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玉祥：父母仍有勞動能力就不贍養，在農村正成為潛規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韓玉祥】

近日，因“民政部：針對農村留守和空巢老年人，開展定期巡訪制度”這則新聞，空巢老人羣體再次進入大眾視野。

所謂空巢老人，是指身邊無子女，只剩下老兩口或其中一人獨自生活的老人。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社會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變化之一是眾多青壯年農民離開故土，來到城市打工謀生。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9077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7425萬人。隨着農民工大量外出，農村空巢老人家庭數量劇增。

民政部養老服務司負責人李邦華在今年12月的記者會上也分享了一點信息：按照全國老齡協會的相關統計，全國空巢老人比例應該是一半對一半；因為人員流動各方面原因，農村空巢老人比例還會高一些。

那麼，農村空巢老人的養老狀況究竟如何呢？

筆者調研發現，子代家庭面臨結婚、買房、教育三大壓力，農村空巢老人出於減輕子代負擔的考慮，會主動進入“自養”狀態，只有到生大病造成的半癱瘓或癱瘓階段才會依賴“他養”。

自養階段，“親代自養、子代不養老”正成為新的家庭養老規則。然而，由於自養能力的不確定性，不少農村空巢老人陷入了日常生活危機，日常生活質量難以保障。

資料圖：新華網

日常生活

農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需求大致可以分為三種：

一是物質生活需求。

説具體點，便是買菜吃肉，再加抽煙喝酒。這些需求能否得到滿足，取決於各家經濟水準。

經濟條件好的空巢老人——大多屬於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退休職工，或者自身及子女經濟條件較好——在這方面不用憂愁。不過這類空巢老人所佔數量較少。

經濟條件稍差的，也能做到温飽有餘。多買雞蛋、偶爾吃肉，買菜也多是便宜的時令蔬菜；若買煙酒，有錢就買點便宜的，沒錢就戒煙戒酒。這類空巢老人在筆者調研中所佔比例最大，已過半。

經濟條件差的家庭，比如家裏有人得重病或缺乏勞動力，老人的吃穿也能達到温飽水準，只不過平時少買肉蛋奶，多吃麪點、饅頭。

二是社會交往需求。

所謂社會交往分為兩種，一種是禮俗性的社會交往，即親戚、朋友之間的人情往來。在筆者調研的對象中，有的老人每年的人情往來開銷可達1萬餘元，其他大部分介於3000~5000元之間。

另一種是日常化的社會交往。由於閒暇時間太長，大部分老人為打發無聊，會找人閒聊、傾訴。

筆者在浙江衢州調研時，就碰到這麼一件事：因老伴進城帶孫子，餘爺爺長時間找不到人交流，剛好碰到我們入户調研，就主動要求我們找他訪談；調研過程中，餘爺爺不時打斷訪談，希望我們欣賞並朗誦他寫的詩詞，最終導致調研無法順利進行。

在山東菏澤調研時，一位70多歲的奶奶同筆者講道：“平時在家看電視腦袋疼，坐着發呆憋得慌，有的老年人就是坐着坐着老年痴呆了。和鄰居兩人騎小電車出去轉悠，心情會好很多。”

三是消遣娛樂需求。

筆者在河南新鄉調研時看見，一部分老人在家看電視、發呆，一部分老人會去棋牌室、麻將館，還有一部分老人則偶爾參加低價的旅遊團。

當然，參與何種活動，依舊取決於各家經濟能力及老人的身體健康程度。比如有的空巢老人平日就基本都悶在家中，很少出去走動，幾乎退出社交圈子。

有位60多歲的空巢老人在家太無聊，給雞染了色，這雞瞬間變身為奶奶的“寵物雞”（作者供圖）

“收不抵支”

部分農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出現危機，主要原因説直白點就是“收不抵支”。經調研探究，筆者認為有三個因素共同導致農村空巢老人“收不抵支”狀態的延續。

首先是倫理因素。

傳統時期，以子女成家或60歲為時間節點，農村老人開始享受天倫之樂，不用再為子女操勞；子代則開始反哺親代，每年向親代支付一定數額的贍養費用。

然而，在城鎮化壓力下，贍養倫理逐漸發生變化——親代為減輕子代壓力，逐漸開始“自養”；不少子代則將此默認為父母有勞動能力時自養、喪失勞動能力時才贍養。換言之，老人自養原是“情分”，有的子代卻慢慢將此視作“本分”。例如，在老人還有勞動能力時，有些子女就認為住院生病的花銷應該由老人自己出，但實際上很多老人真的沒有多少積蓄。

總之，傳統贍養倫理逐漸重塑，新的倫理道德使農村空巢老人陷入“自收自支”的生活狀態。

其次便是勞動能力。

隨着身體機能的下降，多數以往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村空巢老人逐漸被排擠出勞動市場，只能打打收入不高的零工。以建築行業為例，一位空巢老人在年輕力壯時，一年可以打工200多天，日工資300元左右，年收入可達6萬元上下；50歲之後，只能在本地打打零工，打工時間下降一半，日工資減至200元，年收入不過2萬元。再無能力外出務工的空巢老人，則只能通過務農及養豬、養羊，一年賺個幾千塊錢。

最後是社會輿論因素。

社會輿論難以介入農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危機，難以從外部改變農村空巢老人收不抵支的生活狀態。

一方面，當農村空巢老人自養成為地方倫理和地方共識後，農村空巢老人自養質量高低屬於私人事情，只有在“他養”階段出現子女不養老的情況，才會成為社會事件，被社會輿論所譴責。

例如，河南新鄉有人同筆者談道：“我大哥64歲，沒事兒打點工，一個月大約10天零活兒，200元一天，一年一兩萬收入，平時不打工就在家閒着。2010年前他還抽煙喝酒，後來都戒了。我不能什麼都問，不然會起反作用。這屬於人家家庭內部的問題，有矛盾了我們才管。”

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具有彈性、多元、模糊等特點，難以形成統一衡量標準，更增加了社會輿論介入的難度。如一位空巢老爺爺所講：“有條件的多吃點肉，沒條件的多吃點麪條饅頭，這個沒法衡量。”

總之，“收不抵支”的生活狀態既無法從內部改善，也難以從外部改變，導致不少農村空巢老人遭遇日常生活危機。

一位老人坐在門口。留守鄉村的老人常用這種方式打發時光（資料圖/北青網）

自我調適

面對日常生活危機，這些農村空巢老人只好進行自我調適，主要策略概括起來便是“開源節流”。

開源，主要依靠退而不休與女兒養老。退而不休，主要指延長自己的勞動時間，通過打零工或務農增加收入來源。女兒養老，毫無疑問，女兒履行贍養義務，補貼空巢老人零花錢。

節流，則主要依賴省吃儉用，比如節衣縮食、戒煙戒酒；再就是減少社交，少些消遣娛樂活動，甚至足不出户，儘量減少額外支出。

現實中，這所謂的“開源節流”能幫農村空巢老人有效應對日常生活危機嗎？恐怕結果要打個很大的問號。

從開源方面來看，農村空巢老人增收效果十分有限。

大部分中西部地區，只有靠近城鎮的農村才有較多打零工的機會，非城鎮郊區地帶的農村務工機會十分有限。因此，務工並不能成為農村空巢老人增收的穩定來源。

至於務農，收入更低。按照我國人均一畝三分地的平均水平，農村空巢老人種一家五口人的土地，每年收入至多為3500元左右，而這很大程度上還得依靠一年下來風調雨順，無旱無澇。

而女兒能為父母生活幫襯多少，也與女兒的家庭經濟狀況及心意有很大關係，不具有穩定性。

從節流方面來看，農村空巢老人的減支策略可以説是對日常生活危機的消極應對，是不得已的“妥協”與“躺平”。

在河南新鄉調研時，就有一些農村空巢老人經常聊道：“人老了，要求不高，有吃有喝就行了。”在河南安陽調研時，甚至有空巢老人直接坦言：“人老了，就跟家裏的阿貓阿狗一樣，兒女給吃給喝就行。”

對策建議

可以説，農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危機，主要是倫理秩序變遷的後果，即子代未能如傳統那般踐行贍養義務。因此，應對農村空巢老人的日常生活危機，應當主要從自養階段的道德倫理建設入手，讓子代重新明白，贍養、照顧老人，何為“情分”、何為“本分”。

另一方面，可以借政府的行政力量重構家庭孝道倫理。政府應當根據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構建相適應的家庭孝道倫理，並通過行政力量保證孝道倫理的有效落實。比如，在浙江衢州地區，政府將分家儀式與贍養儀式納入地方綜治工作，子代對父代的贍養責任説明蓋有村委會協調委員會的印章。若出現子代不履行贍養責任的情況，村幹部、鄉鎮綜治辦、鄉鎮派出所、鄉鎮司法所會進行行政干預，老人的日常生活質量因而受到保護。

針對農村空巢老人的社交及娛樂需求，政府同樣可以有所作為。

如今農村空巢老人的消遣娛樂方式呈現市場化趨勢，一些資本敏鋭地感知到農村空巢老人的精神需求，已開始逐步介入這片“紅海”，比如近年來興起的低價旅遊團，迎合了農村空巢老人低成本消遣娛樂的需求。不過，旅行社在旅程中安排逛指定商場、抬高商品價格、對商品進行虛假宣傳等行為，讓眾多農村空巢老人上當受騙。此外，即使號稱“低價團”，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農村空巢老人消遣娛樂的經濟成本，仍會將不少空巢老人排斥在外。

因此，政府可以開展多種形式的公共文化活動，提供多種形式的文化競技平台，比如多組織唱戲、廣場舞、扭秧歌等各種民眾喜聞悦見的文娛活動。這些文娛活動，對老人而言幾乎沒有經濟成本，且能增進空巢老人之間的社會交往。

老人在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用餐（資料圖/中國江西網）

總體而言，中國社會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自“十三五”以來政府相關部門也一直在開展農村社會兜底項目建設，比如改造和提升農村敬老院服務能力，如今又建立了相關關愛服務體系，普遍地開展對空巢和留守老年人的定期巡訪制度。可以説，如何讓農村老人尤其是農村空巢老人在家能“養得好，養得安全”，政府確實在不斷地擔負起更多職責。不過，這不意味着後代可以就此擺脱贍養老人的責任，於情於理於法，這都不是一種好的作為——生活壓力再讓人吃不消，這也絕不代表着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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