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江波：鋤奸“打狗”、保衞組織，他曾被鄧穎超稱為“第一特務”
guancha
這是一位不同尋常的共產黨人，他的經歷獨特而傳奇，每一次的人生轉軌都出乎意料，每一次的偉業功成都令人讚歎。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李強。
李強，原名曾培洪（1905-1996），是中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科學家和經濟專家。從上世紀20年代在武漢和上海與敵展開驚心動魄鬥爭的中央特科主要成員，到30年代初在蘇聯通信科學院成為科學家，再到抗戰時白手起家開創我軍軍工事業的軍工局局長和延安自然科學院院長，李強在各個時期各種生疏的崗位上都為黨作出了突出貢獻，毛澤東主席為其題字：“堅持到底！”
新中國成立後，李強又被中央委以重任，先後在廣播事業、中蘇合作、對外經貿、抗美援越、改革開放等眾多方面作出重要貢獻，1955年即被評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他是一個一生不違黨命、不講條件、不畏艱難服從黨的需要，而且把各項開拓性事業都做得出色的多面手；是勇於開展新工作，善於打開新局面，最終取得勝利的一把利刃。
在國慶75週年之際，觀察者網刊發《匕首之刃——李強傳》一書書摘，以此紀念為中國革命和新中國建設作出卓越貢獻的先輩。
【文/劉江波】
軍委特科最有戰鬥力的機構，非特務股莫屬。
原海關總署副署長宿世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宿世芳曾任李強的秘書——筆者注）曾親耳聽見鄧穎超把李強稱為“第一特務”。當時宿世芳很吃驚，後來才知鄧穎超之所以這樣稱呼李強，是因中共中央的第一個特別事務科是軍委特科，特務股股長是李強。這個位置如匕首之刃，是最先見血的部位，故有“第一”之説。
1927年5月，李強因上過大學、研製過炸藥和手榴彈以及對三教九流比較熟悉等經歷被中共中央急調武漢，擔任軍委特科特務股股長。此時的李強早已不是曾家老宅的“曾少爺”，也不是那個手拿小紙旗，與老師同學在街頭遊行示威的激進青年。現在的他經常往來於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當他目睹革命領袖與工人代表在同一個餐廳就餐，全國青年的偶像同普通青年像朋友一樣促膝交談時，他心中激起的不僅有蓬勃熱情，更有沉甸甸的使命感。
初到武漢的李強，最緊迫的任務是“鋤奸”，即懲處共產黨的叛徒和國民黨奸細，人稱“打狗”。這是關係到共產黨能否在武漢生存下去的頭等大事。
李強曾説，軍委特科特務股是做“紅色工作”的，是“紅色恐怖隊”，我是軍委特務科的特務股股長，就是搞“打狗”的，有人説你們打狗打多了，我説不一定，因為叛徒非常危險，碰到叛徒，我不殺他他要殺我。他還説，叛徒熟悉共產黨的活動規律，出賣組織，出賣同志，出賣靈魂，起到公開的敵人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叛徒是鑽入我們營壘中最兇惡的敵人。李強還多次説，被叛徒出賣的、後來多數被殺害的同志曾在黨內處於領導地位，他們的不幸犧牲給黨的事業帶來了重大損失，叛徒對共產黨威脅最大，因此，我們對叛徒的懲治是毫不留情，絕不手軟的。
李強（1905-1996）
關於奸細，則來自幾個方面。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蔣介石曾在漢口設立秘密機關，派出大批奸細收買武漢國民政府官員，一旦收買不成就對其實行“顛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蔣介石的奸細們將眼光轉向共產黨，加上長沙許克祥也不斷向武漢派奸細，就使共產黨不得不在對付黨內叛徒的同時，還要同蜂擁撲來的各路奸細作鬥爭。
當時的武漢還集中了德、英、法、日等國的眾多諜報人員，他們以記者、外交人員、商人等公開身份為掩護，潛入武漢三鎮，破壞共產主義運動，摧毀中國革命的正義力量。他們爾虞我詐套取情報，使武漢的幾乎每條街巷都暗藏了波譎雲詭的諜戰。當時的蘇聯高舉共產主義運動旗幟，正帶領各國共產黨及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人民全面開展着一場波瀾壯闊的反帝反霸鬥爭。其中一條十分重要的展現，就是由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秘密行動部對外局、紅軍總參謀部情報總局以及共產國際下設的國家聯絡局等不同系統，分別向武漢派去大批情報人員，並指導中國情報保衞機構同帝國主義國家的間諜進行殊死較量。
軍委特科曾實施過兩次“涉外”鋤奸行動，第一次就出師不利。這不能不提到蘇聯叛徒尤金·皮克。
皮克是蘇聯國家政治保安總局駐中國軍事政治使團工作人員，鮑羅廷的助手。1927年5月中旬，皮克偷了鮑羅廷的日記本和幾份機密文件賣給一名法國領事，於是，共產國際決心幹掉他。接受任務的是張浩（林育英），具體行動由兩名武漢工人糾察隊隊員負責執行。
狡猾的皮克被約到一幢小洋房裏。看到等待他的是兩個工人糾察隊隊員，皮克立刻意識到落入圈套了，拔槍便逃。一個糾察隊員連子彈都沒上膛衝上去就打，但皮克已竄到窗台上。另一個糾察隊員亮出匕首撲過去，劍光閃動間，皮克頭部負傷血流滿面。他跳下窗台嘶聲怪叫，跑向鄰街的院牆下翻過去，引來幾個路過的外國人圍觀。兩名糾察隊員見已無法繼續實施刺殺任務，只得飲恨撤退。
皮克被送到外國人在武漢開設的醫院治療，後來乘坐日本兵艦逃到上海，又逃到日本，還出版過一本書名為《鮑羅廷之罪惡》的書，封面有他穿日軍軍裝、挎手槍的照片。二戰爆發後，皮克為日本海軍情報機構工作，後來又幫德國人蒐集情報，還幹過許多詐騙和敲詐勒索的無恥勾當。不久，德國人懷疑他同時也向中國出售德國情報。於是有一天，皮克被人發現“暴斃”於上海的一家醫院。
皮克劣跡斑斑的情報掮客生涯足以令今天的影視編者炮製幾十集狗血劇。他之所以如此狂傲，就是自以為本事大，蘇聯情報機構都奈何他不得，更別説中共了，完全不在其眼裏。然而，一名英國軍情五處的間諜就沒有皮克那般幸運了。
英國軍情五處——不列顛情報機關“三駕馬車”之一，國際情報界最推崇的老資格間諜機構。一戰後，英國軍情五處將紅色蘇俄看作大英帝國最危險的敵人，發起了專門針對蘇俄的冒險性行動。
也是在1927年五六月間，共產國際獲知某英國間諜向一名蘇聯情報人員套磁，搞走了很多重要情報，若不及時採取行動，後果不堪設想，遂決定幹掉英國間諜。軍委特科情報股股長“董胖子”接受了任務。他找了—條船，和一個蘇聯情報人員一起約英國間諜遊長江。船行江心人不知，刀一捅，腳一踢，不僅解決了人，還繳獲了一支槍。李強剛到武漢就參與了這起鋤奸行動的掃尾工作，為了防止那支雙筒鳥槍在武漢露面，引來英國軍情五處順藤摸瓜的報復，李強將槍秘密帶到上海交給了組織。
李強反覆研究了上述兩次鋤奸一次成功、一次失敗的經驗教訓。
“董胖子”在擔任情報股股長之前，曾任國民政府武漢三鎮偵緝大隊隊長，鬥爭經驗豐富。他對英國間諜做了充分了解，掌握其作息規律，接下來結識他並取得信任。他的工作節奏看起來不緊不慢，其實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周全，時間、地點也選擇得當，使英國間諜最終喪命於中共與蘇共兩位年輕情報人員的聯手行動。這個鋤奸結果“簡約”得令人難以置信，實際上過程很“豐滿”，可謂“功夫在詩外”。
而刺殺皮克選定的時間、地點均不理想——人來人往之時，鄰近大街之地，既不利於事先隱蔽，也不利於實施行動；行動人員未做好功課，對皮克缺乏瞭解，別看他“面孔蒼白”，屬於“惡病體質”，實際上腿腳頗有功夫，反偵察經驗也很豐富。還有一條教訓特別深刻，就是年輕的工人糾察隊員訓練不夠，遇事慌張。看來鋤奸行動不僅要膽大心細、槍法熟練，必要時得親自動手——這至少是李強後來多次獨自完成鋤奸任務的重要動因之一。
李強的工作既危險又艱苦，不僅要有高度的忠誠，還需具備勇氣、智慧和卓爾超羣的行動能力。為此，他用上了全部心思。當時的特務股除了他，只有三個人。一個叫蔡飛，又叫餘德富，外號“老白臉”，曾與顧順章一起在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做工，擔任過“打狗隊”隊長。另一個叫陳蓮生，又叫張阿林，外號“小白臉”，原是上海先施公司學徒。還有一個叫王竹樵，武漢紗廠工人，參加過武漢工人糾察隊。李強説，就是這三個人，有時加上臨時調派的人員，乾的是“武”的，不是“文”的。他還説，我去了以後，在武漢那邊也幹了幾件事，“事情有許多是我在那裏搞，搞了幾個”。
無疑，李強是軍委特科特務股鋤奸行動的主力。
1927年7月底的一天，有兩個奸細從上海跟蹤到武漢找顧順章。要顧順章給他們好處，否則就“不客氣”，還威脅李強説要“劈殺儂”。於是顧順章設計騙他們説，要帶他們某地去當連長。兩人信以為真，就跟着特科的人去了。半路上，在一個荒僻的地方，兩名奸細被處決。事後，顧順章輕描淡寫地向領導彙報説，那只是兩個“小流氓”。
1970年，李強首次開口談起了在武漢的鋤奸行動，他説：
我奉命清除他們（叛徒）。我帶了幾個人，把他們騙到小船上，在江中將他們殺死，投入江中。這樣的事搞過好幾次。還有好幾次是到人家家裏用手槍打死。在上海也這樣幹過。
至於李強説的搞過好幾次究竟是幾次？他帶去一同完成任務的幾個人都有誰？那些叛徒、奸細以及顧順章説的那兩個“小流氓”的真實身份是什麼？等等，我們暫且將這些疑問都置於一邊。要緊的是李強乃一介書生，自身稟賦本不在打打殺殺，可他不僅沒日沒夜地接受並執行特殊任務，還親自參與鋤奸；不僅面對兇惡的敵人時無所畏懼，而且凡出手必有“斬獲”。這好像是悖論。他是怎麼做到的？他究竟經歷了什麼？
這還需回溯李強奉黨之命從常熟秘密潛回上海的1927年4月14日，那正是蔣介石突然宣佈反共、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第三天，當時，國民黨右派指使軍警特務夥同上海青幫流氓大肆追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人羣眾，上海正處於慘烈的白色恐怖之中。
那一天令李強終生難忘。在光天化日的大上海，他目睹了什麼是慘無人道。在前往租界的大街上，他看到了浸泡在黑色血泊中的被害者屍體；他為迎面跑來的逃命者閃出求生之路——卻全然不知此人是共產黨人還是無辜平民；一轉眼又見一羣五花大綁的人被押過來，槍聲驟然響起，李強的心劇烈顫抖，眼中噴火，牙關緊咬，迅疾地從馬路刑場脱身……
荷槍實彈的劊子手和密密麻麻一字排開的槍口，慷慨激昂的口號聲、無比憤怒的咒罵聲，還有從彈洞裏恣意飛濺、汨汨流淌的志士仁人的鮮血，一幅幅血雨腥風的場景在李強心頭永遠定格。不斷傳來熟悉的同志被捕犧牲的消息。無數鮮活的生命，轉瞬之間就被屠殺！
李強是書生之後，深以氣節、忠孝、廉恥為重。在私塾、小學、中學、大學裏，他總是讀書到哪裏就思考到哪裏，不僅積累了科學知識，還認識到社會發展的最終走向。走進棚户區後，他深刻洗滌內心，痛恨階級壓迫，更痛恨泯滅人性的暴戾罪行。如今，在水火不容的階級鬥爭中，他逐步鍛鍊成為一個具有堅定理想信念的共產黨員，並保持着古道熱腸和嫉惡如仇的性格。
面對國民黨反動派令人髮指的暴行，李強的心無法平靜，他震驚，憤怒，沉重的喘息和壓抑着的悲憤填滿胸膛。面對殘酷的現實，每一個革命者都不可能無動於衷。年僅22歲的李強當時還不可能預見到，距離大屠殺僅過去三個多月，共產黨就在血雨腥風中擦乾身上的血跡，掩埋同伴的屍體，重新站立起來，義無反顧地在江西南昌打響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從此走上了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在眼下，年輕的共產黨員們確實面臨着從未遇到的險惡環境和嚴峻考驗：革命的前途在哪裏？
在共產黨人血流成河的至暗時刻，很多人信仰動搖選擇逃避；也有人消極沉默灰心喪氣；還有的貪生怕死屈膝背叛。同時，也有書生在血泊中變成勇士，有凡夫在逆流中成長為英雄。忠誠與背叛的兩極分化，堅持革命還是反對革命，歷史留給人們多少關於人生抉擇的啓示！
“四一二” 反革命政變，被捕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羣眾。 資料圖/新民晚報
李強初衷不改，全心全意要為自己認定的信仰奮鬥，不管征途上會有怎樣的煉獄之火，哪怕流血犧牲也在所不辭。今天回頭再看，人們對李強的選擇給予了讚譽，因為共產黨人的革命畢竟勝利了。但只有瞭解那段最殘酷歷史的人，才能對處在看不到未來的特定關口的李強們感同身受，從而對這批老一輩共產黨員不懼犧牲、前赴後繼革命到底的堅定意志肅然起敬。
在關乎生死存亡的非常時刻，不殺叛徒不足以保護組織，不施雷霆手段很難殺掉叛徒。血的事實使李強警醒，“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對敵鬥爭勇氣就這樣被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給逼出來了！
李強認為，並非凡是叛徒都得處置。一是叛徒太多，都殺了也不能有效保衞黨的組織；二是為避免招致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報復。有的共產黨員被捕後投降了，但未泄露重要機密，只是“退出政治”當老百姓，這樣的人何必打擊？有的叛徒對黨沒造成什麼危害，就讓他跑吧，算啦！
有的黨員投降後又回來找組織，願為共產黨工作。在李強看來，這種“兩頭通吃”的人，論操守，確與堅守氣節的英雄無法相比，但按照共產黨的政策，也不應將其作為處置對象。因此，鋤奸行動聚焦於投降敵人、出賣組織，死心塌地為國民黨軍警憲特機關做事，且後果極嚴重的叛徒。
李強膽大心細，每逢執行任務總要精心制定預案。數學優勢使他的預案有如演算公式一樣周密，包括時間、地點、着裝、武器、方式以及撤退路線等等，所有細節無一遺漏，有時他還親臨現場仔細勘察。他的機警與思慮周全，使得在與鋤奸對象接觸時，對方都想不到迎面而來的這位温文爾雅、書生模樣的人會是“殺手”，因此都未加戒備。於是，狹路相逢的瞬間，李強就以果斷迅疾的手段要了叛徒的命。
需要説明的是，李強致叛徒於死命的武器往往不是槍（槍通常用於自衞），而是匕首、繩索，甚至“千張”（豆腐皮），有時只是一副鐵拳，所以“動靜”都不大。出手則乾淨利落，全身而退，從未留下隱患。
1927年夏天，國民黨對共產黨人的新的大屠殺一步步迫近。共產黨也集結了以九江、南昌一帶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葉挺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和朱德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軍官教育團共約兩萬餘人準備舉行起義。此時，李強的任務除了及時懲治叛徒外，還有為起義籌集武器、錢款以及擴充軍事力量。
南昌起義前，國民革命軍幾乎每個師都配有兩名蘇聯顧問。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蘇聯顧問們都被解除了職務並被要求立刻離開武漢。行前，其槍支都秘密交到李強那裏。還有一些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和士兵攜槍出走，也把槍交給共產黨。李強把各種渠道蒐集來的整箱整箱的槍支藏在住所地板下，請一兩個同志幫忙，搭船將武器送到葉挺所部的黨代表顏昌頤那裏。後來李強感到人多容易暴露目標，就自己冒險送去。李強還用國庫券買了大量銀元用於起義，他曾回憶道：
……所以，我們銀元就搞了五六萬。當時，五六個國庫券才買一個銀元，買來交給軍隊。所以很重要，我們要幹。蒐集槍支，我們也幹，我們一皮箱一皮箱，手能提得動的箱子，搭船擺渡到武昌，送到二十四師司令部。曾經有一二個人幫我，但主要是我搬拿的，統統送到二十四師，給軍隊裏用【1】。
半個世紀後，南昌起義重要骨幹彭幹臣（南昌起義後任南昌公安局局長兼衞戍司令）之子彭偉光才知道，其父親在起義前從武昌前往南昌時曾攜帶了用於起義的一大批武器彈藥和50箱銀元，就是李強所秘密籌集的武器和“銀元就搞了五六萬”中的一部分。
李強還秘密推薦了多名進步青年到葉挺部工作，並爭取到國民革命軍其他部隊的某些團長、營長支持共產黨，帶領部隊向南昌集結。
此時的武漢不僅暗流湧動，經濟形勢更是急轉直下。由於蔣介石勾結帝國主義列強控制了全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上海，強令各家銀行停止與漢口的銀行間往來，導致武漢經濟全面崩潰。物價在一週內上漲百分之五十，囤積居奇嚴重，生活必需品匱乏；商鋪、工廠歇業、倒閉，失業人口及家屬佔了全市總人口的三成多。由於貨幣貶值，“國庫券”被視為灼手之物，現金、銀元、銅元幾近絕跡。沒有銅元就不易找零，每購生活必需品得付一元，人民苦不堪言。加上有士兵強以“國庫券”向人力車伕換取拉車所得銅元，遭到拒絕後就暴打併拘送數名車伕，更引發了武漢市8000名車伕抗暴和總同盟大罷工，連日上街遊行。
急劇的變化使投奔武漢的一萬多名各省革命者陷入深度困境，很多人連吃飯住宿都成了問題，有的甚至貧病交加流落街頭。不僅如此，幾次北伐戰役中負傷的數萬名傷兵也湧進武漢，處境同樣艱難。共產黨更是難上加難：安排流亡者和鋤奸行動需要錢，發動起義、堅持鬥爭更需要錢！
李強奉命籌措大量經費。常用的辦法行不通，他得獨闢蹊徑。
武漢的夏季悶熱難耐，李強緊閉門窗、赤膊上陣，搜腸刮肚地回憶學過的數理化知識一一梳理、歸納演算，寫滿公式的舊報紙堆滿了桌面、牆角。他還認真研究武漢三鎮各間銀行和交易所的情況。李強對交易所並不陌生，早在上海時就去看過，弄清了交易所裏雖有人買空賣空，但主要還是“買實賣實”。1985年5月30日，李強在給中國技術進出口公司華中分公司作報告時説，我20年代在上海也搞過交易所，我私人幹，每天掙五塊錢我就可以過一天了，沒有問題。
摸透金融黑市的規律後，李強在前花樓街的路邊支起一張小方桌，專門調換鈔票。他看準行情，把“國庫券”兑換成“中央票”，再調成銀元或“上海票”，行情好時就將“國庫券”直接調成銀元或銅元。他買進賣出很順利，索性放開手腳大幹，終於籌到大量銀元和銅元。得知江北銀行的兑換率高於江南，他就租一條小船，帶了幾個同志用麻袋裝銅元，一趟趟運到江北去換銀元，果然增值不少。
李強籌集的另外一部分款項來自於農民運動。
北伐戰爭極大推動了湖北農民運動。到1926年底，湖北農協會員激增到20萬人，農民自衞隊遍地開花。尤其是湖北南部“打土豪”的力度最大，組織起來的農民根據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紳的罪行大小，分別採取清算、罰款、沒收、遊鄉、關押、驅逐、槍斃等形式予以堅決打擊，其中不少被沒收的金銀被秘密送到李強住處。
李強搞來噴火槍和坩堝，將金銀熔鍊成錠，連同後來處理的中央機關用房（包括陳獨秀住處）和車輛退租或轉賣收入，一部分移交武漢地方黨組織，銀元和槍支給顏昌頤帶到南昌，還有一部分作為活動經費交給中央。這給他帶來巨大的成就感，更覺得當初選擇讀大學工科的正確——他為自己能用學到的知識為黨作出特殊貢獻倍感欣慰！
1927年7月，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江浙區委組織部長兼江浙區委軍委書記趙世炎因中共江蘇省委原秘書長韓步先的出賣而被捕，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在趙世炎家中搜出一萬多元。這筆錢就是李強籌集的一部分黨的活動經費。李強為革命領袖的被捕犧牲和黨的鉅額經費的損失而萬分痛惜！【2】
1927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爆發後，在南京的蔣介石和在武漢的汪精衞調兵遣將圍攻南昌，企圖將革命隊伍扼殺在搖籃裏。面對嚴重的形勢，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決定按計劃撤離南昌，南下廣東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南昌起義後，中共中央決定遷回上海，李強奉命留下做“收容”工作。他在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羅亦農的領導下，同戰友們一起採取各種方法同國民黨反動派鬥爭。
李強常帶幾個潛伏在國民革命軍的同志穿軍裝攜槍上街，每遇國民黨右派組織街頭演講時，他們就朝天放槍。幾十年後，李強將此稱為早期共產黨人的幼稚之舉，就像受人欺侮的小孩子當街泄憤。但在當時的武漢，槍聲還是有效地震懾了國民黨右派，後來就不敢單獨跑到大街上蠱惑羣眾了。
南昌起義總指揮舊址——原江西大旅社。
一天，李強在街上碰到中央軍委組織科科長歐陽欽。李強與他曾在一座樓裏辦公，彼此非常熟悉。但在白色恐怖下的武漢，他倆未敢打招呼，只是在擦肩而過的瞬間都從對方眼中看到了堅毅與頑強，知道還有不少同志留在武漢堅持鬥爭。後來得知歐陽欽的任務是與找不到組織的同志取得聯繫，李強就介紹了幾個家鄉來的青年給他，由他負責送往共產黨掌握的軍隊。
留守期間，李強還與梅寶瓚建立了情報工作關係。
梅寶瓚是北洋軍閥政府國會議員。1911年10月9日，孫武在漢口寶善裏試驗炸彈火藥時不慎引爆被俄國巡捕偵破。千鈞一髮之際，梅寶瓚急赴武昌起義總指揮所報告，由此促成了起義的提前。北伐勝利後，這位辛亥革命老英雄隱居湖北家中。
李強在上海學聯時就認識梅寶瓚的兒子梅中林、堂侄梅龔彬（字電龍）。梅中林與梅龔彬都是五卅運動積極分子，並在那個時期加入共產黨，梅龔彬還被譽為上海學聯五卅“五虎將”之一。後來，梅中林成為中共武漢地區負責人，梅龔彬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二師政治部主任。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梅中林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梅寶瓚住在日租界，妻子是日本人。李強利用其特殊身份從日本人那裏獲取情報，這些情報大多具有重要價值。他每隔一兩天去梅家取情報，每月還給梅寶瓚送去兩百元生活費補貼家用。
同期，李強還被賦予培訓新手的任務。後來他回憶説，“在武漢，我們臨走時訓練過幾個人”。他記得其中有個青年叫陳聲煜，曾與鄭超麟一起赴法國勤工儉學，後轉赴蘇聯莫斯科留學，回國後被羅亦農派到李強這裏實習。李強領着陳聲煜帶槍“行走”，走了好幾條街才回到機關。起初，陳聲煜很緊張，在李強的幫助下他很快就勇敢起來。後來，陳聲煜接任中共湖北省委軍委負責人，李強返回上海後，陳聲煜又接替了李強移交的善後工作。1928年5月，陳聲煜因叛徒出賣被捕，犧牲時年僅28歲。
李強的“收容”工作還包括把中央機關人員安全送回上海，把能帶回的物資也盡數帶回。這項任務艱鉅，責任重大，既需細緻又面對危險。當時，中共中央的重要人物都乘坐英國祥泰木行的貨輪，經水上秘密交通線返回上海， 具體事宜均由李強與舵工操辦。李強只知道“祥泰”號不賣票，不載客，舵工是共產黨員，寧波人，姓陳，但不知真實姓名，因為出於工作紀律的要求，是不準打聽的。李強回憶：
我們的同志坐客輪行嗎，坐客輪人家要認出你的啊，逃也逃不了，所以作為他的朋友，坐他的船，他這裝木材的船，又不要買票。在上海裝了一船鋸好的木條，裝運到武漢，然後再回去裝。所以，沒有什麼人來過問的，在他的船上，我們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重要的東西送到了上海，甚至連痰盂（這不是笑話，是事實）都搬到了上海【3】。
從1927年到1931年，舵工老陳承擔了多次人員和物資的轉運任務。周恩來、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等人都搭乘過“祥泰”號，顧順章護送張國燾等人前往鄂豫皖根據地也是乘這條船。老陳還經常接濟困境中的共產黨員。後來，老陳因顧順章的叛變而被捕，這條水上秘密交通線就完全中斷了。
如今，距離共產黨人絕地反擊的歲月已經過去了80多年，作為軍委特科創建者的結局，也各不相同。
李劍如護送鮑羅廷抵達莫斯科後留在蘇聯學習，1930年回國，同年9月在湘鄂西根據地肅反擴大化中被錯殺。中共七大時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秦青川於1929年2月在四川老家病逝。新中國成立後，當地政府為他樹碑，碑題為：“革命烈士秦青川之墓”。
曹汝謙於1929年11月被捕犧牲。新中國成立後，當地政府為他建造烈士紀念碑，徐向前元帥親筆題寫了碑名。
董醒吾於1927年7月1日在上海被捕，被判有期徒刑兩年。獲釋後創辦“學友圖書社”，編印發行教科書及教育掛圖。1946年8月，他在上海山東路（今山東中路）中保坊201號創辦新魯書店。20世紀80年代病逝。
李強以及蔡樹彬、陳遺、胡孑、楊福林等人歷盡坎坷，迎來了新中國的誕生。
大浪淘沙，清濁分流，忠誠與背叛如影隨形。複雜多變的人性，你死我活的鬥爭，有人中途退出，有人背叛革命。如顧順章、蔡飛、陳蓮生、王竹樵等人，在革命途中成了可恥的叛徒，遺臭萬年。
無疑，那些堅守理想信念的人們，不管是犧牲的，還是倖存下來的，都是英雄。英雄不問出處，但應知歸處。人民應該記住他們。
註釋：
1、參見1981年1月17日李強《講白區鬥爭》
2、參見1982年3月5日《李強同志與鄭超麟同志座談記錄》，沈憶琴記錄。
3、參見1981年1月17日李強《講白區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