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茂松：“初心”不是説説就有的，而是實踐了一百年——百年大黨，其命維新之二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是新時代凝聚黨員的精神密碼。那麼，如何理解“初心”二字？在百年曆史中，中國共產黨又是如何踐行“初心”精神的？
本文為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資深研究員謝茂松“百年大黨，其命維新”第二篇，談“初心”在百年黨史中的具體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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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謝茂松】
四、“我”與“我們”：“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的顯現
中國文明作為世界史上唯一的連續未斷裂的文明，一直以來以大一統的大國政治為常態，而分裂是暫時的、是非常態的；西方文明從古希臘開始就是以城邦小國政治為常態，羅馬帝國是非常態，崩潰之後則再不可合，所以歐洲由中世紀的一個個公國、城市共和國等演變為近代歐洲一個個民族國家。
中國文明傳統維繫大一統國家，靠的是以儒家思想作為國家指導思想，法家在實際政治運作、道家在救儒家之弊等方面則與儒家形成補充與張力。維繫大一統國家，還靠的是通過以儒家經典為考試內容而通過科舉考試產生的儒家士大夫政治，士大夫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強調士大夫自身的內聖外王之道的德性。作為“治法”的士大夫政治制度，與作為“治人”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二者缺一不可。士從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產生，尤其從最大多數的農民中產生，“耕讀傳家”成為傳統中國人的理想，士具有當時世界上最為廣泛的普遍代表性。
近代以前中世紀的西方是封建社會，掌握政治、軍事、政治權力的國王、領主、騎士都是世襲的，文化則掌握在基督教教士身上，再下面則是農民、農奴，充滿着階級對立，到近代則演化出多等級會議。西方不存在中國代表全體四民社會的一元的、具有最大代表性以及整體性的士階層。
面對高度組織起來的現代工業文明時代的西方侵略，一步步將中國變為半殖民地，一盤散沙的中國也必須高度組織起來，現代的政黨組織應運產生，而現代政黨又必須最終能適合於中國固有的大一統的大國政治，唯有大黨方能領導大國。大是要能最大地普遍及於全體民眾，是要最大地轉化中國文明傳統中“士”的廣大代表性，同時能克服傳統士大夫政治黨爭與紀律性不足等弊病。中國共產黨正是滿足了中國的這一內在歷史需求，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正是領導大國的大黨所需要的最具元初、大本大源性的出發點，即能“亨利貞”、能大能久之“元”。
“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展開、顯現，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不忘歷史，不忘初心”的深意所在。初心不是抽象、高懸、脱離歷史而存在的，黨史是湧動着歷史精神，初心就是黨史中生生不息的歷史精神。
河南防汛救災當中，黨員幹部衝鋒在前（視頻截圖）
1. “初心”在百年黨史中的具體顯現：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的戰略思維與政治的優先性
（1）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在本源上非出自於初心不可
初心不是一時，是要堅定、不動搖而始終持守的，有此不動搖之初心，才能在困難的時候看到光明、看到未來，才有把握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範”，他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生動形象地闡明瞭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他説：
“什麼叫做領導？領導和預見有什麼關係？預見就是預先看到前途趨向。如果沒有預見，叫不叫領導？我説不叫領導。……坐在指揮台上，只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只有當着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普遍的東西，並能掌握住它，這才叫領導。人們通常看得見大東西，看不見小東西，但是有些大東西，也看不見。……陳獨秀那個時期，農民要土地，這是一個大東西吧，土地問題是一個大量的普遍存在的東西吧，但是那時候也看不見。凡是政策上犯錯誤的，一定是大東西看不見。”
毛澤東深刻地揭示了所謂預見是要在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就能看到其未來的普遍意義，他説：“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説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這就是《周易》所説“知幾，其神乎”，即在大家都還沒看到時，卻獨能把握事物變化先兆的預見性，也就是《周易》坤卦所説“履霜，堅冰至”。
真正地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的政治遠見，在本源上非出自於初心不可。
毛澤東在偏遠的井岡山山溝溝裏看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客觀大勢，深刻、全面分析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點，確立中國革命所具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性質，同時分析革命政權存在所需要的主觀條件，最終充滿預見、充滿自信地指出小片工農武裝割據政權存在的可能以及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可能，這給當時很多處於失敗、困難中的同志們帶來了信心。
毛澤東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回答了在山溝裏是否可以有馬克思主義的疑問。山溝裏有馬克思主義，山溝裏的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創造性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是深刻地理解了中國大歷史，是冷靜分析了當時中國內外的種種政治、經濟形勢，揭示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的獨特原因及其存在和發展所需要的相當的主客觀條件，從而令人信服革命高潮有快要到來的可能，這完全是建立在毛澤東一再強調的“知己知彼”、充分認識自己與對手的基礎之上的。
毛澤東看到了中國長時段歷史中深深潛藏的社會力量，那就是佔當時中國最大多數的農民。明清以來存在的最大社會問題就是人口劇增、土地兼併帶來的農民失去土地的問題；鴉片戰爭後中國被迫捲入到西方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市場中，農民加劇失去土地，新老問題疊加，這也為中國革命準備了最大的社會力量。毛澤東具有大歷史意識，所以最早地認識到中國革命一定要是農民革命、土地革命。中國這一場革命同時也必須是改變中國社會結構的社會革命，這才是最為徹底的革命，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才具有革命的徹底性。
（2）戰略思維是中國共產黨在鬥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
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方能具備全局性的戰略思維。戰略思維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鬥爭中形成的優良傳統，毛澤東在1936年12月寫下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以及一年半後寫下的《論持久戰》被印成小冊子後，成為鼓舞廣大民眾、指導中國革命、中國抗戰的經典文本。
中國共產黨的一代代領導人秉承了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看到未來、看到歷史大勢、統籌國內國際大勢的戰略思維的優良政治傳統。鄧小平作為毛澤東之後的第二代領導人，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一心一意搞建設”，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才能在大力發展生產力中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否則“社會主義怎麼能戰勝資本主義”，因此“我們把改革當做一種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鄧小平明確提出“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主要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自己的條件，以自力更生為主”。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
（3）看到數字文明時的未來：“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
在改革開放三四十年後的新的歷史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在新時代要領導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他早在2000年任福建省省長時，就敏鋭捕捉到未來信息化、數字化的大趨勢並作出了建設”數字福建“的部署，指出建設“數字福建”就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制高點之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看到未來、把握大勢，作出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決策。就像當年毛澤東在井岡山看到中國革命的未來一樣，習近平總書記在21年前的2000年就高瞻遠矚地看到了數字文明時代的未來。而這正是前面提到的毛澤東所説的預見，“所謂預見”，“不是指某種東西已經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現了，在眼前出現了，這時才預見；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遠，就是説在地平線上剛冒出來一點的時候，剛露出一點頭的時候，還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時候，就能看見，就能看到它的將來的普遍意義。”由此，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全黨同志“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句話就如千鈞般重。
現在正在看到，未來更加會看到，“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這句話，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句話具有同等分量，代表着中國共產黨人在不同歷史階段始終能極端清醒、高瞻遠矚地看到未來。
（4）與“初心”相應，中國共產黨人把政治放在最優先的考慮
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相應的，是把政治放在最為優先的考慮，政治在中國一直以來就是一篇最大的文章。初心之志向是要落實為政治，落實為黨與人民一體不可分離的政治。毛澤東指出：“一切問題的關鍵在於政治，一切政治的關鍵在於民眾。”又説“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裏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何謂政治？一般人將政治庸俗地、狹隘化地簡單理解為權力與政府，其實三人就有政治，民間説法兩個和尚挑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就是對於政治最生動、直觀的描述。政治不是庸俗理解的權力與政府，而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政治無所不在。政治，最簡單的來説，就是組織動員最大多數的民眾為了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鬥，共同意味着是“我們共同的”。這一切為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所深刻揭示，他説：“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
習近平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提出為了領導救亡，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新的組織，新的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進入中國後，如同傳統中國的儒學一樣，是具有根本指導性的思想，馬克思主義提出共產主義就是共產黨人的信仰。毛澤東直截了當地點出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非有不可，但“要把馬克思主義當做工具看待，沒有什麼神秘，因為它合用，別的工具不合用“，這完全是中國文明傳統“體用合一”的哲學思維。一方面，“用”離不開“體”，“用”是“體”之“用”；另一方面，“用”中顯“體”，沒有無“用”之“體”，無“用”之“體”就只是虛“體”。
（5）“黨組織”取代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所具有的文明意義
政治需要組織、領導者，中國共產黨就是新的組織。相信黨、相信組織的思想深入黨員幹部的骨髓，“組織”、“黨組織”取代了中國傳統的士大夫階層，成為中國文明新的政治制度安排。今天的我們有可能、有能力來真正理解毛澤東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中，對於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他説：“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最有預見，能夠看清前途。”唯有通貫地深刻理解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深刻理解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歷史中的定位。這是熟讀二十四史、熟讀《資治通鑑》，尤其是以政治家眼光來讀歷史的政治家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為了中國人民的正義事業“不惜犧牲一切”的“英勇奮鬥”做歷史的定位。
2. “我”與“我們”：“初心”在百年黨史的具體歷史中顯現為黨員的覺悟帶動民眾的覺悟
作為政治組織的領導者、組織者，如何能夠組織動員最廣大的民眾為了民眾自己的利益，也就是大家共同的利益而共同奮鬥呢？這來自於中國共產黨建黨時的先鋒隊意識，中國共產黨人只有高度地發揮其先鋒的模範作用，才能動員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先鋒隊意識來自於列寧，但深層次地是根植於中國文明傳統，即“政者，正也”，以上率下。
（1）“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政治的最為深刻的洞察
先鋒的模範作用，內在“覺悟”的激發至關重要，要以黨員幹部的自我覺悟帶動羣眾的覺悟，毛澤東指出“我們共產黨是中國歷史上的任何其他政黨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覺悟”，而覺悟正來自於初心。政治在根本上的動力是政治覺悟，通過每個人的自發、自覺的積極主動性來達到政治上的高度團結與統一。而這種團結、統一，因為是出自每個人自發的覺悟，因而是充滿喜悦、活力與創造力的團結、統一，而這種團結、統一是最為有機的團結、統一，這是政治的共同奮鬥的最大保證所在。
由此我們能深刻理解毛澤東所説的兩段話：“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中國就將如太陽昇起在東方一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這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政治的最為深刻的洞察，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可大可久之道”的關鍵所在。這裏的“人”不是離開各種共同體關係的抽象的、原子式的個人，而是中國共產黨組織、帶領的人民的共同體。
（2）下學而上達：成為、成就“我”與“我們”
人民既是最大的複數，同時又是最大的單數。“最大的單數”是“我”，意謂每一個個體的“我”為了“我們”、為了“我們大家”的“共同的理想”而“共同奮鬥”的自我覺悟；“最大的複數”是由一個個“我”最終有機構成的“我們”，乃是如大海一樣彙集每一條江河、匯聚每一條溪流，根本上是匯聚每一滴水而成其為大海。中國文明傳統的家國意識，強調個人離不開家庭，家庭離不開國家，所以“我”也不能脱離而要深深融入、參與到“我們”、“我們大家”的“大我”的事業之中，否則“小我”的“我”就是殘缺而不成為真正意義上完整的“我”。同樣，“大我”的“我們”若是輕忽了具體的一個個“我”，也將是有欠缺而不圓滿的“我們”。這就像西南的彝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圍着篝火跳組成一個個大圓圈鍋莊舞，少一個人，圓圈就是縮小的，而每一個的加入都使得圓圈擴大。
“我們”能成其為“我們”，是要看到每一個“我”。從中國共產黨黨史來看，每一位普通羣眾融入到中國共產黨的事業中，其神聖意義的獲得，不也是與佛教相通嗎？中國共產黨人的事業是人間事業、是人間奇蹟，但也是神聖事業。這也是由中國文明早在西周就脱離了早期文明的宗教性而以人文性為特質所決定的。人間事業具有神聖意義，這是多麼不容易做到的，但中國文明做到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更是做到了。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國文明、中國共產黨最深刻地理解了“人”。
由同時成就“我”與“我們”，由中國共產黨最深刻地理解了“人”，我們就能在文明史的視野下，更深地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勳章”頒授儀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七一勳章’獲得者都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是立足本職、默默奉獻的平凡英雄。尤其是他們的事蹟可學可做，他們的精神可追可及”所具有的歷史文明意識。事蹟可學可做、精神可追可及，不就是孔子在《論語》中所説的“下學而上達”，不就是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中的張思德以及新中國的雷鋒等的可學可及嗎？這不就是“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歷史文明傳統的接續不斷嗎？中國文明傳統是如流水一樣活着的傳統，是連接過去、現在、未來之水。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週年聯歡活動，“人民萬歲”造型煙花照亮廣場。 攝影 蘭紅光/新華社
3. “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中國文明與中國共產黨對於“人”、“人民”的相信及其文明原理
（1）中國共產黨最徹底地繼承、發揚中國文明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的偉大傳統
中國共產黨在現代中國的各種政治團體中，是以在根本上能最大、最徹底地繼承、發揚光大中國文明一以貫之的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的偉大傳統，所以才能最終為歷史與人民所選擇。
中國文明從西周“制禮做樂”的周公開始，歷代盛世都會聯繫到政治家，像漢文帝、漢景帝與文景之治、唐太宗與貞觀之治。這並非是所謂個人的人治，而是説唐太宗等最高領導者作為大政治家，最關鍵的是能識人、用人，中央、朝廷有殫精竭慮為國謀的大臣團隊來輔佐，地方官府則有循吏，即具有政治意識與高度執行力的地方官隊伍來讓中央決策落地，最基層還有士紳鄉賢，上下同心，最大地組織動員全國上下、四方民眾，這才能創造盛世。
深刻地理解“人”、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在今天的新時代則具體落實、體現為黨管幹部、黨管人才、黨的全面領導的原則，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發揮統攬全局、協調四方的政治功能。
深刻地理解了“人”從而相信“人”，創造一個個人間奇蹟，使每一個參與人間事業者都具有神聖意義，這也就使其具有廣大的普遍性，也就是毛澤東所説如太陽普照大地之普遍性。
相信“人”、相信人能團聚人心，也就是相信人民。
（2）以“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來理解“相信人民”:人民覺悟被激發出來的潛力如佛教所説佛性被激發出來後的無窮無盡
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產黨人開始，中國共產黨始終相信人民的力量，毛澤東形象地打比喻，“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何始終如此相信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佛教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説法，可以對這一問題有別樣的領悟。佛菩薩如果視自己為佛菩薩，而視面對的眾生是眾生，作如此判然分別，那佛菩薩就已經不是佛菩薩；佛菩薩只有在看到面對的眾生同自己無別，尤其要在眾生看到佛、看到佛性，這才成其為佛菩薩。毛澤東如此相信人民，就是相信人民就是我。如果不相信人民有其一樣的覺悟之巨大潛能，那毛澤東也就不成為毛澤東了。相信人民與我一樣，激發人民的覺悟的無限潛能，就是黨要做的工作。
毛澤東同時批評對待羣眾的命令主義與尾巴主義兩種錯誤傾向。1945年黨的七大閉幕後，黨中央主辦的《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團結的大會 勝利的大會》，一方面提出共產黨員要“虛心向人民學習”，“站在人民之中，做人民的模範，與人民一起堅持下去，相信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同時又提出，“如果沒有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共產黨員作為領導者，人民的解放是完全不可能的”。這顯示了黨與人民的關係的深刻辯證法，即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共產黨員先做人民的模範，然後才能領導人民提升自己的覺悟從而自己解放自己。
人民的普遍覺悟，就像眾生本有的佛性被激發出來一樣，當人民的覺悟被激發出來時，其潛力一如佛教所説佛性被激發出來後的無窮無盡。如此我們才能更深刻地理解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對於燒炭的普通戰士張思德的追思，直抵革命隊伍中的每一位成員的心田。
（3)《為人民服務》成為世界政治的經典文本：與《共產黨宣言》同等的普遍意義
《為人民服務》不僅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現代中國人的經典政治文本，也成為世界政治的經典文本，其普遍意義是可以與《共產黨宣言》同等看待的。《共產黨宣言》的普遍性更多是理論性的，《為人民服務》的理論性則是具體而微、理事合一的，這也是中國文明的運思方式。以佛、法、眾生三無別理解了中國共產黨為何如此相信人民，就能理解黨和人民休慼與共的一體關係。這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自述“我將無我，不負人民”的甚深的要義精微所在。
（4）概括百年大黨百年偉業：“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偉業，或許可以用1945年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報告中提出的一句話來概括，這句話是——“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這句話進而延伸之，可以説——沒有這樣的人民，就沒有這樣的共產黨；沒有這樣的共產黨，就沒有這樣的人民。將“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人民，從古以來沒有這樣的共產黨”這段話與前面提及的毛澤東的另一段話，即“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兩段話一起合參，就會對黨與人民一體不可分離的關係有更深的領悟。
4. 自我革命精神就是初心：初心、自我革命精神所具有的文明普遍意義
中國共產黨繼承併發揚中國文明固有的強調嚴於修身、自我革命的偉大的德性政治傳統，極端重視“黨要管黨”的黨的自身建設。
黨的建設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將依規治黨的制度建設貫穿於黨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紀律建設、反腐倡廉建設之中。其中政治建設被放到了“黨的根本性建設”的首要位置，正在於中國文明傳統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傳統這兩個新、老傳統對於政治優先性的強調。作為政治與教化的治統與道統，乃是中國文明最為重要的兩端，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建設放在“新治統的建構”的文明史視野中，才能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在新老兩個傳統中，政治離不開教化，政治在根本上離不開思想教育、思想覺悟，中國共產黨強調思想建黨，這就是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設的要義所在，而黨的思想建設同樣要放在與“新治統的建構”一體的“新道統的建構”的文明史視野中，才能得到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政治建設、思想建設最終要落實到黨員幹部的作風建設上來，黨的作風建設包括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生活作風。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革命鬥爭實踐過程中，形成了黨的優良作風，並在黨的七大上被總結、提升到理論的高度，這就是毛澤東概括的“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羣眾”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三大作風的形成殊為不易，有如王陽明當年自述其“良知”之説乃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中國共產黨得出三大優良作風所經歷的百死千難，較之當年的王陽明，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黨的作風問題根本上是黨性問題，所以作風建設根本上是黨性修養問題。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作風的直接而迅疾的影響力，猶如風吹在草上的作用一樣，黨員幹部的作風對於廣大羣眾而言是最直觀的，體現了黨員對於羣眾的先鋒模範作用，並最終落實在具體工作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作風關乎“黨的形象和威望”，“黨的作風就是黨的形象，關係人心向背，關係黨的生死存亡”。自我革命精神是黨的建設的最根本的精神，延安整風運動成為黨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典範，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道統”。
正是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通過黨員幹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學習來改變作風的傳統。“細緻”的“延安整風教育了幹部，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作風問題具有反覆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所以作風建設需要像延安整風一樣來進行經常性、集中性教育學習活動，從而不斷保持、增強黨員幹部的覺悟，這是一種自我革命的精神，是永葆“初心”的根本保證。
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中國共產黨形成了通過黨員幹部的集中教育、集中學習來改變作風的傳統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強大的政黨是在自我革命中鍛造出來的”。正是中國共產黨的永葆初心，正是中國共產黨“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的自我革命精神，中國共產黨才能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所説“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包括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在內的“自我革命”以及“全面從嚴治黨”，正是作為中國文明核心原典《五經》之首的《周易》首卦乾卦《大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文明原理，所謂“自強不息”乃是“嚴於求己”；而這也是對《大學》所説“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日新其德”的偉大文明傳統的繼承與發揚廣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乃是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解釋，“元”是初心，“全面從嚴治黨”的自我革命精神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初心。乾卦代表“天”，中國文明的“天人合一”意謂人道取法天道，具有着文明普遍性意義。中國共產黨的初心、自我革命精神，乃是對中國文明傳統在現代的繼承與發揚光大，同樣具有古今連續的文明普遍意義。
**5. 新內聖外王之道：**新時代黨的建設形成了“新道統”、“新治統”與“新政教傳統”
新時代黨的建設一以貫之的一條主線是“加強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國文明“內聖外王之道”的繼承與發展，也就是建構黨的新內聖外王之道。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為“內聖”，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為“外王”。“內聖”是為了“外王”，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最終也要落實為黨的長期執政能力建設。
中國共產黨在黨的建設中形成了新道統、新治統，形成了新的政教傳統，但又是在繼承中國文明傳統基礎上對“其命維新”的新創造。
6. 政策與方法來自根本態度以及“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與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1）中國共產黨極端重視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政策和策略是生命線，政策需要執行、落地，而政策的執行、落地則需要工作方法，“政策”與“方法”二者同等重要。中國共產黨從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開始，就形成了極端重視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翻開《毛澤東選集》，我們看到《關心羣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等一篇篇強調工作方法的文章，工作方法也就是領導方法。新中國成立後，到1958年1月毛澤東則寫下了總結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
（2）政策和方法來自尊重人民的態度與初心
方法從哪裏來，方法是技術問題嗎？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總告訴他們是根本態度（或根本宗旨）問題，這態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從這態度出發，於是有各種的政策、方法、方式。”“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改正才對。”政策和方法都是來自尊重人民的態度，也就是今天講的初心。毛澤東在1960年11月在《徹底糾正“五風”》一文中要求“幹部真正學懂政策”，同時“又把政策交給羣眾”。
（3）“高屋建瓴”的主動權來自於“實事求是”與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
毛澤東多次強調“方法對”，而“方法對”這一條的前面又排着另外兩條，即“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情況明”，擺在第一條的位置，是因為“這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情況不明，一切無從着手。因此要摸清情況，要做調查研究”。“決心大”是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堅強的貫徹到底的決心”。
毛澤東指出，有了好的政策，還要有建立在實事求是、“由歷史到現狀的調查研究”基礎上的“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他説：“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我們做調查研究比較認真一些，注意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通過調查研究，情況明瞭來下決心，決心就大，方法也就對。方法就是措施、辦法，實現方針、政策要有一套方法。這三條裏頭沒有提方針、政策，因為我們已經有了方針、政策。有了好的方針、政策，你情況不明，決心不大，方法不對，還是等於沒有。”毛澤東強調“高屋建瓴”的主動權來自於“實事求是”：“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毛澤東要求“共產黨員是實事求是的典範，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典範”。
毛澤東以第二次反“圍剿”的切身例子來生動説明，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他説：
“要鼓起羣眾的幹勁。同時鼓起幹部的幹勁。幹部一到羣眾裏頭去，幹勁就來了。我的經驗歷來如此，凡是憂愁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一經調查研究，辦法就出來了，問題就解決了，打仗也是這樣，凡是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去調查研究。在第二次反‘圍剿’的時候，兵少覺得很不好辦，開頭不瞭解情況，每天憂愁，我跟彭德懷兩個人到白雲山上跑了一天，察看地形，看了很多地方。我對彭德懷説，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打兩路，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去。如果不去看呢？就每天憂愁，就不知如何打法。調查研究就會有辦法，大家回去試試看。”
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中國共產黨注重工作方法的優良傳統，2016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做了學習《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一文的重要批示，對各級黨委（黨組）領導班子成員特別是主要負責同志重温這篇著作提出明確要求。這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首次向全黨推薦毛澤東同志的單篇著作，這也與習近平特別重視“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有關，他對此深刻地解釋説：“這是因為，對於我們這麼一個大黨來講，不僅要靠黨章和紀律，還得靠黨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這些規矩看着沒有白紙黑字的規定，但都是一種傳統、一種範式、一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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