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誰的現代化？尋找一個屬於人民的發展話語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殷之光】

10月18日，在第九屆世界中國學論壇上的講話中，塞爾維亞前總統鮑里斯·塔迪奇提到，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經驗，賦予了“現代化”新的內涵。因此，他提出，中國的“現代化發展模式”，需要“一個新的術語來定義”。舊有的“西方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已經無法應對當代挑戰，需要通過“中國的意識形態與實踐而重生、轉型”。

什麼是中國歷史與政治實踐中產生的“現代化”經驗？“西方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又是什麼？兩者之間的核心差異在哪裏？或者是否存在現代化觀念的東西方分野？

建立在霸權基礎上的西方現代化

在塔迪奇的講話中，屬於“西方”的現代化誕生於“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它曾經“風光無限”。伴隨着上世紀80年代末期蘇聯衰落帶來的勝利主義狂熱，這種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敍述表現出了強烈的目的論色彩。這類敍述以“歷史終結論”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為代表，它們宣稱，人類歷史進步的方向必然是一場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與經濟組織形式的趨同演化。而美國與一般意義上的“西方”，由於其物質的發達與社會生活的富足，代表了這場人類趨同演化的終點。

在改革開放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中國對“現代化”的認識也受到了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論的深度影響。在1980年代初，中國學界出現了一場新的對“歷史分期”的討論。在這場討論中，用“現代化”取代“革命”的態度非常明確。在一種線性的認識邏輯下，有論者強調，那種用“三次革命高潮”的分期方法書寫中國現代史的做法，已經落後並急需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需要全盤擁抱1980年代在美國社會科學學界重新興起的“現代化史觀”。這種史觀對之前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做出了實用主義的詮釋，強調現代中國歷史的進程就是線性的，不斷追尋物質繁榮、技術進步的過程。

1980年代出現的“現代化史觀”討論，將“現代化”等同於一種“新”的、具有“普適性”的歷史書寫原則。同時，經濟發展在這種線性“現代化史觀”中也成為衡量進步的最重要指標。雖然它格外強調，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需要與“世界接軌”，也需要將中國的現代“民族”復興歷史放在“世界史”大框架中來理解。但是，無需仔細閲讀，我們就能發現，這裏的“世界”，相比20世紀中前期的“世界”認識，要縮小了許多。

因而，這種“現代化史觀”描述的世界，極具西方中心色彩。其中主要包含了少數西歐國家、美國、以及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這種對現代化認識的重構，用簡單的二元對立認識論，替換了革命敍事中的辯證法傳統，強調與“現代”相關的，即是新的、先進的、普適的、客觀中立的，且與世界“接軌”的。而反之，“革命”歷史書寫則是舊的、落後的、特殊的、被“政治化”，且逆“全球化”的。

很快，在這種風潮下，陳舊的全盤西化論重新出現，並被許多公知們包裝成“啓蒙”，在各種知識與輿論生產空間中大肆推銷。隨之，“威權”“落後”的東方，對應“民主”“先進”的西方，這種陳腐的、充滿舊時代帝國主義傲慢氣味的論調，披着“現代化理論”與“全球化”的外衣，開始在中國大行其道。

這種西方中心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本質上延續了18世紀歐洲資本主義全球擴張時期出現的、以“文明論”為代表的一系列霸權主義話語。這類霸權話語，用“先進”與“落後”對不同“文明”進行框定，並進一步在西方“先進文明”的歷史經驗基礎上，構建了一個人類“整體歷史”的發展進化軌跡。

高樓大廈、汽車電話，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成了很多人眼中“現代化”的最佳詮釋（資料圖）

雖然在空間上，人類的不同“種羣”居於相互並無巨大差異的地理區域，然而，由於“發展程度”的區別，這種人類空間上的共存關係便被至於次位，取而代之的是在線性時間座標上的先後秩序。在這個新的座標上，人被從時間上劃分成了自然史意義上的“種羣”。人類被撕扯為“文明”與“原始”“種羣”之間的主奴關係。“落後”的種羣均來自歐洲之外的有色人種。他們不得不面對，甚至應當主動接受那些在時間性的文明進化軌跡上居於最前端的種羣——擁有白色皮膚的“高加索人”——的“治理”與“啓蒙”。

在之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神話敍述中，這種“啓蒙”與“被啓蒙”的關係，演變成為“僱傭”與“被僱傭”、“資本/智力”與“勞力”、“發達”與“欠發達”的關係。種族主義者為世界建立的從屬秩序，就此通過這一時間的座標線謀取了它“普遍性”的前提。

1960年代，在美蘇冷戰的當口，來自西方陣營的政客與學者們，迫切希望尋找到一條“幫助”非西方國家擺脱落後狀態、實現“現代化”的道路。“現代化”在這一時期更獲得了“科學”話語的加持，在肯尼迪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會科學家們的協助下，成為了一種囊括經濟組織形式、政治結構以及社會價值體系等多層面的“普遍”座標系。

通過雷迅馬的研究，我們看到，這種從美國國務院與白宮智囊中誕生的“現代化理論”，無疑是一種意識形態產物，其目的則明確地是希望壓制“共產主義陣營”在廣大亞非拉世界的廣泛影響。

本質上，這種以“現代化”為名的座標系，其基礎仍舊是19世紀帝國主義擴張時期所依賴的“普世”話語，強調“傳統”與“現代”社會之間截然對立的關係，突出“傳統”朝向“現代”國家的“發展”，遵循一條唯一的直線路徑，且這種轉變必須是全方面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整體演進，而這一演進過程，則必須通過來自西方世界的“啓蒙”與“開發”才能真正實現。

西方中心的“現代意識”，其“普遍性”的獲得既是一個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是一種歷史的倒敍。在殖民地中，西方中心的“現代意識”被無處不在的殖民機構強化，系統地規訓着殖民地經濟、文化與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那種抽象的“先進”與“落後”的自我認識，伴隨着具體的殖民與被殖民的權力關係，成為被殖民者身體與思想上都難於擺脱的枷鎖。被殖民者的服從，反過來又確證了殖民現代化論述中那種建立在線性現代時間觀之上的認識論與世界想象。

美國式霸權：I want you

真正打破這種自我確證式預言的力量，來自殖民與被殖民的中間地帶，來自殖民世界觀的認識論邊緣，來自帝國主義地緣政治的薄弱環節。包括中國在內這些曾經被稱為“半殖民地”的地帶，為我們理解西方中心“現代意識”普遍性的形成提供了絕佳的空間,也為我們想象不同的“現代意識”及其世界秩序提供了必要的現實資源。

霸權的政治總是伴隨着霸權對語言與想象的宰制。作為霸權意識形態的“現代化”觀念，便是這種對語言與想象的宰制。它讓人們相信，通向物質進步的道路僅遵循一種模式。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現代化的敍述還造就了一種反題，即相信，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對必須以一種反西方與反現代化的形式出現。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我們在全球目睹了許多以宗教極端主義、反全球化、環保運動等形式出現的對現有全球霸權秩序的“反抗”。然而，這一系列政治行動，本質上並未真正脱離西方中心主義對“現代化”的意識形態霸權，因此，這些運動既無法、也無意從根本上改善當代廣大第三世界發展中與不發達國家的基本情況。

總的來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無論是從手段還是目的來看，最終受益的僅僅是極少部分人。這種“現代化”創造了發展的幻想，這種幻想在資產階級與國家共謀的情況下才得以成為現實。它依賴全球範圍內的帝國主義秩序結構。這種由國家暴力保障的霸權秩序，創造了能夠將世界特定地區、特定人羣鎖定在壓迫鏈條的底端，確保另一個極少數的羣體能夠穩定獲利的基本結構。這一點，隨着近四十年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飛速發展表現得尤為明顯。

近些年，在資本主義現代化觀念的影響下，全球範圍內不但欠發達與不發達國家同少數發達工業國家之間的經濟與發展差距愈發明顯，全球發達國家內部階層之間，在財富、社會醫療、教育、養老、安全、衞生等資源分配上，也出現了巨大的鴻溝。

美聯儲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前1%的超級富人擁有財富超過中產階級總和

這種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帶來的嚴重分配不公，在這次新冠疫情中間也得到了集中體現。遭受新冠疫情衝擊最大的國家，恰恰是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為積極的國家。在英美兩個患病率與死亡率最高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國家裏，由於政府大量出賣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推行各種社會服務領域的私有化，削減政府影響等新自由主義措施，使得今天的英美政府在疫情面前幾乎無能為力。在第一波疫情中大量死亡的養老院老人，則更是最早被制度拋棄的一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受難者。

而由於隨後的長期封城政策，公立與私立學校學生在受教育質量上的鴻溝又進一步拉大。解封復學之後，英美國家公立學校學生由於長期未能得到正規課堂教學，教育投入進一步縮減等諸多因素，導致不少學生復學之後學業成績出現大幅退步。相比之下，私立學校的學生，則由於父母家庭教育文化資源豐富，學校師生比例小，教育投入高等多方面的優勢，在學業成績表現、心理健康等多方面並未受到疫情太大的影響。資本主義現代化造成的階層差距，在多種結構性的影響下，在幾代人中間不斷傳遞。

今天，如何完成工業化、建立有效政府、提高國民經濟能力、消除貧困、改善醫療與教育條件等一系列現代性任務至今還遠未完成。然而，西方中心的現代化敍述，卻將這種未完成狀況，視為諸多“內在因素”導致的結果。那種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方案的盲目確信，卻由於種種政治或意識形態的侷限，從未真正得到過徹底反思。

“以人民為中心”

回到中國的現代化歷程中，我們發現，上世紀80年代這場對“現代化”認識的變革，徹底剝離了“社會主義”這一核心定語，並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左右了我們衡量經濟建設、制度改革、社會發展等多方面的話語。但是，如果我們對中國革命的歷史稍加梳理，便會發現謀求“現代化”始終是中國革命與國家建設的重要主題。

“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提法，打破了19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全球帝國霸權對“現代化”的壟斷。在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之初，政協全國委員會便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強調，中國人民一致努力奮鬥的目的，是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中國的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圖片來源：人民網）

達到這一目的的階段性手段，除了包括髮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以及“國防現代化”的基礎之外，還包括了對全體人民發展的關注。這其中包括“培養建設人才”，並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這個表述實際上基本概括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中心任務，以及通往“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方法。即，這種“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任務，是需要在國家的組織下，對全體人民物質與文化生活進步的雙重解放。

在1955年一次面向中央警衞局幹部大隊一中隊全體指戰員的講話中，毛澤東主席又對這種社會主義現代化任務做了進一步闡述。他強調，通往共產主義的主要手段，是需要將中國發展成為一個“高度現代化的工業國家”。國家繁榮富強的目的，是要讓人民過上“幸福的美好的日子”。因此，這種現代化任務的任務與手段，均是“為人民服務”。

這種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建設圖景，與謀求平等的全球秩序理想之間相互無法分離。從建國之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便明確，中國的國家現代化建設與維護一個和平國際環境的任務息息相關。這種全球秩序理想表現為中國對第三世界的重視。

實際上，中國面向第三世界的外交，反映了新中國對推動二戰後國際秩序民主化進程，反對經濟、政治與文化各方面的霸權主義，提倡國際間平等合作新秩序，縮小國家間社會與經濟發展差距的努力。

也正是因為這種對國際間平等秩序的追求，中國的第三世界外交從一開始便明確，其目的是要改變“殖民國家”對“落後國家的剝削狀態”，要求發展“各國獨立自主的經濟”，尋求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完全獨立”。這是周恩來總理於1955年4月19日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講話中明確做出的表態，也成為之後新中國第三世界外交的基本精神。

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資料圖）

通過亞非團結運動，新中國很快將革命戰爭中形成的平等與發展觀擴展到了國際關係層面。在根據地時期形成的諸如生產自救、社會各部門互助協作以及爭取革命戰爭中的文化領導權等，在1949年之後很快轉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交往時的基本指導精神。

很快，一種建立在“同吃同住同勞動”實踐上、以互相尊重與共同發展為基本權利的平等觀開始成為“第三世界國際主義”觀念中的核心。也正是在這一爭取“平等發展”與“互相尊重”的鬥爭過程中，“第三世界”認同才逐漸成型。也只有在“組織起來”“團結起來”之後，弱小國家在冷戰時期美蘇霸權競爭這一現實政治的角力場中，才能真正做到抗衡霸權。在20世紀60、70年代中國對亞非各國的援助工作中，也能充分看到這種獨立自主、互相尊重、深入羣眾的社會主義發展觀，

這種發展觀也包含了對打破霸權主義文化壟斷的意志。在中國面向亞非拉世界的交往中，非傳統外交，特別是文化、宗教、體育交流，以及經濟合作互助佔據極重要的地位。這一點，在萬隆會議上也得到了與會各國的充分認同。在萬隆會議的最後公報中強調，亞非國家間合作的前提，是因為殖民主義在其附屬地壓制了“人民研究他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基本權利”，進而妨礙了“本地區的文化進步，並阻礙更廣泛的國際範圍內的文化合作”。因此，亞非國家的真正解放，不僅僅需要完成政治的獨立，更需要完成文化的解放。

這便需要被壓迫者之間互助式的“文化合作”。這種合作能夠促使被壓迫人民發現並發展民族文化作為一種“基本人權”，也具有促進前殖民“附屬地人民”“個性的發展”的價值。同時，這種對民族文化的伸張並不抱有“排外或者同其他國家集團及其他文明和文化相敵對的觀念”。相反，更希望在“更大的世界合作的範圍內”繼續發展亞非之間的文化合作。

很快，萬隆會議中提出的文化合作號召便在1957年於開羅舉行的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中得到了具體的回應。亞非人民團結大會有關文化合作的決議，涉及互設獎學金、語言教學、文學翻譯、文化藝術交流、教科書編寫、設立亞洲問題研究的國際大學、掃盲、電影與博物館事業發展等多方面的工作。這也使得亞非人民團結運動成為了謀求政治平等、經濟自主權、以及文化主體性的解放運動。

可以説，中國的第三世界外交，及其大力參與推動的亞非獨立團結運動的歷史意義在於，它首次提出以平等為基礎與目標的國際和平秩序。它嘗試推動以生產而非消費為基礎的國際經濟合作與貿易關係。它從國際主義互助與平等發展的角度，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歷史經驗中，重新界定了現代化以及獨立自主觀。從第三世界歷史經驗內部，重新理解這場運動的意義，並梳理與之相關的一系列關於“平等”、“民族”、“獨立”與“現代化”等觀念的內涵。這是萬隆時代為二戰後世界秩序重建提供的重要精神、歷史以及理論資源。

的確，就像塔迪奇在發言中所説，“西方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已經過時。中國的現代化實踐，“為我們樹立了榜樣”。然而，我們也許並不需要像塔迪奇説的那樣，絞盡腦汁去尋找一個新的語詞去描述這種實踐。我們也許需要做的，是重新將視野放到實踐中，放到被資本主義現代化話語遮蔽的歷史中，放到廣大的非西方世界的現實中，總結並描繪一個真正屬於全體人民的國家與全球秩序話語。用這種話語，來描繪並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團結的、繁榮的、沒有霸權的、平等的、人民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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