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漢語之名，“思”西語之義，導致了一系列問題_風聞

【本文來自《我們和西方文明的根本性不同在哪？》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自明代晚期西學東漸以來，中國本土士人在接受遠來自泰西的“學問”時，由於語言隔閡，只能根據漢語譯入語的字面義來推尋原出西語的意義，這就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其中顯而易見者即“顧名思義”——“顧”漢語之名，“思”西語之義，學界特以“反向格義”來指稱這個問題。

“哲學”，是我們洞悉這個問題的一個最好的切入點。

所謂“哲學”，西語由“philo”（希臘文φιλο）+“sophy”（希臘文σοφία）構成。運用歷史語言學方法考查，“philo”後分化為兩個詞，一為“love”，另一為“belong”。所以“philosophy”的意思是“對智慧之愛”，或者“屬於智慧（的那類智慧）”。

進而言之，“philosophy”不過是在西方一種特殊思維模式下所產生的一套話語體系（甚至不是知識體系）。

這種話語體系的產生始於古希臘人對於宇宙本源的探究（當時的探究方式只能是玄思），即所謂cosmology；繼而集中在對希臘語自然語的一個語言現象——系詞現象的思索上。由於這個語言現象在印歐語系普遍存在（如果沒有系詞，以古希臘語為代表的一眾語言將無法表達），這種話語模式在西方便也具有普遍性。後以metaphysics，或者ontology來命名之。

後來，基督教出現後，出於傳教的需要，宗教家們又利用了自古希臘、古羅馬以來已經塑造成型、滲透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這種話語體系，使得“哲學”轉為“神學”，即所謂“theology”。

文藝復興推動整體意識形態由“神學”轉向古希臘和古羅馬的那種“理性之思”，把知識發展從“神”的壓制下解救出來。再往後笛卡兒試圖通過這套話語體系，為知識確定性找到/規定一個基礎。“笛卡兒式的沉思”引發了一系列話語/思維成果，大概可以epistemology（認識論）一詞予以概括。

這種話語模式的最後的輝煌，集中體現在德國唯心主義/觀念主義（idealism）上。

近代歐洲自然科學的發展得益於這種話語模式，反過來也最終摧毀了這種模式。

近代有意無意對這種話語模式起到摧毀作用的思想家有很多，有學者認為以馬克思、尼采和佛洛依德最具代表性。

接下來便是現象學的誕生和其超出一個世紀的影響。現象學的誕生以1990年胡塞爾發表《邏輯研究》為標誌，而其最具影響力的代表則是海德格爾。尤其海德格爾這位西方哲學的偉大且系統的閲讀者/洞察者，意欲通過對“存在”（“存在”即中國學者對於“being”這個系詞的動名詞姑且採用的一個漢語譯名，其實也可直接譯為“是”）意義的把握，來destruction——追溯西方哲學的“初心”，最終徹底終結了這種話語模式。

所以，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這種在西方傳統上形成和發展的話語模式？

是誰將“哲學”界定為“關於世界觀的學説”，甚至認為“哲學”是“百科萬源之祖源”，而有意無意抽取了本來應該放在“關於世界觀的學説”和“百科萬源之祖源”之前的“西方”兩字？

胡適認為“凡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根本上着想，要尋一個根本的解決：這種學問，叫做哲學。”馮友蘭認為哲學“就是對於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思想”。這種通行於現代中國的將“哲學”一般化的認識模式，是否已經不自覺地落入了“西方中心主義”的陷阱？

或者，我們可以問一問，西方有沒有“儒學”？問一問，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可以去掉“中國”兩字，一般化的“儒學”？

進而，如果能夠確認西方沒有“儒學”這個事實，能否以之為據推導出西方思維、西方文化、西方傳統不如中國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