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為什麼在中國投資效率更高？這真的是一個“體制問題”！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雖然美國已經下定決心要破壞中國經濟，然而要實現這一企圖卻困難重重：美國本身並沒有強大到足以破壞中國經濟的外部經濟槓桿，只能試圖用加徵關税、技術制裁、借台灣問題挑事，以及實際或威脅禁用華為和抖音等中國企業等等手段對付中國。

然而，事實勝於雄辯，自疫情爆發以來的三年，中國經濟增速是美國的2.5倍、歐盟的6倍。現如今，由於受銀行危機的拖累，美國經濟增長將進一步放緩，中國經濟增長則將有所加速。

總之，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説，美國雖然可能製造短期麻煩，卻無法在經濟上“謀殺”中國。曾經，戈爾巴喬夫對美國心存幻想，最終導致蘇共崩潰、蘇聯解體，然而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者的政治政策將會保衞中國和她的社會主義制度。因此，美國被迫嘗試用間接的手段誘導中國“自殺”——其中最核心的目標之一是試圖誘導中國採取自廢武功的經濟政策。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要實現這一目標，關鍵在於誘導人們把關於中國經濟的錯誤言論當做正確的來接受——錯誤的“事實”自然會導致錯誤的政策。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錯誤的言論時不時會出現在部分中國媒體。這些錯誤言論中最具殺傷力的一條便是：“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社會主義中國的投資效率比資本主義的美國（或者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低得多。”

這種完全錯誤的説法希望達成如下幾個目的：首先，試圖誘導中國因投資低效的説法減少投資——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所分析的那樣，誘導其他經濟體降低投資佔GDP水平是美國延緩他們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因為它曾用同樣的手段來破壞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且取得了成功；其次，“中國投資效率低下、資本主義國家投資效率更高”的説法，不過是試圖以一種更普遍的方式破壞社會主義和推廣資本主義而已。

因此，這種宣傳是試圖傳播兩個相互關聯的謊言。

·首先，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下；

·其次，這種所謂的“效率低下”是由於和資本主義相反的社會主義造成的。

正如下文分析所示，這些説法完全不符合事實。社會主義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遠高於美國以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正如下文將要分析到的，中國的這種投資效率與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密不可分。因此，本文的目的即是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闡明以上事實並分析其中的原因。

第一節  中國資本投資效率高於國際水平

筆者在很小的時候就被教導，當一個理論不符合事實時，只有兩件事可做：明智的人遵循科學的方法，放棄理論；危險的人則會放棄事實。但正如下文所示，第二種立場有一個變體，那就是純粹地捏造不實的事實。《商業週刊》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其宣稱：

“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需要投資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歐等發達地區只需要投資1-2美元。”[1]

“中國總是因為投資配置不當而浪費儲蓄。”[2]

部分中國媒體也發表過類似的觀點。

要揭示真相，就看這個經濟指標

要證偽這些説法很容易。衡量投資效率有一個公認的經濟指標，那就是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佔GDP總值的比重。因此，增量資本產出率越低（前提是它是正數，也就是説它代表經濟擴張而不是收縮）投資效率就越高。在ICOR的統一指標衡量下，結果顯而易見，中國每增長“一美元”的GDP，所需要的投資比美國、日本或西歐少得多，也就是説，中國的固定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遠高於西方經濟體。

為便於大家對此有更直觀的認識，表1呈現的是世界二十大經濟體增量資本產出率比較。這些經濟體加起來佔世界GDP的80.4%。

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中國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需要投資GDP的7.1%——在世界二十大經濟體中，中國排名第二。特別是，中國的增量資本產出率為7.1，遠比美國（10.0）、歐元區（22.4）、德國（30.3）、英國（70.1）更有效率，更不用説增量資本產出率為負的日本——這個值為負説明儘管有固定投資，但日本經濟仍在收縮。

表1中的這些數據完全是公開的，任何人都有權查閲。而在中國自封為嚴肅的經濟學家的人和部分中國媒體卻將“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下”的謊言奉為真理，這種行為相當可恥，他們投身於“政治宣傳”而放棄了嚴肅的經濟學。

讓我們從國際比較轉向歷史比較，圖1呈現的是1966（“大躍進”的混亂結束後）到2021年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增長比較。GDP增長和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均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圖1

趨勢顯而易見：

·從1966-1976年這10年間，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增長了兩倍多——從2.0飆升至6.5，這是一個帶有極其嚴重後果的負面趨勢，這意味着中國需要投資GDP比重的三倍才能維持相同的經濟增速，否則中國經濟增速將降至以前水平的三分之一——這一時期的政治事件所帶來的破壞性經濟後果顯而易見。

·1976年後，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開始得到改善——到1978年已達到5.1。系統性地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情況開始持續改善。到1988年，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降至2.5。這表明了改革開放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效率——改革開放後投資效率的大幅提高，成為了1978年後中國“經濟奇蹟”的開端。

改革開放初倡導效率的標語（圖片來源：網絡）

·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二十年來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到2007年僅上升到3.3。考慮到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從低收入經濟首先過渡到中低收入經濟體，然後再過渡到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表現。因為當一個經濟體變得越發達時，其增量資本產出率就越高。在此期間，中國GDP平均增速並沒有大幅下降，因為固定投資佔GDP比重不斷提高——從1988年的31.1%升至2007年的37.9%。這抵消了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因此中國GDP增速自然保持不變。

這印證了一個簡單但重要的觀點：當一個經濟體變得更發達時，如果固定投資佔其GDP比重保持不變，其增量資本產出率將不可避免地放緩。但這種經濟放緩並不是人們通常認為的“不可避免”——如果固定投資佔其GDP比重增長速度至少與增量資本產出率增長速度一樣快，那麼當這個經濟體變得更發達時，經濟增長就不會顯著放緩。這正是1988年至2007年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從2007年開始，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急劇上升，2020年達到7.4。於是，有些人藉此指出，以國際標準衡量，中國投資效率低下。但遺憾的是，他們犯了兩個根本性的錯誤。

首先，他們沒有進行國際比較——可以看出，其他國家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在2007年後也在急劇上升，其上升幅度在大多數情況下遠遠高於中國。也就是説，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在2007年後不斷惡化並不是中國的特例，而是國際社會的縮影——考慮到所涉及的日期，這一過程顯然是由於2007年後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造成的，但在這場危機期間，中國的表現實際上幾乎優於所有其他主要經濟體；

其次，他們沒有注意到歷史動態，即當一個經濟體變得越發達時，其增量資本產出率就越高——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現在正接近“高收入國家”水平。

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的投資效率下降了嗎？

亞當·斯密在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中指出，隨着經濟的發展，固定投資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呈上升趨勢。大衞·李嘉圖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這是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分析理論的基礎。凱恩斯重申了這一點。這也成為了林毅夫開創的“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密爾頓·弗裏德曼試圖聲稱這一説法不準確，但他犯了一個簡單的事實錯誤——只分析美國經濟而非世界經濟——在西方即使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家也承認這一點。

當一個經濟體變得越發達時，其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密集程度就越高，表現之一便是，隨着經濟不斷發展，增量資本產出率呈上升趨勢。圖2所示的歷史數據表明，發達經濟體/高收入經濟體增量資本產出率高於發展中經濟體增量資本產出率——根據最新數據，在2021之前的五年中，發展中經濟體平均增量資本產出率為 8.2，高收入經濟體這一數據則為15.3。

這當然對中國經濟發展有着明顯的影響。這意味着，隨着中國向高收入經濟體過渡，預計其增量資本產出率將有所上升。這種上升並不是效率低下的體現，而只是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影響。

因此，中國固定投資是否效率低下，只能通過與當前處於類似經濟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的比較來確定——為了有效，必須與當前的經濟體而非歷史上的經濟體進行比較，因為世界增量資本產出率整體有所上升，尤其是自2007年以來。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是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個趨勢，在下文中將對此進行詳細的分析。

圖2

那麼問題來了，隨着經濟的發展，中國投資效率是否仍高於其他國家？如圖3所示，答案顯然是肯定的。

不僅發展中經濟體增量資本產出率低於高收入經濟體，而且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也低於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除1976年之前的五年的所有時期，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也低於發展中經濟體平均水平。根據最新數據，2021發展中經濟體平均增量資本產出率為8.2，中國為7.1。由於中國目前是發展中國家中最發達的國家之一，而且按照世界銀行標準，中國將在數年內躋身高收入經濟體，這表明中國投資效率極高。

圖3

雖然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本身導致了增量資本產出率呈上升趨勢，但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性的趨勢是，無論是高收入經濟體還是發展中經濟體，他們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均有所上升。圖3清楚地顯示了這一點。

·發展中經濟體增量資本產出率從2007年的3.5升至2021的8.2；

·高收入經濟體增量資本產出率從2007年的8.0升至2021的15.3；

·世界平均增量資本產出率從2007年的5.8升至2021的10.9。

·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從2007年的3.3升至2021的7.1。

因此，從2007年到2021，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並不是中國的特例，而是國際社會的縮影。但是，在增量資本產出率整體惡化的情況下，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仍然高於平均水平，正如文章開頭所指出的，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在世界二十大經濟體中排名第二。

最後，從中美兩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增長比較（見圖4）中可以看出，中國在所有時期的投資效率都高於美國。圖3和圖4清楚地表明，文章開頭所引用的《商業週刊》的“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需要投資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歐等發達地區只需要投資1-2美元”的説法，純屬謊言——fake news！與美國、北美、歐洲或日本相比，中國每創造1美元GDP所需投資更少。

圖4

把這些趨勢放在一起，可以清楚地看出兩個宏觀經濟進程正在發生：

1.中國正從發展中經濟體向高收入經濟體過渡，即向資本密集型生產過渡，因此其增量資本產出率將有所上升。

2.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全球範圍內的增量資本產出率普遍上升，中國也是這一趨勢的一部分。

因此，2007年之後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是完全預料之中的。這種變化趨勢在國際上是與其他處於類似發展階段的經濟體保持一致的。通過國際比較，答案顯而易見：中國的投資效率極高，不僅高於美國、歐洲和日本，也高於其他發展中經濟體。

澄清了“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下”這一別有用心的謊言之後，問題來了，為什麼中國投資如此高效？

第二節  社會主義體制是中國投資如此高效的原因

究其原因，中國資本投資效率高受益於其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特別是，相較於資本主義經濟，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擁有極其強大的對抗危機的宏觀經濟實力。

面對危機，中美的抵抗力差異明顯

為了説明這一點，下面也將如很多國際對比那樣，集中在美國與中國的對比。此外，中美對比的結論也將適用於其他高收入經濟體和中國的對比，因為儘管美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於中國，但它高於歐盟和日本等其他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

從圖5可以看出，中國在增量資本產出率方面與美國相比的優勢。而且數據表明，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的惡化並非一個平緩的過程。它的特點是有兩個時期大幅上升，從而影響了整個時期的平均投資效率。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到2011年之前，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增長一倍多至26.8；而在2020年之前，由於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升至16.8。簡言之，經濟危機導致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急劇惡化，美國固定資本投資平均效率嚴重下降。

圖5

為清楚地説明此類危機的長期累積影響，並消除極端的短期峯值影響，圖6呈現的是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中美兩國增量資本產出率比較。在接連發生的經濟危機的影響下，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的長期累積影響顯而易見。簡言之，美國資本投資效率下降尤其與美國經濟危機有關。

圖6

要更準確地解釋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的惡化，就必須明確，既然根據定義增量資本產出率是指固定資產投資在GDP中的比重與GDP增量的比值，那麼如果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以下兩種情況至少有一個已經存在（或者同時存在）：

·第一，GDP增長率已經放緩；

·第二，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有所上升。

但是，儘管原則上這兩種情況都可能發生，但事實證明，自2007年以來，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惡化是由於其經濟增長放緩，而不是由於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有所上升。2007年，美國固定資本投資佔GDP比重為22.3%，2007年之後的整個時期略低於這一水平，到2021年為21.4。因此，2007年後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惡化跟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有所上升並無關係，而是由於美國GDP年均增速放緩造成的。

圖7反映了這種經濟放緩的過程。美國經歷了兩次嚴重負增長——2009年和2020年美國GDP分別收縮2.6%和2.8%。美國GDP在危機年份收縮大幅拉低了其GDP平均增速，因此導致其增量資本產出率惡化。

圖7

相比之下，儘管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GDP增長有所放緩——它也無法完全擺脱2007年後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的負面影響。但是，與美國不同，中國沒有任何一年的經濟是收縮的。因此，美國抗危機的宏觀經濟能力比中國弱得多，這也解釋了中國的投資效率優於美國的主要原因。

投資拉動着經濟，而誰決定了投資？

談到美國在抗危機能力方面比中國弱得多的原因，最重要的是要清楚地瞭解，在這場嚴重的經濟衰退中究竟發生了什麼？在此期間投資行為和消費行為有什麼不同？

在美國，消費佔GDP比重遠高於固定投資佔GDP比重——2007年，即在國際金融危機前夕，消費佔GDP比重為82.5%，固定投資佔GDP比重則為22.3%。因此，這有時會導致一種錯誤的假設——是消費下降造成了衰退。但這是一個計算錯誤。美國經濟中投資的波動比消費的波動要劇烈得多，儘管投資佔美國GDP比重遠低於消費佔美國GDP比重，但美國經濟週期實際上是由投資的波動所掌控的，尤其是造成經濟衰退的週期。

2007年至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經濟衰退最嚴重的一年），美國實際GDP下降2.5%。佔美國總消費82%的居民消費實際增速下降1.5%，佔美國固定投資82%的私人固定投資實際增速下降27.6%——差不多是消費下降的20倍。

如圖8所示，按照當前匯率計算，2007年至2009年，美國居民消費總額增長1450億美元，政府消費總額增長2350億美元——共增長3800億美元。但消費增長被固定資本投資總額下降5080億美元所抵消，也就是説，經濟衰退絕大多數是由投資而非消費下降造成的。

圖8

此外，在此期間固定資本折舊為1190億美元，淨固定投資總額下降（6260億美元）甚至比固定投資總額下降（5080億美元）還要嚴重。因此，到2009年，美國資本存量低於2007年，降低了美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總之，2007年後的美國經濟衰退，以及美國增量資本產出率惡化，是由於2007年後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固定投資下降造成的。

美國無法控制投資下降的原因同樣顯而易見。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這意味着，它的發展變化受制於私人資本家的決定。如果這些資本家決定不投資，經濟就會陷入衰退——這反過來又會導致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但美國沒有足夠的國有企業來抵消這一影響，因此，所有主要生產資料私有制成為了美國宏觀經濟的抗風險機制的弱點。

與美國的情況相反，圖9呈現了2007-2009年面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所發生的情況。2007年至2009年，中國實際GDP增長20.0%。可以看出，中國固定投資並沒有出現美國式的下降。相反，按當前美元匯率計算，中國固定資本投資總額增長8900億美元，超過GDP中的其他構成要素。

圖9

相比之下，居民消費總額增長5110億美元，政府消費總額增長2330億美元。在此期間，中國固定資本折舊為3560億美元，因此，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增長5340億美元。2009年，中國資本存量明顯高於2007年，增強了其經濟長期增長的潛力，這與美國的趨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國固定投資沒有下降的原因也很清楚。與美國不同，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擁有規模龐大的國企和主導其金融體系的國有銀行。2007年之後，政府投資和國有銀行對私人投資提供融資被用來防止固定投資下降——提供了比美國更強大的反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機制。事實上，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的產出在任何一年都沒有下降，這反過來限制了其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

因此，正是中國國企的實力通過防止投資下降，阻止了經濟衰退，並確保中國增量資本產出率優於美國。中國國企賦予中國的宏觀經濟實力，確保了中國的固定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高效率。

面對疫情衝擊，“國家力量”出手是關鍵

我們再來看看新冠疫情期間的經濟狀況，如圖10所示，在疫情期間，中國經濟表現遠遠優於美國。2019-2022年這三年間，中國GDP增長13.3%，美國GDP增長5.2%。也就是説，在疫情期間，中國GDP增速是美國的2.5倍多。

圖10

圖11呈現的2019-2022年是美國GDP構成變化比較。與2007-2009年一樣，居民消費總額大幅增長，達到2970美元；政府消費總額也增長581美元；固定資本投資總額也增長8380億美元，但這不足以抵消8480億美元的固定資本折舊。也就是説，美國固定資本投資淨額下降100億美元——顯然，在2019-2020年期間，美國資本存量並未顯著增長，而且可能根本沒有增長，甚至略有下降。

圖11

中國在整個疫情期間的國際可比國民賬户數據尚未出爐。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一部分時間中的全面國民賬户數據，以及截至2022年底的更有限的數據，毫無疑問不會改變整體形勢。中美疫情期間的情況對比與2007-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如出一轍。

根據可查閲的中國綜合國民賬户2019-2021年的數據，如圖12所示，固定資本投資總額增長13110億美元，再次成為中國GDP增長最大的助力，與此相對應，居民消費總額增長12000億美元，政府消費為4280億美元。這與美國的模式形成了鮮明對比，2019-2021年，美國居民消費總額增長15100億美元，固定資本投資總額增長4580億美元。雖然尚未獲得2020年後的中國折舊數據，但考慮到2020年固定資本折舊為3330億美元，並且沒有理由相信2021年會達到近1萬億美元，顯然，2019-2021年，中國固定資本投資淨額為正值。

圖12

我們再來看2022年，中國的國際可比國民賬户數據尚未出爐，但從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樣的模式仍在繼續。這表明，2022年總消費對GDP增長的拉動作用為1個百分點，總投資則為1.5個百分點，淨出口為0.5個百分點。由於庫存僅佔總投資數據的一小部分，這清楚地表明，固定投資仍然是2022年中國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至於2019-2022年期間也是如此。這與美國的模式正好相反，在美國，居民消費起着主要的拉動作用，固定投資的拉動作用則較低。

面對疫情衝擊，美國選擇在消費側刺激經濟

在疫情期間，為什麼固定投資對中國GDP增長起着較高的拉動呢？原因顯而易見，如圖13所示，在危機期間，中國政府投資可以用來抵消私人投資下降的影響。

正如《華爾街日報》就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指出：

“大多數經濟體可以拉動兩根槓桿來支撐增長：財政和貨幣。中國則有第三個選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可以加快投資的流動。”[3]

雖然這家媒體並不能真正理解它這番論述所體現出的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縱觀疫情期間中國的具體情況，無論是2020年新冠疫情高峯期間，還是2022年經濟放緩期間，私人投資增速均降至極低的水平——2020年為1.0%，2022年為0.9%。但整體固定投資下降幅度明顯較小——2020年下降2.9%，2022年下降5.1%。原因是，在那些年裏，中國政府投資大幅增長——2020年增長5.3%，2022年增長10.1%，這起到了強大的反週期效應，可以防止投資出現更嚴重的下滑。相比之下，2021年經濟有所復甦，私人投資相對強勁增長時，政府投資增速回落至2.9%。

但是，中國的整體投資之所以能夠保持高位，關鍵在於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國企。確切地説，與中國相比，2022年，僅有16%，不到六分之一的美國固定投資源自國家機構。而這些政府投資僅佔GDP比重的3.4%。鑑於美國國營經濟機構規模極小，即使美國政府投資佔比高也無法阻止美國固定投資整體下降——為抵消私人投資下降10%的影響，美國政府投資必須增長50%。

相比之下，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意味着有可能通過大幅降低政府投資增長來穩定中國的投資水平。簡言之，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國有經濟意味着中國擁有一種極其強大的反危機機制。這反過來又有利於維持經濟增長，防止了美國等資本主義經濟體出現的增量資本產出率嚴重惡化。

圖13

有人選擇面對現實、有人選擇捏造現實

最後，根據這些事實可以得出什麼結論？為什麼有人會違背事實，宣稱“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低下”？

這又回到了我在本文開頭的觀點——如果理論不符合事實時，應作何選擇？根據那些認為西方資本主義是一種優越的經濟制度的人的理論，資本主義制度應比社會主義制度更有效率。可惜，如果他們堅持科學精神——如果理論不符合事實，那麼理論就是錯誤的，必須作出改變，那麼他們將得出一個與他們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相悖的結論——他們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那就是，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遠高於美國、歐洲和日本。

因此，他們選擇堅持“理論”，從而背棄事實，甚至為了迎合理論而捏造“事實”。

雖然錯誤的行為對西方宣傳者來説是可以理解的。但更糟糕的是，部分中國人也人云亦云，甚至部分中國媒體和自封嚴肅經濟學家的人，非但沒有進行必要的研究，反而盲目跟着西方宣傳走。

這樣的行為完全不可接受，不僅因為這背離了嚴肅的經濟學，而且接受謊言會導致錯誤的政策，進而會損害中國經濟。要避免這一切，唯一正確的方法是實事求是。

結論

上文分析的事實反映了最基本的經濟學規律，中國和任何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都不能違背經濟規律。

首先，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説法根本站不住腳。相反，令人驚訝的是，就國際比較而言，中國的投資在促進經濟增長上的效率極高，所以中國GDP增長如此之快。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投資率和投資極其高效的疊加因素，是中國經濟增速高於美國和其他七國集團成員國的決定性原因。

其次，以國際標準衡量，中國投資效率已極高，不可能再大幅提高。進一步大幅提升投資效率促進中國經濟加速的想法不切實際。相反，要維持中國投資的高效率，並不容易。

第三，隨着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成為高收入經濟體，其生產過程中的資本密集程度會越來越高，增量資本產出率亦將隨之升高。屆時，中國將面臨一個選擇。如果固定投資佔中國GDP比重保持不變，那麼隨着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中國經濟增長必將會放緩。

但是，正如拙文《決定2023年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是什麼？》所分析的那樣，消費增長，即中國生活水平增長，反過來與GDP增長有着極為緊密的正相關性。這意味着，如果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中國投資佔GDP比重保持在同一水平時，那麼中國生活水平增速將會隨中國GDP增速下降而逐漸放緩。只有隨着增量資本產出率上升，逐步提高固定投資佔GDP比重，才能實現消費的同步持續增長以及最高增長率。

第四，西方散佈“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謊言目的何在？除了在總體上宣傳資本主義的優越性，美國還有一個更精確的目標，這在本系列的第一篇文章《它曾成功“謀殺”了德國、日本、四小龍，現在想要勸中國“經濟自殺》中有所分析。這是為了誘導中國降低投資佔GDP比重，因為如果能夠實現這一點，中國經濟增長就會放緩。

正如該文分析所示，美國沒法用同樣的軍事和政治手段對付中國，也就是説，美國沒有任何手段可以“謀殺”中國。相反，它不得不試圖誘導中國“自殺”，即誘導中國採取錯誤的政策。

在這種背景下，關於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不實説法發揮了明確而具體的作用。如果中國投資效率低下，那麼減少投資可能無關緊要——或者這可能是有益的，因為據稱這種低效的投資會造成資源浪費。這符合美國的目標——通過削減投資水平來破壞中國經濟。

這種關於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不實説法，與拙文《決定2023年中國經濟刺激計劃成功與否的關鍵問題是什麼？》中所談到的誤讀消費在經濟中的作用的手法，起到了同樣的作用。西方經濟學有一個最為流行（或者説是“庸俗”）的理論錯誤認識，誤認為消費是生產投入，混淆了經濟的需求側和供給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能夠誘導中國提高消費佔GDP比重，那麼投資佔GDP比重必然會下降，進而減緩中國經濟增速（從中長期來看，中國消費增長率和生活水平增速也會下降）。而這有利於美國。

第五，與蘇聯不同，中國並未試圖“管控”其經濟——試圖控制絕大多數價格，甚至將小型經濟單位收歸國有，個體農場主的持有權幾乎都被取消等。因為蘇聯的管理制度不可能規劃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和貿易的發展與起伏，因此要維持這樣的制度運轉，就只得將貿易降低到相對較低的水平，進而切斷參與國際勞動分工的優勢。正如拙著《別誤讀中國經濟》所詳細分析的那樣，這樣一個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制度在全球化生產形勢下效率極低——正如二戰後蘇聯經濟增長急劇放緩所表明的那樣，從20世紀70年代起，蘇聯經濟增速實際上變得低於美國。

“國家管控一切”的計劃經濟給蘇聯帶來了沉重的經濟壓力

而中國可以利用其龐大的國營經濟根據經濟走勢來調控投資水平，這種調控會通過市場機制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事實上，這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無法比擬的抵禦危機的能力。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樣，這既有助於確保較高的總體投資效率，又通過確保經濟增長，為具有互補性的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國和中國共產黨開創的這種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幫助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主要國家中最快速的持續經濟增長。

簡而言之，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性。社會主義的優勢不僅僅關乎道德，它還關乎更好的生活水準、所有人的發展機會、為反對民族壓迫和種族主義的鬥爭等等，儘管它確實具有道德上的優越性。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僅僅關乎道德，還關乎更好的生活水準

正如馬克思所分析的那樣，每種生產方式都被另一種生產方式所取代，因為新的生產方式確保了生產力比以前更快、更有效的發展。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經濟發展是世界歷史上主要經濟體中有史以來最快的，這已經證明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但是，除了認識這一普遍事實，我們更需要研究實現這種優越經濟發展效率的確切機制。這其中包括中國投資的高效率，以及支撐起它的中國強大的抵禦危機能力和社會主義經濟特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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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見布賴恩·佈雷姆納(Brian Bremner)2007年所著的《The Great Bank Overhaul》第204-210頁，由美國麥克勞·希爾公司出版。

[2] 見查爾斯·杜馬斯（Charles Dumas）和黛安娜•喬伊列娃(Diana Choyleva)2011年所著的《The American Phoenix》，由倫敦profile books出版社出版。

[3] 見湯姆·奧立克2012年所著的《Show Me The China Stimulus Money》，檢索自2014年2月11日《華爾街日報》網站：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67400457743376368351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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