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安全法》第23條引發美國緊張,商界領袖表示-彭博社
Rebecca Choong Wilkins
香港領導人李家成過去一年來一直在努力振興受到疫情限制和中國經濟放緩影響的城市商業環境。他頒佈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可能會破壞這些努力。
李家成周二在一次簡報中概述的計劃立法比一些商業領袖預期的更為廣泛,可能會加劇與美國的緊張關係。雖然現在還為時過早來判斷銀行和其他大型僱主最終會做出怎樣的回應,但金融界成員私下表示對可能對經濟和政策問題的公開討論產生的冷漠效應感到擔憂。
李家成於1月30日在香港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攝影師:Leung Man Hei/Bloomberg香港推動通過自己的安全立法暴露了城市領導面臨的挑戰。雖然習近平主席呼籲該市保留與內地分開的“獨特地位和優勢”,但這個前英國殖民地也被要求消除反對執政的共產黨的異議。
2020年實施的北京起草的安全法的鎮壓行動——這是地方法規計劃的前兆——削弱了香港的言論自由和作為摩擦無礙全球樞紐的聲譽基礎的法律體系。這座城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於政府如何執行這項法律。
“這項法律給香港商界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可能會損害香港作為全球領先商業中心的聲譽,” 華盛頓喬治敦大學的法學教授托馬斯·凱洛格説。
他説,防止與海外組織接觸的條款可能會限制商會、智庫和經濟研究機構自由交流的空間:“信息的自由流動是任何充滿活力的市場經濟的生命線。”
1月30日,香港立法會就《第23條立法》中關於盜竊國家機密和間諜活動的討論。攝影師:保羅·楊/Bloomberg就在同一周,一項允許在香港執行中國大陸法院裁決的法律通過,這項法律適用於民商事糾紛,可能會使訴訟律師受益,但也引發了北京法律體系滲透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普通法體系的擔憂。
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新的安全法將改善該市的法律體系,同時保護“個人權利和自由”。“公眾無需擔心會不知不覺地違反法律,”發言人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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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十年來,香港通過自己的安全立法,根據其小憲法第23條的規定,一直受到激烈的公眾反對而未能成功。北京起草的法律已經消滅了城市中的這類抗議活動,這意味着李將面臨很少的反對。
在閉門會議中存在着擔憂。根據一位在香港的一家全球基金的人士透露,第23條的引入重新引發了高管們對無意中越過紅線的焦慮,該人士拒絕透露身份以討論敏感問題。
該人士表示,預計該法律將是北京立法的迷你版本,但該提案使其看起來更加廣泛,這引發了高管們對是否需要調整業務實踐的一連串問題。
一位大律師表示,對國家機密模糊的定義意味着人們有可能因評論該城市的經濟發展而違反法律。
Chris Tang攝影師:梁文熙/彭博社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政府將考慮在刑事法中增加“公共利益”豁免條款,這是在週二的立法會上説的。鄧炳強補充説,人們指出在“重大公共利益”下泄露的信息不應受到法律的約束。豁免。
建議的措辭禁止獲取或發佈可能對城市經濟和社會發展以及重大政策決定造成潛在危害的信息。這將使新聞工作備受關注。澳大利亞記者程蕾表示她因在政府發佈官方文件前幾分鐘發佈文件而被關押在中國大陸,這被視為泄露國家機密。
兩名交易員表示,他們已經習慣了與內地同事的日常跨境通訊,對國家機密的廣泛定義並不會立即產生影響。其中一人表示,如今幾乎任何事情都可能成為國家機密。
其他擔憂源於新安全法的實施方式。香港法治監察,一羣海外的城市律師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他們發現擬議的程序性變化“比罪行更可怕”。文件呼籲“消除某些程序”以確保“及時審判”,這可能導致剝奪被告某些權利。
香港在《基本法》中保障了言論自由,但這一保障也可能進一步受到侵蝕。外部影響條款似乎針對任何“外國對政府政策的批評”,人權學者、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的法律和國際事務教授邁克爾·C·戴維斯表示。載入。他補充説:“外國大學和學者會願意冒險在政治問題上在香港進行嚴肅的學術交流或資助嗎?”這一焦點尤其令人擔憂,因為許多商界人士與海外機構有聯繫,一位不願公開就敏感問題發表言論的高管表示。
香港警方懸賞海外活動人士羅冠聰的頭顱。攝影師:貝蒂·勞拉·薩帕塔/彭博社香港試圖將其法律權力擴展至城市以外的地方,這也可能引發地緣政治關係緊張,這很可能會讓投資者感到不滿。根據香港美國商會本週發佈的一項調查,美中關係的緊張是未來12個月業務挑戰的最主要來源。
“如果該法律被用來威脅,比如美國公民,那麼美國政府肯定會對侵犯其主權的行為做出回應,”法律專家凱洛格補充道。政府決定懸賞海外活動人士的頭顱,這些人因安全罪行而被通緝,已經遭到了華盛頓的譴責。
“美國將仔細審查最終的法律,以瞭解對美國公民、投資和公司的影響,”美國總領事館發言人表示。他們補充説,美國將對任何壓制自由或進行“跨國鎮壓”的努力發表譴責。
香港的美國公司希望減少國家安全言論
美國商會會員列出了哪些行動將有助於改善美國與香港的關係
來源:香港美國商會2024年商業信心調查
雖然香港的提案批評美國和英國加強對中國的間諜行動,但也反覆提到了在一些活動人士逃離的國家的國家安全法中所樹立的先例,包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這樣的類比是誤導性的,因為香港缺乏英國和美國司法系統的保障,Georgetown亞洲法律中心的研究員賴彥豪(Eric Yan-ho Lai)表示。“行政長官有權指定法官,政府可以通過禁止外國律師的進入來阻止律師的接觸,”他補充道。研究員。
一位政府發言人表示,這樣的比較旨在幫助“公眾瞭解問題所在。”
對該法律的擔憂中有許多與中國實施國家安全法後表達的焦慮相同,包括它將阻礙該市作為金融中心的吸引力。到目前為止,該市龐大的資本市場以及作為中國龐大經濟的門户的功能已經表現出韌性,即使該中心的全球聲譽已經受損。
對於已經擔心國家安全法對他們的安全產生影響以及政府侵入他們私人生活的商界人士來説,第23條是一個新的擔憂,中國研究機構Orient Capital Research的董事總經理安德魯·柯利爾(Andrew Collier)表示。
他補充説,對他們來説,這項新的安全措施只會被視為“最後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