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舟：特朗普定會對華出重拳，我們做好自己就能立於不敗之地
guancha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特朗普贏了，而且是在號稱近幾十年來最有懸念的大選中贏得毫無懸念。
如今的懸念已變成一小一大，小懸念是：他能否度過接下來兩個月，順利就職。不過這個懸念已隨着民主黨的承諾被進一步沖淡。大懸念則是：他會如何出招，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帶來什麼影響？
我曾在上月與晨楓老師聊天時提過，“如果美國國內真能順利完成本次權力交接，各方利益居然能這樣達成默契，那麼美國以外的世界反而要大亂”。
對此，我們不必再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高層也看得相當明白。本屆美國大選不管是誰上台都不會改變對華打壓的態勢，無非是具體方式的不同。
深化貿易戰，並將其與科技戰、金融戰相結合，絕不只是特朗普及其團隊挑動矛盾、撈取政治資本的需要，也是對自己基本盤的交代，更是如今拒絕正視自己內部矛盾、拒絕實實在在對其國內生產關係中出現的問題進行改革後的必然選擇。
退一步説，即使小懸念真的被觸發，明年1月20日站在華盛頓宣誓的那個人不是特朗普，新來者依然會照着這個設定好的路徑開局，無非就是整合內部的能力區別，以及由此帶來的政策強度差異。
看過筆者撰寫的系列文章的朋友都知道，基於美國政黨輪替加速這個大前提，筆者個人認為特朗普當選會是“兩害相權取其輕”。這説明，特朗普是一“害”，並且在短期、局部的烈度上會強於哈里斯。如何化害為利、轉危為機，還是要靠我們自己。
也有一種傳播比較廣泛的觀點，認為相比特朗普，建制派政客的確定性會更高。但筆者認為不然，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同樣也是在相互轉化的。華盛頓傳統建制派政客這些年在短期利益面前時不時會出現“散光”，造就彩虹那樣斑駁迷離的價值觀，試圖拉攏盟友組織“小院高牆”，無論是議題還是受眾的廣度，同樣會造成不確定性。而特朗普不管其“交易的藝術”如何變招，本質上追問的無非是一個“who pay it”（誰來埋單），他的不確定性在於突破了傳統政治規則，但理路反而更清晰。
從大方向上，筆者從不懷疑我們最終一定能剋制特朗普，但也相信他短期內來勢洶洶的程度可能會遠超其第一任期，給我們造成相當大的壓力。只是他的招數對人對己都不是建設性方案，本質上就是“七傷拳”，只要我們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事情，度過最初的壓力後反而會打開更廣闊的空間。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內部凝聚力可能會更強，遠比第一任期更利於施展發揮。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特朗普這次掀起的“紅潮”確實洶湧，不僅將總統寶座收入囊中，且是大幅領先優勢，搖擺州悉數翻紅，參眾兩院的改選也悉數過半，外加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有6名保守派，可以説在現有條件下最大可能整合了朝野力量，至少在形式上實現了罕見的“三權合一”。
大選結果揭曉以後，也沒有出現想象中的衝突，民主黨高層至少在表面上作出了接受現實的姿態，拜登、奧巴馬伕婦都紛紛致電特朗普表示祝賀，哈里斯在敗選演講中更是把接受失敗結果上升到民主價值觀的高度，並承諾將做好政權交接。
投桃報李，特朗普方面的表態也顯得較為温和，一反睚眥必報的固有形象。從近期選舉中我們能看見，特朗普雖然對民主黨政府及其要員們仍保持猛烈的抨擊，但像之前那樣激烈的定罪威脅顯著減少，甚至還在不久前公開表示勝選後會考慮赦免拜登那弊案纏身的兒子。
截至筆者交稿前，拜登和特朗普甚至已經把飯都約好了。
追溯得更遠一些，在今年7月遭遇槍擊時，特勤局的遲緩應對遭各界廣泛批評，特朗普夫婦卻在第一時間對特勤局表示慰問，作為受害者卻積極為其背書“已經盡力了”。這些蛛絲馬跡也似乎也展示出特朗普的執政風格有趨於成熟圓潤的可能。
因此，至少從開局來看，特朗普一方面掌握了巨大的行政資源，一方面沒有激化內部矛盾，這是第一任期所沒有出現的情況。
本次大選後，特朗普對美國政府的掌控能力將會大大提升。網絡圖片
二、特朗普的對內政策強化“收買”意味，會加劇美國財政壓力，必須開拓財源。
在分析特朗普對華政策前，我們有必要先梳理一下他為自己第二任期設定的主軸，未來的一系列政策也將由此發端。頗為諷刺的是，他的對內政策與民主黨是殊途同歸的，都將以擴張性財政來擴大行政對經濟的干涉，也必然面臨着“錢從哪裏來”的困局。
如果用一句話概括特朗普的政治綱領，大家都很熟悉——“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本次大選期間又做了一些擴展，他承諾要創造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體，要讓美國勞動人民的生活更實惠、更安全，要讓美國的主流人羣、主流價值重新回到應有的主流地位。
就在上月底，特朗普又搞了個怪。面對拜登抨擊自己支持者是“垃圾”，他就真客串環衞工開起了垃圾車，車廂上同樣寫着“Trump，MAGA”。外媒
在這條主軸下，特朗普一面抨擊哈里斯行政干預經濟過甚、庸俗收買選民、加大財政負擔，可自己這頭同樣也對選民設計了一系列大禮包，且相對民主黨的政綱更為雜亂，筆者在前文《美國兩黨藥方：如何背離了經濟基本面和民眾關切？》已經分條敍述過了。這裏再做一些提煉和補充。
特朗普對華掀起新的貿易戰將是極大概率事件，這不僅是他天性好鬥或幕僚挑唆，也是其內外經濟通盤策略必須如此為之，而該策略概括成八個字就是“對內減負，對外加税”。為減税、福利、擴大投資和促進製造業迴流而作出的一系列開支，必須通過關税來彌補。
首先，減税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重頭，是共和黨散亂的競選政綱在經濟領域清晰度最高的一項。特朗普早在2017年就頒佈了《減税和就業法案》，其中若干條款即將在明年失效，諸如提高税收扣除的基準金額、降低個税營業税税率、加遺產税豁免、延長税收優惠時間。特朗普已表示在就職後將延長上述條款。
他還表示將取消州和地方税收減免的上限，將最高公司税率從35%永久降低到21%（部分企業甚至可以降至15%），為設備製造和研發提供税收扣除優惠，取消對小費、社會保障福利和加班費的聯邦税。
他甚至在選舉期間還事無鉅細，承諾會將信用卡利率上限壓縮到10%（還不到當前利率的一半），將汽車貸款的利息完全免税，其競選搭檔萬斯則補充提議將有兒童家庭的税收抵免額度提高到每人5000美元。
美國近些年創紀錄的通貨膨脹是導致民主黨敗選的重要原因，也是特朗普競選期間最好使的攻擊點。如今皮球來到自己腳下，要從批評者轉為建設者了，特朗普承諾將降低汽油、雜貨和其他必需品的價格，特別強調將從能源供應入手，通過開放鑽探、減少監管、提高石油和天然氣產量來降低物價水平。他發誓要允許更多的鑽探並減少監管。但這些努力可能對油價的影響恐怕有限，因為在美國，油價高度掛鈎全球石油市場。
移民問題是特朗普政策中最為強硬的一環，他誓言要驅逐一切非法移民，把工作崗位還給美國公民，推動“僱用美國人”政策，並且加大投入，用於邊境巡檢和對邊境牆的建設。
在其他社會保障問題上，也承諾了一系列“大禮包”，諸如降低藥品價格、擴大住房供地、提供税收和首次購房優惠來促進房地產交易。此外，他還表示要將錢用得更有效率，成立一個新的效率委員會對聯邦政府進行財務和績效審計，而該委員會的負責人就有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 （Elon Musk）。
特朗普孫女在個人X平台賬號發佈家族合照，祝賀特朗普勝選，馬斯克（右二）現身其中。X平台@kaitrumpgolfer
至於製造業及其供應鏈，讓製造業迴流已是美國政客政治正確的口號。共和黨政綱主張要把關鍵的供應鏈帶回國內，對美國安全至關重要的設備和零部件必須在美國製造。強調要振興工業基礎，優先發展國防關鍵產業，確保就業機會；以加密貨幣、人工智能與航天等方向為發展重點。不管是優惠制度的供給、還是政府牽頭的投資，無疑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三、採取貿易戰在內的一系列打壓措施，是特朗普政府所處形勢的必然要求。
正是如此龐大的經濟刺激和民生“禮包”，且建立在國內減税的基礎上開展，也難怪特朗普會説關税是“最美妙的詞彙”，並將其與降低公司税率並列為實現美國製造業繁榮的兩大法寶。
特朗普的關税政策已由他本人廣而告之，在他第一任期大幅加徵關税、且大量關税未被拜登政府撤銷的情況下，如今又多次表示將對進入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無差別徵收10%-20%的關税，中國的出口商品則被格外照顧，關税税率自60%起徵，產業鏈轉移出美國、或結算不用美元也將被徵收關税。
在此背景下，不必再去盤算特朗普“貿易戰2.0”會與不會，而是更需提早重視和準備。
1，對於關税税率的提高務必料敵從寬，不要抱以幻想。
最近筆者看到一些觀點，甚至部分來自權威智庫，認為特朗普現在提出的關税税率只是一種要價，並不會真實開徵。但通過前文分析，可以發現關税在特朗普施政中的重要性，它不僅僅是一種“交易的藝術”、也不只是其“説到做到”的施政風格，而是切切實實成為第二任期施政與“收買”的重要財源，不可能不被充分執行。
而且這麼多年來歷屆美國政府所作所為，不乏為了短期現實利益而背離國家長期需求，政策從執行到傳導會有時間差，特朗普本屆任期只有四年，對此更無顧忌。更何況，美國媒體已開始渲染中國經濟轉型期面臨的所謂種種困難，頗有“只要我們在門上踹一腳，整棟房屋都會倒塌”的“帝國主義樂觀精神”，會讓政策更充滿“趁你病、要你命，要完我就能續命”的不惜代價。
對此，不能再有幻想。
2，轉口貿易的曲線迂迴或將受到極大限制。
特朗普團隊對於轉口貿易問題已經高度關注，以拜登執政期間“友岸貿易”的樞紐墨西哥為例，已被特朗普重點“關照”——計劃對墨西哥製造的汽車、或將製造業從美國轉移到墨西哥的廠商產品徵收100%-200%的關税。如果得以執行，那些響應民主黨政府號召去逐夢墨西哥的美國公司，是真要結結實實被“政策電風扇”砍得鮮血淋漓了。
而且特朗普狠起來連自己都能砍一刀。他已經表示，將重新談判其第一任期內與兩個鄰國達成的《美墨加協定》，該協定本身就是用於替換《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是他鼓吹的自己第一任期政績。如今還要再談判，可見他對美國製造業迴流和恢復就業的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我們繞道第三國通向美國的貿易，必將進一步承壓，美國的封堵手法將更精細。
對此不會再有懸念。
3，以“製造業迴流”為中心的系列棄約，將進一步動搖國際經貿格局。
對於鄰居尚且如此“棄約”，更不用説對待浩瀚太平洋另一頭的我們。特朗普團隊已公開計劃撤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甚至在幾個月前那批反華議員已在國會上張羅提案。
美國的貿易戰打了這麼久，中國現在對美出口產品中約48%已實質上不再享受最惠國待遇税率，早有抗體，所以該政策的影響並不會像販賣焦慮者説得那麼大。但是，最惠國待遇本是加入WTO各國的通行標配，如今被美國的國內法説廢就廢，不啻於一種政治宣示，影響極其惡劣，鬥爭底線將被進一步拉低。
以往基於談判協定和通行規則建立起來的國際經貿體系將遭到“可持續搗毀”，也會拉高我們的交易成本。
對此無需再有懷疑。
4，貿易戰和其他封堵措施的結合，將更加精細綿密。
正如前文所説，美國輿論場已出現一股風氣，認為可以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通過封鎖和掠奪來給予重創。貿易戰本身也能夠與用於技術管制的科技戰、以及推動資本外流的金融戰相結合。
有動機又有條件，美國在未來四年會通過貿易戰2.0開啓一系列博弈，繼續謀求實體產業鏈和國際資本離開中國，加劇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
包括瑞銀、麥格里等知名機構都發表了各自推算，對中國進口商品徵收60%的關税可能會使中國預計經濟增長率降低2-2.5個百分點，約佔現有增速的一半。
類似這樣的調查測算，無論公允與否，都會極大刺激美方對華挑釁的力度，畢竟它們的思維就是“我生病，你出血”，永遠信奉吸別人血能回自己春的強盜邏輯。
對此不必再抱希望。
總之，只有八個字：丟掉幻想，準備戰鬥。
再多説一句，那就是：既然敵人想要殲滅戰，那我們就還他一個殲滅戰。畢竟，我們都知道美國人有多傲慢，認的是怎樣的“真理”。
四、特朗普第一任期已證明貿易戰無效，未來四年無非是再來一次強化論證。
我們之所以能夠還以殲滅戰，最大的底氣在於，我們是一個十四億人口級別的工業化國家。帝國主義這幾百年的掠奪與擴張，從來沒有真正遇到過這樣的對手，中國有着全世界最為完備的工業生產體系、最為龐大的受教育人口、最為多樣化的發展層級和業態、以及由此帶來的最為豐富的消費場景。
但凡按照哈耶克的思路去提純掉行政干預，一切產品都能在這裏以性價比最高的方式被生產製造、一切產能都能在這裏形成鏈條並向全世界輸出、一切技術都能有最廣泛的場景去運用、一切商業都能在這裏找到與之相應且成規模的市場去消費。
上述這段話寫於六七年前，第一次貿易戰開打之時。反觀如今，我們的技術突破、成果轉化、市場佈局都已比當年更成熟。而美國在此消彼長中，始終沒有直面生產關係改革的勇氣，沒有在改革與開放的基礎上去發展自己生產力的端正態度，始終想着通過撒錢、關税、趕人、封鎖這樣給他人做減法的方式來給自己做加法，沉溺其中無法自拔，那就只會越陷越深。
所以，我們首先要對自己有信心。
力是相互作用的，事務是聯繫的，在經濟政治這個複雜的系統集成中，不觸及根本的改良措施會造成怎樣的反作用力，從而成為上層建築的掘墓人，這樣的歷史咱中國人最是熟悉不過。
讓我們再回憶一下特朗普第一任期掀起的那場貿易戰，是不是已經證明過一次這樣的道理。
前瞻產業研究院
且不説疫情這種X變量下的應對無能，就在疫情開始前的最後一年，即2019年，美國經濟自身已經給出了貿易戰的答案：
生產端，截至2019年三季度結束時，美國的製造業PMI指數跌到過往整整10年的最低位。
消費端，高盛在2019年5月發現，涉及關税商品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大幅上升。消費者信心和小企業信心調查顯示，由於貿易戰造成的不確定性，市場信心急劇下滑。貿易戰對本就高負債的美國家庭開支影響，成為包括諸多諾獎得主在內的西方政經學界對特朗普抨擊的焦點。
與所有其他核心商品的CPI下降相比，九類關税商品的消費者價格指數大幅上升。而上浮的價格中，大量還需要消費者自己承擔。 高盛，IMF
就業市場上，所謂的“關税大棒+製造業迴流”組合拳並沒有為美國本土帶來明顯的勞動力市場提振，製造業就業增速反而還持續放緩。甚至到2019年，美聯儲經濟學家還發現，特朗普早些時候的關税導致製造業就業人數淨減少。直到新冠疫情爆發後直接斷崖式下跌。
如果將2017年的製造業工人僱傭規模設定為100，則2010年到疫情以前的峯值出現在2019年的三季度，也不滿103，且隨着疫情爆發迅速回落，近一兩年則始終在103-104上下波動，這還是建立在美國政府力推“製造業迴流”的加持下，這種浮於表面的政策效率幾何，也就可想而知。美國勞工部
農業方面，是特朗普吹噓貿易戰成效時最愛引用的案例，畢竟中美經貿協議約定中國要大規模採購農產品。但事實是框架性的協議並沒有帶來預想中的執行，特朗普所謂的美國農民因此增收280億美元，事實上是在中國等國家縮減美國農產品進口額後，美國政府根據缺口額支付的補貼。更有甚者，延續了特朗普政府關税額的拜登，在任內還又補貼了相仿的金額。
短短五年，兩屆政府的該項聯邦轉移支付合計已達到570億美元，這是貿易戰以前根本就不會有的額外財政支出。
由此暴露出一個問題，對於失敗的政策、對於浪費的財政資金，不僅沒有追責、沒有任何制度性約束，還能任由始作俑者脱離事實的自我邀功，還形成了一種政治風氣，這種“民主”的“含民量”究竟有多少？幾縷禾芽麥苗就是無聲的見證。這樣案例的日積月累，又將遲早喚醒各行各業對本國政府與制度的自我懷疑。
除此以外，也有其他統計材料顯示，特朗普在貿易戰中對於包括金屬、家電等一系列商品徵收的關税，對就業市場並沒什麼提振。而為了彌補遭受反制後的美國廠商、農户損失所提供的財政補貼，不僅加劇財政壓力，還存在分配不均的現象。
早在2020年以來，美國媒體就有一種説法，貿易戰是政治上的成功，也是經濟上的失敗。通過徵税擺出的強硬姿態為共和黨贏得了正在走向民粹的狂熱選民，但所承諾的增長、收入與就業一個都沒有實現。
當時的特朗普，把這些責任統統推給自己下台後民主黨的施政無能，如同把敗選責任統統推給選舉作弊和團隊內部有“叛徒”。
歸根結底，無法直視導致美國製造業空心化背後盤根錯節的利益結構，無法正面承認本國工業基礎和制度供給已落後，總抱着僥倖心理小修小補，甚至妄圖削弱別人來發展自己，根本不可能真正重振雄風。美國高層已經喪失了最基本的糾錯能力，也註定會在自己營造的泥潭裏愈陷愈深。
已經被事實證明失敗的道路，特朗普還要重走，並且還要加大籌碼，綁上全世界所有國家一起炮轟，這樣的結局歷史早有鏡像，本專欄也早有揭示：
摘自《歷史告訴我們，中國不必懼怕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回潮》。
當年這樣的一地雞毛曾讓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感慨：“以高關税為代表的對外經濟政策中的經濟民族化，是造成全世界經濟蕭條曠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這一障礙，國際貿易才能恢復，我國的經濟才能從中獲利。”
而當年引發這場大規模貿易戰的《斯穆特-霍利關税法案》則至今仍羞恥地掛在美國參議院的官網上，被認定為是歷史上“最具災難性的行為”。
如果200年的歷史底藴還學不來這樣的“以史為鑑”，還要試圖主導世界格局，確實德不配位，再來多少次頭破血流都是自己應得。
對此，我們要做的，6年前新聞聯播早就説過了：
“打，奉陪到底！”
以建設性應對破壞性，既建設了自己，也建設了別人，既發展了自己，也拉起了更大的朋友圈。
五、系列打壓會在短期對我們構成壓力，需要用發展和改革渡過難關，但“闖關”成功後的天地將更為開闊。
當然，如果任由貿易戰擴大化，並和科技戰、金融戰相結合，對於我們來説，確實會很痛。
之前在《陣痛與希望：中國經濟的“破繭”時刻》的開篇就提過，中國的頂層設計自2014年就已經認識到高槓杆、高負債、高週轉的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問題，重投資和增長、輕回報和共享，在原有增長動能的邊際效益遞減後，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日趨嚴峻。可是為什麼調整還會這麼慢？其中一個原因也正是包括貿易戰在內的外部市場擾動。
相較特朗普剛上台之時，現在的我們固然有所發展，但也有若干問題比當年突出。比如，房價收入比被嚴重拉高，不能也不應再拿房地產作為發展的“夜壺”；新質生產力的成熟、新舊動能切換和經濟轉型，尚需若干時日；新舊模式切換之時，地方政府和居民的債務壓力非常沉重，限制了投資和消費的騰挪空間。某些領域的產能釋放，比市場運營能力更超前，急需開闊更大的市場；在新動能尚未充分治療舊模式帶來的後遺症之下，增量不足，就業市場和社會保障面臨巨大挑戰，如何健全分配更是很多人關注的痛點，連帶着婚戀生育一併受影響。
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存在，才讓大洋彼岸這頭飢餓的鯊魚聞到血腥，更加窮兇極惡。在這樣的階段，不少從事外貿銷售、物流、基礎加工及配套服務的朋友，恐怕還要在凜冬中行軍相當長一段時間，甚至考驗更加嚴峻。
不過從宏觀來看，筆者始終認為只要能夠讓技術突破與成果轉化不斷深入、讓發展模式從固投拉動向產業驅動穩步轉型、讓內外雙循環有序推進，中國就將立於不敗之地。這是我們現階段優於一切的三件大事。
而在過去十年，上述三者都在有序進行，特朗普第一任期對此的“促進”作用更是可圈可點。到2024年下半年，伴隨着一攬子增量政策的陸續落地，該階段的經濟發展，正從新動能的“共創”走向新發展的“共享”。我們在做實實在在的加法。
反觀特朗普政府，極有可能打出一招七傷拳，看似來勢洶洶，但時間長了必然會造成自己力量的透支，非但做不了加法，反而盡是減法。
譬如税收減免看似陽光普照，但對於個税、財產税扣減抵免的政策在實際操作中也會加劇貧富分化。根據測算，如果特朗普能將《減税和就業法案》延期，年收入在45萬美元的前5%家庭將會成為最大贏家，他們得到的税後抵免將佔總額的45%。
再以取消小費、社會保障福利和加班費徵税來説，美國聯邦預算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Responsible Federal Budget）曾表示，如果真執行這“三大免”，會削減社會保障資金幾項重要的資金來源，以此為税源的信託基金將在2031年前耗盡，如果不開闢新的税源，參保者的福利會減少約三成。
貧富分化的加劇、福利財源的削減、政府財政的削弱，卻偏偏還要開出如此龐大的投資和社保方案，試問錢從哪裏來？關税夠不夠填補，第一任期證明得還不夠麼？印鈔機繼續開，真當美元點石成金？
最後只能寅吃卯糧、加增負債，而美國當前的負債率究竟是個什麼水平？僅付息支出一項，已超出醫保金額，佔財政支出的二到三成。結合上文關税的影響，只會把美國經濟推向更為黑暗的深淵。
而特朗普團隊無論進化得多麼成熟，終究不是職業政客出身，缺乏胥吏開衙門的縣太爺，一旦拍響的驚堂木只能在大堂聽個響，那如今烈火烹油、花團錦簇的“三權合一”又是否能持續歸心？已經劣質化到給對方拆台勝過謀建設的美國政壇，又會給他怎樣的臉色？
而這些僅僅只是經濟議題，還不包括那些紛繁複雜的國際政治牽絆，一旦算入其中，不管俄烏還是巴以，還有更多剪不斷理還亂的事等着向他牽絲扳藤。
所以也沒必要再説特朗普不確定性高了，大歷史已悄無聲息安排了他的軌跡，我們應對的短中長期畫面已非常清晰。
六、在特朗普就職前後，若干跡象可用於窺測其動手的速度與烈度。
上文基於料敵從寬，推測特朗普迅猛出拳下的理路與結果。但在現實中，我們仍可以繼續觀察，尤其是在他上台前後這半年左右的時間，有些維度能讓我們窺測他出招的速度和強度，在此試舉幾項：
首先，看他任命的主要官員，包括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核心崗位，是否安排被中國明文制裁的反華分子。
我們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卸任的檔口，一次性對在涉華問題上嚴重侵犯中國主權、負有主要責任的28名美國官員實施制裁，也陸續對在涉台港疆等核心利益問題上侵犯中國主權的十餘名美國政客制裁，其中像盧比奧、奧布萊恩等人依然活躍在為特朗普助選的舞台上。一旦這些政客就任重要崗位，很可能意味着迅速啓動“反華連招”。
其次，可以觀察特朗普的出招速度。
第一任期的貿易戰徘徊了一年多的時間，在此之前他還以相對友好的姿態訪華，即使在貿易戰威脅發出後還一度表示“不打貿易戰”，但最終出爾反爾。本屆任期他會如何安排進度，也能由此窺測他與他基本盤的決心和實力。
第三，除貿易政策以外，圍繞投資和技術管制方向會如何佈局。
在以往兩屆政府的層累疊加下，美國通過一系列“逢中必反”甚至反到無腦的政策，不計代價要求剔除中國製造，千方百計阻撓美國企業對華投資和知識技術輸出，乃至倒打一耙要以所謂“國家安全”去顛覆中國專利。
通過觀察特朗普是否會維持乃至擴大這些政策，以及相關施政的進度，不僅能夠觀察這場鬥爭的烈度，也能檢測特朗普團隊的穩定性和凝聚力。畢竟像馬斯克這樣為特朗普重返白宮出了大力的商業利益集團，反而是希望他放寬限制的，二者將如何調和接下來的分歧。
總有一種預感，特朗普和馬斯克的聯盟並不會持續太久，不僅是經濟利益上偏差太大，而且特朗普並不是一個真有擔當的總統，而馬斯克很可能要幹諸如政府僱員績效審核這樣得罪人的活兒。
第四，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後的利益集團會如何去處理一系列事關政治正確的問題。
雖然特朗普在選舉中表現出了相當的剋制，但這種剋制是不是偽裝？或者即使不是偽裝，但在總統、國會、最高法院同時佔據優勢地位後，共和黨原教旨派是否更有動力以支持率相要挾，逼迫特朗普在控槍、墮胎、跨性別、清除左翼等事務中大幹快上，甚至發起政治追殺。如果這樣的事情密集發生，則有可能會干擾對外佈局。
但筆者個人認為，當選一年左右的時間，總有“蜜月期”，特朗普政府也能通過樹立“外敵”來轉嫁內部矛盾。某種程度上，反而需要我們堅定頂住來襲，讓他們付出代價，才有可能以打促變，造成他們內部的分化。
七、特朗普只是中國崛起的插曲，推動改革開放的下一程才是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保障。
某種程度上，特朗普算是“同路人”，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和我們一起打碎一箇舊世界。只是他以“MAGA”為旗號，想的是吸血維持自己的小天地，而我們想的是建設一個美美與共的新世界，由此註定了他只會是我們崛起之路上的插曲。
對於我們來説，更重要的課題是我們想要建設的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新世界？需要改革哪些、突破哪些、引領哪些，才能去建設這樣一個新世界？
今年7月，在整理案例時，當時的一條新聞讓筆者五味雜陳，印尼宣稱要對包括鞋類、服裝、紡織品、化妝品和陶瓷在內的進口產品徵收100%至200%的保障性關税，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在美國發動貿易戰以後，中國的鞋類、服裝、紡織品、化妝品和陶瓷等商品向美國出口的份額削減後，轉而向包括印尼在內的國家轉移，擴大了對印尼國內相關產業的衝擊。
在此前數年，印尼相關行業協會已經開始叫嚷關税壁壘，印尼政府儘可能嘗試了其他非關税的辦法，可依然無法扭轉每年十餘萬產業工人失業的局面，最終不得不使出這最後一招。
這也是當前南方國家的一個縮影，而美國挑起的貿易戰正同樣惡化他們的貿易環境，並將黑鍋扣到中國頭上，激化了我們和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矛盾。但我們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不會將自己曾經歷過的被侵略噩夢再強加給別人，反而是要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理念去置換西方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通過自己的技術、產品、資本挖掘出其他國家的潛能，互利共贏。這是中國在從趕超走向引領的歷史進程中應有的“軟實力”。
也正因此，筆者在之前多篇涉及外貿的專欄文章裏都化用了“丁仲禮之問”：發展中國家是不是也有發展權？他們保護本國產業的初衷是不是可以理解？如何面對並處理好他們因此而激發出的貿易保護主義？
再將視線轉回國內，筆者曾多次探討“獲得感”這個話題，無論是收入與房價的對比、收入和消費增速的對比、負債率與高收入國家的對比、不同行業就業情況的對比，都在提示我們這些年為什麼會持續出現“獲得慢於增長”的現象，我們的內部改革也必須進入下一程，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士氣，去應對外面的驚濤駭浪。
改革開放，永遠是改革自己的生產關係，促進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以開放接軌推動改革深化，以改革發展提升開放水平。
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並不能宣判全球化的死亡，反而恰恰説明立於不敗之地的永遠是開放包容帶來的增量。當前全球化之所以出現回潮，看似是部分國家的保護主義，根子卻是上一階段的全球化模式，讓大批基層民眾沒有獲得感，甚至剝奪了他們本有的東西，違背了“開放包容”的承諾，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當中國要迎戰貿易戰的挑釁，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時，必須考慮自身該進行怎樣的制度設計，從而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真正實現大家一起做加法，加的不僅僅是數字，也是大多數人的體驗。我們能夠給世界帶來什麼，又能從中創造一個怎樣的新天地。
這已經不是今天的美國會考慮的問題，而是中國走到當前歷史階段所必須要回答的課題。在此之後，再有任何對華挑釁，等待它們的都會是降維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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