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西方對華新話術，所謂“去風險”究竟是什麼？

【文/觀察者網 熊超然 編輯 徐乾昂】從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今年3月底首先提出，到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和德國總理朔爾茨隨後呼應，再到寫進七國集團（G7）領導人廣島峯會公報之中，短短不到三個月，“去風險化”一詞的熱度已被炒至頂點。放棄了“脱鈎”之説，西方換了件“馬甲”，用“去風險化”來擺脱話術上的困境和束縛，看似温和圓滑，實則陰暗毒辣。

特別是沙利文，嫌炒作“中國風險論”不夠，他還拋出一套“新華盛頓共識”，在徹底顛覆美國政府自己此前推崇的自由主義和經貿全球化的同時，用遏制中國來達到其所謂的“國家安全目的”。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直白指出，美國力推“去風險”概念，實際上就是在芯片、關鍵原材料等重要領域限制中國發展，同時限制中國市場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

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告訴觀察者網，相比於“脱鈎”，如今西方所謂“去風險化”的概念範圍更大、邊界更模糊、主觀闡釋性更強，甚至更難做到，美歐國家不斷通過搞“話語標籤戰爭”使其自身行為“合法化”，而在前期“脱鈎”全面趨向於失敗的背景下，“去風險化”在更多的時候，不過是其用來“挽回尊嚴”向選民交代，並繼續進行政治操弄的一種類似“PUA話術”。

中方近期一再告誡各方，美方所謂“去風險化”的本質就是“去中國化”，要討論去風險，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風險。沈逸則提醒，想要真正做到去風險，那就離美國遠點，靠中國近點。他進一步解釋，美國長期以來對國際社會所構成的“風險”層出不窮，唯有靠近中國這片應許之地，才能擁抱機遇、穩定發展。

當地時間6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柏林同德國工商界代表座談交流時，也談及“去風險”，他擲地有聲地指出：“防風險和合作不是對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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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風險化”何時成了熱詞？

美國《紐約時報》形容，如果外交官也玩TikTok，“去風險化”肯定會成為熱詞；英國《金融時報》也形容，2023年年度詞彙的角逐已經結束，至少在地緣政治領域，“去風險化”是當仁不讓的贏家。一段時間以來，部分西方政客三句不離這個詞。

“去風險化”一詞首次引人注意並與中國相關聯，始於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今年3月30日就歐中關係發表的一次講話，她當時解釋自己為何要同法國總統馬克龍一同訪華，為何歐洲沒有響應特朗普政府時期的“脱鈎”呼籲。

“我認為（歐洲）與中國‘脱鈎’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歐洲的利益。我們的關係不是非黑即白的——我們的應對也不應該這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專注於‘去風險化’，而不是‘脱鈎’。”説完這些，馮德萊恩訪華結束後，於4月18日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重申，歐洲需降低對華依賴、降低對華關係中一些“重要且敏感領域”的風險，但這叫做“避險”，而非“脱鈎”。

資料圖：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圖自澎湃影像

自此，“去風險化”開始頻繁被美歐官員使用。

4月27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講時宣稱，美國不打算與中國經濟“脱鈎”，但美歐領導人尋求對華貿易“去風險化”，比如美國要在關鍵技術領域設置所謂“小院子、高圍欄”戰略，對向中國出口的最先進半導體技術“量身定製”限制措施以維護“國家安全”，還辯稱這“不是為了傷害中國”。

5月9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歐洲議會發表主旨演講，談及歐中關係時聲稱，“來自中國的對抗和競爭有所加劇”，隨着中國在歐盟27國面前變得越發自信，歐盟應降低對華關係中的“風險”。他表示，贊同馮德萊恩所謂的觀點：歐洲不應“對華脱鈎”，而要“明智地去風險化”（smart de-risking）。

5月底的G7領導人廣島峯會，公報“史無前例”提到中國20次。除了老調重彈台海、南海、涉港、涉疆等問題，公報涉華部分還出現了“去風險化”、“經濟脅迫”等措辭。

從“脱鈎”到“去風險化”，西方打的什麼算盤？

過去這些年，美國嘴上説無意搞“新冷戰”，但在許多地方卻處處推動對華“脱鈎”，不僅言辭激烈，還脅迫其他國家一起幹。然而，隨着美國越發激進，國際社會的反對聲也越發高漲，這種對華打壓且破壞經濟全球化的做法，甚至也遭到了美國國內商界以及一些外部盟友的批評。

“脱鈎斷鏈”越來越搞不下去，於是美國換了“馬甲”，給“脱鈎”披上“去風險化”的概念繼續炒作，一方面試圖以此擺脱話術上的困境，尋求話語主動權；另一方面給中國扣上一頂“風險”的帽子，進一步推動對華“脱鈎斷鏈”。

《紐約時報》認為，“去風險化”一詞更加温和、圓滑，不那麼好戰，而《金融時報》則稱，“去風險化”這種做法相當“陰暗”。“脱鈎”和“去風險化”這兩個概念，究竟應該如何理解？又有什麼關係？

當地時間5月20日，G7廣島峯會召開第5次會議，主題為“經濟韌性與經濟安全”  圖自G7廣島峯會官網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認為，從“脱鈎”到“去風險化”，如果作為政策名稱，兩者從意涵上來看，“脱鈎”還比較清晰，“去風險化”則是變得更加含糊不清。

“‘脱鈎’是一個非常具體清晰、有明確衡量指標的事，而‘去風險化’較之則範圍更大、邊界更模糊、主觀闡釋性更強、對能力要求更高。理論上而言，‘脱鈎’是‘去風險化’當中的一種手段或工具，而他們（西方）現在完全做成了‘等效替代’。”沈逸指出，這説明到目前為止，美歐國家本質上在搞“標籤戰爭”，需要去貼一些“標籤”，做一些動作，認為這樣就具有了“合法性”。

他分析，從某種意義上説，“脱鈎”只需要斷掉所有認為應該斷掉的，有沒有真正完全去掉風險並不一定，而真正的“去風險化”比“脱鈎”更難做到。“他們（西方）為什麼選擇‘去風險化’？為什麼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唯一的原因正是由於‘去風險化’更加模糊，沒有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

沈逸總結，關於“去風險化”的本質是：西方政客基於國內政治需求、現實力量對比、客觀環境，在前期“脱鈎”全面趨向於失敗的背景下，所新創造出用來“挽回尊嚴”並繼續進行政治操弄的詞彙。

英國《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專欄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指出，一些西方領導人之所以如此欣然接受“去風險化”，是因為這讓他們擺脱了在言辭上的束縛。然而，拉赫曼認為，“去風險化”目前已經出現了三大困境：一是，企業與國家間利益衝突；二是，減少對華依賴的難度和成本巨大；三是，“去風險化”揮之不去的模糊性質。

因此，拉赫曼所撰寫的這篇評論文章標題即為——“降低對華貿易風險本身就是一場風險”。

拜登政府提“去風險化”，又拋“新華盛頓共識”

馮德萊恩、沙利文和朔爾茨，是美歐國家中使用“去風險化”概念的三個代表性人物，然而這三人所想要表達的意思卻又不盡相同。

6月6日，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蔡中曾中國中心的中國問題研究員莫里茨·魯道夫（Moritz Rudolf）連發數條推文，對於這三人口中的“去風險化”要點進行了梳理和歸納。

莫里茨·魯道夫推特截圖

馮德萊恩強調了其認為的“去風險化”四要素：歐盟經濟的彈性和競爭力、改進或應用現有工具和貿易手段來對抗經濟扭曲、為關鍵領域提供更多防禦性工具、與合作伙伴保持一致。朔爾茨則認為，“去風險化”應當是包括“全球南方國家”在內的其他國家都能夠推進的事項，並明確指出，G7仍將大量對華投資，持續對華出口以及維持同中國的供應鏈，他也提到，“供應商越多就越安全”。

魯道夫總結，沙利文版本的“去風險化”，主要説法有三點：

1、關鍵商品的安全、供應鏈彈性，不依賴於單一國家（例如：清潔能源技術、半導體等）。

2、保護最先進的技術，特別是那些具有軍事用途的技術，使這些技術不會被用來損害美國的安全。

3、基本上投資源於美國工業的產能，“我們有能力發展和生產我們未來幾年需要依賴的一些關鍵產品”（例如：科技、醫療衞生或清潔能源領域等）。

事實上，沙利文4月27日在布魯金斯學會的那場演講，或許此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會被人頻繁提及，甚至“載入歷史”。當天，在大談特談中國是所謂“風險”，並宣稱要“去風險”的同時，沙利文還拋出了一套所謂的“新華盛頓共識”（The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徹底顛覆了美國政府舊有的“華盛頓共識”。

要知道，就在沙利文發表這番言論的前一週，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剛剛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發表演講警告，美國做出任何與中國“脱鈎”的努力都將是“災難性的”。

“新華盛頓共識”，美國零和遊戲裏的又一根“大棒”

“華盛頓共識”，指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以新自由主義理論為基礎的全球政治和經濟秩序，倡導貿易和金融自由化、減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一度在全球甚囂塵上。特別是從里根政府開始，美國不斷推崇新自由主義、減少關税和貿易壁壘、大量外包和貿易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放棄國有企業、放鬆金融管制等。

然而，“市場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這些曾經美國所宣揚和熱衷的概念，到了沙利文這裏，卻被“罵了個臭頭”，怒斥這些東西“掏空了美國”，影響了美國的經濟發展，削弱了美國的“民主制度”。

當地時間4月27日，沙利文在布魯金斯學會提出“新華盛頓共識” 圖自布魯金斯學會官網

荷蘭萊頓大學美國外交政策專家安德魯·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總結，沙利文提出的“新華盛頓共識”要點有三：一是，美國不再強調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恢復產業政策和保護主義；二是，美國試圖重新構建全球供應鏈；三是，美國正挑起“經濟戰”，為保證其軍事和技術優勢，將國際經濟體系“武器化”，阻礙別國經濟發展。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高索普直言，“新華盛頓共識”更多由“大棒”組成，新共識下的世界觀更悲觀、更具零和思維，摒棄了與競爭性經濟集團實現全球包容性增長的願望，其政策也帶來了地緣政治風險。

“昨天的美國經濟學正統，變成了今天的異端邪説。”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Edward Luce）也提到“新華盛頓共識”具有地緣政治性，美方為達到所謂“國家安全目的”的手段就是遏制中國。他指出，“華盛頓共識”是正和遊戲，一國富了，別國皆富；而在“新華盛頓共識”這場零和遊戲中，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以犧牲別國為代價。

此外，外界也有人注意到，沙利文呼籲美國要反思過去自由主義那一套，難道美國是想模仿中國，走中國的路？這有可能實現嗎？

沈逸對比中美兩國情況並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會成功，是因為中國的所有經濟資源和生產資料理論上握在政府手中，隨後將其中一部分放歸市場並管控市場，發揮出市場最大化的優勢。而如今的美國，認為市場化過了頭，想要收回一部分卻是很難做到的。

“美國政府手中拿什麼同市場資本對抗？有具有巨大體量和影響力的國有企業嗎？有對整體國家經濟的戰略性掌控力嗎？”沈逸説，美國政府沒有額外收益來源，想要做事只能靠收税和借債，而收税要看有錢人臉色，借債也有債務上限。他直言，與其這樣“邯鄲學步”，還不如用“華盛頓共識”老老實實搞資本主義。

“去風險化”本身也有風險，多數歐洲民眾並不買賬

國際社會上，有許多人已經看到了西方鼓吹“去風險化”的危害。德中聯盟聯邦總會主席、德國聯邦總理府前國務秘書、聯邦政府前發言人奧托·豪澤（Otto Hauser）近日表示，不認同歐美一些政客拋出“去風險化”、“制度性對手”等提法。他認為，“制度性對手”等概念完全是錯誤的，可以説是無稽之談，它無法準確描述雙方在多個領域建立的成熟關係。

“我們不能一方面在經濟上攜手合作，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對抗。”豪澤表示，來自德國和歐洲的企業在華投資，中國並不是什麼“制度性對手”，他認為德國對華政策應當堅持務實，不應受意識形態左右。

作為新加坡候任總理和第四代領導人的領軍人物，新加坡副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5月25日表示，他本人很理解為何一些國家和公司希望在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中保護自己免受風險和傷害，因為沒人想在原材料、關鍵零部件或技術方面過度依賴單一供應商。

然而，黃循財也強調，如果在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之下“去風險化”過了頭，“全球經濟最終將變得更加分散化和脱鈎化”，可能會導致“意想不到的後果”。“很難想象，以目前的雄心和規模，（‘去風險化’）如何能嚴格侷限於少數幾個‘戰略’領域，而不影響更廣泛的經濟互動。”

黃循財在第28屆國際交流會議“亞洲的未來”上發表演講，談及“去風險化”

香港《南華早報》6月10日援引五名外交官和其他參與討論的人士的話報道稱，在歐盟準備公佈對華“經濟去風險”路線圖之際，部分歐盟成員國提出了異議。來自法國、德國、意大利和荷蘭的外交官對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辦公室主任比約恩·塞伯特（Bjorn Seibert）在一次演講中提到的“國家安全”表示擔憂，一些成員國警告稱，歐盟不應“模仿”美國對中國的態度。

同時，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近期的一項內部官方民意調查也顯示，多數歐洲民眾視中國為重要的經濟夥伴，對馮德萊恩此前提出的對華“去風險化”並不買賬。調查結果表明，歐盟成員國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將中國視為戰略和全球合作伙伴的想法更加一致。

沈逸：真正的“風險”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沈逸直言，誰都知道要去掉風險，而“去風險化”是一句“正確的廢話”，是一種標準的“政治動員”，美西方那一套首先説“有風險”，然後“把人嚇得半死”，接着“聲稱擁有去風險的方法”，直至最後“為所欲為”，甚至有點類似“PUA話術”（精神控制）。

從“脱鈎”改口變成“去風險化”，甚至拋出極具地緣對抗性質的“新華盛頓共識”，西方不斷變換着話術，變着法子遏制和打壓中國的發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6月1日曾明確指出：“要討論去風險，首先要搞清楚什麼是風險。”

6月21日，中國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楊濤也對中外媒體表示，關於“去風險”，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什麼是風險？風險來自哪？中國向世界注入的是穩定性、確定性和正能量，怎麼就成了風險？不管怎麼包裝，美方的“去風險”還是“脱鈎斷鏈”，本質都是“去中國化”，最終是去機遇、去合作、去穩定、去發展，不僅解決不了美國自身的問題，還會反噬自身，拖累世界。

“去風險，就是離美國遠點，靠中國近點。”沈逸在談論什麼是真正的“風險”時，提醒國際社會的所有國家，要記住墨西哥的悲劇——“離上帝太遠，離美國太近”。

沈逸列舉了美國過去做出過的種種“風險行徑”，惡意印鈔、搶人錢財、竊取知識產權、任意拘押別人……他也向國際社會大聲強調，想要真正“去風險”，不就是要靠近這樣一個地方嗎？擁有良好的營商環境、高素質的勞動人口、健全穩定的供應鏈、發達的基礎設施、健康穩定的能源、巨大體量和利潤的市場，這個地方就是中國。

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取得眾多成果

當地時間6月19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柏林同德國工商界代表座談交流。西門子、大眾、奔馳、寶馬、舍弗勒、巴斯夫、科思創、瓦克化學、默克、思愛普、安聯等德國企業負責人出席。大家按照李強總理提議，圍繞如何看待當前國際經濟政治形勢、如何看待中國經濟走勢、如何看待未來技術發展前景、如何看待一些國家提出的所謂“去風險”、“降依賴”等坦誠發表看法，深入進行交流。

李強指出，我們理解各方都有自己的安全關切，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界定和防範風險。防風險和合作不是對立的，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風險，不發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經濟全球化使世界經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應該辯證看待依賴問題，不能人為誇大“依賴”，甚至把相互依存與不安全簡單畫等號。他還強調，企業對風險的感受最直接、最敏鋭，知道如何規避和應對，應該把防風險的主導權還給企業。

而與此同時，觀察者網注意到，就在西方政客不斷鼓譟“中國風險論”之際，外資巨頭們今年卻掀起了訪華熱潮。

3月下旬，太古集團執行總裁施銘倫，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庫克，溢達集團董事長楊敏德，雀巢集團首席執行官施奈德，寶馬集團董事長齊普策，梅賽德斯—奔馳集團董事長康林松，高通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安蒙，開雲集團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皮諾，輝瑞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艾伯樂，康寧公司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魏文德以及寶潔公司董事長、總裁兼首席執行官詹慕仁等多家外企高管密集訪華。

5月下旬，摩根大通、特斯拉、星巴克等國際金融集團和大企業的CEO紛紛雲集中國，在各種場合表達對中國市場的渴望和信心。

西方目睹此情此景，認真思考一下，“中國風險論”可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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