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適合步行，這正在傷害我們 - 彭博社
Justin Fox
大多數美國人每天走的步數遠少於10,000步。
攝影師：Spencer Platt/Getty Images
戰爭是地獄。
提供：A24
大約一年半前，我成為了那些每天追蹤步數的人之一。我知道每天走10,000步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但這是一項有趣的小愛好，更有趣的是，我大多數時候都能輕鬆超過10,000步。
這是因為我住在曼哈頓，有一隻需要遛的狗，需要辦事，通勤通常要麼是乘地鐵然後步行穿過中央公園，要麼是騎自行車大部分時間在公園裏騎行，偶爾騎得慢了手機上的計步應用會以為我在跑步。（在彭博社紐約總部，最近的咖啡離我的辦公桌只有半個街區的距離，這也不會讓我走得更多。）
彭博觀點《內戰》是送給特朗普對手的禮物CEO會如何處理加沙抗議？哦，等等…想要降低住房成本？多建一些那位知道為什麼一切都不奏效的被遺忘的管理大師離開家，達到10,000步變得更加困難。也有例外，比如去舊金山和墨西哥城期間，我走的步數甚至比我在紐約通常走的還要多。但住在佛蒙特州和加利福尼亞鄉村、舊金山和華盛頓的郊區，夏威夷和瓦胡島等地，都拉低了我的平均步數（自開始以來每天10,506步；過去一年平均11,300步）。
這不僅僅是我。大多數美國人並不生活在像曼哈頓這樣的地方，他們每天走的步數遠遠少於1萬步。一項2010年發表的研究發現，美國成年人平均每天步行5,117步，這比瑞士、澳大利亞西部和日本等類似研究中發現的平均步數要低。另一項2017年的研究利用來自111個國家和地區的智能手機活動數據發現，美國參與者平均每天步行4,774步，低於全球平均水平4,961步，儘管差距不大（香港最高，達到6,880步，而薩爾瓦多最低，只有3,370步）。
這絕對比人們過去走的步數少得多。工業革命前的標準一直被估計為每天1萬至1.8萬步，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暗示，六十年前美國人的步數要多得多，自1960年以來，主要通過步行上班的工作者比例急劇下降（主要通過公共交通上班的比例也大幅下降，從1960年的12.1%下降到2022年的3.2%）。
美國步行上班的下降
主要上班交通方式，作為工作者比例
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1960-1990年；美國社區調查，2002-2022年）
注：虛線表示沒有數據的年份。
關於步行和騎自行車上學的統計數據，來自聯邦公路管理局的全國家庭出行調查，數據較為零散且不太可靠，但也顯示自1969年以來有較大下降，當時42%的學童主要是騎自行車或步行，過去幾十年基本保持平穩，2017年有10.4%的學生騎自行車或步行。一項比較研究發現，2020年發表的研究發現美國是少數幾個兒童最不可能使用“主動交通方式”（步行、自行車、滑板車等）上學的國家之一，該研究使用了一項不同於NHTS的美國調查，發現比NHTS報告的百分比要高得多。（我在圖表中包含了數據似乎與美國最為可比的國家；研究中還有更多國家的數據。）
美國人不太喜歡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
美國學生很少步行、騎自行車或滑板車上學
來源：Silvia A. González, Salomé Aubert Joel D. Barnes, Richard Larouche 和 Mark S. Tremblay，《全球矩陣3.0倡議中兒童和青少年的主動交通概況：49個國家的比較》（2020年）。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步行量下降以及美國在國際上表現不佳的解釋似乎很清楚：那就是汽車。在20世紀下半葉，美國幾乎所有的新發展都是圍繞汽車展開的，美國成為了地球上最依賴汽車的國家之一。如果你生活或工作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地方是為汽車而建的，那麼除了短距離外，步行往往是你必須有意識地去做的事情。這是鍛鍊，而不是從A點到B點的方式。因此，大多數人做得更少，這很可能會影響肥胖率、預期壽命和其他在美國近年來走下坡路的指標。
在那個2017年基於智能手機的研究中，對世界各地步行情況進行跟蹤的一個關鍵指標是作者們所稱的“活動不平等”。這衡量了人口中每日步數的分佈範圍，據作者稱，“這比平均活動量更好地預測了人口中的肥胖率。”有些人無論身處何地都會多鍛鍊，但即使是步行量較低的地方，人們也會走相當數量的步數，這很可能會帶來更好的健康結果。
在46個進行了此項測量的國家中，美國的活動不平等排名第五，僅次於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亞、加拿大和埃及（香港最低）。在研究中有數據的美國城市中，活動不平等在阿靈頓（得克薩斯州）、圖森（亞利桑那州）、沃思堡（得克薩斯州）、弗吉尼亞海灘（弗吉尼亞州）和克利夫蘭最高；在紐約、波士頓、澤西城、華盛頓和舊金山最低。
在過去幾十年裏，這些低活躍度不平等的城市都經歷了復興，在經歷幾十年的衰退後重新實現增長。正如上面的第一個圖表所顯示的，步行或騎自行車上班的人數在2000年代略有增加（公共交通份額也有所增加）。
城市復興在2010年代中期開始減弱。一個原因很簡單，那就是龐大的千禧一代開始從熱愛城市的20多歲轉向更傾向於郊區的30多歲。但也因為城市和可步行的老郊區在需求復甦的同時未能增加太多新的住房，而都市邊緣社區繼續建設：從1980年到2018年，美國78%的 住房供應增長 集中在低密度郊區。
然後新冠疫情來襲，暫時關閉了許多使城市吸引人的活動，並帶來了似乎是永久性的遠程工作轉變。這導致了所有通勤方式的下降，公共交通經歷了最陡的下降，而自行車和步行的百分比下降大致與汽車相似。大城市也失去了人口，而郊區邊緣和一些風景優美的農村地區和小鎮則增加了人口。
一些遠程工作者利用節省下來的通勤時間多鍛鍊。例如，交通數據提供商StreetLight發現，美國的日均騎自行車次數從2019年到2022年增加了37%，儘管自行車通勤下降了。但StreetLight也註冊了該時期日均步行次數的 36% 下降。總的來説，我認為通勤的下降和人口從城市轉移導致美國人的體力活動比疫情前更少，活動不平等加劇。由於減肥藥物Wegovy和Ozempic的問世，這可能不會導致肥胖率上升，但看起來仍然不太好。
扭轉活動下降的趨勢可能需要另一場城市復興，但目前似乎很難推動。當談到人們選擇居住的地方時，我認為美國許多人表現出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虛假意識 — 他們被汽車文化洗腦，不明白如果他們生活在一個不必總是需要開車的地方會更健康、更幸福。但同樣也是事實的是，美國那些對行人最友好的地方在其他方面可能並不友好。住房可能非常昂貴，學校通常表現不佳，存在犯罪和公共秩序問題。讓美國人更積極健康可能需要更好的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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