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德國“組閣大戲”最終篇——新政府呼之欲出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前情回顧
由於德國主要政黨在9月26日大選中得票“平均化”，社民黨和聯盟黨這兩個傳統大黨僅獲得25.7%和24.1%選民的支持，遠離歷史上”30%+”的水準，因而失去了組閣的主動權。兩黨的總理候選人肖爾茨和拉舍特最終誰能成為默克爾的接班人，取決於排名第三和第四的綠黨和自民黨的合作意向。（這“第一場”的三幕戲請見《德國的“民主協商”大戲，比選舉還精彩》）
綠黃兩黨當仁不讓，其主要領導人在彼此私下會商後決定在10月初分別與社民黨和聯盟黨單獨摸底接觸，然後根據結果決定未來的德國政府究竟採取“牙買加模式”（黑黃綠）還是“交通燈模式”（紅黃綠）。為了避免節外生枝，排除各種干擾，各方商定對交流內容不得外泄。
在這關鍵階段，紅黃綠三黨均履行了“保密承諾”，唯獨聯盟黨沒有做到，兩次會商後都出現了“劇透”現象。這反映聯盟黨內的凝聚力在敗選後已喪失殆盡，黃綠兩黨很難與這樣的政黨聯合執政。
就這樣，“交通燈”成為最現實的聯合執政模式……（“第二場”的三幕戲請見《德國新政府組閣談判，關鍵時刻出了“內鬼”》）
本文則是第三場。
第七幕：“紅黃綠”組閣談判終成正果
從10月21日開始，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分22個“專題組”就《聯合執政協議》進行討價還價，在財政和環保等領域的爭論據説還相當激烈，直到最後一天才最終得以解決。
儘管如此，三方都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執政機會，相互尊重，遵守約定。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參與者眾多、持續一個多月，並且受到媒體高度關注的密集談判中，三黨成功恪守了保密承諾，對外密不透風。
11月24日下午3點，三黨聯合召開記者招待會，正式推出這份將主導未來四年聯合執政的綱領性文件。
根據這份厚達177頁的《協議》，社民黨除總理府之外、還將執掌內政部、國防部、住房建築部、勞工和社會部、衞生部、經濟合作部。綠黨則負責“經濟和氣候保護”超級大部、外交部、家庭部、農業部、環保部。自民黨獲得財政部、司法部、交通部、教育和科研部。
這個結果基本體現了 “學有所長，術有專攻”，因此，三黨“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社民黨的管轄範圍能確保實現自己的三大競選目標：將每小時最低工資提高至12歐元，保持退休金的穩定性和加速住房（包括社會福利房）建設。
鑑於目前新冠疫情空前肆虐，據説，三黨在談判中都不願主動接手衞生部這個“燙山芋”，最後不得不由“老大”社民黨出來頂雷。
但是，“風險”和“機遇”是並存的：衞生部可能給社民黨帶來“噩運”，卻也有可能帶來“好運”。
目前比較“有利”的情況是，基民盟現任衞生部長施帕恩（Jens Spahn）已幾乎把抗疫中能掉的鏈子都掉完了，只要社民黨繼任者不比他更差就算“成功”。
社交媒體上，不少德國人大罵施帕恩
為了扭轉目前抗疫的被動局面，新總理候選人肖爾茨已決定在總理府建立“常設危機小組”（ein ständiger Krisenstab im Kanzleramt），以隨時掌握並及時處理疫情。
綠黨雖未拿到能為實現環保目標保駕護航的財政部，卻獲得了“經濟和氣候保護”這個超級大部，以實踐該黨“經濟發展與保護自然有機結合”的政治理念。但是，該目標雖然與時俱進並關乎長遠利益，卻“動一發而牽全身”，需要社會和經濟的“整體轉識”，因而取得明顯成績並不容易，“翻船”風險極大。
同樣，在對外關係中堅持自身的價值觀固然重要，但在我們所處的多元世界中，意識形態從來就不是對外關係最重要的基石。有鑑於此，即將着上綠色的德國外交部未必就不會成為綠黨及其外長候選人貝爾波克本人的“滑鐵盧”。
自民黨如願以償：主席林德納將入主財政部，為德國守住錢袋子；司法部將確保自民黨注重的個人自由的法制理念得以充分落實；交通部將兼管全國的數字化改革，是新政府現代化計劃中的重中之重；教育和科研一直是自民黨對舊政府詬病最多的領域之一，現在終於有了落實自己“理念”的機會。
財政部長這個位置原本也受到綠黨主席哈貝克的特別青睞，但為了聯合政府的整體利益和平衡，綠黨不得不忍痛割愛。當然，這個結果不僅讓林、哈兩人的政治抱負有了個“了斷”，而且也對兩個不同的財政理念（控制還是擴大國家干預）作出了某種“裁決”。
哈貝克在週三與林德納同台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他之前想執掌財政部，目的是為德國未來的綠色項目贏得財政保障，如今，經過組閣談判，他基本確信林德納不會成為環保工程的“障礙”，所以完全可以接受現在的這個結果。
但鄰國法國的態度卻未必會像哈貝克這般“坦然”，因為自民黨和林德納對巴黎的歐洲財務及紓困計劃向來持保留和反對立場。
美國媒體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大麻：德國目前使用大麻不違法，但購買違法，新政府計劃使購買也合法
三黨的“四年計劃”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設立“住建部”，每年新建40萬套房屋，其中10萬為公共福利房；控制和降低市場租金漲幅。放棄縮減養老金以及放棄提高退休年齡。每小時最低工資提高至12歐元。
2.放棄增税，2023年起恢復“債務剎車”。
3.努力在2030年提前退出燃煤產電，維持前政府到2030年減排55%二氧化碳的目標；加快風能和太陽能擴建速度，到2030年，8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而非原計劃的65%。在農業領域強化動物和環境保護。
4.迅速改善數字化基礎建設，促進公共管理數字化，縮短行政審批時間。
5.為聯邦國防軍採購武裝無人機開綠燈；從法律上限制軍備出口。
6.放寬難民家屬團聚的範圍；改革學生“獎學金”制度；大麻合法化，取消墮胎廣告禁令和變性人法案；在《基本法》文本中刪除“種族”（Rasse）概念；將參加選舉和考駕照年齡降至16歲。
《聯合執政協議》是一份明確未來執政方向和具體措施的文件，並對聯合執政各黨如何彼此相處具有“規範和約束”作用。
但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我們從四屆默克爾政府的16年執政實踐中可以看出，協議再“好看”，最後都擋不住一波波不期而至的危機的“干擾”。
這“干擾”也包括德國國內民主體制下各種政治和社會力量彼此之間的掣肘。
議會內的反對黨自然不必説，一如既往地執行“凡是政府支持的我們就反對”原則：基民盟（CDU）認為該協議非常“平庸”，看不出有什麼三黨自詡的“起航”意味；基社盟（CSU）警告新政府的移民政策會產生“引力效應”；左翼黨（die Linke）則詬病協議明顯帶有資本政黨自民黨的“筆跡”，社會公正很難得以伸張；右翼的選項黨（AfD）稱協議為“左派項目”，自民黨只是左營的“點綴”和“附庸”，德國將淪為“移民磁鐵”。
“週五為未來”（Fridays for Future）、“綠色和平”等環保組織對三黨協議也頗為失望，認為它無法實現“1.5度”的限温目標，是在“有意激化氣候危機”；“世代基金會”（Generationen Stiftung）中的青年理事會稱《協議》是對年輕人的“背叛”；工會組織在肯定協議具有進步意義的同時，表示擔心恢復“停止借債”（Schuldenbremse，又譯“債務剎車”）將使新政府失去大規模投資的財政空間；德國工業聯合會（BDI）和僱主聯合會（BDA）稱文件“並非什麼大手筆”，抱怨新政府“缺乏解決問題的勇氣和具體方案”。
總之，讚揚聲寥寥無幾（如“國際大赦組織”），反對聲卻隨處可聞。
但不管怎麼説，紅黃綠達成協議，意味着新政府基本站住了，剩下的就是正常走程序。
社民黨和自民黨12月初將召開特別黨代會，就聯合執政協議進行表決；綠黨的裁決過程相對複雜，本來打算從文件公佈後的第二天開始，首次用電子投票的方式讓12萬5千黨員來表決，但由於黨內高層在人事安排上爆發派系鬥爭，所以投票程序拖遲一天才啓動。
如果不出意外（應該也不會），三黨將於12月6日或12月8日在聯邦議會推舉肖爾茨當選新一屆政府總理。
屆時，默克爾留守政府將正式卸任，“默克爾時代”也將隨之劃上句號。
第八幕：新政府首先會面臨哪些考驗？
俗話説，萬事開頭難。
本屆“交通燈”政府上位之初即面臨重大危機和挑戰。譬如：
1）第四波新冠疫情
德國人素以“安全意識和前瞻性強”著稱，可在抗疫中，德國從政府到民間的表現卻讓人大跌眼鏡。前三波疫情中所犯的錯誤，到第四波來臨時依然還在犯。
8月下旬，德國“羅科所”（Robert-Koch-Institut）就已發出“第四波疫情”來臨的警告；有專家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預示今年秋冬疫情將再次嚴重。但是，德國各級政府並未採取有效的預防和應急措施。
去年疫情嚴重時，舉國期盼疫苗的到來，但政府訂購不力，造成疫苗供不應求。今年，疫苗供應大大改善，可是，德國的接種率一段時間內卻一直徘徊在60%左右。
是政府宣傳力度不夠？還是百姓疑慮未除？兩種情況應該都有。
9月德國大選前後，疫情話題似乎不再突出，甚至一度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但新冠病毒從未離開過人羣。
11月初開始，每日新感染人數劇增，達到數萬之眾，11月25日，感染人數日增75961，再創新高。死亡人數累計已超過十萬之眾。
德國突然淪為名副其實的疫情“重災區”。
而此時，偏偏又逢新政府尚未產生，留守政府雖然還在作為，但畢竟“授權”有限。默克爾本人不斷呼籲和發出警告，接種人數雖然開始明顯增多，但似乎為時已晚。
在這種情況下，紅綠黃三黨利用在議會中的多數，促使通過《感染保護法》的修正案，以應對當下前所未有的疫情。這些措施（包括在總理府建立“常設危機處理小組”、“跨學科專家理事會”等）是否湊效，目前還是個問號。
在新的病毒變種已在德國登陸的情況下，新政府是否能控制住第四波疫情，最終將成為證明其執政力的一塊“試金石”。
2）未來外交政策基於“價值”還是“利益”？
今年大選競選中，“外交話題”如同“新冠話題”一樣，在公開討論中幾乎無人問津，基本只體現在各黨的競選綱領中。
綠黨一再主張未來的德國外交要建立在“價值觀基礎之上”（wertebasierende Außenpolitik）；自民黨的外交政策也偏重強調“自由、法治、人權”等因素；社民黨的相關陳述難免也帶有某些左翼意識形態色彩。
因此，觀察人士早有預測，未來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將有別於默克爾的“以利益為基礎”和“妥協處理衝突”的“務實外交”。
根據三黨《聯合執政協議》中關於外交部分的表述，加上綠黨貝爾波克將出任聯邦外交部長這一事實，德國外交將向“價值觀”轉變似乎已呈不可逆轉之勢，而且必將體現在新政府的對華外交上。
在《聯合執政協議》的涉華部分中，三黨首先明確了德中關係的“三重”實質：合作、競爭和對手；其次強調以“人權”和“現行國際法”為雙邊合作之基礎、以制定“公平的遊戲規則”為競爭之條件；最後，為確保德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三黨力求在體制對抗中將德國的中國戰略與歐盟的對華政策相結合，中德“政府磋商”機制也將被更多置於“歐洲”框架之內（stärker europäisch ausgestalten）來進行。《協議》還特別強調，為了減少對中國的“戰略依賴”，新政府將強化與北大西洋盟友及價值觀相同國家的協調。
以上是德國未來對華政策的自我定向。除此之外，《協議》還提出了新政府對中方外交的“要求”或“期待”（Erwartung）：a）在處理與鄰國的關係中，中國應對“和平與穩定”承擔“負責任的角色”（eine verantwortungsvolle Rolle）；b）在解決南海及東海領土糾紛中，應以國際海洋法為準繩；c）改變台海現狀必須以“和平手段”和在“海峽兩岸均同意”的前提下完成。
最後，在涉及中國內政的這部分中，《協議》還強調以下三點：德方在歐盟的“一箇中國”原則下支持“民主台灣”在具體事務中參與國際組織；將明確提出中國“違反人權”（特別在新疆）等問題；中國必須恢復在香港的“一國兩制”狀態。
的確，德國政府的外交還從未如此明確和“越界”涉及中國內政。對此，相關方應如何看待和應對？
首先，德國對華外交口徑的變化有內因外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根源在於以下三個事實：
1）中國的高速發展被壟斷世界若干世紀的西方視為“前所未有的挑戰”，被認為是對其引領和壟斷世界的地位的“最嚴峻威脅”。在這個視角之下，西方的整體對華處境是一致的，共同面對也是某種趨勢。換而言之，中國的強大必然會引發西方集團的“抱團”態勢。
2）西方集團領袖美國不斷惡化對華關係，並在明中暗裏對盟友施加壓力，使文化傳統、意識形態、政治體制等方面與美國相通的歐盟諸國很難長期完全“特立獨行”或永遠“不站隊”。
3）德國綠黨始終未擺脱“意識形態主導政治理念和執政行為”的做法，自民黨也一直堅持“自由、民主、法制”的政治傳統。這兩個政黨在野時都與中國有過程度不同的“過節”，而如今在“交通燈”政府中的地位又舉足輕重。
在德國政府中，涉及對華關係最多的主要是外交部、經濟部、司法部、環保部、經濟合作部和總理府。從目前的三黨分工看，前四個部已落在綠黨和自民黨手中，局面對中國似乎相當不利。
但外交不僅是外交部長的職能範圍，更是總理的要務之一。有鑑於此，德國未來四年的對華政策更多是“對抗”還是“務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社民黨籍總理肖爾茨的立場和態度。
從其個性和政治立場來看，肖爾茨具有北德人典型的“冷靜和務實”特性，他關注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現實利益；在社民黨中，他屬於“中偏右”，因而在黨魁競爭中敗給了黨內左翼勢力。
按理説，眼下社民黨內左翼得勢，但由於肖爾茨在大選中為本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逆襲”勝利，給黨內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帶來了“政治飯碗”，因此，他在黨內的威望暫時還難以被撼動。
作為總理，肖爾茨首先考慮的必然是德國的整體利益。那麼，德國的利益是否能離開中國的市場和發展，答案顯而易見。所以，德國未來四年的對華關係中雖然會多出不少“雜音”和“摩擦”，但大盤估計應該不會動搖。
《南華早報》報道：中國警告德國新政府，圖為舒爾茨2019年訪華
儘管如此，德國外交面臨的挑戰的確還是不少的。
譬如，如何處理“北溪二號”管道問題？該工程雖然已經完成，但德方的運營證卻遲遲不發。
綠黨的外交政策不僅服務於之前説的“價值觀”，還會與“環保”掛鈎。這令俄方非常頭疼。
為此，普京正在抓緊給自己“抓”或“造”好牌：在烏克蘭邊境增壓，在難民問題上支持白俄羅斯等。這麼做的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領域的問題，其透射力會直接影響到歐盟的安全和利益，而要解決這些危機，德國離不開莫斯科的配合。
眼下的世界，可見和潛在的危機四伏，《聯合執政協議》中表達的願景是否能實現或落實幾成，目前很難預測。
第九幕：默克爾“上牆”，聯盟黨下野
柏林總理府裏有一道被稱為“總理畫廊”（Kanzlergalerie）的牆，懸掛着戰後各屆聯邦總理的畫像。
這個傳統始於“波恩時代”，據説是藝術愛好者施密特老總理的主意，為了彰顯德國民主“香火”的延續性。
自他之後，各屆總理離任前就可選擇自己喜歡的畫家來為自己畫像，他的前任——阿登納、埃爾哈德、基辛格和勃蘭特——當然享受不了這份待遇，只採用了現成的畫作。
不知為何，施密特和科爾兩人請的畫家均來自東德，是為了顯示兩個德國的“一體性”？還是因為東德畫家畫領袖肖像更在行，畫得更好？
拋開這些猜測不説，但肖像顯示出來的一般是畫師眼中的被畫者，也可以説是某種“時代印象”。
施密特留給那個時代的印象是位“獨立的政治強人”（ein unabhängiger Macher），他任內與美國總統關係一度緊張，同時，他不顧黨內和社會的巨大壓力，堅持部署美國潘興II導彈。所以，他的畫師海斯西（Bernhard Heisig）呈現出來的就是具有這種特質的施密特。
施密特的繼任者科爾選擇了海斯西的學生戈瑟（Albrecht Gehse）來當自己的畫師。科爾任內促成了兩德統一，東德民眾對其充滿仰慕之情。在戈瑟的眼中，科爾是一位“解放者”和“新德國之父”，這種民族主義情感在“總理畫廊”中獨一無二。
施羅德是個喜歡跟人稱兄道弟的政治家，非常注重個人友情，這從他與普京的關係就能看出來，因此，在畫師的問題上，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自己的好友茵夢多夫（Jörg Immendorff）。掛在總理“宗祠”牆上的施羅德肖像以金色為主調，別具一格。
按照傳統，前任總理的肖像都由現任總理來“揭幕”。2007年，默克爾總理為卸任兩年的施羅德畫像上牆做主持。
施政冷靜的默克爾私下卻是個相當風趣的人。當施羅德肖像加入“總理宗祠”行列後，她調侃道：“這下好了，今後（前來參觀的）學校班級裏不會有人問，為何施羅德沒被掛起來？”
好比中文裏的“上牆”也有將逝者骨灰安放入“牆墓”中的意思一樣，德文中將畫像掛起來用的動詞（aufhängen）也有別的意思（將某人上吊或處絞刑）。
默克爾的這番話引起鬨堂大笑。喜歡開玩笑的施羅德自然不甘落後，很快接過話來説：“我這畫邊上還有足夠的空間，親愛的默克爾總理，雖然無人知道何時，但你早晚也會在我身邊被掛起來。”
十多年後，默克爾的政治仕途也走到了盡頭。她最終選擇誰作為自己的畫師外界不得而知，但她“上牆”之日已指日可待。
圖片來源：路透社
可惜的是，默克爾尚未上牆，她的基民盟卻已下野。
默克爾究竟給德國留下了什麼？
她自稱“問心無愧”，願將此問題留給歷史學家去評説，但她給自己的母黨基民盟的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政治真空”。
她當了2年黨總幹事，18年的黨主席。其間，她幾乎“掃清”了黨內的所有競爭者和政敵（均為男性）。2018年10月她宣佈不再謀求連任黨魁一職後，基民盟經歷了“斷奶”的痛苦。
黨內的能人雖然還有，但大部分不是轉行另謀高就，就是被默克爾招安收服，真正能擔當重任又具個人魅力的繼任者所剩無幾。
默克爾一度似乎看中了薩爾州州長克蘭普-卡倫鮑爾（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將其召來身邊當總幹事，給人感覺要培養她當接班人。
這位被坊間稱為“小默克爾”的女政治家最終也的確當上了黨魁，但不久便遇到“圖林根”危機。不知什麼原因，默克爾在關鍵時刻並未給予她充分的支持，“小默”在任剛過一年就下台了。
面對這一新“真空”，本來在北威州好好當着州長的拉舍特失去了“定力”，踏上了逐鹿黨主席一職的“不歸路”。
經過黨內的競爭和篩選程序，他於今年年初終於如願以償，當上了基民盟黨魁。之後再經過與姐妹黨基社盟的一番“絞殺”後，勉強當上了聯盟黨的總理候選人。
可是，他的根基不足、優柔寡斷和“傾城一笑”，給他本人和基民盟帶來了創紀錄的敗績。黨魁的位置尚未坐熱，入主總理府的夢想卻已破碎。
聯盟黨失去了議會第一大黨的地位，拉舍特成為政治“孤魂”：既在黨內徹底失勢，也無法再回北威州重執牛耳。
如果説政治上也有“淨身出户”的話，拉舍特就是一個“範例”。
如今，基民盟內新一輪的黨魁爭奪戰已拉開帷幕。參加競選的三人中，梅爾茨（Friedrich Merz）和呂特根（Norbert Röttgen）是默克爾的昔日“政敵”，布勞恩（Helge Braun）則是她任內最後的親信“大內總管”。
默克爾雖然不日將離開政壇，但她的“政治輻射”顯然還在延續。
- 劇終 -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