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的“下崗潮”人員這兩年正比較集中地進入正式退休年齡，部分地區面臨養老金懸崖_風聞

根據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佈的《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顯示，在當前企業繳費率為16%的情況下，2019年“參保贍養率”和“繳費贍養率”分別為37.7%和47.0%（根據制度內參保人數、繳費人數和離退休人數可以得到兩個概念下的制度贍養率，即規定製度內離退休人數與參保人數的比率為“參保贍養率”，制度內離退休人數與繳費人數的比率為“繳費贍養率”）。然後同時緩慢上升再加速上升，從2023年後便開始一路平穩上升，到2043年後有加速跡象，到2050年分別達到81.8%和96.3%。

因此，僅從制度贍養率上看（不考慮人均待遇的提高），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支付壓力在不斷提升，簡單地説，2019年由接近2個繳費者來贍養一個離退休者，而到了2050年則幾乎1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個離退休者。

按照現行養老保險制度，2019年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餘為4.26萬億元，此後持續增長，到2027年達到峯值6.99萬億元，然後開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將耗盡累計結餘。

具體來看，2019年當期結餘為1062.9億元，並將短暫增長到2022年。然後從2023年開始下降，到2028年當期結餘會首次出現負數，達到-1181.3億元，最終到2050年，當期結餘可能達到-11.28萬億元。

上述的當期結餘是在“大口徑”（包括財政補助）情況下測算得到的。如果不考慮財政補助，即在“小口徑”情況下，當期結餘在2019年就已經是負值，而且下降的更快，到2050年為-16.73萬億元。可見雖然財政補助為縮小當期收入缺口貢獻巨大（2050年貢獻了32.6%），但仍難以扭轉當期結餘的趨勢性變化。

相比之下，累計結餘佔GDP比例變化趨勢基本一致，但稍顯温和。2019年這一比例為4.4%，2024年達到4.9%的峯值，然後到2035年歸零。

同時，2019年個人賬户記賬規模高達7.65萬億元，佔累計結餘比例為179.7%，此後先短暫下降，然後不斷上升，到2028年升至222.6%。個人賬户記賬規模佔GDP比例也從2019年的8.0%增長到2028年的9.3%。

中國保險行業協會發布的《中國養老金第三支柱研究報告》也預測，未來幾年中國預計會有8萬億到10萬億元的養老金缺口，而且這個缺口會隨着時間的推移進一步擴大。

在引入中央調劑制度後，2019年有一半省份（16個）的可支付月數超過基準線；而低於警戒線的省份共有5個，分別是黑龍江、青海、遼寧、吉林和內蒙古；其他11個省份介於基準線和警戒線之間，分別為浙江、陝西、河北、甘肅、廣西、江西、湖北、寧夏、兵團、山東和上海。

此後，兩極分化開始加劇，在超過基準線的省份逐漸增加到2023年和2024年的19個的同時，低於警戒線的省份也迅速增加到10個，翻了一倍，而介於基準線和警戒線之間的省份卻下降為3個。2025年以後，超過基準線的省份一直維持在17個，低於警戒線的省份數量卻在繼續增加，到2028年高達13個，而介於基準線和警戒線之間的省份到2028年只有兩個。

數據來源：各省市區人社部

而據報道，世紀之交的“下崗潮”職工在近兩年將比較集中地進入正式退休年齡，開始領取退休養老金。統計顯示，一些地區的下崗人員這些年人均繳納的養老保險金總額在10萬元以內，而現在領取退休金額則約為3000元／月。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22》、《第七次人口普查報告》等

但近年來，一些地區在面臨經濟下行（近20年年均比全國平均低2個百分點以上），人口老化（60歲以上人口比全國平均高出5個多百分點），高城鎮化率（比全國平均高約3個百分點）、離退休人員比例畸高（比全國平均高15個百分點以上）等的重重壓力下，以目前不到全國7%的人口卻佔了全國近9%的60歲以上老人，更需贍養全國超過14%的離退休人員。

驟然增加的養老保險金缺口，必須由中央在逐年增加的既有鉅額財政轉移基礎之上，繼續加大全國統籌、進行跨省調劑安撫（2019~2022年的，中央下撥黑吉遼養老金總額分別為498億、1186億、1336億、1879億。佔全部統籌調劑資金近九成，如果加上隔壁的內蒙則超過了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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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原本只是之前虛假敍事和營造​悲情氛圍進行甩鍋轉移內部矛盾，並煽動利用底層不明真相羣眾的情緒來掩護、固化、擴大超額收益，甚至通過平台舉報系統性壓制屏蔽不同敍事與史實製造“信息繭房”。

而對痛苦記憶的選擇性遺忘本就是人類記憶偏差的常態，加之在羣體無意識中受周圍輿論環境長期薰陶更會由於從眾效應而常常出現錯誤歸因。甚至出現根據個人情感好惡“拋開事實不談”地自欺欺人式的誇大渲染，發展為尋求自身情感慰藉與抱團取暖需要的地方性集體記憶乃至對現實不滿的情緒發泄。此類案例其實並不罕見。

而網上這些煽情的東北“下崗潮”悲慘受害者故事中，主角其實多數是當地大小集體員工，而非國企正式職工。

看過一些資料，9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減員增效過程中，中央根據地方上報名額統籌安排了東北400餘萬國企正式工的下崗安置費用，然而實際（包括大小集體）各類下崗轉崗人員卻超過千萬（1998年“下崗潮”開始~2003年“東北振興戰略”啓動）。

比如鞍鋼當時的正式職工約16萬，但大小集體員工也有近16萬，這個號稱“史上最難廠辦大集體改革”拖了20多年直到2020年底由地方財政全面接盤才得以完成。

數據來源：《新中國60年統計資料彙編》

而這1000多萬國企各類職工，也多數是1978年後才進入國企的。

在80年代初當地國企全員勞動生產率就已幾乎全國墊底的境況下，八九十年代各類國企職工總數最多時又膨脹了將近一倍，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額只有50%左右。甚至在其它地區加大推進國企“減員增效”試點之時，當地在“下崗潮”前不久的90年代中期還出現了國企大量突擊增員的逆流。導致冗兵冗員現象極其突出，各種人浮於事、尸位素餐、效率低下問題愈發嚴重。比如不前幾年龍煤集團的萬噸採煤用工仍達48人，是相鄰省份的2倍左右，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更是神華、中煤等全國先進水平的近10倍！

所以某些地區擠破頭也要鑽進體制的亂象遠非老生常談的是吸取了“國企改制”教訓的結果，而是早在改開乃至建國之後就受利益驅動一以貫之的行為模式。

不過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國企正式職工，基本都被安排了專款專用（提前退休、內部退養、買斷工齡、一次性補償等形式）的安置費，因此絕大多數即使下崗了也都有些退路。有報道現在號稱的“東北第四省”，正是當年大量東北下崗職工利用當初還算不菲的安置費，到正處於房地產崩盤階段的海南購房生活後形成的改開後第一波國內遷徙潮的產物。當地“身上穿貂不如海南有房”的宣傳口號更是流行至今。

數據來源：《遼寧省統計年鑑2004》

而那些由於羨慕國企的高福利待遇通過各種鑽營進入國企的大小集體員工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這些人在中央統籌的安置範圍之外，地方政府又由於當地競爭力快速下滑導致經濟低迷無力安置。所以當時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都已撐不住長期依靠“輸血”來維持這麼沉重的負擔了，只有通過國企改制不破不立，那就必然出現“僧多粥少”現象。這些員工既是之前通過種種關係成為吸血國企的林林總總大小集體的受益者，最終卻也成了拖瘦、拖垮國企而不得不進行改革的重要推手與主要犧牲者。

所謂“德不配位，功不配祿，必有災殃”，這或許就是“可憐人必有可恨之處”的原因。也許只有真正到了無破不立的時候，才可能喚醒多數人反求諸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