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政府前顧問談“半導體戰爭”，把整個亞洲當作對手

【編譯/觀察者網 劉程輝】

“聯邦政府啓動了堪稱二戰以來對私營部門的最大幹預，決意扭轉美國在世界尖端半導體生產方面的衰落地位……這條路上充滿了希望，但也充滿了風險。”

當地時間1月16日，曾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擔任財政部顧問兼汽車業工作小組負責人的史蒂芬·拉特納（Steven Rattner）在《紐約時報》發文，提及他對美國政府補貼半導體行業的看法。拉特納將整個亞洲視作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對手，稱正是亞洲的參與導致美國丟掉了該領域的主導地位。在他看來，儘管美政府決心在半導體領域投入巨資扭轉頹勢，但在用工成本、生產效率方面依然處於劣勢，同亞洲開展競爭的能力存在不確定性。他還提醒聯邦政府不要過度推行產業政策，在補貼的同時應更多地支持基於市場的措施，減少政府在其中發揮的作用。

《紐約時報》：“美國必須贏得半導體戰爭”

去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週二簽署了《芯片和科學法案》，為美國的半導體生產和研究提供527億美元的補貼，並要求任何接受美方補貼的公司必須在美國本土製造芯片。不過該法案一經推出也引發了美國亞洲盟友擔憂。例如韓國智庫曾警告稱，美國此舉將導致包括韓企在內的全球工廠流回美國，無疑給韓國製造業帶來嚴重衝擊。韓媒稱，韓國製造業流向美國將引發韓國國內“製造業空洞”的憂慮，“情況非常令人擔憂”。路透社早前也注意到，隨着中美加大對芯片製造領域的投資，日本官員們擔心本國產業將被完全排擠出去。

拉特納在這篇題為“美國必須贏下半導體戰爭”的文章中表示，雖説美政府決心幹涉半導體領域，但從總體上來看，政府在改善私營部門運作方面的記錄並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像半導體這樣的複雜行業，挑戰是巨大的。

“就連許多信奉自由市場的保守派似乎也認識到，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會導致不完美的結果，這在人們記憶裏是第一次，而芯片首當其衝。”

2022年11月29日，美國華盛頓，美國總統拜登視察半導體晶圓製造商SK Siltron CSS的工廠（澎湃影像）

拉特納回顧道，在二戰結束後不久，美國科學家發明了發明了芯片的關鍵器件晶體管，在後來的數十年時間裏一直主導着半導體的設計和生產。

但隨着亞洲公司——特別是中國台灣的公司進入這個領域，局面被打破了。

“美國開始輸給廉價的勞動力、強大的地方政府支持，以及更好的企業管理。更糟的是，美國如今不生產任何性能最好的芯片；這種芯片有92%在距離中國大陸只有160公里的台積電生產（其餘的在韓國生產）。”

拉特納認為，這給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和國家安全風險。他宣稱，一旦中國大陸控制了台灣，切斷了芯片供應，那會是經濟上的災難，“類似於失去來自中東主要產油國的石油進口，甚至更糟”。

拉特納説，欣慰的是，美國適時推出了《芯片和科學法案》，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台積電已在鳳凰城破土動工建設一家大型工廠，並宣佈將把在那裏的投資增加到400億美元；英特爾宣佈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外投資200億美元建工廠的計劃；美光正在紐約州錫拉丘茲建設一座芯片工廠；格芯正在紐約州和佛蒙特州擴張；三星正考慮在得克薩斯州建設11家工廠。

2022年9月9日，美國俄亥俄州新奧爾巴尼，拜登出席英特爾公司俄亥俄州200億美元新半導體工廠的奠基儀式（澎湃影像）

“雖然這些都很好，但我們面臨的挑戰不容忽視。”拉特納稱，這些新設施只是邁出的一小步。比如台積電鳳凰城工廠的產量僅佔公司總產量的不到百分之十，而且台積電歷來堅持在台灣生產最尖端的芯片。

拉特納還提到，美國的生產成本比亞洲高得多，“我們真正與亞洲展開競爭的能力也存在不確定性。”

他預測，未來美國的工資成本會上升，但生產率將比台灣低，施工延誤的可能性也更大，而且在美國要交更高的税。

“在一段播客採訪中，現年91歲的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承認，在美國建廠是出於國家安全考慮，但他同時把美國在半導體方面的努力稱為‘浪費且昂貴的徒勞’。他指出，台積電在俄勒岡州一個較小的廠已存在25年了，該工廠生產的芯片成本比台灣高50%。”

拉特納指出，美國對產業政策的追求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在那之後的230年裏，美國在產業政策上既有成功的例子（比如伊利運河和州際公路等交通設施），也有失敗的例子，芯片就屬於後者。

“1987年，美國聯邦政府出於對日本在半導體行業日益增長的主導地位的擔憂，成立了旨在恢復美國在該領域實力的、公私合營的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CH）……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聯邦政府在之後十年裏花費了10億美元，只是在阻止美國市場份額下降、工作崗位流失上取得了‘暫時’的成功，但保住一個工作崗位年均付出的代價約為2.9萬美元，相當於該行業當時的平均年薪2.7萬美元。”

2022年5月20日，拜登抵達韓國開啓任內首次亞洲行。行程首站是京畿道平澤的三星電子半導體工廠。（澎湃影像）

拉特納寫道，他在奧巴馬政府擔任汽車工業小組負責人期間，看到了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和風險。他認為政府可以推行產業政策，但需要為這種努力設置牢固的護欄。

“最成功的政府幹預措施通常涉及研發，例如國防部為創建互聯網提供的資金……在某些行業，比如半導體，政府撥款也許對實現我們的目標必不可少。但只要行得通，我們就應該支持基於市場的激勵性措施，例如税收抵免，以減少政府在挑選贏家方面的作用。”

拉特納表示，當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一致時，把企業部門的影響力作為砝碼，應該成為明智的產業政策的一部分。過度實施產業政策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它不同於允許市場選擇贏家的税收激勵等措施，只有儘量切實可行地將政治因素排除在外才會有益。

拉特納建議，針對補貼的條款應該在最大可行範圍內儘可能接近商業條款，最好有接受方的資金參與。

“當今世界更具全球性的競爭以及更不穩定的國際環境，需要更強有力的產業政策，我同意這個觀點。我只是希望在後續進行的討論中，理性和審慎能佔上風。”他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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