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擔憂疫情已是2020年的事，現在還需如此嗎？

新冠疫情加劇了富裕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圖片來源：Johis Alarcon/彭博新聞社儘管今年人們對通脹、利率和戰爭充滿憂慮，但至少投資者無需擔心疫情。不過或許他們應該警惕：疫情風險從未消失。

例證一：美國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簡稱PEPFAR）正面臨危機。這項由小布什總統於2003年發起的美國倡議，據稱已拯救全球約2500萬人的生命。此前該計劃始終獲得兩黨支持，每五年由國會重新授權。但今年，以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為首的反對派——他聲稱該計劃被利用來推動墮胎——阻撓了續簽進程。

這應當引起市場警覺。研究門户網站KFF近期發佈的分析報告估算，若無此計劃，2004至2018年間受援國的人均GDP增長率將大幅降低2.1個百分點。換言之，PEPFAR貢獻了近一半的經濟增長。

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到2024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經濟產出損失將累計達14萬億美元。相較於2019年的GDP預測下調顯示，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貧困地區遭受的打擊最為嚴重。

然而，由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銀行聯合發起的"全球防範監測委員會"在10月警告稱，那些未能預警新冠疫情影響的監測機制至今仍未改善。這還不包括結核病、瘧疾、肝炎以及非傳染性疾病增長帶來的風險。

新預防戰略的基石理應是世衞組織成員國提出的《大流行病條約》。協議草案定於五月出台。然而，在如何為疫苗、藥物和診斷技術等醫療研發提供資金的問題上，各方分歧日益擴大，這可能使條約淪為紙上談兵。

去年世界銀行批准設立新的大流行病基金，但迄今募資不足20億美元，而實際需求估計在100億至1300億美元之間。麥肯錫2021年分析報告指出，其中65%的資金需投入中低收入國家。

華盛頓大學研究人員發現，提升防範能力的另一障礙是：中低收入地區47%的醫療支出需自費承擔——這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兩倍。最貧困國家還極度依賴外援來抵禦疾病，這些都加劇了其財政脆弱性。

對艾滋病的應對展示了前進的道路。由於品牌藥物價格高昂，促進仿製藥生產商之間的競爭至關重要。例如，巴西和泰國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投資於本地研究和抗逆轉錄病毒藥物的生產，刺激了對印度公司生產的活性成分（藥物製造的主要原料）的需求。由此產生的規模經濟效應大幅降低了所謂一線仿製HIV療法的成本——這些通常是首先採用的治療方案。相比之下，當其他療法失敗時使用的三線仿製療法仍然昂貴，因為它們仍在規模較小且競爭較弱的市場上銷售。

投資者應獎勵發展中國家複製這些成功經驗的嘗試，儘管債券市場的動盪使得必要的投資更加難以承擔。安哥拉、厄瓜多爾和贊比亞等較弱的國家看起來尤其脆弱。

當然，當製藥公司不那麼保護其專利時，這對新興市場是有幫助的。2010年基於專利池和自願許可的國際倡議“藥品專利池”也降低了藥物價格。

同樣，自2001年以來，世界貿易組織偶爾會出於健康原因豁免知識產權協議。發展中國家充分利用了這種靈活性。然而，直到2022年6月，世貿組織才將其擴展到新冠疫苗，並且仍在討論是否涵蓋藥物和診斷方法。

倫敦衞生與熱帶醫學院流行病學家愛德華·J·貝克指出另一個需要投資的領域：數據收集。“許多國家瞭解其衞生總支出，但對醫療技術採購的具體開支及其成本效益缺乏細粒度信息，“他表示。

反應遲緩、投資不足和信息匱乏都是危險信號，這不僅關乎衞生官員。在新興市場持有資產或單純關注未來流行病的投資者，也需要自行開展監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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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於2023年12月5日印刷版，標題為《大流行風險尚未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