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德爾塔，中國問責百位官員病例零死亡，美國問責零官員死亡超五萬

【文/觀察者網 周弋博】

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志英，被給予誡勉處理。

南京市副市長鬍萬進，被給予政務記過處分。

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孫曉紅，被給予免職處理。

……

據不完全統計，近一個多月來，全國多地已有一百多名公職人員與黨員幹部因防疫失職被追責問責。

在範圍上，涵蓋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等各方面人員被問責。在級別上，被問責者最高為廳局級幹部。在時間上，問責發生在疫情出現的半個月到兩個月內，最短則在一週內。

高效問責的同時，自今年5月廣州出現德爾塔疫情後，中國累計本土確診人數為1800人，0人死亡。

同樣是遭遇德爾塔毒株，大洋彼岸的美國醫療體系卻亮起紅燈，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再次突破20萬，截至發稿至少已有5.6萬人死亡。然而，因此被問責的官員數卻始終為零。

在美國，違反自己頒佈的防疫規定的州長有拜登作保，瞞報死亡數字的州長也未因此下台。

虛假的“抗疫英雄”無事發生，真正的抗疫英雄卻被處分。

疫情惡化後，想讓艦員儘快隔離的艦長被撤職；想阻止篡改疫情數據的州衞生官員被免職；美國的疫情“吹哨人”更是被解除局長職務後直接“下放”，最終被逼辭職。

一個尖鋭的問題不禁出現——在超過66萬人死亡的疫情面前，美國的問責制度為何在此時“啞火”？

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批評，“西方一向標榜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完善的問責機制，政黨表現不好，就會下台，但在現實中問責卻消失了。”

高呼“自由民主”的美國政府，漠視民眾最基本的生存權，官員們忙着互相推諉，但無一人站出來承擔責任，那句總掛在嘴邊的“人權”彷彿已然拋諸腦後。

同樣是面對疫情這場大考，中國充分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快速恢復正常社會秩序。“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中國是這樣説的也是這樣做的。

中國抗擊德爾塔：死亡零人**，**問責一百多人

9月10日，福建省莆田市發現本土病例，引起有關部門高度重視。11日，莆田市衞健委主任姚冰珊在新聞發佈會上指出，此次疫情部分相關病例標本的基因測序結果顯示，初步判定為德爾塔毒株。

算上此前5月的廣州疫情和7月的南京-揚州疫情，這已經是德爾塔毒株在中國引發的第三輪疫情了。

在上一輪的南京疫情中，中國不僅在一個月左右快速控制住德爾塔毒株的擴散，而且沒有任何死亡病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都感慨道：中國可能是第一個控制住德爾塔的國家。

事實上，自德爾塔毒株開始在世界範圍傳播後，或許只有中國在疫情防控上率先跑贏了德爾塔。

如此優秀的防疫成績自然來之不易。一方面，大規模快速推進的疫苗接種和更嚴、更快、更全面的防控措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編織了全世界最大、最密、最牢的疫情防控網。

另一方面，疫情發生和處置過程中個別地方和部門的薄弱環節也得到了嚴肅對待，履職不力、失職失責的領導幹部統統被問責處理，不斷強化基層幹部們的防疫警覺性。

據不完全統計，近一個多月來，全國多地已有一百多名公職人員與黨員幹部因防疫失職被追責問責，其中張家界有18人，南京有15人、廣州有20人、揚州有12人、商丘有8人、鄭州有9人、荊州有19人。

從人員上來看，上述一百多人涵蓋黨政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等各方面人員，被問責人員最高為廳局級，如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孫曉紅被免職，廣州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志英被給予誡勉處理。

從時間上來看，相關問責往往發生在疫情出現的半個月至兩個月內，最快的則如山東煙台——7月31日出現1例本土病例，8月4日發佈對煙台萊山區區長的問責通報。

7月30日，南京街頭懸掛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標語 圖源：視覺中國

北京大學中國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認為，中國的問責制在抗疫過程中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警鐘長鳴，從而讓基層幹部緊繃神經。

“問責疫情防控不力的官員是在提醒同行，在疫情期間，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原則。”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在接受人民網採訪時也表示，“對疫情防控履職不力的零容忍，真正體現了優先考慮人民利益和生命、尊重科學的原則，是對中國人民負責的體現。”

當然，嚴格的問責固然要有，但問責本身並不是目的，最終還是為了通過必要的壓力，繼續保持全國防疫“一盤棋”。

李玲也指出，為了防疫，全國基層的各級領導幹部都十分辛苦，“從去年1月到現在，這根弦一直都沒有鬆開”，但只要國外疫情沒有結束，中國就要和新冠病毒打“持久戰”，今後就依然要問責。

美國遭遇德爾塔：死亡超五萬人**，**問責零人

中國的防疫工作穩步開展的同時，被本國媒體捧為所謂“抗疫能力排名第一”的美國正在遭受德爾塔毒株的“暴擊”。

美國自今年年初開始大力推進疫苗接種工作後，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發佈的數據顯示，自今年1月起，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從25.4萬的峯值逐漸下降，至6月30日時，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為1.3萬，與半年前相比已有巨幅下降。

然而，7月初在德爾塔毒株開始在美國肆虐之後，此前的防疫成果前功盡棄。7月底，CDC表示全美新增確診病例的83%都是感染德爾塔毒株的病例。自8月4日起，全美7天平均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突破10萬，而且持續至今。

確診人數處於高位的同時，美國疫情死亡人數也在不斷增長。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8月1日，美國新冠疫情累計死亡病例613110例，而到了9月17日，這個數字已然達到了669869例。

也就是説，在德爾塔成為主要感染毒株的這一個半月時間裏，美國至少已有超過5.6萬人死於新冠疫情。

美國7月1日至9月14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變化 圖源：CDC網站截圖

現如今，美國多個州，特別是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幾個州，醫療資源已供不應求。據《紐約時報》報道，在今年7月至8月，全美住院患者激增近500%，大量患者湧入使醫院不堪重負，病牀和醫護人員短缺、候診時間延長等問題凸顯。

醫院超負荷運行，還導致其他患者也因治療延誤而失去生命。

據全美廣播公司（NBC）旗下的得州休斯頓新聞台（KPRC-TV）報道，今年8月，曾在阿富汗服役的46歲美國退伍軍人丹尼爾·威爾金森因患膽源性胰腺炎前往休斯頓一家醫院就診。然而，他在被迫等待牀位7個多小時後，最終在重症監護室內因器官衰竭死亡。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News）旗下的堪薩斯州威奇托市新聞台（KWCH-DT）報道，同樣是8月，44歲的羅伯特·範佩爾因心臟問題前往堪薩斯州一家醫院就診，但由於該院已經擠滿了新冠患者，被迫等了三天牀位後，他在重症監護室內死亡。

當地時間9月13日，美國休斯敦，急救人員救助一名83歲的新冠患者 圖源：視覺中國

疫情持續惡化，民眾得不到及時救治，生存與人權遭到嚴重侵害。那麼，美國對抗疫不力的官員，問責情況如何呢？

結論是，不僅沒有一位官員受到問責，更有甚者還在不斷拖防疫的後腿。

根據美國政治體制，美國問責制主要包括“自上而下”的總統免職聯邦政府官員、“自下而上”的民眾“選票問責”以及“平行”的國會彈劾或司法審查。

按理説，受疫情影響最大、對官員怨氣最大的應該是美國民眾，但“選票問責”在疫情防控問題上卻彷彿“啞火”了。

美國加州民主黨籍州長加文·紐森已經算是最接近被“選票問責”的官員了，但還是被總統拜登“撈了回來” 。

去年11月，紐森違反自己頒佈的“居家令”，未戴口罩參加晚宴。此事被媒體曝光後，紐森形象嚴重受損，民眾要求罷免紐森的呼聲越來越高。

據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報道，今年春天，紐森的反對者收集了近150萬民眾的簽名（相當於2018年州長選舉中12%的選票），符合觸發罷免投票的條件。根據加州的法律規定，如果超過50%的選民贊成罷免紐森，那麼他將提前下台，而投票時間為9月14日。

13日，即罷免投票前一天，拜登親赴加州長灘參加紐森的競選活動為其站台，呼籲民眾不要罷免紐森。

不過，拜登給出的核心理由並不是紐森的防疫貢獻，而是在試圖和共和黨“比爛”——如果紐森下台，相當於“特朗普克隆人”的共和黨人拉里·埃爾德將會成為新的州長。拜登直接放話：“讓我來把事情變簡單些：要麼讓加文·紐森繼續擔任州長，要麼讓（另一個）唐納德·特朗普上台，這不是開玩笑。”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道截圖

據英國《衞報》9月15日消息，紐森已在這次罷免投票中倖存了下來，甚至並不是“險勝”而是“大勝”。

據全美廣播公司（NBC）消息，截至當地時間9月16日晚10時20分，在已統計完畢的74%選票中，紐森的支持率為63.7%。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統計的投票情況

即使不看“選票問責”，美國的其他問責機構在疫情防控問題上似乎也沒發揮明顯作用。

今年1月，在疫情爆發後瘋狂“甩鍋”中國的前總統特朗普雖然遭遇了任期內的第二次彈劾，但原因其實是“涉嫌煽動叛亂”，與防疫問題並無關聯。去年11月，特朗普甚至放話要在2020年大選後解僱抗疫專家福奇。

特朗普與福奇 圖源：視覺中國

再來看看紐約州前州長科莫，今年1月，科莫被指控涉嫌在疫情爆發初期瞞報州內養老院死亡人數。隨後，有關他長期“欺凌”同事、下屬的爆料接踵而至，導致他“抗疫英雄”人設崩塌。

然而，7月24日，美國司法部表示不會對科莫的不當行為進行民事調查。

8月10日，科莫宣佈將辭去州長一職，原因仍然與疫情無關，而是因為他被爆料對包括前下屬在內的數十名女性有過性騷擾行為。

安德魯·科莫 圖源：視覺中國

諷刺的是，真正試圖揭露疫情真相、推進防疫工作的人卻被以各種理由阻礙工作，進而被免職。

去年3月，在菲律賓海執行任務的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空母艦出現新冠確診病例。疫情出現數天后，時任艦長的佈雷特·克羅澤爾向上級發出求救信，稱艦上的疫情正“快速惡化”，請求海軍高層儘快允許全體艦員下船並採取隔離措施，以避免出現水手死亡。然而，信件曝光後，時任美國代理海軍部長的托馬斯·莫德利將克羅澤爾撤職，理由是克羅澤爾的行動體現出“極差的判斷力”。

去年5月，佛羅里達州前衞生部門官員麗貝卡·瓊斯因反對該部門篡改疫情數據的指令，被以“多次違抗命令”為由免職。

隨後，瓊斯選擇自制“佛州疫情地圖”，補充此前被衞生部門刪除的數據後向社會公開。然而，去年12月，瓊斯被佛州警察持槍“抄家”，所有儲存疫情數據電腦設備均被警察拿走。佛州執法局給出的理由是，這是調查該州衞生部“信息系統遭非法使用”中的一部分。

去年12月，瓊斯遭佛州警方持槍搜查 視頻截圖

去年10月，被美媒稱為疫情“吹哨人”的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開發局前局長裏克•布萊特被曝因質疑羥氯喹、反對美國政治凌駕於科學遭到政府報復——先是被解除局長職務，後又被安排到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NIH）的一個“不重要的崗位”上。最終，忍無可忍的他選擇辭去公職“解甲歸田”。

虛假的“抗疫英雄”無事發生，真正的抗疫英雄卻被處分，一個尖鋭的問題不禁出現——在超過66萬人死亡的疫情面前，美國的“民主”體制怎麼了？

美國福特漢姆大學法學院國家安全中心主任凱倫·格林伯格在美國雜誌《國家》（The Nation）發表題為《政府問責制在美國早已不復存在》一文，指出從反恐戰爭開始到2008年的經濟衰退，再到新冠疫情爆發，美國政府的問責制一直處於缺失狀態。特朗普及其團隊是推卸責任的典範之一，甚至使“問責缺失”在美國有了“新的意義”——他們拒絕為新冠病毒在美國肆虐承擔最輕微的責任，而是不斷地將責任推卸給前政府。

去年12月5日，特朗普在佐治亞州舉行競選集會 圖源：視覺中國

美國問責制度的缺失同樣也體現在政府的其他問題上。比如，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阿富汗戰爭。在長達20年的“戰爭泥潭”裏，美國付出了2448人陣亡、花費2萬億美元的代價。但直至從阿富汗撤軍完畢，美國政府官員依舊在相互“甩鍋”，至今無人被問責下台。

正如旅法學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宋魯鄭所説：“西方一向標榜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民主制度有完善的問責機制，政黨表現不好，就會下台，但在現實中問責卻消失了。比如新冠疫情，歐美死亡兩百萬人，感染接近一億人，但沒有任何官員為此負責。阿富汗戰爭持續二十年，代價慘重，請問又有誰為之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