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中美若照着米爾斯海默的劇本走，當然只有悲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觀察者網近期編譯刊發了米爾斯海默在《外交》上的一篇文章《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政治悲劇》，文章本身老調重彈，並無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美媒藉此高舉“對抗”旗幟，顯示對華鷹派勢力與軍工複合體不斷想在中美關係上取得支配權，因此理論本身不是重點，“理論的套利功能”才是。此前講過對福山理論的看法，這次談談米爾斯海默。
米爾斯海默的理論用一句話就能講完：非關預測，旨在兜售。
政治學與社會學都是史學的分枝，試圖將史料歸納出一些在政治社會現象上的通則，因此看政治學與社會學理論，還是得了解歷史的本質。關於歷史的本質，名言非常多，挑一個我偏愛的分享給讀者：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向——過去。它是由一羣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部分的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一定的取向。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可能遭致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着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
——《歷史的再思考》，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
這段關於歷史本質的敍述，流傳得不算廣，講得也有點長，不過很完整，也很深刻。閲讀歷史，或所有藉由整理歷史所建構的理論，以上這段話足以打倒一切“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的牛鬼蛇神。
米爾斯海默：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的政治悲劇，截圖來自《外交》
學習歷史的用處，在於洞察世事，包含那些撰寫歷史的人。
大國政治，必須是悲劇，否則兜售“大國政治悲劇”的米爾斯海默就悲劇了。所謂“不可避免的對抗”，是一套虛構的劇本，如果中美真照着這劇本走，結局當然也只能是悲劇。
福山兜售的“歷史之終結”，現在自我終結了；米爾斯海默的理論，大概率也將是個人悲劇，因為我看北京的行為模式，就偏不照着他的劇本走，避免中美關係被拖入全然的對抗模式；拜登，恐怕也是如此，但就怕他心有餘而力不足。
記得有大陸學者説“修昔底德陷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説得很對，“不可避免的對抗”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現代版，理論核心是“現實主義”與“結構主義”。説以上那段話的凱斯·詹京斯是後現代史學家，而後現代理論的核心是“解構主義”。
換言之，我感覺北京正在解構米爾斯海默的現代版“修昔底德陷阱”。
按解構方法，將視角從理論轉移到作者本人，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中美對抗悲劇，誰是獲益者？你一定可以舉出很多個人與組織，但我想提醒你的是，米爾斯海默也是獲益者。
理論不多説，直接拆解米爾斯海默這篇文章的陷阱。
解構現實主義
“為什麼大國註定要競爭？”文中的這個問句不需要去看米爾斯海默的解釋，因為該問題本身就存在設定陷阱。小國之間也競爭，不是隻有大國。即便小國的背後各有大國撐腰，競爭依然是現實存在。米爾斯海默的意思是，小國競爭的激烈程度會受到裁決者（大國）的天花板限制，而大國沒有這層天花板。
但反過來説，正因為有天花板，自認有靠山的小國，競爭往往顧忌更少，甚至敢於挑戰大國，你看歐洲小國立陶宛跳得多歡。大國之間沒有天花板，難以預料事態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按理反倒更謹慎。
因此，衝突往往會在關鍵時刻被兩個大國自覺化解。美蘇冷戰期間，這種事例並不在少數，兩國建立熱線電話，就是為了踩剎車用。套句趙雲的話——兵勢一交，不得卒解。成本難以估量的熱對抗，反而更不容易發生。歷史的教訓是，戰爭往往導因於非理性因素，誤判、擦槍走火，都屬於非理性。
簡言之，“註定”一詞，缺乏邏輯支撐，屬於主觀認定，而非客觀分析，沒有實質意義。
再者，米爾斯海默抨擊幾任美國總統對中國採取的“接觸政策”，自以為自由主義必勝，幻想以民主自由價值觀改變中國，背離了國際政治應有的現實主義警覺，致使中國借美國之助力而崛起。
這一説法有意規避了“接觸政策”對美國的現實利益面。説到底，民主自由價值觀只是美國獲取實質利益的工具——還得與航母配套——並在許多國家展現成效，即便絕大部分國家因民主轉向而陷入混亂，美國依然從中受益。
換言之，“接觸政策”就是百分百的現實主義，那幾屆美國總統不是基於“幻想”而接觸中國，而是完全基於“美國利益”。
米爾斯海默盤點那幾屆總統的“親中”事蹟，大多都是為了給美國擦屁股，才尋求中國的協助與配合。美蘇冷戰，911事件後轉向中東，2008金融危機，直到今天試圖平息嚴峻的通貨膨脹等，種種大事小事，“親中”就是為了“救美”，從美國總統的角度來看，不得不為，且非常現實，就更別提眾多美商在中國的利益了。
“桌面，桌面！”特朗普對他的國安事務助理説。米爾斯海默故意不提的是，“桌面”就是現實，而非幻想。
“接觸政策”在現實層面上給了美國實質而巨大的好處，米爾斯海默基於“當下劇本需要”，而避談歷屆美國總統的處境，以及“接觸”之中也存在較勁的事實。豎耳傾聽的是那些想在中美對抗裏提取好處的各方組織，“不可避免的對抗”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最佳理論基礎。
米爾斯海默也就是詹京斯所言的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一切非關歷史真相，而在於當下需求。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説來簡單，就是“交易”；接觸政策是為了交易，極限施壓是為了交易，輸出價值觀也是為了交易。美國或許有人抱着幻想決定外交政策，但這幻想仍是基於現實實力與現實需求，國際政治不存在全然幻想的決策。
米爾斯海默絕不是傻，只是裝傻。
解構結構主義
米爾斯海默提出若干數據來佐證“中美冷戰”的結構性因素，諸如：中美人口比，GDP增速，經濟增長下的軍事膨脹，中美製造業的消長；此外，美國有着比中國更多的“麻煩的盟友”，足令其抗中事業分心及民族主義危險被引燃等等。
不過，觀察這幾年中國的應對，北京眼裏的結構恐怕與米爾斯海默所説的“結構”並不一樣。大哉問是：現在中美間的利益結構，真的改變了嗎？
從經濟層面來看，如果視美國為一個商業帝國，那麼美商利益就是主要結構。在特朗普發起貿易戰、制裁中企後，中方並沒有拿美商當箭靶“以眼還眼”（即便有，也不成比例），可見中方所評估的結構主要是美商在中國利益。只要這一結構不變，中美至少在經濟層面就沒有真正的結構問題。只要這個結構沒出問題，美國在經濟上對中方的任何攻擊，都會反傷自身，攻擊不會致命，也難長久。
至於美國藍領勞工的利益，實在不是中國該關注的。
從政治層面來看，中國本來就沒有在地緣政治上挑釁美國，真要羅列，就是台海與南海問題。然而，台海問題是中國內政，南海問題是中國與東盟間的問題，而且問題並不大；美國若不來攪和，此地區並無激烈轉變，美國也根本沒有利益受損之虞，更別説中日釣魚島問題與中印邊界問題了。
換言之，只要台海與南海問題的國際利益結構不變，美國想生事雖沒人能阻止，也很難從中獲取決定性的戰略利益。東盟不願選邊站，已經抵消了美國在南海生事的力度；台日雖跟着美國一起鬧，但只要北京保持戰略定力，美國基本缺乏在台海持續挑釁的耐力，因為在內政困窘的狀況下，美國人民根本不可能同意政府為台灣而戰。更何況，台灣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
因此，從中方的角度看結構問題，現階段經濟上只要抓好美商，地緣政治上只要不發生軍事衝突，中美之間並無所謂的結構性問題。
真正棘手的是美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製造業空洞化，供應鏈殘缺，中產階級流失，基礎建設老舊，社會福利不足，種族衝突加劇，勞工意識失控，黨派分歧無解，人民不信政府等等，太多了，再數會讓拜登不開心。
説到底，美國只是想把自己解決不了的結構性問題甩鍋給中國，並想讓中國買單，而這正是米爾斯海默的工作。他“講了130遍中國無法和平崛起”，形同説了130遍“美國不好，中國也別想好”。
這是自稱結構主義者對結構主義的濫用，“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着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
中國學者並不需要駁倒米爾斯海默，因為其主張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兜售劇本。不過，顯然中國政府並不買單。
解構“冷戰進行式”
米爾斯海默迫切呼籲，現在中美就是“冷戰進行式”，論據是從特朗普到拜登，從白宮到國會，從法案到民調，從貿易到科技，從地球到火星，除了軍事以外，美國已經發動了全面性對抗的明確信號，“這就是第二次冷戰”，他説。
然而，“冷戰”一詞本來是有明確定義的，中美現況並不符合該定義。濫用主義的人儘可改稱為“新冷戰”以模糊原先的定義，就像你也可以稱兩岸現況“如膠似漆”，論據是經濟依存度逐年升高。修辭嘛，就是這麼一回事兒。
“戰”的對立面是“和”，米爾斯海默難以解釋“新冷戰”下的中美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貿易上的“再掛鈎”，使得這個詞的字面意義與實質意義相沖突。如果拜登的“和戰”兩手能稱之為“新冷戰”，那麼世上有許多國家都符合該定義，正在進行“新冷戰”的又何止中美？
兜售“新冷戰”劇本，肯定樂壞了軍工複合體，二話不説就買單。也正因如此，我們才得以清楚認知，從修昔底德陷阱到“不可避免的對抗”，都是自我實現的預言，它有現世的利益可供兑換，中美若照着這劇本走，米爾斯海默還能名垂千古。
“他們在工作中採取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一定的取向”。
惡搞中美關係的人，就是那些在“新冷戰”工作中可以互相辨認的人，包含米爾斯海默，與他的“悲劇劇本”。
除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你可知道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主題是什麼呢？奧賽羅是“嫉妒”，李爾王是“自戀”，哈姆雷特是“猶疑”，麥克白是“野心”。
這幾齣既是悲劇，也預言了現在看中國不順眼的部分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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