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新：關於鼓勵生育，我有三點想法

在人口老齡化、少子化、長壽化並存的大趨勢下，不同世代的人共存在一個時間段將成為常態。多代社會的出現，使個人發展、家庭結構、社會組織等面臨着巨大挑戰。

隨着人類社會進步、科技發展水平提升、受教育程度提高，人們更注重自身價值的體現，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等多元價值取向逐漸為社會所包容，傳統家庭的模式與功能發生劇烈改變。

在中國，人口負增長、人口紅利消失、鼓勵生育等話題從未淡出互聯網輿論場，但在很多時候，針對這些問題的爭論不是偏離重心，就是混淆概念，甚至誇大言辭、聞“人口”色變。

究竟該如何正確且客觀認識中國人口問題？鼓勵生育、人口紅利……這些政策或熱詞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僅就人口談人口、只通過人口途徑解決人口問題，行得通嗎？當下，人口機會轉型已經出現，我們是否認真審視這場全球人口革命，並做好充分準備？

對此，觀察者網邀請南開大學老齡發展戰略研究中心的原新教授，圍繞中國人口的現狀與前景，作了一些解讀。本文為下篇，上篇《人口問題的藥方不在人口本身，而是做大經濟蛋糕和分蛋糕》已刊發。

【口述/原新，整理/朱敏潔、廖一恆】

未來的人口機會已經轉型，中國能否利用好？

**觀察者網：**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網絡上討論很熱鬧的一個話題是人口紅利，過去我們過於側重人口數量、廉價勞動力，某種意義上這似乎並不是特別道德的，因為這是藉助勞動力成本低下的剪刀差去獲得經濟增長。但隨着老齡化少子化、人口負增長現象的出現，人們開始擔憂過去經濟發展中所謂的“人口紅利”將不復存在，從未來發展來看，人口學家是怎麼看待“人口紅利”問題的？

原新：關於人口紅利，我很欣慰的是我個人從2014年開始關注這個問題至今，我的觀點被大多數人採納了。

以前有人説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了，甚至還有人給出了人口紅利消失的具體年份。

人口是很重要的資源，是勞動力資源的源泉，是經濟社會發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能動性和創造性的因素。經濟社會發展是靠人推動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是為了人的發展。討論人口紅利，一定要分清楚兩類概念，一個叫人口機會或稱人口窗口（demographic window），另一個叫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

人口窗口或者説機會，是人口學概念，人口紅利則是經濟學概念。人口機會是人口發展或人口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有利於經濟社會發展的人口條件。人口紅利是由人口條件轉化而來經濟產出，如GDP 、國民收入、人均收入水平等等。人口機會不會自動的轉變為人口紅利，從人口機會窗口到人口紅利，推動的中間力量是什麼？就是適宜的經濟社會環境和發展政策，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就業政策。打個比方，你30多歲博士畢業，但走向社會以後找不着工作，那隻能説有條件沒紅利，因為你沒有和生產工具結合，創造不了社會財富和價值。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很多人談到中印人口轉型時，因為印度人口超過中國，所以看好印度的人口紅利。我説你們可能錯了，印度不是人口紅利強，它只是人口機會比中國好。可以説印度未來四五十年的人口結構、人口數量的變化，很像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狀況，換言之，印度具有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採集人口紅利的人口機會，但能不能採集得到人口紅利，這不是中國人的事兒，是印度人自己的事兒。

我一直堅決反對“人口紅利消失”一説，提出“人口紅利轉型”。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快速增加，近乎無限供給，當時勞動力價格還便宜。中國通過開放引進外資、先進技術、“三來一補”工廠，建設世界加工場；對內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多種所有制並存的經濟體制改革，勞動力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努力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和機會，構建了一個以出口型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讓這些不斷增加的勞動力能儘量的充分就業，把人口機會轉變成了人口紅利。最終成果就是，形成近40年的GDP以每年9%左右的速度增長的“中國經濟奇蹟”。

資料圖澎湃新聞

從今往後看，人口機會發生了轉變，勞動力數量開始減少，但規模依然巨大；同時，更大的轉變是高等教育人數在上升。

關鍵是我們健康條件的改善，根據2023年公佈的健康數據，世界衞生組織、聯合國等供給組織公認的衡量一個國家健康狀況的五大指標：平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新生兒死亡率、5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孕產婦死亡率，我國位列中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所有的健康指標都優於中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改革開放40多年國民健康狀況的巨大改善，給技能性、知識性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載體。

在此基礎上，我們看到中國的教育事業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飛速進步。2022年，大學毛入學率達到59.6%，快速跨過精英教育和大眾教育，現在進入普及教育階段，目前累計的大學畢業生已達2.5億人以上，佔總人口的17.6%。

對比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大學學歷及以上人口不到700萬人，佔總人口的0.6%左右。短短40年，我們的高學歷人羣增長如此巨大，現在相當於平均每6個人中就有1個大學生。2019年我國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數超過1000萬，2022年畢業人數超過1000萬，中國進入大學高等教育招生和高等教育畢業“雙千萬”的時代。據估算，根據當前在校學生數量來説，至少能持續五六年以上；而根據適齡高等教育人口規模來算，還能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中國人均受教育年限目前超過10年，本世紀中葉將達到14-15年。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中等職業教育，我稱之為進入“半千萬”時代。現在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的學生將近600萬，想象一下1500萬以上的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人才，能為中國未來發展提供多大的後勁？！

綜上所述，我們的人口質量在不斷提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依然巨大，形成了人力資本逐漸雄厚加人力資源依然巨大的混合型人口機會。

但核心問題在於，能不能充分利用好這樣的人口機會，並不是人口學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社會經濟問題。

現在社會上出現教育、就業內卷等等問題，是因為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在弱化。未來的人口機會已經轉型，在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從過去的經濟高速增長變成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們的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充分就業戰略等一系列戰略就是要保障充分就業，讓既具備素質又具備數量的勞動力能夠充分就業，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才能把新的人口機會變成新的人口紅利。

觀察者網：您前面有一個話講得特別好：人口紅利要靠社會整體發展，能不能轉化為人口紅利是要看我們有沒有意願和能力將人口機會轉變成人口紅利。這兩年社會上的討論似乎把“紅利”這個詞的意思模糊化。

原新：是的，這個詞被過分濫用，“紅利”有它本身的內涵。

關於鼓勵生育，我有三點想法

觀察者網：我們現在提到一些鼓勵生育的政策，其實背後也是跟民生經濟息息相關。從互聯網的反應來看，尤其是對於正處在生育年齡階段的人而言，很多政策像是產假、補貼等等，帶來的效果非常有限，甚至有時反而造成民眾的一些反感。不知您是否注意到這種情況，怎麼看？

原新：其實，生育者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肯定要生育的，有沒有支持政策都會生育；一類是肯定不生育的，有沒有支持政策都不生；還有一類是在生育與不生育之間猶豫的人羣，問題的關鍵應該去問那些正處於生育期，在想生和不想生之間猶豫的人，去問他們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政策支持才願意生孩子。

資料圖中新社

而第三類人是我們做工作的重點人羣。特別是全面二孩政策以後，出台了一系列積極的生育政策，再到黨的二十大提出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可以説在五個方面做了一些努力：

時間支持，延長了產假，設立陪產假和照護假；經濟支持，個人税收減免和生育津貼；技術支持，對大齡孕產婦的產檢、孕檢，以及加快應用一些輔助生殖技術；服務支持，比如普惠制托育服務，在十四五規劃裏面，把每千人達到4.5個託位數寫入經濟社會發展的硬指標；環境支持方面，深入建設友好型社會等等。

我們雖然已經做了大量工作，但還是不夠。一方面力度不夠，另一方面還是沒有真正瞭解年輕人的真實想法。

我自己的感受是文化觀念的改變很大。最明顯的特徵是，從集體主義文化變成了個體主義文化。我現在看見七八十歲的人，我也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過去要生四五個孩子？很多人先是被問住，想了想再告訴我説：“人家都生，我也就跟着生”。

這種從眾化的行為，實際上來源於集體主義文化。過去是孩子家庭中心，一家人甚至一大家族都圍繞着孩子的生養育而運作，今天是自我中心，所有的生活是圍繞着自我展開的，而現在的年輕人都追尋個性化，所以想生的、不想生的、想結婚的、不想結婚的，都可以存在，這個社會也很包容。

第二，生活方式的改變，或者説生存和發展方式的改變。過去低消費、低收入的計劃經濟階段，兩個人組成家庭、養育孩子，維持家庭的正常運轉，孩子多也是家庭經濟利益的體現，對於家庭是有利的。但現在的社會階段，很多年輕人、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條件、就業條件、職業聲望和收入條件都變得越來越好，她完全可以不用依附於別人生活。如今大專、本科、碩士、博士四個層級的高等教育，在校女性比例都超過50%了。

所以，説得通俗點，自己的教育條件、生存條件、生活條件、收入條件都越來越好，越來越穩定，不用依附任何人，都能生存得很好，為什麼還要依附他人、一天到晚為各種瑣事操心？

再者，從生孩子的角度來説，我也問過一些年輕人，人家説生孩子是三輩子的麻煩：自己以及家庭的存在與發展是一代人；生育下一代，生了要負責養大，生養又是一代人；自己把孩子養大後，他們還要生下一代，又要負責隔代照料，又是一代人。自己、兒女、孫輩，這不就是三代的麻煩嘛。

資料圖中新社

第四，生活方式也發生了重大改變，過去由家庭承擔的一些基本功能和發展要素，如生育、養育、教育、經濟、交往、養老等等，隨着家庭人口減少、代際結構變化，延續這種功能的人口基礎已經瓦解，於是才有了改革開放以後提出的社會化服務。

你想，家庭功能、生育功能、教育功能、養育功能、養老功能等等這些原本由家庭承擔的功能，到現在，家庭結構慢慢支撐不了了，但這些功能不可能消失，所以就外化到社會化服務，這些服務是需要的。但就目前而言，社會化服務尚未完全能夠替代過去的家庭發展功能，還存在較大差距。

再往前走，隨着社會發展、科技進步，人們曾經追求的東西和現在追求的也不一樣，這些方面都在發揮綜合性作用。

中國目前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並不是非常發達的經濟體，各項公共政策仍有待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剛提出一兩年，像西方發達國家、即便是一些北歐國家人均GDP10美元以上，家庭生育支持投入已佔GDP的3%左右了，也只能維持1.5-1.6的低生育率。而相比它們，我們現在的投入微乎其微。

所以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問道與當下正處在生育期的年輕人，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政策加持下才願意生育。

此外，對於政策本身的解讀，有人認為三孩政策基本沒有成效，這毫不奇怪，因為全社會願意生第三個孩子的人本來就很少。

當然，要知道提振生育率的道路漫長而曲折，這是發達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的，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政策準備、經濟準備。

觀察者網：就這點而言，我們是不是首先應該關注“從零到一”的突破？

原新：確實。不過，我可以再給你另一個數字。

人口學中還有一個概念叫孩次遞進比（parity progression ratio），其意思是如果把婦女的生育視為一系列相互關聯的時間，從婦女出生、結婚到第1孩次生育、第2孩次生育……的遞進過程來觀察婦女的生育水平。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計算結果，生第1個孩子的遞進比為88%，生了第1個孩子再生第2個孩子的遞進比是45%，生了第2個孩子再生第3個及以上孩子的遞進比為5%。

也就是説，平均100位婦女中有88人生了第一胎，約40人生育了第二胎，只有不到2人生育了第三胎及以上。所以，我一直強調一孩、二孩是中國保持出生人口規模上升的基本盤，把一孩和二孩生育抓好才是提振生育率水平的牛鼻子。

中國分年齡段的生育率WIND，中泰證券研究所

觀察者網：對的，談論人口問題，不能忽略背後的社會發展過程，兩者之間必須是相互匹配的。

原新：對，我對鼓勵生育的態度比較綜合性。從宏觀戰略上，我提出三條想法。

第一，以增進民生福利的事業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民生是人民幸福之基，社會和諧之本，不能因為生了孩子影響民生改善，這肯定是事與願違的。

第二，要用整體性思維來健全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生育是家庭、社會、政府共同關注的重大事項，它需要全社會的參與。但現在我們社會上有時會形成一種觀念，彷彿一提生育，就去找衞健委；一説養老，就找民政部。單靠某個部門或某幾個部門去振興中國的生育率，去做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那是難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的。

生育這件事和衞健委、和教育部門當然關係密切，但財政、住建、文旅、發改委等哪個與之沒有關係呢？所以，我一直強調，這是全社會的系統性工程。

第三，要用社會公共政策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生育支持政策體系是社會公共政策的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應該是公平的、公正的，同時必須儘快落實國家層面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現在很多基層搞創新自下而上，鼓勵基層創新，這固然很重要；但是，國家自上而下的指導和規範也是很重要的。中國是個大國，區域差異性很大，地方創造的做法的普及型和通用性往往受到挑戰。所以，一定要上升到社會公共政策的高度。

户籍制度改革，能否緩解人口問題？

觀察者網：如果説您上面提到的若干條建議是宏觀層面，那麼想問一個比較短期的問題，也是最近大家討論比較多的户籍制度改革問題。其實，大家無論是討論人口還是户籍，背後都跟大家最關心的社保或養老金問題密切相關。如果考慮人口存量、且短期內無法解決更大的人口增量的背景，那麼可能需要一個更加有效的調節機制，比如由於中國人口分佈和出生率所呈現出的地域特點，是否通過人口流動的角度來解決和人口聯動的制度性問題，比如養老金等，而想要人口更加自由的流動，那麼就涉及户籍制度改革，您從人口學的角度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原新：首先，中國的户籍制度正在一步一步往前推進，這是事實。現在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基本放開落户，仍有限制的主要是超大城市。户籍制度本身在開放，而且開放力度不斷增加，但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的深化改革。

第二，中國的户籍制度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它承載着城鄉二元的福利制度。這裏需要落實的就是我們呼籲很多年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那麼，在户籍制度沒有完全改革到位的情況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有沒有均等化的可能？比如，作為流動人口到了上海，已經在上海定居工作10年，孩子上學能不能享受上海的待遇？各項福利、住院、醫療等社會保障能否享受當地待遇，這是問題的關鍵。

資料圖

為什麼超大城市仍有限制，那是因為城市太大了。那麼反過來，中小城市、大城市放開落户了，尤其是小城市，為什麼落户的人很少？原因很簡單，農村的土地福利還在，免費的宅基地、自留地還在，那是根所在。如果今後土地流轉等制度改革不到位，那麼户籍制度改革也很難到位。這是我們要看到的一點。

現在中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程度約為66.2%，但是户籍人口的城鎮化水平約在50%上下，二者的差距就是流動人口人動户不動或者人動户難動所造成的。再過三五年左右，可能會有10億以上常住人口在城市，農村人口降到4億以下，所以中國城鎮化還在不斷推進，我們的城市化目標是到2030年達到70%。

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鄉村振興戰略落實、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是和户籍制度改革連在一塊的。僅談户籍制度改革，而忽略了土地制度改革、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區域協調發展，那是行不通的。

觀察者網：是的，不久前二十屆三中全會結束之後，社會上對於户籍制度也有了進一步的期待。

原新：中央已經提出“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的現代化”，“健全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等都是關注得重點。

我自己的總體感覺是，關於教育內卷、房價、生育等等議題，媒體還是應該公正、公平、科學的報道，儘量減少一些過於情緒化的東西。比如離婚、生育，現在要讓我用數據來判斷的話，中國年輕人結婚的還是比離婚的多的多，結婚的遠遠多於不婚的，結婚以後生孩子還是遠遠多於不生的，結婚以後幸福的家庭也遠遠多於不幸的家庭。

但為什麼網上負面的東西會這麼多？這可能是有抓眼球的東西在裏面，這些內容更容易受到關注、傳播，而傳播的結果就是放大焦慮。

所以，我覺得我們既不必用放大鏡、也不要用顯微鏡去觀察這個社會，就用正常的眼光來看待就行。有偏差是很正常的，但不能有偏見，更不能別有用心。當然，這些在自媒體時代很難控制，所以我們要不斷呼籲。

觀察者網：確實，就像您今天羅列了很多具體數據，比較全面地讓大家認識到一些社會發展規律性的東西，但在互聯網傳播中總是無法避免一些斷章取義或是春秋筆法等等，就像如今網絡上非常對立的性別問題等也是如此。

原新：關於性別平等，聯合國的提法是男女平等不等於性別平等，因為我們還要尊重男女性別之間的一些差異。此外，從性別平等本身來説，還包括社會性別的平等和其他性別的平等。

我自己也總結了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從宏觀和微觀層面，將性別平等分為社會性別平等和家庭性別平等，同時按平等程度劃分了三種類型。

我個人認為，社會性別不平等，家庭性別也不平等的環境，想要提振生育率是很難的，因為那還是一個男權社會，女性很少有家庭決策的權利。

而性別平等的改造過程一般會經歷三個階段：從社會性別不平等、家庭性別不平等，到社會性別平等、家庭性別不平等，最後達到家庭、社會性別都平等。

在第二類情況下，社會性別平等做得很好、但家庭性別平等做得不好，要提振生育率也是比較困難的，這樣的環境維持男主外，女性主外提升但主內依然存在的情形，女性生活和工作的責任和任務是加重了。説的通俗一點，就是在外面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平等，但在家裏還是男人説了算，所有家務還是女人承擔，那你想，在外面工作掙錢我們都平等了，在家裏還有高低，哪個女的願意生孩子？

如果社會性別平等和家庭性別平等都做得很好，那麼提振生育率是有空間的，這也是北歐很多國家的經驗，男女既能公平的分擔社會責任，也能同時承擔家庭責任。只有在外面就業、薪資平等了，在家裏共同承擔家務、撫養孩子也平等了，提振生育率才有希望。

觀察者網：提振生育是一個系統性工程，不僅是社會，也體現在個人、家庭層面，靠單方面是很難完成這個目標的。另外，您前面説的一句話也特別重要，關於老齡化問題，首先得把這些老齡人口看作是一個人，要從人的角度去看待這些問題。它首先關乎到個人，然後是家庭，是社會，這跟生育其實也是一樣的。

原新：對老年人要有正確的判斷。他們首先是社會資源、社會財富，別把他們當成包袱。

比如，60-69歲的低齡老人，93%以上都是健康的，將來落實自願、彈性、漸進式延遲法定退休年齡，不就是延遲這批人嗎？所以要看到這個羣體內部的差異性，而差異性本身就藴藴含了機會和挑戰。

觀察者網：談人口問題、生育問題，其實整個社會的觀念也要有所改變，不斷提升認知，這很重要。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