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鄉村振興的關鍵是和城市對接，而不是給農村產業單獨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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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千萬不要低估城中村，沒有它就沒有今天中國製造業的地位》
【口述/趙燕菁 採訪/婧一】
觀察者網：您剛才提到城中村改造，對未來的城鎮化也是一個利好，特別是從農民工進城這塊來看，能否具體講講？
**趙燕菁：**城中村改造，就是城市化的一部分。城市化是什麼？就是農村和城市的差別，你有沒有公共服務？只要覆蓋了公共服務，就是城市。為什麼很多人要到城市去，因為農村缺乏道路、管線、學校、醫院等等。這種匱乏帶來的結果，是必須重資產，就是説家庭必須自己拉線、鋪路，甚至承擔起辦學校、醫院等公共設施。
但你在城市裏面就不用，大家能夠均攤，比如一個工廠來了，我不用自己去建一個發電廠，直接拉線接通電源就行；但在農村，要建一個工廠，還得考慮發電廠、道路等設施，這就是城市化過程中的公共服務均攤與共享，也是城市和農村的差別。
可持續的城市化就是這些基礎設施建設起來後，必須有可持續的現金流來養護支持。醫院建起來得有醫生，這就需要税收，否則大家就沒有公共服務。
城中村在這裏面解決的一個問題，歸根到底就是能不能有利於城市建成後創造持續的現金流？換句話説，城市已經建成了，我們能不能給它帶來持續的前景？
現在的城中村雖然當年沒有交地價，但它有助於城市獲得持續的現金流。為什麼？因為中國的税收不是從房子裏來的，我們不是抽直接税。這不像美國，只要你蓋房子，你都得交房產税，這是他們的税收模式，所以每建一棟房子就相當於一個税源。但中國不是，我們必須建工廠才是税源，或者説有企業才有税源，個人交的税很少，房子基本不交税——政府反而需要給房子配公共服務。
大家想想，這個過程中城中村起到了什麼作用？城中村裏面的這些人，在工廠裏交税。因為成本較低，所以工廠設在這裏。但如果把城中村的房價抬高了，企業就活不下去。企業活不下去，就意味着税源沒了，等於把城市化的第二步給毀了。建設城市不難，就像你建工廠、廠房並不難，但要讓工廠賺錢才難，城市也是一樣，建好以後能不能盈利形成良性循環，決定其建設成功與否，而盈利的前提就是有人交税。
我們在這個大的框架下去思考，城中村是有利於城市創造税收，還是不利於？
如果按國外的税收制度，所有的城中村都是逃税漏税，水、電等公共設施費用都不交，免費使用這些設施，連賺的錢也不用交税，城市裏面免費“搭車”的人多了，公共服務就完蛋了，所以發達國家堅決不能容忍這些行為，這和偷税是一回事。
但我們國家的税收不是這麼繳納的，是企業在繳。這時候就要問了，城中村對税收有利還是不利？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看到城市化的第二個階段。我們國家的商品房住宅，是把70年的房產税一併交了，政府拿着這些錢去修學校、道路、管線、機場等等。修完以後70年內房主是股東，政府不能找房主收錢，但誰來養學校、醫院、交通、環衞等等，這些錢必須從税收中來，税收主要是企業在出，而誰在企業幹活，主要就是城中村的人。
這個邏輯弄清楚以後，我們就明白城中村實際上是城市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城市化第二個階段裏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能把城中村納入保障房體系，則有利於城市化更健康、可持續地發展。
貴州遵義，搬遷前，一家人的鑰匙；搬遷後，小女孩用蝴蝶結裝飾自己的新房鑰匙。（圖源：視覺中國）
大家要理解一點，保障房並不是政府的義務，因為有人太窮了所以政府做慈善。並不是這樣的，只有提供了保障房才有納税人，政府才有税收。政府只不過是用税收來給納税人提供保障。
為什麼美國可以不建保障房？因為美國政府的税收不靠保障房背後的這一套邏輯，它是隻要你有房產，我就收財產税。但我們國家不是這樣的，主要税源就靠企業，所以就必須有保障房，這樣才能給企業和企業工人以支持，因為他們是政府的税源。這是由我國的税收制度造成的。
所以，我們在更大的背景下思考，才能理解城中村的真實作用。它當然有自身的問題，但也要看到其背後的經濟價值和在我們國家經濟循環中的作用，特別是在城市化的第一個階段——以賣地為主——已經完成、第二個階段以税收為主的情況下，城中村的貢獻可能大過商品房的貢獻。這兩個階段都能順利完成，城市才會活下去。
如今中央政府提出要發展實體經濟、提升製造業，那麼城市首先必須解決低成本住宅的問題。不是説只有三四線城市才需要解決，越是一二線城市越要解決，因為前者商品房和保障房的房價其實差不多，所以越是大城市，越要把保障房放到特別重要的地位。今年7月底的中央會議要求幾個特大城市進行城中村改造，意義就在此。
每個城市不是表面説説為民辦實事，因為人是經濟循環、經濟利益的一部分。城市改造或城市更新，能成功的是少數，大家千萬不要以為自己第一步賣地的時候能成功，現在也差不多能成，其實真正能活下來的城市是少數。這時候千萬不能犯錯誤，你犯的錯誤就是別的城市的機會。你把城中村都拆了，工廠也會搬走；反過來，如果你在城市改造中沒犯錯誤，甚至解決了城市的好多問題，特別是就業和住房，就會吸引大量的工廠和年輕人。
為什麼前一個階段是大規模拆除式的城市更新，因為政府有GDP壓力，拆除過程是算GDP的。招商建一個工廠的時間太漫長，十年後也不一定能變成華為，但拆一個村，GDP立刻就上去了，這個城市可能就擠進全國前幾位了。
但問題是寅吃卯糧，很多城市揹着成百上千億的欠債，就是拆遷以後土地賣不出去了，這樣的例子我見得太多了。
最近，中央已經明確指出房地產市場的供需發生了重大改變，其實在這之前已經警示城中村改造了，大意是無論是城中村改造還是城市更新，要留、改、拆，先留着，不行再改一改，最後才拆，但很多地方還是拆、改、留，先拆，拆不動了再改，最後實在不行就留下來。
凡是當時沒有按照中央建議做的，現在幾乎都是一地雞毛——拆完以後傻眼了，地空在那裏，蓋還是不蓋，蓋了以後賣給誰？所以，我覺得地方政府一要有大局觀、長遠觀。城市以後還要發展，現在欠了一屁股債，會把城市的未來給毀了。尤其在這個關鍵時刻，領導城中村改造是一個城市發展的機遇，大家不要把一個好好的國家戰略變成一個城市的債務陷阱，一定要提高警惕。
觀察者網：您在《大崛起》一書中也談到了鄉村振興，歷史上我們經歷過幾次大的改革，像土改、“一大二公”、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那麼城鎮化或者説城鎮改造是否也可以算一次重大的鄉村改革？
**趙燕菁：**鄉村振興這個題目很大，我們做研究也不是什麼都懂。我長期在城市工作，肯定不像一直深耕農村的研究者理解得那麼深入。
但在中國，城市和城中村、城市和鄉村是互動的關係，並不是鄉村自己振興、城市給點補助那麼簡單的事。
真正要鄉村振興，靠傳統農業根本不可能，試想如果傳統農業能賺錢，那過去為什麼有那麼多農民工進城？
怎樣才能讓鄉村振興？我個人的觀點是必須城市發展得好，和農村連接起來。任何一個產業發展起來以後，產業鏈上的所有環節才能共享產業鏈的增長，而不是隻在某個環節上增長。
比如農業、種地怎麼賺錢，我們不是簡單説農業不賺錢，就像餐館的食物也在食品產業鏈中，關鍵問題是能否通過某種方式將產業鏈傳遞到農村去。假設一條產業鏈從頂端到農村一直是貫通的，農村自然能參與城市分工，就可以獲得更多收入，所以我覺得鄉村振興的關鍵之一，在於農村的產業能否和城市的產業對接起來，而不是單獨給它一個定價。
比如現在農村搞民宿，實際上就是和城市消費對接上，城裏人給了它很高的估值。農村人誰會去住鄰居的房子，對吧？這裏的山水對他來講都是一樣，但對城裏人來説不一樣，城裏人願意支付高價值，這就是農村參與城市分工。再比如獨庫公路，你説它有多大價值？但當城市裏面的富裕羣體都願意去的時候，它的價值就和當地的交通公路完全不一樣。還比如，種葡萄不賺錢，但要是像普羅旺斯，因為旅遊、酒莊能賺錢，那麼種葡萄也就跟着賺錢了。所以關鍵是農村的分工能不能接入高價值的產業鏈。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縣文田片區的小户型保障性住房樓羣（圖源：視覺中國）
我們不能孤立地談論鄉村振興，尤其是不能靠轉移支付去實現鄉村振興。完全靠補貼的鄉村是沒法振興的，可以讓它不死，靠輸血維持一口氣，但想振興是不可能的。
雖然我不懂農村，但我覺得城市的發展要能夠為鄉村振興提供條件。如果政策方向不對，那城市就像吸血鬼能把農村吸乾，最後農民全部進城、耕地全都荒棄，農村也就完蛋了。但反之，如果能把城市的一些功能分裂出去、產業鏈延伸到農村去，農村就能活起來了。
有人説城市化就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這話也沒錯。城市人口提高就是農村人口減少。但大家一定要知道，城市人口的提高，並不意味着人們永遠在一個城市裏面待着，他們會在不同的時候分佈在很多不同的空間。一個人住在北京，但有時候會去郊區，有時候去新疆西藏，我們看待人口不能靜態地去看一個絕對的數值，雖然鄉村人口在減少，但可以通過流動人次的增加來使它變得有活力。
比如三亞本地人口不多，但去玩的人很多，每一個人到了那邊住上一星期，加起來可能有好幾百萬人滿街走，同時期有進有出，也就意味着長期維持着幾百萬人，這也是一個大城市的體量了。
其實，鄉村也是如此，不一定要把原來村裏所有人都留住，而是大家你來我往，保持着一種進出的流動狀態，就可以保持活力。鄉村是有生存機會的。
**觀察者網：**浙江省在2020年就出台了允許租房落户的政策，提出農民工過來租房的話可以享受租售同權，但到2022年3月底，全省租房落户的只有917人，可見政策和實際落地之間還是存在很大落差，怎麼看這種現象？
**趙燕菁：**這個政策就是租購同權，你在當地租房也能享受跟當地人一樣的權利。目前關於同權，本地人和外地人最大的差別就是教育、醫療。醫療相對還好一些，北京的、上海的醫院也是全國的人都可以來看，但教育的確是個大問題，而且短期內要實現同權恐怕是比較難的。其實這就是公共服務的落差，人們最關心的主要是教育，長期來看需要制度設計上的安排。
我們國家的一個特點是，大部分公共服務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而不是中央政府提供的，像教育、醫療這些都是。我們國家不是收直接税，而是間接通過企業納税，所以分不清楚你是否交税，這也是我們國家為什麼要保留户籍的原因。
美國不需要户籍，不是什麼民主自由，而是因為美國人在這個城市納税就有權利在這裏上學；如果搬到另一個城市納税，你就能在那裏就學，這是納税人的權利。
全國各個城市的税收情況不一樣，公共服務水平也不一樣，在此情況下如果公共服務相對好的城市敞開接納流動人口，大家全都湧過去了，哪個城市能扛得住？於是，就不得不做區分，誰能享受誰不能享受，那麼用什麼辦法來區分呢，就是户口。如果你不能解決户口問題，也就不能同權。
假如全國各地的教育都由中央政府提供，地方政府就無所謂了。你覺得缺學校就建，反正錢是中央出，但現在是錢由地方政府出，然後一羣享受公共服務的人來了，而税收又繳納到別的地方去了，這怎麼養得起？它就不平衡了。
所以，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想不出好的辦法，就別出餿主意。同地同權、人口自由流動等等説起來好聽，但制度上眼下還解決不了。
舉個極端點的例子，日本的教育是由中央政府支付的，公立學校沒有太大的好差之分，老師也都差不多，所有學校、包括重點學校的老師常常輪換、隨機分佈。但日本全國才多大地方，我們國家如果這麼輪換怎麼可能？再者，如果説同權，那麼有些偏遠地區老師的工資和北上廣一樣，財政就完蛋了。
所以，不管哪種方式都有其優勢和劣勢。當然有人會説，中國也可以改直接税，但其實直接税也沒那麼簡單，代價也是很大的，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大崛起：中國經濟的增長與轉型》 趙燕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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