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拉西奧·羅韋利：休克療法+貨幣美元化，米萊“拯救”阿根廷的進度怎樣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奧拉西奧·羅韋利（Horacio Rovelli) 】翻譯/潘逸沁

上一篇《債務如何“卡”住了阿根廷的脖子》講到，2024至2027這四年裏，阿根廷就面臨989億比索和326億美元本外幣到期債務的雙重威脅。目前阿根廷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達443.77億美元。而阿根廷僅有28.03億美元外匯儲備，如果算上欠巴塞爾銀行、中國貨幣兑換的外匯等，阿根廷的外匯儲備為-73.26億美元，顯然無法堵上這個窟窿。

為了還債，米萊政府採取了出售公共財產、削減公開開支等政策，政策一出反對聲音如潮。最近的一次是，4月23日，數十萬阿根廷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緊縮公共支出的政策。

4月23日，數十萬阿根廷人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緊縮公共支出的政策

那麼，如何理解當下米萊瘋狂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米萊的改革能否解決阿根廷積弊已久的債務危機？本文將逐步展開來談。

米萊的改革

米萊任阿根廷總統以來，採取了以下主要措施以重建阿根廷經濟和歸還鉅額外匯債務：停止發行本幣、產品出口優先、出售公共資產、減少公共開支，以及將國內重要產品和物資價格國際化等。下面，我們逐一來分析。

自稱“無政府資本主義者”的米萊在去年11月的一次競選活動中，舉起一張帶有他肖像的巨型美元鈔票

A. 推行貨幣美元化停止本幣發行

阿根廷經濟的貨幣化程度【1】過低，通貨膨脹嚴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政府下令禁止囤積美元，並要求商業銀行出售其投資組合中持有的美元，以維持其由於通脹帶來的生活水平或為公司利潤水平的下降，同時政府可以獲得美元。

阿根廷政府資金嚴重缺乏，因為每當有美元流入時【2】，阿根廷中央銀行就會發行本幣，但那些出售美元的居民和企業所收到的比索最終又會通過發行公共債券而被國庫吸收【3】。這些公共債券以比索為單位，可根據通貨膨脹、官方美元貶值或以上兩者（雙重債券）進行調整，吸收比索，而國庫（這一發行公共債券的機構）則利用這些資金從中央銀行購入美元，以此來償還外債。

正因為如此，黑市的比索兑美元的匯率價格都在下跌，而官方美元的匯率價格每月上漲約 5%。同時，阿根廷政府債券以及阿根廷國內外資本市場上的公司股票收益率也在上升。

國家財政部不需要阿根廷中央銀行的直接融資（在當地市場上投放可調整比索計價的政府債券便可獲得資金）。

由於阿根廷現在不發行貨幣，物價又普遍上漲（2023 年 12 月 7 日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期間物價上漲了 75%），國家實際貨幣餘額減少，這反應在基礎貨幣（由中央銀行發行並投入流通的紙幣和硬幣）的數額變化上：在此期間基礎貨幣僅增長了11.8%，而私營部門的信貸增長了17.4%，通貨膨脹率為75%。

IMF的《2024世界經濟展望》預計阿根廷的年通脹率將達到249.8%

哈維爾·米萊敦促中央銀行將比索發行量控制在最低水平，限制其經濟職能，這樣一來便可通過居民的美元儲蓄實現經濟美元化。

出售居民“儲蓄”的美元現已成為個人、公司和公共部門【4】的主要資金來源。

然而為了確保比索與美元的兑換暢通無阻，阿根廷需要更多的美元流入，因此如今產品出口成為了重中之重，阿根廷大量出口穀物及其相關衍生品，以此為渠道獲取國家所需要的外匯。

B. 出口優先

這是現在阿根廷急需解決的問題：一方面，出口商賺到的美元可以按官方匯率（1美元=900比索）結算 80%，按 h匯率【5】（1美元=1085比索）結算 20%；但另一方面，以此結算的最終價格並未達到預期，因而大豆和玉米生產商、囤積商和貿易商等不拋售全部頭寸的原因。  

另外，阿根廷持續高温，洪水氾濫，氣候問題十分嚴峻。以玉米為例，害蟲“類葉蟬”肆虐，羅薩里奧穀物交易所預計2024年玉米收成將大幅下降。去年交易所預計2024年玉米收成能達到 5700 萬噸，而現在的預估則為約 4000 萬噸（按芝加哥市場價格每噸 180 美元計算，少收 1700 萬噸，意味着少出口約 30 億美元）。

2024 年 3 月初，現任阿根廷經濟部長路易斯·卡普託與阿根廷主要糧食貿易商總經理舉行了會議，但會議並未取得預期成果。儘管如此，出口仍會進行，因為與會糧食貿易商之一維特拉（（Viterra）是阿根廷第一大糧食出口商，貝萊德（BlackRock）持有其股份，而貝萊德又是路易斯·卡普託部長和阿根廷央行行長聖地亞哥·鮑西利提供諮詢服務的公司“安科拉丁美洲”的主要客户。

C. 出售公共資產

如今，阿根廷政府急需解決缺乏外匯儲備這一問題，而解決方案便是出售公共資產，要確保上述方案可行，政府則需要制定相應法律條文，即米萊上台後所制定的《國家改革綜合法案》。

例如貝萊德集團首席執行官拉里·芬克（Larry Fink）對阿根廷國家銀行頗感興趣，因此國家銀行現任董事會聘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研究將阿根廷國家銀行專制為一家股份公司。據相關人員稱，這套專制方案開出的售價價值連城。

米萊政府制定的《綜合法案》還設立了大額投資制度（RIGI），投資額制定為2 億美元及以上，可以是新投資，也可以是擴大現有發展規模的再投資，投資領域則包括如碳氫化合物、採礦、農產工業、基礎設施、林業、技術等有活力的經濟部門。

同樣，政府還將全部或部分出售包括自然資源在內的所有上市公司和公共資產，以此為渠道為國家帶來外匯。

D. 減少公共開支

阿根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署承諾，將 2023 年佔國內生產總值 2.17% 的起始赤字【6】轉變為 2024 年佔國內生產總值2%的貿易順差（以比索計，相當於要獲得約 93 億美元的貿易盈餘）。政府需要這筆貿易盈餘來償還不小於 GDP 3.4% 的債務。  

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在於税收（包括國內税和社會保障税）正在減少，要想償還債務就要迫使縮減公共開支。因此， 2024年3月27 日週三正值復活節開始之際，阿根廷不同地區大刀闊斧地以非正規方式進行數千次裁員。

米萊上台後掀起了巨大的“解僱浪潮”。阿根廷國家工人協會（ATE）稱，截至 2024 年 3 月 27 日，國家各部委、秘書處、不同部門和地區中共有 4969 名員工被告知要被解僱。但總統發言人指出，國家裁員的人數將是米萊原計劃的 20%（米萊原計劃將裁撤國家行政機構 70000 名員工），而現在估計約有 15000 名員工將被裁員。

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多部門工人集會“祖國不應變賣”公開表示：“警察多次在沒有事先通知或正式溝通的情況下進入公共場所，干擾工人集會。甚至在阿根廷人權事務部秘書處一名官員的隨身警衞人員曾試圖拿出槍支。我們除了揭露並譴責這些暴力行為之外，還須指出，如今政府的許多解僱行為都是違憲的，這打破了就業市場的平衡，甚至一些工齡超過 20 年的員工也被波及。”

除此之外，米萊政府制定的《綜合法案》還通過操縱養老金流動性指數調整了養老金和退休金的發放，約有720 萬人受到影響。這樣一來，養老金和退休金髮放的總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不再是 2023 年的 9%，而是變為了 7%。

公共工程、社會項目、向各省和大學的補貼與資助等也遭受了類似的削減。

4月23日，阿根廷大學生抗議政府對教育開支的削減

E. 重要物資價格國際化

阿根廷土壤和海洋資源豐富，開採石油、天然氣、各種礦產以及食品的成本低於國際平均成本，但鑑於目前的匯率，政府計劃調整水、氣、電和食品的關税，與國際價格接軌。

阿根廷使用“基礎總籃子(CBT)”來衡量人們日常生活所需最低開銷，而這一指標會受到大型貿易公司定價的影響。因此，經濟部長路易斯·卡普託於3 月 8 日週五及3 月 11 日週一分別和這些大型公司經理及各大超市負責人召開會議，在會上卡普託宣佈國內此類商品的國際價格為上限，所有影響“基礎總籃子(CBT)”的公司和超市定價均不能超過這一上限，否則政府將開放進口與其競爭。

3月15日週五，卡普託通過阿根廷中央銀行向公司和超市發佈消息，政府將提供足夠的外匯以確保相關公司和超市在30天內完成價格調整。此外，阿根廷政府還決定在 120 天內暫停對基本食品和用品（乳製品；牛肉、豬肉、家禽、羊肉；耶巴馬黛茶；糖；小麥粉；大米；橄欖油和葵花籽油、清潔用品和洗漱用品等）的進口徵收額外的增值税和所得税，通過外幣兑換和税收調整的方式對進口商進行補貼。

政府告訴這些大型公司，如果生產成本過高，那就裁撤員工並進口商品。這就是對大型公司和超市的建議：進口以及裁員。至於中小型企業，那就關門大吉吧。國家的規模小一點不好嗎，這樣政府便可以用税收購入美元來還債，同時進口那些國內市場無法生產的商品。

米萊的精神導師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7】認為，美國應該為國內消費者生產商品，倘若國內賣不出去，那就選擇出口，如果還是行不通，就應該停止生產，市場會重新分配資源用於其他生產。

而米萊所採用的模式則是把出口擺在首位，如果國內產品無法出口，那就以國際價格在國內出售，如果仍然賣不出去，就停止生產。米萊政府完全無視阿根廷國內的失業率和貧困率，於他們而言，失業和貧困彷彿並不存在。

米萊政府的規劃是儘可能減少國內消費，以增加礦產、能源、飼料和糧食的出口。但是，消費的減少意味着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因為阿根廷生產產品的70% 以上都是在國內市場上銷售。消費減少得越多，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幅度就越大。這種模式只會讓阿根廷陷入惡性循環，為了償還外債最終的結果便是商品價格受到控制，進口越來越少，而出口越來越多，農業、金融和出口模式都會受到影響。

“進口替代工業化”曾見證了阿根廷的輝煌

阿根廷的出口依賴型發展模式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它是如何形成的呢？

在經濟學中，我們將“生產矩陣”模型定義為一個社會如何在給定的時間和價格下進行組織，來生產特定的產品或提供相應的服務；如何利用其可支配的資源（或開發新資源）進行生產，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更大的經濟附加值，創造財富，並同時達成共同利益、機會均等與社會進步。

二戰後，阿根廷的經濟以“進口替代工業化（ISI）”為主導（這種發展模式從1930年經濟危機後的“皮內多計劃”【8】中便可見一斑）。

1943年至 1974 年間，阿根廷的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 3.4%，越來越多的無業人口和移民變為了工人，在社會和工業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74 年，阿根廷成為了美洲大陸上一體化程度最高、貧富差距最小的國家，形成了自給自足的“生產矩陣”模型。

1970 年間，阿根廷已經開始通過出售開司米織物、無縫鋼管、鋼材和鋁材來代替工業進口，1973 年，阿根廷的汽車公司向社會主義國家出售汽車和零配件。因此，“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經濟模式在當時越來越為人所接受，尤其在見證了國家制造業的蓬勃發展後更是成為了阿根廷主流的發展模式。

“進口替代工業化”（ISI）旨在加強國內商品的生產，以國內生產的工業品代替進口產品。這樣一來，阿根廷便無需再依賴自然資源等原材料出口以獲得經濟增長。為此，政府為初級產品增值活動減税並/或提供資金，同時對土地和顯性財富徵税。

“進口替代”模式要想取得長足發展，就要依賴工人的力量。然而，阿根廷軍事獨裁統治期間，採掘主義盛行，農業和金融出口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進口替代”的內向型經濟模式難以為繼，阿根廷只能屈從世界經濟的要求：向世界其他國家出口糧食和原材料，並進口除原材料之外的所有產品。

這一舉措讓阿根廷負債累累，統治階級榨取了所有利益，變得越發富有，而阿根廷民眾則被迫為沉重的債務買單。資金短缺使得國內生產窒礙重重，國內市場也逐漸低迷，這迫使阿根廷優先將產品銷往國外，形成了惡性循環。

依賴型經濟導致負債累累

軍事獨裁期間，從債務中獲益的大型經濟集團（如Rocca-Techint、Eurnekian、Pérez Companc、Bulgheroni等）、農業出口部門（也與上述集團和外國企業有關聯）以及國際金融機構（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首）三者均向阿根廷政府施壓，要求政府接受軍事獨裁時期遺留下的約 436 億美元的債務，不再就其展開調查，並儘可能快、儘可能多地支付所有費用。

面對激進派政府堅持接受全部外債的要求，1985年2月18日，時任阿根廷經濟部長貝爾納多·格林斯潘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駐阿根廷代表華金·費蘭從經濟部解職。第二天，時任總統阿方辛要求格林斯潘辭職，阿方辛與地方經濟團體達成了一致，計劃履行償還外債的義務。

然而外債規模如此之大，利率如此之高（以美元計，年利率約為 16%），1985年至1988 年間阿根廷的全部貿易順差（85.3 億美元）都還抵不上債務利息的增長。1988年，外債總額達到了632億美元。債務彷彿無底洞，不論怎麼填補都無濟於事。

無力償還外債意味着激進派政府不得不停止對大型國有承包商的補貼（減少公共工程、限制工業發展、減少税收優惠、增加關税、限制外幣兑換等【9】）。這引發了巨大的通脹壓力，導致了1989年的惡性通貨膨脹，當時人們飢不裹腹，超市被一搶而空，國家一片亂象，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卡洛斯·梅內姆於1989年七月提前就職，擔任阿根廷總統。

梅內姆上台後頒佈了《國家改革法》和《經濟緊急狀態法》，大力推行公共財產私有化。梅內姆全面開放市場，鼓勵外資流入，而國有財產私有化等政策也為阿根廷帶來了經濟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梅內姆施行固定匯率，比索按照1∶1的匯率釘住美元。然而這一舉措也使得阿根廷外貿逆差不斷擴大，從而導致了2001年金融危機的爆發。

一方面，政府為了鼓勵私有化，減免了企業的債務以幫助其發展，然而代價卻是公共債務的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同時推行“自願退休計劃”，員工可以選擇提前退休下崗，這當然能夠有效減輕企業的負擔，增加收益，但同時也導致了失業率和貧困率的飆升，無數工人陷入失業，社會貧困階層不斷擴大。

梅內姆執政期間資本外逃現象明顯，從中也可判定比索美元1：1的固定匯率制不再適用。2001年，阿根廷外逃資本高達299.13億美元。那些在軍事獨裁時期從債務中獲益的商人再次在阿根廷市場上籤訂外幣債務合同，並全盤採用固定匯率制，以1比索兑1美元。

然而阿根廷比索貶值已成為無法逆轉的事實。2002年四月，在平行市場和巴拉圭市場上，1美元可以兑換4比索，這對比索的購買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索貶值的結果便是債務人受益，因為只需償還原定債務的四分之一。

歷史正在重演

之後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國內市場、生產和就業得到了恢復。政府將債務證券換成與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長指數掛鈎的新債券（用本國貨幣取代外幣證券）以解決債務危機，這一舉措成功將外債減少了65%，即613.5億美元，而政府需要償還的債務總額為204.5億美元。2006年1月3日，阿根廷政府用大豆出口積累的國際儲備提前支付了95.3億美元，全額償還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所有債務。

2015 年 12 月，中右翼“變革”聯盟成為了執政黨，外債急劇增加。國內市場和比索已無法滿足國庫的財政需求，因此政府開始通過借外債的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變革”聯盟執政期間，阿根廷的外債增加了超過1000 億美元。當時任經濟部長馬丁·古茲曼詢問《號角報》（Clarín）員工馬塞洛·博內利這些資金都流往何處時，答案顯而易見：流往國外。阿根廷上層階級將資產轉移到國外，中飽私囊，平民百姓卻要為此付出代價，被迫承擔償還利息的壓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阿根廷建立了延期授信信貸，在備用金季度資本分期付款的每次到期時都會向阿根廷提供貸款，並將於 2026年支付首筆資金。而達成這一信貸的條件則是2020 年 8 月 31 日與“外國債券持有人”簽訂的債務交換協議，協議規定阿根廷將支付債務利息，並從2024年下半年開始分期攤銷資本。

截止2024年4月2日，IMF欠債最多的幾個國家，阿根廷位居榜首 

2019年，阿爾韋託·費爾南德斯當選總統，執政期間遭遇新冠疫情，醫療援助支出加劇了阿根廷的財政赤字。在這樣的境況下，阿根廷政府並沒有選擇對債務進行調查，也沒有制定更好的償債條件，而是通過在國內市場上發行比索債券，但可根據通貨膨脹率、美元匯率或兩者進行調整（是一種雙重貨幣債券），以此來彌補財政赤字。比索債券總金額達 575 億比索，遠遠超過了阿根廷的外債總額【10】。

根據國家統計局 2023 年第四季度的數據，阿根廷貧困率為 44.8%（貧困人口為16,650,000 人，主要是兒童和老人），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 13.8%。

2022 年 8 月 30 日，馬克·斯坦利（Marc Stanley）大使在阿根廷美洲研究中心（CEA）的年度晚宴上解釋了政府為償還公共債務所選擇的道路：“阿根廷可以向世界提供能源和食物，通過農產品和自然資源出口來幫助自身實現經濟復甦和增長……烏肯省巴卡穆埃爾塔山區的油田可能會吸引美國的額外投資，促進我國商品出口，穩定我國經濟發展，並同時為世界各地的其他國家提供急需的能源。”

阿根廷找到的“出路”簡單明瞭：將重心放在能源和糧食的生產與出口上，並利用這些收入償還債務、進口其餘商品，這種對外依賴的發展模式在米萊的改革中再一次被強化了。

註釋：

【1】 所謂“貨幣化”程度，即國民生產總值中貨幣交易總值所佔的比例。截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阿根廷私營部門的信貸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3.9%，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3 年巴西的信貸佔國內生產總值的 71.8%；玻利維亞佔 71.2%；智利佔 112.8%；德國佔 83.4%；西班牙佔 90%；意大利佔 71.5%。阿根廷的信貸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很少，而且只為短期貸款（如信用卡）提供資金。

【2】阿根廷央行的會計分錄為“黃金與外匯”、“紙幣與硬幣”。

【3】這就產生了套利交易，即人們從美元轉向比索債券或用比索購入股票，因為目前比索債券和股票的收益率高於美元價格的上漲，之後在美元價格上漲之前再回到美元，這麼一來便可以從差價中獲益。

【4】根據參議員奧斯卡·帕裏利法案中的估算，這筆儲蓄數量至少有1000億美元。

【5】這指的是用比索購買在國外上市的債券或股票，並在該市場上以外幣出售。

【6】阿根廷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商定的 2023 年末原始赤字目標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9%。

【7】穆瑞·羅斯巴德（Murray Rothbard，1926-1995年）是美國的經濟學家、奧地利經濟學派的知名學者，曾發表數篇筆記和著作，論述國家的無用性和自由市場的必要性。

【8】“皮內多計劃”是1940年代，阿根廷財政部部長的皮內多（Federico Pinedo）制定了一系列舉措，旨在克服危機，重組阿根廷經濟，以適應不斷變化和困難的國際環境。

【9】 阿根廷無法通過貨幣貶值來提升外貿競爭力以促進出口，因為國家以比索為貨幣單位進行資金回籠，並且必須通過購買外幣來償還債務。

【10】截至2019年12月，阿根廷的國內債務（即比索債券）為2,1132.47億比索（其中60.8%為可調整市面匯率的債券，39.2%為固定利率債券），此外還有國家財政部秘書處還有5615.77億比索的票據（89.11%為可調整票據，10.89%為固定利率票據）。根據阿根廷國家統計和普查局(INDEC) 公佈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數據來看，這甚至還不到阿根廷“全民陣線”政府所欠的比索債務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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