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關鍵考驗中踉蹌 - 彭博社

香港最高法院在北京實施國家安全法後，約半數15名海外法官辭職。

美國總統喬·拜登在費城吉拉德學院的競選活動中。

攝影師：漢娜·貝爾/彭博社香港開始對政治異見進行大規模打壓四年後，這座城市正努力實現其一個標誌，即向外國投資者保證其仍然是一個可預測的經商地點。

1997年前英國殖民地迴歸中國時成立的香港最高法院，自2019年達到高峯以來，已有約半數的15名海外法官辭職。據彭博社編制的數據顯示，2020年北京在該市實施國家安全法後，其中8人要麼辭職，要麼選擇不續聘他們的三年任期。在此之前，沒有發生過提前辭職的情況。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出現的空前數量的離職，包括本月宣佈的三人，加劇了外國公司對香港法治未來的擔憂。隨着法院可能在未來一年內決定多起重要的安全法案件，對剩下的七名外國法官以及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比內地更好的公司保護的關注將增加。

海外法官紛紛辭去香港最高法院職務

自北京實施國家安全法以來，近一半法官辭職

來源：彭博社；香港終審法院

注：該法院成立於1997年。克拉克在國家安全法實施前一天結束了他的任期。

對於投資者來説，擔憂在於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關注可能會越來越多地波及商業利益。Alphabet Inc.的YouTube 封鎖了 上個月在香港城市播放的一首抗議歌曲視頻，此前當地法院批准了一項禁令，禁止 了這首歌曲，引發了對這座城市逐漸走向大陸式審查制度的擔憂。

商界人士越來越謹慎地避免談論任何被視為政治問題的事情，儘管在私下表達對海外法官離職和司法獨立的擔憂。儘管商業糾紛通常不涉及國家安全，但人們擔心金錢和政治之間的界限將變得更加模糊。

一位國際商會的高級代表，由於問題的敏感性，要求不透露身份，表示在涉及商業事務時，公司仍然大多對香港的法院保持信心 — 但人們越來越擔心這座城市對政治的關注可能會進一步模糊香港和內地之間的區別。

“兩名非常任法官辭職，第三名法官選擇不續任，這對法律體系和香港政府來説是一個重大污點，”曾在中國、歐洲和美國講授中國法律的喬治城亞洲法律中心執行主任托馬斯·凱洛格表示。

觀看 中國如何重塑香港“我擔心國家安全立法也可能被用於其他領域，”他補充道。“隨着時間的推移，我不確定香港政府和北京是否願意不干涉其他案件，包括影響北京利益的商業案件和商業案件。”

雖然香港在世界司法項目的 法治指數 中連續三年下滑，但仍然相對較高，排名第23位 — 比美國高出三位。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排名第97位。

香港政府發言人表示，包括今年三月通過的地方法律在內的國家安全法符合國際慣例，將有助於為維護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創造一個安全穩定的環境。政府指出，許多辭職的海外法官對法院表示信心，補充説自去年以來已任命了兩名外籍法官，將繼續任命更多“合適的候選人”。

一些投資者擔心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關注可能會影響商業利益。攝影師：Paul Yeung/Bloomberg“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其穩定的環境，強大的法治，包括健全的法律體系和多元化的法律人才庫，”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政府“強烈支持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司法權，並保護和支持法官、檢察官和法律從業者依法履行職責。”

香港官員長期以來一直吹噓外國法官的存在是外國公司的賣點。在2018年，即導致北京鎮壓的親民主抗議爆發前一年，時任司法部長鄭若驊在倫敦的一次演講中表示，該市的海外法官就像“舊時被帶入煤礦探測有毒氣體的金絲雀一樣。”

就在五月，香港司法司司長林建嶽讚揚了終審法院十名海外法官的存在，稱其為該市司法體系的“一個非常特別的特色”。他在利雅得對沙特企業代表團發表講話時表示，他們是對香港法律體系的信心之舉，也是對司法質量的象徵和指示。”

幾周後，即將離任的法官之一喬納森·薩姆普森聲稱，“法治在政府感到強烈的任何領域都受到嚴重損害。”在《金融時報》發表的一篇觀點文章中，這位前英國最高法院法官宣稱香港“正在逐漸變成極權主義國家”，並表示“許多法官已經失去了他們作為主體自由捍衞者的傳統角色，即使法律允許這樣做。”

喬納森·薩姆普森（左）在2023年法律年度開始典禮上。攝影師：彼得·帕克斯/法新社/蓋蒂圖片社除了薩姆普森，英國法官勞倫斯·科林斯也辭職，理由是曾經自由奔放的中國領土的“政治局勢”。幾天後，貝弗利·麥克拉克林表示，她計劃因為——根據香港領導人的説法——年齡原因在下個月從法院退休。但僅僅五個月前，麥克拉克林將她作為加拿大任期最長的首席大法官的專長延長為新加坡的一名國際法官，為香港的競爭對手商業中心提供了她的專業知識。

“對於外國商業界來説，這當然會引起他們的關注，”波特舍爾特投資管理首席執行官理查德·哈里斯談到外國法官的離職時説。儘管如此，他説，重要的是區分商業案件和刑事案件。

“如果所有國際法官明天都離開，實際上並不會改變香港作為國際商業中心的吸引力，”哈里斯説。

2024年法律年度開幕典禮上的法官，一月份。攝影師：彼得·帕克斯/法新社/蓋蒂圖片社外國法官數量的減少可能導致更多案件只由本地法官審理，而不是由由四名本地法官和一名海外法官組成的小組審理，一位知情人士稱。該人士表示，法院將指定其四名非常任本地法官中的一名為第五名法官。

這將是與當前做法的明顯分歧。雖然沒有規定，但外國法官在香港絕大多數終審上都發揮了作用。根據司法機構提供的數據，自2020年以來處理的76起上訴案件中，只有五起沒有海外法官參與審理。

司法機構的發言人表示，辭職不會影響終審法院的運作。該發言人在回應彭博新聞的提問時表示，法院“一直在履行其作為終審法院的憲法角色”。

包括英國最高法院前院長大衞·紐伯格在內，仍有七名海外法官將留任最高法院。週一，他與四名本地法官一起審理了一起上訴，該案涉及前傳媒大亨黎智英和六名前議員尋求推翻他們因參與2019年8月非法抗議活動而被定罪的判決。

香港政府發表了一份長篇反駁，指出“絕對沒有事實”證明該市的法院受到北京或地方當局的任何政治壓力。對彭博新聞的提問做出回應時，Sumption表示，他“不想參與口水戰”城市領導人，並且他的觀點來自於他對法院判決的研究以及他在該市的直接經驗。

香港的法官面臨着一種新型壓力，幾名本地法官因被指控協助北京打壓自由而面臨美國議員要求制裁。在加拿大、英國和澳大利亞，活動人士敦促海外法官退出香港最高法院，以避免為用來壓制異議的體制賦予合法性。

潛在的聲譽損害可能進一步阻止著名的普通法法學家前往香港取代那些已經離開或預計將退休的人。

六月份在終審法院大樓前的正義女神雕像。攝影師：Paul Yeung/彭博社三名法官的合同將在今年或明年到期。其中一位，90歲的Leonard Hoffmann，據香港明報報道，他可能因年老而退休。另外兩位，來自澳大利亞的William Gummow和來自英國的Nicholas Phillips，對此事沒有發表公開評論，也沒有回應評論請求。

儘管外國法官幫助將香港的法律錨定在全球標準上，但他們仍然不會“進來做出一個嚴厲的人權決定，粗略地説，讓所有人都感到不安”，曾在香港從事30年人權律師Mark Daly表示。

“香港仍然有非常優秀的法官，”他説。“這個體系肯定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但我認為它正在朝着錯誤的方向發展。”

費城著名的民主政治機器內部的戰爭威脅着總統喬·拜登在該市需要的壓倒性勝利，如果他希望贏得連任。

費城民主黨的領導人與黨內的進步派和組織者發生爭執，圍繞政策、黨紀要求以及動員選民參與投票的機制存在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