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空談誤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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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木魚
• 補充一點：明朝中後期的泰州學派，師承自儒家正統的王陽明心學。但他們是儒家的原教旨主義者，王艮等人向販夫走卒教授學問，何心隱大俠組織村社自治，結果因抗税被通緝，徐光啓引進西方科學，這些務實而進步的活動，沒有引起儒家的重視，反而淹沒在其他儒家子弟的口誅筆伐中。説明儒家不是不可以出現科學與進步，但儒家自己拒絕了。

明朝的陽明心學確實值得一談，關鍵是讓儒家中興的王守仁，是真正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偉人。但心學在明朝中後期確實已經偏離了王陽明心學的方向，一方面是明朝程朱理學影響力巨大，就拿何心隱來説，他是心學泰州學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提出“無慾”，“寡慾”的想法。這與陽明心學“心既理”的思想是相駁的，反而接近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其實這並不奇怪，何心隱代表的終究是地方士大夫地主階級的權利，所以他反對張居正的改革，扛税。

另外，心學後期從務實變為清談，泰州學派的王畿也富有重大責任，王畿拋棄“致”與“格”的功夫，固守“四無”教法，把陽明的心學變成“頓悟之學”，追求“不為不欲”的境界，並且説：“無為無慾者，致知也”；他還指責同門羅洪先欲用“萬死功夫”來致良知的做法為“矯枉之過”，主張“無工夫中真工夫”、“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在講到“知行合一”的時候，他更是説：“要之，只此一個知，已自盡了。”

因此，經過王畿的改造，陽明心學已經失去了腳踏實地的功夫，變成了藏修遊息、靜坐自守以求得無為無慾的頓悟之學。王畿也像魏晉玄學家一樣，主張“貴無”，他説：“無者，萬有之基”，所謂的良知不是“知是知非”，因為“無是無非”、“無善無惡”，這種主張大壞師門宗旨。

明末大儒顧炎武在回顧明亡這段歷史時，對於心學清談痛心疾首。他在《日知錄》中説中國歷史上，清談誤國的“正始之風”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在西晉末年，人們清談老莊，蔑視名教，導致五胡入侵、神州陸沉；第二次在北宋末年，王安石作《三經新義》，頒於學校，定為教材，養太學生三千人，致使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門，釀成黨爭，遭遇靖康之變；第三次則在明朝末年，士君子不重實務，整日焚香靜坐，專談心性良知，最終也是滿清入關，國破家亡。對此，顧炎武説：“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説，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所以説，有明一朝，理學也好，心學也罷。本質上是服務於地方豪強，為地方豪強瓜分國家財富起到了背書的作用。然而一旦到了國家危急存亡的關頭，這些地方豪強迅速投敵，並指望在新朝廷內延續自己的不法利益。這一點看一看《南明史》和了解一下清初江南四大案“明史案”、“江南奏銷案”、“哭廟案”和“通海案”就能看的明白。清廷不傻，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四大案就是藉此打擊江南地方豪族的手段。另外要説一句的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曾多次做過深刻的反省，並提出了要“經世致用”，提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儒家實用之學。但這也是曇花一現罷了，滿清禁錮思想的手段相比朱元璋那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後面長達一百年的文字獄就又把儒家的骨頭砸的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