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平：中美會談後再談這個問題，“為什麼需要了解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黃平  圖由作者提供

【採訪/觀察者網 白紫文】

**觀察者網：**馬丁·雅克先生此前發表的演講（“我們為什麼需要了解中國？”）中提到，西方總是從“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角度解釋中國現象，產生了很多誤解，實際上中國不是民族國家的產物，而是文明的產物。從歷史的角度，怎麼看中華文明在國家構建中的作用？

**黃平：**我認識馬丁·雅克很多年，算是老朋友了。嚴格地説，這不是馬丁·雅克個人剛提出的見解，我記得早在60年代，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和美國的政治學家白魯恂都提出過“文明國家”的概念，馬丁應該是引用了這個概念。

我覺得，從啓蒙到近代以來，西方逐步成為了這個世界的主導力量，西方人也因此用自己的眼光包括他們所熟悉的國家（“民族-國家”）理論來看待別的非西方社會和地區，不論是原來就已經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和歷史的中國、印度、日本、伊朗、阿拉伯世界，還是其他後來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地區和社會。這種用西方眼光西方理論看世界、看其他國家和地區從16-17世紀就開始了，到了19-20世紀基本已成“定理”，或被認為只有這樣一種視角。

拿“民族-國家”概念來説，其實它是一個很晚近的概念，“民族-國家”是一個18-19世紀才有的歐洲現象，在這種民族-國家以前是公國、王國、帝國等形式的國家形態。即使追溯到1648年歐洲各國達成《威斯特伐里亞公約》（該公約明確規定了由中央控制的獨立國家之間對對方的主權和領土的尊重，這是我們今天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歐洲早期版本）時期，時間也並不算長，何況威斯特伐里亞公約也並不是在“民族-國家”之間達成的。

紀念法國大革命的著名油畫《自由引導人民》 圖自維基百科

完全可以説，“民族-國家”這個概念本身是非常“歐洲化”的，18世紀以後歐洲才慢慢從以前分封領地的王國、19世紀以後（甚至20世紀一戰以後）才從帝國形態過渡到以民族為單位的現代民族國家形態。但即使是在歐洲的“民族-國家”，例如英國、法國和後來的德國，也並不是由單一民族構成的。

這樣，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在經過法國大革命、英國工業革命等等，一直到一戰以後才逐步成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民族國家”（或西方式的現代國家）形式向其他國家和地區蔓延，特別是20世紀50-60年代，長期被西方統治的殖民地紛紛獨立，但是這些殖民地獨立以後也是照貓畫虎，模仿宗主國的制度立國，用西方式的“（民族）國家”形式重新組織自己的社會，本來廣大的殖民地被殖民、被侵略以前都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獨立以後大部分地區的國家建構，卻都以西方民族國家體制為模板。

可以説，民族國家體制是帝國（如大英、法蘭西、奧匈、俄羅斯、奧斯曼、德意志）模式在一戰前後逐步走向衰亡以後才出現的國家形式。客觀上，這種國家形式已經是現在最重要的組織社會方式，但是並不等於只有或只能用這一種眼光去看待國家現象。

比如説，中國1840年以前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帝國，1840年以後落入半殖民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晚清王朝，1949年重新站起來，建立起自己的現代國家，這樣一直走到了今天，並繼續朝着民族復興的方向發展，其中，現代國家建設，包括主權和領土完整得到保證前提下的國家制度、國民經濟、國民教育、社會與文化建設、福利與保障、審計與税收，有的還在完善之中，特別是國家認同與正當性問題，也要在多民族多區域裏不斷鞏固，在與其他國家交往中不斷凸顯。

這裏一個關鍵，是客觀上的現代國家現象（我們自己也是一個最重要的現代國家），與是否僅僅用西方的民族-國家眼光去看待各個國家與社會，是應該有所不同的，前者是客觀現實，後者是看待問題的視角或眼光。

至於所謂中西之別，僅僅從二元化的角度看待是不足以説明問題的。當然不是不可以做比較。簡單説，歷史上，中國從來都不是民族國家前西方那種“帝國”。秦漢以來中國維持着很重要的、不同於西方國家架構的“大一統”國家形式，其特點之一在於多元一體、和而不同。如果對比一下就會看到很有意思的地方，大致可以説，中國是多元一體，西方是一元多體；中國是和而不同，西方是同而後和。所謂西方一元多體，包括今天講得很多的所謂“普世價值”，強調的是一神、一元，雖然有多個民族國家，但都以一神、一教、一元為基礎。而中國的“大一統”下則是多元一體，雖然民族眾多，但組成為一個大的社會-國家（“天下”，而不是民族-國家），“大一統”也就是大一體，內部總是多元、多民族、多文化，靠的就是“和而不同”，各民族各文化不僅和平相處，而且還彼此共生共榮、互補互鑑，不是如西方那樣，彼此得先互相趨同，如果不同就被視作異己或敵人，甚至得滅掉，必須先同，而後才有和。

至於“文明”這個概念，詳細講起來很複雜，連法語裏的文化，與德語裏的文明，也是不能對等的。簡單地説，今天歐洲人講的“文明”，本是源自拉丁語的Civis，原意是“城市的居民”。歐洲啓蒙以後將其引申為某種先進的社會和文化狀態，後面加上LIZATION，指達到這一“先進狀態”的過程。從啓蒙到19世紀，總體上西方人對文明的定義是，西方代表先進，而與西方不合的，不論是制度還是理念，就是落後與野蠻，這樣他們在對非洲和美洲進行殖民與侵略的時候，就有了“正當性”，認為是“文明”在征服“野蠻”。

如果只從這個意義的“文明”來説，中國也曾被看作是“落後”甚至“野蠻”的地方，而不是今天我們很多人在用的“文明”概念。中國的“文明”概念，是類型意義上各種“文明體”中的一種，當然也不是《易經》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的意思。而如果不是從優劣意義上，而是從類型意義上，説“中國”一直是在一個大的文明脈絡下多種文化、多個民族共生共存、互補互鑑，因此不同於近代西方那種“民族-國家”，也無法僅僅用西方的“民族-國家”概念來加以闡釋，那是沒有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同意馬丁在採訪中所講的，西方如果只從自己民族-國家角度理解不了中國，理解不了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今天的中國不僅是一個大陸型的地域和大經濟體，也是一個從未間斷的活着的歷史，一個包含如此眾多文化與民族的社會，一個依舊基本用大一統方式治理的政治體。“中國”的複雜性甚至遠遠超過所謂“文明國家”，更超過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甚至連漢族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單一“民族”，“漢”也是一個文化、歷史概念，而不是一個種族、族羣概念，漢人裏邊也有各類人，不止是有南方人北方人之別，連廣東也有閩南人、潮汕人、客家人，至於下面的支，就更多到不可數了。大家都是漢人，但是是文化與歷史，慢慢地把各類人匯聚成了“和而不同”的一個大族羣，中國人。

近代歐洲發生英國工業革命、法國政治革命以來，西方一直被認為是主導和支配世界的力量，“現代化”不止是理性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也包括大規模地、很殘酷地對外殖民、侵略、征服，在這個過程中，殖民者侵略者征服者也習慣於以自己的視角看世界、看他人。在西方人眼中，自己與“他者”、“異類”之間，是發展意義上的“發達與落後”，文化意義上的“文明與野蠻”，科學意義上的“高級與愚昧”，政治意義上的“民主與專制”，這種“黑與白”“我與他”的二元二分世界觀，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其他社會其他國家看做異類、異種，還總是以優越、救世的心態要想把他人他國馴化得與自己相“同”，不能“同”者就被視作異類乃至敵人，從而試圖賦予對其發動殖民、侵略與征服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最後各國個民族個文化必須接受西方那一套“普世”的東西，不僅是價值，也包括制度以及達致這樣的制度的路徑，用撒切爾20世紀80年代的話就是“沒有別的選擇”。

1892年《Punch》雜誌出版的社論漫畫“羅茲巨像”，“殖民主義”代表作，將英國殖民者塞西爾·羅茲描繪成站在非洲大陸上的巨人，暗示了新帝國主義時期對非洲的爭奪  圖自維基百科

用這種由於歷史的路徑造成的看待自己和他人的眼光和角度，西方今天不只是理解不了中國，同樣理解不了廣大的非西方世界，例如非洲、印度、阿拉伯世界。  

能夠看到這一點的西方人很少。馬丁·雅克，他之前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美國政治學家白魯恂（Lucian Pye）等人，他們至少能看到中國不簡單是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包括更早的比如研究中國古代科技的李約瑟，也一直對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非常執着，想弄清楚它與中國文化和制度之間的關係。所謂“李約瑟之問”，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看，其實可能更有意思，一個如此大一統的文明國家，沒有必要也沒有壓力去征服別人，甚至沒有意願去征服自然。

這樣來看，我認為倒是可以斗膽用“文明社會”來指稱歷史上的中國，因為在中文和中國文化與歷史脈絡裏，國家與社會從來是不可分的！雖然1840年以後我們落後捱打，所以要自立於世界民族（國家）之林，1949年以後我們獨立建國，開始了建設一個現代國家，一個擁有自己的獨立和主權、領土完整、內政不容外部干涉，也建立並完善一整套現代制度，包括現代軍隊、現代經濟、金融、税收、審計、現代教育、現代醫療、福利養老等等的現代國家，但是我們幾千年的文化和基礎都不能僅僅用西方人眼中的“民族-國家”去看待和理解，因為那時根本還沒有西方這種“民族-國家”，中國早已在發展和治理自己的社會了。

觀察者網：提到文明話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可謂”享譽全球“。民粹主義在西方抬頭後，這一理論似乎再次被印證，西方也有陷入到這種話語裏無法自拔的趨勢。文明衝突論是一種現象解釋，並不是解決辦法，甚至因為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衝突更容易走向高潮。如何破解文明衝突論，是亨廷頓沒有解答的問題，您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

黃平：“文明衝突”的概念出現就更晚了。是“冷戰”結束之後亨亭頓在他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夏季號發表的“文明的衝突？”一文（1996年擴充成為一本書《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的。

1989年柏林牆倒台，1991年蘇聯解體，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以這種方式結束。亨廷頓當時認為，“冷戰”結束後，世界將重新迴歸到文明的衝突，“衝突的主要根源將是文化：各文明之間的分界線將成為未來的戰線。”即是説，文化和宗教的差異，而非源自歐洲資本主義社會勞資矛盾的意識形態的分歧，將導致世界幾大文明之間的競爭和衝突。

亨廷頓提出這個見解時已經是哈佛大學政治學系的著名教授，當時圍繞冷戰後的世界格局將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美國還有一位比他更加一炮而紅的年輕學者，就是1988年冷戰結束前他在其 《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之人》中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

2014年6月6日，弗朗西斯·福山於美國著名自由主義智庫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討論已提出25年的“歷史終結論”  視頻截圖

“文明衝突”和“歷史終結”是冷戰後出現的兩種試圖解釋後冷戰世界的西方政治假説。如果説亨廷頓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了隨着以蘇聯和美國之間的“冷戰”結束，世界又重新回到幾大不同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儒教文明之間互相沖突的格局，那麼福山則認為，隨着“冷戰”的結束，現代歷史不再存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所謂“選擇”，歷史以此劃上句號或“走向終結”，剩下的問題無非是在自由民主取得最終勝利的資本主義下如治理而已。

亨廷頓和福山的論述都出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現代資本主義一時沒了對手時期，有人甚至用過“一超獨霸”來形容當時的情景，雖然事後證明這不過是曇花一現，歷史既沒有終結，文明中衝突也並未出現。

回想起來，馬克思當初分析資本主義，以第一個比較成型的現在資本主義國家——英國作為研究的藍本。馬克思關注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矛盾，也就是勞資矛盾，是怎樣和為何產生的，以及將如何走向並帶來什麼結果。在他看來，現代資本主義要開拓世界市場，就需要原始積累，勞資關係與矛盾就此產生，在內是從圈地運動到發展紡織業以及後來的機械製造業，對外就需要擴大世界市場並與廣大殖民地發生不平等的經濟貿易關係，為此也不惜使用暴力與軍事侵略等手段，雖然這種“自由競爭”（“政治自由”是引申出來的概念）不可避免，並因此看到上升時期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作用，雖然資本主義從一開始，自由與平等的張力就深藏其中（即使是盧梭，也早就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

西方社會自從資本主義成為基本的生產方式以來，“自由”與“平等”這一對概念就一直處在張力之中，法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但是到底更偏向於“自由”還是“平等”，一直是個問題：如果偏向於“自由”，就強調自由競爭、自由開拓、自由發展，也包括資本逐利所需要的種種“自由”，主導邏輯就會是資本。所謂“自由競爭”的積極作用，一是早期資產階級的推動社會歷史的作用，二是早期資本主義的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但是“自由競爭”概念本身就藴含了“叢林法則”，預設了“零和遊戲”。而如果偏向於“平等”，則是預設了“左翼”或社會主義的訴求，這裏所講的“平等”首先是經濟地位和收入分配意義上的平等，其次也是政治和社會權利意義上的平等。“自由”與“平等”這對張力，在政治上，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產生以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分歧的關鍵，政治上是主張“自由”還是主張“平等”，構成了西方社會內部右翼和左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論和鬥爭的理論焦點。

但是隨着1989年柏林牆倒塌和1991年蘇聯解體，歐洲意義上的兩大陣營的分歧被認為已經劃上了句號，西方政治學、或者説美國政治學界出現了福山和亨廷頓的不同假説。福山認為已經是“歷史終結”，覺得世界隨着蘇聯解體、西方“勝利凱旋”，世界歷史將“終結”於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和政治民主，最終都將走到與西方“同”的路上。亨廷頓則認為，“世界將回歸文明衝突”，隨着來自蘇聯社會主義對立面的“消失”，世界矛盾又再度回到文明之間的衝突。可以説，福山算是自由資本主義的鼓吹手，而亨廷頓則是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現實主義、保守主義代表，他擔心的是文化認同會出新問題，而不僅僅是經濟上市場經濟的確立和政治上民主制度的“勝利”。亨廷頓的理論一出來，當時就引起很多爭論，他的同事當中一位社會學家艾森斯塔德，就覺得冷戰後的世界不是“文明衝突”，而是“多元的現代性”，多種文明共存，多種現代性，他將伊斯蘭世界也看作現代性的一種形式。

特朗普時期，美國國務院研究室主任叫斯金納，她既是女性，也是有色人，反而説話沒了顧忌，一語捅破窗户紙，稱中美之間的衝突屬於“文明衝突”加上族羣（種族）衝突，認為這是一場美國“從未遇到過”的衝突，它也不同於當年的美蘇冷戰，因為美蘇冷戰還是同屬西方文明脈絡裏面的衝突。這番言論一出，一方面引起諸多非議，另一方面也道破了他們這種“現實主義”（更合適的稱謂是右翼民粹主義，包括特朗普鼓吹的“美國優先”和“讓美國再次偉大”）對中華民族復興的“戰略憂慮”。

2019年4月29日，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主任斯金納（Kiron Skinner）在華盛頓“2019未來安全論壇”上稱，美國與中國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 視頻截圖

從亨廷頓到斯基納，他們的説法，至少從西方的民族國家角度，特別是從維護和論證這種國家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角度，並非毫無道理。國家利益的背後是核心利益（core values）。“核心利益”正是發源於第一個問題提及的現代民族國家概念，現代民族國家講求四個要素：主權獨立、領土完整、不容干涉的國家制度、以及支撐國家制度的基本價值理念體系。而以國家為單位的現代世界和國際關係，西方國家要堅持和保護自己的核心利益，就要把西方國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在這個邏輯之內，説國與國之間是“叢林”，是靠“零和博弈”，是現實主義所講的衝突，是成立的，因為18世紀開始到19、20世紀成型的由西方主導的世界格局，就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基礎之上，就是在此基礎上開展國際關係或國家之間的互動，外交與貿易等都不過是其表現罷了。

我們也要堅持自己的國家利益和國家安全底線，主權、安全和內政不容外部干涉也是我們的底線，這是所有現代國家的基本原則，也是國與國交往的前提，但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是主張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互利合作，再到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而不是墮入叢林法則和零和遊戲。

有趣的是，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並沒有成為國際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理論。雖然亨廷頓、米爾斯海默、羅伯特·卡根這些人在美國的影響都很大，但是保守又冷酷的現實主義“文明衝突”在冷戰結束後仍然不是主流，為什麼會是這樣，值得認真思考。“歷史終結論”似乎比它更加熱門，而西方學説的主流（如果還有“主流”的話）依舊是基於自由資本主義的的經濟學、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

今天看來，毫無疑問這兩種假説都沒有成為現實。連福山自己也在對他的“歷史終結”不斷做出重大修正，亨廷頓則在美國發生“特朗普現象”時去世了，沒有看到最近的大選和衝擊國會等“奇葩”，而兩種理論假説的破產，最重要的是實踐高於理論，冷戰後的世界並未按照他們的假説演進：對於福山的假説的最好檢驗或證偽，是中國如果走出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則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天下”，或文明社會）在社會主義方向、道路、制度的實踐；而與此同時，如果中國的民族復興在兩個百年之際邁上新台階，則整個世界也可能進入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時代，進入共生、共榮、共處的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這將是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超越。

現在，隨着冷戰結束，我們究竟是進入一個什麼時代？從時間上説現在還在處於“後冷戰”和進入新世紀的發展過程當中，全球化帶來繁榮的同時也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世紀之初發生過的911襲擊也好，07-08年的金融風暴和世界經濟危機也好，這次的新冠病毒蔓延也好，正在和將繼續發生的氣候變化也好，客觀上看，文明衝突並沒有發生，雖然絕不意味着沒有矛盾，沒有鬥爭，沒有衝突，就連美國社會內部，現在也發生着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社會與政治矛盾和衝突。

最後，無論是“文明衝突論”還是“歷史終結論”，其背後的思想根源依舊是西方的“同，而後和”。而西方的政治哲學中，即使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支撐它的也是“同，而後和”的西方價值觀，“你我一樣”才有和平，乃至所謂“永久和平”，不僅經濟發展，更包括政治制度、價值觀念、生活方式，都變得相同了，都接受“普世價值”了，這樣才有“永久和平”，否則衝突甚至戰爭都不可避免，包括什麼“修昔底德陷阱”，也不可避免。而我們的文化背後，是大一統的文明國家或文明社會，幾千年來就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現在我們進一步主張文明互鑑、命運共同，這是用西方傳統的民族國家和國家間關係（國際關係）理論與西方中心的視角所完全無法理解的，對於頑固堅持西方視角西方理論西方優越的人來説，當然也是完全無法接受的。

在這個意義上，馬丁的努力值得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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