民與國對立起來，倒毋寧這樣解釋為好：任何人都不過是整個國家機器上的零部件，個人的運作必須服從國家機器的整體運作。一切背離此目標的活動都在禁止之列：
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國安不殆。民不賤弄，則勉農而不偷國安不殆，勉農而不偷，則草必墾矣。（《商君書•墾令》）
此處所説的“民不貴學”，當然不是妨害秦民學習法令和專業技術知識，而是那些與本業無關的文化活動：
是故豪傑皆可變業，務學 《詩》《書》，隨從外權，上可以得顯，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賈，為技藝，皆以避農戰，……故其境內之民，皆化而好辯樂學，事商賈，為技藝，避農戰。（《商君書•農戰》）
不特《詩》《書》要禁、商賈要禁，技藝要禁，一切妨害國家整體目標的因素都要加以限制。
商鞅一方面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這打破傳統農村公社共同體，把人從土地依附關係中動員出來，另一方面卻禁絕一切投機倒把，打壓一切與農業生產無關的民事商業活動。這相當於只給秦人提供了兩條道路：要麼安安心心務農納糧，要麼流向軍隊或相關軍工部門。
主操名利之柄，而能致功名者，數也……故聖人之為國也，入令民以屬農，出令民以計戰。（《商君書•算地》）
民之外事，莫難於戰。（《商君書•外內》）
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商君書•外內》）
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
“耕”是為了養活更多的人補充軍隊兵源，生產更多的糧食供應軍事後勤；“戰”則是為了掠奪更多的土地以保證糧食生產。耕與戰，二者循環促進，至此，一台龐大的利維坦戰爭機器開動起來了。
根據太史公的説法，商鞅第一輪變法的主要內容如下：
令民為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史記•商君列傳》）
撮其要者，大概六條：（1）建立什伍連坐制度；（2）鼓勵告奸；（3）推動民眾分家從事生產；（4）獎勵軍功，嚴懲私鬥；（5）重農抑商，導民於本業；（6）獎勵軍功，爵位等第完全以軍功為標準。
我們完全可以把這兩條措施概括得簡單些。用兩種政治手段（賞與罰）實現兩個政治目標（耕與戰）：通過嚴厲的懲罰手段迫使人民不脱離農業生產，通過豐厚的獎賞措施引導人民走上戰場。關於這次變法的效果，史書記載得很明確：
行之十年，秦民大説，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史記•商君列傳》）
二
政治史家查爾斯•蒂利曾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義是打碎了以舊貴族為代表的中間階層，“建立起另一套中央控制”。
法國把自己的新體制作為重建其他國家的模板。當革命的和帝國的軍隊被打敗後，其他國家也試圖在歐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種直接統治體制的複製品。……整個歐洲大量地朝着中央集權的直接統治（其中至少有一點點代表被統治階級）轉移。（蒂利，第121-122頁）
篇幅所限，這裏沒有辦法詳述此一歷史轉折的巨大意義。克勞塞維茨的切身體會足可證明：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的狀況就是如此。奧地利和普魯士試圖以我們敍述過的外交型戰爭去迎對。它們很快就發覺其不足。……突然，戰爭再度成為了人民的事業，而那是個為數三千萬的人民，他們全都認為自己是公民。（克勞塞維茨，第852頁）
西方近代軍事學之父絕不會如我們的某些資深教授那樣空談“民治定比君治強”。克勞塞維茨看到，法國大革命的根本作用是打碎了橫亙在國家與臣民之間的中間階層，把所有人都動員進了國家機器。
從此以後，國際戰爭不再只是王公貴族之間的“趙家人鬥毆”，而直接關乎到人口總量和普通國民的基本素質。用福柯的話説，對“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壽命和長壽”的“調整控制”成為了國家實力的日常組成部分，這是“一種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福柯，第90頁）
油畫《自由引導人民》
以比較史學的視野反觀中國歷史，我們會得到什麼新的結論呢？
大約至公元前350年，商鞅開始了第二次變法：（1）將首都自雍遷至咸陽；（2）進一步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5）確立縣制，將全國劃分為三十一個縣；（4）徹底廢除井田制，統一國家賦税；（5）統一度量衡。確立縣制、統一度量衡等改革，不僅關乎行政區劃和計量單位，它倒毋寧體現出秦國進一步確立了國家對社會基層的垂直化管理。
在這場變革中，領土和人口之於國家實力的重要性才真正凸顯出來。在春秋前期，“國”仍然指城郭，它與城郭之外的廣大“野”判然分明。從地圖上看，各個諸侯國仍然呈點狀分佈。至春秋後期，國野之別開始消亡，領土國家漸漸出現。與這個變化互為表裏，軍隊成分逐漸從公民兵走向專業化、常備化，戰爭的目標也逐漸走向掠奪領土和資源，進而走向消滅敵方有生力量。
商鞅變法是這一歷史進程的重要轉折點。有學者指出，秦惠文王至昭襄王中期，秦軍在東進中尚且實行“取其地而出其人”的政策，到了昭襄王晚期，轉而“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戰國策•秦三》），以“大量殺傷敵人”為目標。（孫聞博，第41頁）
公元前293年，白起率秦軍攻伊闕，斬首韓魏聯軍24萬。
前279年-前278年，白起率秦軍伐楚，攻破楚國都城郢、別都鄢，淹殺楚國鄢城百姓數十萬。
前273年，白起、魏冉率秦軍於韓國華陽攻魏趙聯軍，斬首聯軍15萬。
前264年，白起率秦軍攻佔韓國陘城等九城，斬首韓軍5萬。
前262年-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秦坑殺趙軍45萬。
……
這張列表至前262年-前260年秦趙長平之戰時，到達了頂峯。幾十萬人大踏步前進，大踏步後腿，大迂迴，大縱深，大包圍，大殲滅戰，所有這些足以體現出了當時秦軍高度的組織化和專業化。真令人好奇，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秦國人如何能做到這點？
無疑，這代表了中國歷史的一個高峯。反觀東漢三國時期的大規模戰役，如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儘管為後人一再演義，但其實質不過是部曲軍隊之間低烈度、低效率的消耗戰，雙方拖到最後只能通過火攻水淹解決問題。可見歷史並不總在進步。
秦國一邊以消滅敵方人口為戰爭目的，另一邊則大量招募三晉之民進入秦境，補充兵源和農業生產。《商君書》有“徠民”一篇，有學者便指出，此篇成於昭襄王晚期，反映了當時秦國的人口政策。（鄭良樹，第147、149頁）
今秦之地……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秦之所與鄰者三晉也……彼土狹而民眾……今利其田宅，而復之三世，此必與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惡也。然則山東之民無不西者矣……今以故秦事敵，而使新民作本……令故秦 〔民事〕兵，新民給芻食。（《商君書•徠民》）
今天很多人喜好談論“生命政治”，何不拿它來思考思考中國歷史呢？
總之，古往今來的歷史變革從不是出於人道的進步，倒毋寧出於不人道的殘酷競爭，被許多人捧之上天的西方“民主”社會更是“每個毛孔都滴着骯髒的鮮血”。念及於此，我總會驚訝秦政之“現代”，或者説，驚訝兩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竟包含了如此多的現代性因素，更何況中國傳統所説的“古今之變”，本來就指“周秦之變”。
三
大哲學家黑格爾曾這樣評價世界精神及其代理人：
一個“世界歷史個人”不會那樣有節制地去願望這樣那樣事情，他不會有許多顧慮。他毫無顧慮地專心致力於“一個目的”。他們可以不很重視其他偉大的、甚或神聖的利益。這種行為當然要招來道德上的非難。但是這樣魁偉的身材，在他邁步前進的途中，不免要踐踏許多無辜的花草，蹂躪好些東西。（黑格爾，第32-33頁）
或者用馬克思的話説，不列顛的殖民統治者蠻橫地砸碎了印度人的手工紡織機，在印度造成了一場又一場的大饑荒，所有這些強盜行徑卻在客觀上破壞了南亞次大陸舊的生產關係，為新生產關係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説，雙手沾滿鮮血的不列顛統治者充當了“歷史不自覺的工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771頁）
中國傳統思想家在評價法家時，不曾像黑格爾、馬克思那樣洞悉其背後的歷史理性嗎？未必。王船山先生有言：
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為天下計，[則]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王夫之，第2頁）
“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秦國君臣的“自私算計”不自覺地成為了人類文明實現其目的的工具。
單看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此誠可謂“刻薄少恩”。或者如司馬遷冷靜地看到的那樣，與其説商鞅個人品性“刻薄少恩”，倒毋寧説秦政之“刻薄少恩”。他死於公子虔之手乎？死於秦惠文王之手乎？殆死於其所設之秦法矣！
然而，就“通古今之變”的歷史長遠眼光看，商鞅跟他所處決的那些亂法者一樣充當了時代精神車輪踐踏蹂躪之下“無辜的花草”。真正“刻薄少恩”的既不是某個人，也不是某種制度，而是人類歷史本身。它的冷峻、殘酷與深邃之處，莫過於此！
《大秦帝國》劇照
參考文獻
古籍：《韓非子》《漢書》《後漢書》《論語》《孟子》《商君書》《史記》《文史通義》《荀子》《戰國策》《莊子》等。
曹勤、秦濤，2015年：《<商君書•墾令>與秦簡比勘研究》，載《法論：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法律出版社。
蒂利，2007年：《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人民出版社。
福柯，2005年：《性經驗史》（增訂本），佘碧平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郭沫若，1982年：《十批判書•前期法家的批判》，載《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
黑格爾，2001年：《歷史哲學》，王造時譯，上海書店出版社。
克勞塞維茨，2016年：《戰爭論》下冊，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錢穆，2001年：《商鞅考》，載《先秦諸子系年》第3卷，商務印書館。
孫聞博，2020年：《商鞅“農戰”政策推行與帝國興衰》，《中國史研究》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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