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默:中美若照着米爾斯海默的劇本走,當然只有悲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雁默】
觀察者網近期編譯刊發了米爾斯海默在《外交》上的一篇文章《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政治悲劇》,文章本身老調重彈,並無新意,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美媒藉此高舉“對抗”旗幟,顯示對華鷹派勢力與軍工複合體不斷想在中美關係上取得支配權,因此理論本身不是重點,“理論的套利功能”才是。此前講過對福山理論的看法,這次談談米爾斯海默。
米爾斯海默的理論用一句話就能講完:非關預測,旨在兜售。
政治學與社會學都是史學的分枝,試圖將史料歸納出一些在政治社會現象上的通則,因此看政治學與社會學理論,還是得了解歷史的本質。關於歷史的本質,名言非常多,挑一個我偏愛的分享給讀者: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它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向——過去。它是由一羣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部分的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一定的取向。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可能遭致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着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
——《歷史的再思考》,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
這段關於歷史本質的敍述,流傳得不算廣,講得也有點長,不過很完整,也很深刻。閲讀歷史,或所有藉由整理歷史所建構的理論,以上這段話足以打倒一切“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的牛鬼蛇神。

米爾斯海默:不可避免的對抗——美國、中國與大國的政治悲劇,截圖來自《外交》
學習歷史的用處,在於洞察世事,包含那些撰寫歷史的人。
大國政治,必須是悲劇,否則兜售“大國政治悲劇”的米爾斯海默就悲劇了。所謂“不可避免的對抗”,是一套虛構的劇本,如果中美真照着這劇本走,結局當然也只能是悲劇。
福山兜售的“歷史之終結”,現在自我終結了;米爾斯海默的理論,大概率也將是個人悲劇,因為我看北京的行為模式,就偏不照着他的劇本走,避免中美關係被拖入全然的對抗模式;拜登,恐怕也是如此,但就怕他心有餘而力不足。
記得有大陸學者説“修昔底德陷阱”是自我實現的預言,説得很對,“不可避免的對抗”就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現代版,理論核心是“現實主義”與“結構主義”。説以上那段話的凱斯·詹京斯是後現代史學家,而後現代理論的核心是“解構主義”。
換言之,我感覺北京正在解構米爾斯海默的現代版“修昔底德陷阱”。
按解構方法,將視角從理論轉移到作者本人,我們應該問的問題是——中美對抗悲劇,誰是獲益者?你一定可以舉出很多個人與組織,但我想提醒你的是,米爾斯海默也是獲益者。
理論不多説,直接拆解米爾斯海默這篇文章的陷阱。
解構現實主義
“為什麼大國註定要競爭?”文中的這個問句不需要去看米爾斯海默的解釋,因為該問題本身就存在設定陷阱。小國之間也競爭,不是隻有大國。即便小國的背後各有大國撐腰,競爭依然是現實存在。米爾斯海默的意思是,小國競爭的激烈程度會受到裁決者(大國)的天花板限制,而大國沒有這層天花板。
但反過來説,正因為有天花板,自認有靠山的小國,競爭往往顧忌更少,甚至敢於挑戰大國,你看歐洲小國立陶宛跳得多歡。大國之間沒有天花板,難以預料事態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按理反倒更謹慎。
因此,衝突往往會在關鍵時刻被兩個大國自覺化解。美蘇冷戰期間,這種事例並不在少數,兩國建立熱線電話,就是為了踩剎車用。套句趙雲的話——兵勢一交,不得卒解。成本難以估量的熱對抗,反而更不容易發生。歷史的教訓是,戰爭往往導因於非理性因素,誤判、擦槍走火,都屬於非理性。
簡言之,“註定”一詞,缺乏邏輯支撐,屬於主觀認定,而非客觀分析,沒有實質意義。
再者,米爾斯海默抨擊幾任美國總統對中國採取的“接觸政策”,自以為自由主義必勝,幻想以民主自由價值觀改變中國,背離了國際政治應有的現實主義警覺,致使中國借美國之助力而崛起。
這一説法有意規避了“接觸政策”對美國的現實利益面。説到底,民主自由價值觀只是美國獲取實質利益的工具——還得與航母配套——並在許多國家展現成效,即便絕大部分國家因民主轉向而陷入混亂,美國依然從中受益。
換言之,“接觸政策”就是百分百的現實主義,那幾屆美國總統不是基於“幻想”而接觸中國,而是完全基於“美國利益”。
米爾斯海默盤點那幾屆總統的“親中”事蹟,大多都是為了給美國擦屁股,才尋求中國的協助與配合。美蘇冷戰,911事件後轉向中東,2008金融危機,直到今天試圖平息嚴峻的通貨膨脹等,種種大事小事,“親中”就是為了“救美”,從美國總統的角度來看,不得不為,且非常現實,就更別提眾多美商在中國的利益了。
“桌面,桌面!”特朗普對他的國安事務助理説。米爾斯海默故意不提的是,“桌面”就是現實,而非幻想。
“接觸政策”在現實層面上給了美國實質而巨大的好處,米爾斯海默基於“當下劇本需要”,而避談歷屆美國總統的處境,以及“接觸”之中也存在較勁的事實。豎耳傾聽的是那些想在中美對抗裏提取好處的各方組織,“不可避免的對抗”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最佳理論基礎。
米爾斯海默也就是詹京斯所言的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一切非關歷史真相,而在於當下需求。
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説來簡單,就是“交易”;接觸政策是為了交易,極限施壓是為了交易,輸出價值觀也是為了交易。美國或許有人抱着幻想決定外交政策,但這幻想仍是基於現實實力與現實需求,國際政治不存在全然幻想的決策。
米爾斯海默絕不是傻,只是裝傻。
解構結構主義
米爾斯海默提出若干數據來佐證“中美冷戰”的結構性因素,諸如:中美人口比,GDP增速,經濟增長下的軍事膨脹,中美製造業的消長;此外,美國有着比中國更多的“麻煩的盟友”,足令其抗中事業分心及民族主義危險被引燃等等。
不過,觀察這幾年中國的應對,北京眼裏的結構恐怕與米爾斯海默所説的“結構”並不一樣。大哉問是:現在中美間的利益結構,真的改變了嗎?
從經濟層面來看,如果視美國為一個商業帝國,那麼美商利益就是主要結構。在特朗普發起貿易戰、制裁中企後,中方並沒有拿美商當箭靶“以眼還眼”(即便有,也不成比例),可見中方所評估的結構主要是美商在中國利益。只要這一結構不變,中美至少在經濟層面就沒有真正的結構問題。只要這個結構沒出問題,美國在經濟上對中方的任何攻擊,都會反傷自身,攻擊不會致命,也難長久。
至於美國藍領勞工的利益,實在不是中國該關注的。
從政治層面來看,中國本來就沒有在地緣政治上挑釁美國,真要羅列,就是台海與南海問題。然而,台海問題是中國內政,南海問題是中國與東盟間的問題,而且問題並不大;美國若不來攪和,此地區並無激烈轉變,美國也根本沒有利益受損之虞,更別説中日釣魚島問題與中印邊界問題了。
換言之,只要台海與南海問題的國際利益結構不變,美國想生事雖沒人能阻止,也很難從中獲取決定性的戰略利益。東盟不願選邊站,已經抵消了美國在南海生事的力度;台日雖跟着美國一起鬧,但只要北京保持戰略定力,美國基本缺乏在台海持續挑釁的耐力,因為在內政困窘的狀況下,美國人民根本不可能同意政府為台灣而戰。更何況,台灣並非美國的核心利益。
因此,從中方的角度看結構問題,現階段經濟上只要抓好美商,地緣政治上只要不發生軍事衝突,中美之間並無所謂的結構性問題。
真正棘手的是美國內部的結構性問題,製造業空洞化,供應鏈殘缺,中產階級流失,基礎建設老舊,社會福利不足,種族衝突加劇,勞工意識失控,黨派分歧無解,人民不信政府等等,太多了,再數會讓拜登不開心。
説到底,美國只是想把自己解決不了的結構性問題甩鍋給中國,並想讓中國買單,而這正是米爾斯海默的工作。他“講了130遍中國無法和平崛起”,形同説了130遍“美國不好,中國也別想好”。
這是自稱結構主義者對結構主義的濫用,“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着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佈各種歷史意義”。
中國學者並不需要駁倒米爾斯海默,因為其主張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兜售劇本。不過,顯然中國政府並不買單。

解構“冷戰進行式”
米爾斯海默迫切呼籲,現在中美就是“冷戰進行式”,論據是從特朗普到拜登,從白宮到國會,從法案到民調,從貿易到科技,從地球到火星,除了軍事以外,美國已經發動了全面性對抗的明確信號,“這就是第二次冷戰”,他説。
然而,“冷戰”一詞本來是有明確定義的,中美現況並不符合該定義。濫用主義的人儘可改稱為“新冷戰”以模糊原先的定義,就像你也可以稱兩岸現況“如膠似漆”,論據是經濟依存度逐年升高。修辭嘛,就是這麼一回事兒。
“戰”的對立面是“和”,米爾斯海默難以解釋“新冷戰”下的中美在氣候議題上的合作、貿易上的“再掛鈎”,使得這個詞的字面意義與實質意義相沖突。如果拜登的“和戰”兩手能稱之為“新冷戰”,那麼世上有許多國家都符合該定義,正在進行“新冷戰”的又何止中美?
兜售“新冷戰”劇本,肯定樂壞了軍工複合體,二話不説就買單。也正因如此,我們才得以清楚認知,從修昔底德陷阱到“不可避免的對抗”,都是自我實現的預言,它有現世的利益可供兑換,中美若照着這劇本走,米爾斯海默還能名垂千古。
“他們在工作中採取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一定的取向”。
惡搞中美關係的人,就是那些在“新冷戰”工作中可以互相辨認的人,包含米爾斯海默,與他的“悲劇劇本”。
除了羅密歐與朱麗葉,你可知道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主題是什麼呢?奧賽羅是“嫉妒”,李爾王是“自戀”,哈姆雷特是“猶疑”,麥克白是“野心”。
這幾齣既是悲劇,也預言了現在看中國不順眼的部分美國人。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