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潛在的税收增加可能會給習近平帶來政治反彈 - 彭博社
Tom Hancock
鶴崗的財政危機引起了全國關注。攝影師:沈其來/彭博社未來幾年,習近平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推動全國範圍內的税收增加,可能會疏遠中國的富人和中產階級。
中國領導人主持了該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減税。2021年税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21%,而美國約為27%。不到10%的中國人口繳納任何所得税。
2021年政府收入和支出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數據來源:中國財政部、中國國家統計局、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中國領導人表示,減税刺激了企業擴張和家庭支出,推動了經濟增長。為彌補減少的收入,北京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債券發行力度。他們還更加依賴其他收入來源,比如向開發商出售土地。但隨着中國城市化放緩,新房需求降温,這種資金模式正面臨嚴重挑戰。世界銀行前中國國家主任貝特·霍夫曼表示:“人們逐漸意識到,目前的財政軌跡是不可持續的,包括最近的減税措施。”
數十個中國城市積累了鉅額債務,難以支付公務員和教師的工資。其中包括鶴崗,這座靠近俄羅斯邊境的擁有100萬人口的大都市的財政問題已經成為頭條新聞。上世紀90年代,當許多市政府難以支付工資時,中國領導人做出了以增值税和企業利潤税為核心的財政改革回應。徵收迅速增長,到了21世紀初,中國中央政府已經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基本的福利國家。 (引入了強制性的僱主和僱員繳納社會保障、失業、健康等福利金的措施也對實現這一里程碑起到了關鍵作用。)
但當地共產黨幹部有着更大的抱負。為了推動當地經濟發展,提高自己的政治晉升機會,他們大手筆地投入資金,準備將農村土地開發出來。這需要向承包農民提供補償,拆除現有的房屋和其他建築物,然後修建道路、電力線路和水管道。近年來,這些活動已經消耗了大約五分之一的政府支出。
當轉變後的土地以盈利的價格賣給開發商時,這個過程就會自我償還。湧現出的公寓樓和工廠吸引了大量居民湧入,推高了土地價格。但隨着城市化放緩——去年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上世紀9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為30%——流入地方財政的資金已經減少到了微乎其微的程度。
去年11月在深圳的一個建築工地。攝影師:Qilai Shen/Bloomberg中國的財政體系——其中非税收入如土地出讓和國有企業利潤貢獻了三分之一的政府收入,而最大的税收來源是銷售税等銷售税收,比如增值税——在發展中國家並不罕見。北京大學教授張昌東表示,從政治上講,這對共產黨來説是行之有效的。他説,人們不太可能注意到或反對這種間接徵税,而幾乎沒有所得税降低了“公民對公共產品或代表性的需求”。然而,這與領導層希望進入先進經濟體排行榜的雄心不符,那裏的政府支出主要依靠對個人和企業所得徵税。“中國向依靠税收收入,尤其是直接税收的税收體系轉變是重要且必要的,”張昌東説。
一個重要原因:隨着中國人口老齡化和需要更多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來支持更復雜、高科技的經濟,社會福利支出將需要增加。目前,用於養老金、醫療保健、教育等的公共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約13%,而富裕國家為25%。
其次,隨着中國城市化水平接近成熟經濟體水平,地方政府將不得不找到新的收入來源。政府自2021年以來一直在討論在更多城市推行房產税的計劃。(目前只有上海和重慶有房產税。)但這一計劃在疫情期間被擱置。在2021年4月,自然資源部宣佈已完成了涵蓋超過15億份房產記錄的全國登記,為恢復計劃清除了一個障礙。
可能還會遇到更大的障礙。中國中產階級大約70% 的財富都投資在房地產中,因此房產税“可能會引發抵制甚至抗議”,張説。因此,政府可能會謹慎地並以較低税率來徵收任何房產税,這意味着它們不太可能產生足夠的收入來支持中國所需的福利支出。
中國政府的收入與支出
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
來源:中國財政部,中國國家統計局
另一個最明顯的選擇是降低個人所得税的起徵點,並縮減各種免税額。目前,個人所得税的税收僅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但經濟學家表示,該水平可以提高到韓國的4%而不引發憤怒。即使保持起徵點不變,也可能足以擴大税收,因為中國的收入仍在增長,儘管增速比早些年代要緩和。
中國富人在反對增加他們所需繳納的所得税負擔方面取得了“令人驚歎的成功”,卑詩大學的法學教授崔巍説。中國的富人幾乎沒有政治權利,但他們可以用錢包投票。政府暗示增加税收引發了中國股市在十月份的拋售。
然而,習近平和他的高級官員這次可能不會那麼輕易屈服。在過去幾年裏,他們願意通過激烈的反腐運動和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打壓來疏遠商業精英。北京還打擊了被指控逃税的名人:2018年,被譽為中國最著名女演員的范冰冰因逃税被罰款8.83億元人民幣(1.24億美元)。
財政需求與內部政治的碰撞可能會導致一系列妥協和混合。隨着銷售下降,地方政府將不得不削減土地轉換支出。依賴“建設即來”的發展模式的市政府將需要轉向提供更好的服務以吸引僱主和居民。
中國中央政府也可以做更多。根據高盛的數據,2022年其債務佔GDP的比例僅為47%,而美國聯邦政府為129%。即使將一些相當於GDP的78%的地方政府債務轉移到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中央政府也有更多的借貸空間。這已經在發生:第一季度的債券發行量是二十多年來最大的。而且更多的收益被分配給了地方政府。
中國政府債務
以人民幣計算
來源:高盛
數據包括官方和隱性債務
與此同時,北京可以從國有企業中獲取更多資源。通過稍微提高它們的盈利能力,或者將它們必須上交給政府的利潤份額從20%提高到30%,根據中國經濟學家的估計,中國可以填補由於土地銷售收入下降而留下的大部分差距。
財政轉型在中國各地不會是一致的。一些具有快速城市化潛力的城市仍然會發現舊模式適合它們。其他城市則走在前面:中國的科技中心深圳去年僅有不到6%的收入來自土地銷售,而其税收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為33%,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需要進行良好的學術辯論。各部需要動筆,看看能做些什麼,”霍夫曼説。“這並不需要一夜之間發生,也不需要在今年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