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方翻譯:履歷光鮮的美國國關學者,怎麼變成這樣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觀方翻譯】
大家好,我是經常拒絕翻譯的觀察者網翻譯。
平時拒絕翻譯的文章老多了,但特地拎出來講的,之前還只有《經濟學人》以及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文章。
這次我拒翻的對象“咖位”比較小,傑弗裏·斯塔西(Jeffrey A. Stacey),他雖然時不時給《國家利益》《外交事務》《外交政策》《華盛頓郵報》等寫點文章,但在中國這邊幾乎沒什麼人聽説過。
咱們還是先“對事不對人”(後面會談“人”的問題),看看他的新文章《西方對烏援助是否在亞洲遏制了中國?》,核心觀點就是:俄烏衝突阻止了中國大陸攻擊台灣地區。
這就很莫名了,中國始終堅持和平統一優先,“武統”是最後選項。你一個外交學者要談台灣問題,這個基本常識總該知道吧。
本來就沒有被提到前頭的事,空口白牙怎麼倒能“阻止”了?
斯塔西或許也意識到這論述背後有問題,為了讓自己邏輯自洽,聲稱中國大陸有充分的意圖(had every intention)在俄烏衝突於春季結束後,奪取台灣地區。
但這麼一繞,反而暴露他自己缺乏軍事常識。對於台灣這麼大的島,軍事行動要有充分的動員和準備,他從哪裏見到了?
中國實際在做的是提升軍事技術,進行軍改,確保具有武統的能力,這方面的工作始終沒有放鬆,也絕無可能被“阻止”,但不等於戰前準備。
斯塔西還認為,中國看到了美國如何團結聯盟,以保衞一個沒有條約正式規定必須保衞的國家。
對不起,全世界看到的好像是美國堅決不出兵,重武器援助姍姍來遲而且杯水車薪啊……
然後就是販賣所謂中國學者提供的決策圈“小道消息”,什麼政治精英心煩意亂,擔心部隊缺乏經驗,會輸掉信息戰,無法承受與西方市場隔絕等。
在外交上,中歐關係確實產生了一些困難,但立陶宛的挑釁、投資協定受阻早在俄烏衝突前就發生。中國的立場實際上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一致,歐洲人如果真的因衝突而要改變外交關係,牽涉的面要大得多。
而隨着戰事的拖延,歐洲人的頭腦也漸漸冷靜下來,自己都還與俄羅斯保持着能源貿易,苛求其他國家如何處理對俄關係也沒有什麼底氣。要説俄烏衝突對中歐外交帶來多大的額外損害,並不靠譜。
中歐關係受到美國的影響,但故意迴避中美歐博弈的大局,片面誇大中國對俄烏衝突立場的“後果”,別有用心。
比較搞笑的是,斯塔西還列舉了一串中國的額外“失誤”,其中一條是“中國最近向俄羅斯主導的塞爾維亞提供了一組彈道導彈”(a cluster of ballistic missiles)。
這又是哪來的小道消息?哪怕西方媒體,之前猜測的也是中國製造的FK-3防空導彈,是“紅旗-22”中遠程防空導彈系統的外貿型號,得多沒常識才能搞錯?

Defense Brief網站報道截圖
作者還聲稱,即使是“地位較低的所羅門羣島也告訴西方,它不會成為中國軍事設施的所在國”。但中所安全框架協議本來就不包括這樣的軍事設施,所羅門的澄清是迫於西方“無中生有”的指責。
原文的結尾也讓人費解,斯塔西認為“中國向國外投射力量的能力,已經開始受到國內人口迅速減少的影響”(suffer from its rapidly shrinking population at home)。
俗話説,“別問為什麼,先問是不是”。中國人口目前是增速趨緩,但還沒有減少,更談不上迅速減少,何來“已經”影響?一個學者得上幾個菜喝多少酒,才能搞錯人口增長率和人口本身?
21世紀了,談投射力量,多大程度上還取決於人口?就算談人口,是談人口結構,還是談絕對數量?中國人口不管怎麼變化,任何年齡段的絕對數量都小不了吧?
短短一篇文章,斯塔西既有不少低級錯誤的硬傷,也有“無中生有”的故意炒作。但看他的履歷,“理應”有更好的表現。
他是密歇根大學的學士、牛津的碩士、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進入學術圈子,是在杜蘭大學擔任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助理教授。
2009年,到美國國務院駐院一年(a scholar-in-residence at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這算是比較難得的接觸外交實務的機會,杜蘭大學為此還特地發了新聞。

杜蘭大學報道截圖,説“全村的希望”有點誇張,寄予厚望那是肯定的
他在國務院具體的職位直譯過來是“國際事務官”(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Officer),在“重建與穩定協調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研究歐盟與北約關係。據稱,也為歐盟和英國政府做過一些工作。
再往後,在杜蘭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當教授,為聯合國、美國國防部、國務院、北約、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歐盟和諸多智庫、企業、政府(如阿聯酋、索馬里、阿富汗)等提供諮詢。
他出的書也挺能把握時代脈搏,都是當時比較熱的議題,比如《整合歐洲》《東方崛起,西方末日?》《全域戰爭:特朗普、拜登與為全球民主而戰》。
目前在半島電視台的網站上,對他的冗長介紹稱其“在近20年的職業生涯中,在政府、學術圈和私營領域花了同樣多的時間”。
不過在那些知名美國刊物上,其簡介的主要“賣點”,還是“奧巴馬政府的前國務院官員”。從中倒也可以看出,杜蘭大學當時發新聞並非小題大做。
暫且不以“旋轉門”來形容他的跨界歷練,但這些經歷本來很有希望打造一個既懂學術,又理解真實世界的中青年學者,或學者型官員。
如果能多一些這樣的人,推動美國的外交政策更為務實、理性,順應多極化的大勢,那對全世界可能都是好事。
然而,從文章中,我們看到的只是傲慢、無知、想當然。或許他在內部報告裏,提供的都是“真知灼見”,但無法理解為何在公開出版物中要留下這麼多低級錯誤。
如果這是一種“戰略忽悠”,很難説忽悠的是誰。近幾年,中國網友把某些成天趕着熱點胡説八道的人,稱為“媒體經濟學家”,斯塔西就有點活成了“媒體國關學家”。

如今在媒體上時常露面的斯塔西,似乎不再意氣風發
美國媒體上充斥着似是而非的國關言論,而且從實際效果看,這如果真是“戰忽”,並沒有忽悠住中國,反而讓自己在死撐霸權、拒絕多極世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學術理性和實務理性,也沒有互相促進,都説不清到底是誰成了“非理性”的染缸。
斯塔西本身大概算不上什麼重要人物,但他隱隱地成了美國外交政界、學界能力下滑,把自己越忽悠越瘸的一個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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