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美國城市比外國城市更加充滿磨砂感？- 彭博社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城市開始復甦，但並非所有城市都分享了這種復興。

攝影師：Andrew Harrer/Bloomberg 

我從未去過莫斯科，但我聽説過在過去十多年裏它變得相當時髦（2017年，《莫斯科的改頭換面：蘇聯的粗糙變成了城市的閃光》是彭博商業週刊的一個標題）。我去過發達國家的許多其他城市，可以證明它們往往比美國的城市更乾淨、更安全，基礎設施也更加良好。

因此，我不會加入對保守派信息娛樂節目主持人塔克·卡爾森的嘲諷之中，他在上週在迪拜的一次會議上聲稱，他剛剛訪問過並採訪了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莫斯科“比我的國家的任何城市都要好得多”。相反，我將嘗試回答他的問題。

説到莫斯科，卡爾森説。

從美學角度來看，它的建築、食物、服務都比美國任何一個城市都要乾淨、安全、漂亮，你不得不問——這不是意識形態問題——這是怎麼發生的？這是怎麼發生的？

他接着説：

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説，去莫斯科、新加坡、東京、迪拜、阿布扎比是激進的——我不知道，我這周學到了——因為這些城市，無論我們被告知它們是如何管理和以什麼原則管理的，都是生活的好地方，沒有猖獗的通貨膨脹，你不會被強姦。這是怎麼回事？

這裏有一些可疑的斷言和錯誤。莫斯科可能真的沒有比美國任何城市的食物更好，過去幾年俄羅斯的通貨膨脹比美國嚴重得多（新加坡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經歷了與美國類似但略小的通貨膨脹浪潮，而在日本，經歷了幾十年的通貨緊縮後，通貨膨脹在去年達到了4.3%的年率）。總的來説，俄羅斯是一個相對貧窮、深受困擾的國家，美國沒有人應該羨慕。

但再説一遍，世界上確實有許多城市在許多方面優於美國的同行 生活質量指標。關於犯罪，強姦的法律定義在不同國家差異很大，所以很難進行比較，但在莫斯科被謀殺的幾率似乎更低（只要你不批評普京），在新加坡、東京、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幾率 明顯低於任何一個美國大城市。再看基礎設施， 世界100個最佳機場中只有一個美國設施（西雅圖-塔科馬，排名第18）進入前30名，如果有類似的公共交通系統排名，我想美國城市的表現會更糟。最後，我幾周前在墨西哥城，它的街道和人行道比我紐約社區的要乾淨得多。

那是什麼？那是怎麼發生的？

首先，這不是昨天發生的。對美國城市及其交通設施如何與國外競爭對手相比表現不佳的抱怨已經成為地緣政治評論的固定內容幾十年了。以下是戰略專家愛德華·盧特瓦克（Edward Luttwak）在1992年經典描述的片段，描述了抵達紐約“骯髒”、“破舊”的約翰·肯尼迪機場後乘客的體驗：

如果我們的旅客要前往曼哈頓的酒店，他可以選擇一個骯髒、破舊，可能不安全的公共汽車，或者一個更加骯髒、更加破舊的出租車，通常由一個衣着不整的粗魯傢伙開，他更像伊斯蘭堡或金沙薩的同行，而不是倫敦或東京的同行，那裏的許可要求嚴格，着裝規定得到執行。此時，第一次來訪者可能仍然相信機場和出租車都是他一直想象中的美國的醒目例外 —— 乾淨、現代、高效。如果是這樣，他將立即被顛覆，因為要經過坑窪的高速公路和搖搖欲墜的橋樑，穿過幾英里的貧民窟或悲慘的公共住房。

盧特瓦克認為這些是國家衰落的跡象，美國可能在2020年前後“成為第三世界國家”。這並沒有發生，部分原因是因為現在沒有人再説“第三世界”，但主要是因為美國在1992年後相對於日本和西歐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收益，而盧特瓦克認為這兩個地區是未來的贏家。

JFK和紐約市自1992年以來也進行了一些改進。現在你可以乘火車進入城市，出租車的狀況相當不錯，而可供僱傭的優步和Lyft甚至更好，你經過的“貧民窟”可能包含價值數百萬美元的住宅。仍然存在着坑窪不平的道路和維護不善的公共住房項目，作為全球機場，JFK及其交通連接仍然是二流的，但到了這一步，這些似乎更像是美國城市治理不善的症狀，而不是美國的衰落。

這種方法的一個關鍵元素是對城市的敵意。美國大城市的選民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國參議院的結構系統地剝奪了權利，我認為這在世界各民主國家中是沒有相媲美的，反城市偏見長期以來一直滲透在美國政治中（“我認為大城市對人的道德、健康和自由是有害的，”托馬斯·傑斐遜在1800年寫道）。

在20世紀，南方黑人農民大規模遷往南部、東北部、中西部和遠西部的城市，為這種反城市情緒增添了大量的種族主義色彩，然後汽車的出現帶來了城市衰敗和破壞的完美風暴。從1950年到1990年，聖路易斯失去了54%的人口，克利夫蘭失去了45%，底特律失去了44%，芝加哥和費城失去了23%。紐約在20世紀80年代恢復增長，但在1950年到1980年失去了10%的人口。試圖通過修建高速公路和強硬的“城市更新”來遏制這一潮流通常會使情況變得更糟，而那些留下來的人要比離開的人窮得多。暴力犯罪激增，一部標誌性的1981年的電影設想了不久的未來（準確地説是1997年）的曼哈頓將成為一個最高安全監獄。

這並沒有實現。相反，美國城市開始復甦。一個説明性的指標是：1980年，美國城市中心以外的房屋價格高於城市中心內的房屋，但到了2010年情況發生了逆轉。犯罪率下降，許多老城市開始復甦。一些甚至變得相當富裕：舊金山、西雅圖和華盛頓的預估2022年家庭收入分別為136,692美元、115,409美元和101,027美元，遠高於全國的中位數74,755美元。

並非每個城市都分享了這種復興，克利夫蘭和底特律的收入現在不到全國中位數的一半。在那些取得進展的城市中，進展並不平穩。即使在富裕城市，城市公立學校仍然面臨困難。在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增加了乘客後，美國公共交通系統大約十年前再次開始失去乘客。城市犯罪率的下降也在那時停滯不前。急劇上漲的住房成本使低收入工人離開了城市，越來越多的人流落街頭。紐約人繼續把垃圾放在漏袋子裏的人行道上。等等。然後出現了一場加劇了所有這些問題的大流行病。

反城市情緒、種族主義和汽車無法完全解釋這些持續的掙扎。內部治理失敗也是原因，而且最富裕的城市似乎是最糟糕的。高度受過教育的城市選民和政客們似乎更注重修復世界而不是填補坑窪，但主要原因似乎是由於各種原因在美國的城市中變得難以建設、改善或改變任何事情變得異常艱難和昂貴。與此同時，美國的居家辦公已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根深蒂固，因此現在可能更需要城市變革，因為（1）在美國居家辦公已經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根深蒂固，（2）美國的城市往往特別依賴辦公。

這些是我對卡爾森提出的問題的回答。我不確定它們是否正確或完整，儘管我確定它們比他在迪拜暗示的懶散解釋要好，即一切都是喬·拜登的錯。我也確定我寧願住在紐約而不是莫斯科、新加坡、迪拜或阿布扎比，儘管我對東京持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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