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新四害| 羽龍禁：縱容極端言論，就是在“養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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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觀察者網在微博發起主題為#反網絡新四害#的投票活動，由網友評選出當代互聯網“網絡新四害”。最終經過網友投票，“網絡謠言”“飯圈文化”“網絡暴力”“極端言論”位列前四名，成為“網絡新四害”。
觀察者網組織刊發系列評論文章，深入分析“網絡新四害”背後的形成機制、傳播規律以及深遠影響，和各位網友一起營造清朗網絡空間。
第一篇：網絡新四害| 黃楚新 陳智睿：網絡謠言，被不斷傳播的“惡”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羽龍禁】
從對個人的人身攻擊、惡意辱罵，到對一個羣體的集體性否定，還包括近年來公知、恨國黨的所謂“批判”，以及極端民族主義言論，在網絡傳播時代，一個人似乎只要躲在屏幕後面，就可以“隱身”，盡情宣泄自己的不滿，也讓整個網絡空間變得烏煙瘴氣、戾氣橫行。
也因此，在觀察者網關於“網絡新四害”的評選中，極端言論也“榜上有名”。
網民們對極端言論的反感和警惕，説明其給網民們帶來了入侵且存在很強的不適感。如果不認真對待，其未來勢必如同“養蠱”一般帶來持久的破壞性。
同時，因為其敏感性，對極端言論的處理方式，絕對不是單純依靠政策或平台就可以完成的。可以換句話説，“網絡新四害”都是社會問題，但極端言論更具有政治性。
極端言論的例子
如果要從概念上來定義極端言論，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在言論表達中，表現出強烈的偏見、仇恨、敵意或過激立場，通常具有煽動性、對立性和暴力傾向。
極端言論往往在內容上存在極化、絕對化的觀點，並常常通過過度簡化複雜的社會、政治或文化問題，推動某一特定觀點或意識形態，忽視或排斥其他觀點。
這些言論往往出現在政治、民族、宗教、性別等各個領域，不僅具有情感上的激烈性，而且可能對社會秩序、民族和諧、國家穩定造成潛在威脅。
上文之所以説“養蠱”，是因為從表現形式來看，發佈極端言論的人絕對不會單純地就在某個領域中發言，他們往往呈現蔓延的態勢，不斷擴大自己的“話語領地”。例如，一個政治上極端的人，他往往會在民族、歷史上呈現極端狀態。所以，如果換個角度認識的話，極端言論的另外一種表述是意識形態對抗中的一個手法。
這裏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極端言論”就好比一個人生病，發燒僅僅是一個表象而已，一旦出現了極端言論，背後的極端羣體可能已經發展得非常完備了。所以，極端言論的背後往往透露着政治問題。
在我國互聯網歷史中，進入大家視野的、且較為典型的極端言論案例就是“精日”。“精日”的全稱叫做“精神日本人”，是指在精神和物質上對歷史和當代日本進行“病態性”崇拜的人羣。這種“病態性”崇拜讓這一羣體肆意踐踏和傷害民族感情，並以此為榮，而且部分羣體確實與海外力量有深入聯繫，同時具備演化為“網絡暴力”的能力和趨勢。
例如在2017年，有人身着日本軍裝在上海四行倉庫和南京紫金山拍照，刺痛了每一箇中國人的內心。同時更讓人警惕乃至於恐慌的是，他們還會“線下精準打擊”，通過“人肉”的方式獲取目標人物的個人信息，在線上散佈有害言論、公開其個人信息、線下上門打擊等。
極端言論的出現條件
深入來看，極端言論的出現不是某個要素導致的，往往是多種社會、政治、心理因素交織的結果。例如身份認同危機、技術更新迭代、某些極端人物的煽動、特殊事件或時機帶來的羣體情緒集體化、文化和價值觀衝突等等，都可能成為極端言論的温牀。而在真實社會中，上述要素往往是多個集中出現的。這裏重點講述3個要素，分別是羣體認知習慣、技術對認知的改造和壓力的催化作用。
認知模式的習慣——區別、刻板印象和情緒
“區別”是我們的認識世界的第一步。人類特有的認知模式，會讓我們非常容易出現“區別”這一模式。當“我們”和“他們”這一概念出現後，才會出現更加清晰的概念甄別。可以説，“區別開來”是人類認識周圍的第一步。
“刻板印象”是我們認知的模式之一。在我們的語境下，刻板印象往往被賦予了負面意義，但刻板印象客觀上是每個人都存在的，甚至我們認知速度的提升是依賴刻板印象的。例如當我看到一個顏色豔麗的果子容易產生“它能不能吃”的想法，多次證明，很多顏色漂亮的果子都可以吃，這就提升了我們的認知速度。什麼時候刻板印象會變為負面呢？直到我們吃到了一株顏色豔麗的毒蘑菇的時候。
情緒是我們對事物最基礎的感知。隨着社會的發展，社會問題逐步出現，伴隨着各種文化和價值觀，羣體不再單純是一個“人羣”，而是擁有着認知、價值觀、羣體特徵的集合。價值被賦予的同時，刻板印象作為簡化認知的模式被廣泛使用。
隨着需要認知的內容日趨複雜，情緒被強化。簡言之，我們認識任何一個事物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代入，即“這個東西對我好還是不好？”於是乎，在這一認知模式下，所有的內容都會被網民們較為“簡單粗暴”地基於“於我是否有利”進行看待。
綜合一下，這就是社會極化問題中的“複雜-極端”解釋假説。簡言之，人們對某一個問題的認知越簡單，就越容易出現極端的判斷。相反，對某一個問題的認知越複雜，就越不容易出現極端的判斷。而受限於我們的認知模式和認知能力，情緒化的認知會主宰着我們，從而我們就出現了極端判斷的土壤。
技術帶來的認知模式改造——輸入、發酵和輸出
技術是一個更不可忽略的重要環節。技術帶來便捷的同時，也會潛移默化“摘除”一些東西。
輸入方式會潛移默化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舉個例子，看報紙和看視頻有什麼區別呢？這都是在輸入外部信息，最大的區別是報紙的載體是文字，短視頻集中於逼真的、臨場感的視聽語言。報紙需要我們處理文字符號，多種文字依據不同的線索展開敍述，我們的大腦需要進行識別符號、識別符號後的意義、大腦中展開分析、推理、歸納、演繹、整合等一系列的思考行為，每多一重思考，也就多一重理性化判斷。
相反，短視頻不然，臨場感首先會讓我們忽略“這個東西是真的還是假的”？受眾被“帶走”的可能性遠比文字要高，因為視頻相比文字，更容易激發人們的刻板印象。
社交媒體的信息繭房、回聲室效應會進一步發酵受眾的觀點。隨着算法推薦的廣泛使用、隨着評論區的廣泛互動和社交媒體的推動，受眾會選擇性接觸喜歡的內容，同時選擇性屏蔽不同觀點，最終受眾的信念和觀點在一個封閉的信息環境中不斷被強化和重複。
各種討論區也會更加容易吸引同質觀點的羣體。傳統的“算法推薦——受眾”模式變為了“算法推薦——受眾——討論區”，人們為了尋求歸屬感，就會形成羣體認同。同時，在信息爆炸的時代，個人無法處理所有信息，選擇信任少數信息來源——比如討論區大家的觀點——就成為了一個重要選擇。而討論區內，不同觀點交流受到阻礙，思想極端化和羣體極化的土壤更加“肥沃”了。
社交媒體的深入客觀上改變了傳媒的格局。社交媒體興起前，信息的輸出來自於權威媒體，現在信息的輸出主要來自於自媒體。如果單純從“數量”對比，不足以過分焦慮。但如果時間足夠久、關注話題足夠深入，自媒體長期的耕耘和輸出必然會逐步建立起屬於它的“傳播權力”。舉個例子，權威媒體可能僅僅會提供給我們一個“新聞事實”，但自媒體的解讀除了提供情緒價值，更提供了“權威解讀”，即使這種“權威”可能並不是真正的權威。
綜合一下，從輸入、發酵到輸出均存在利於極端化判斷的土壤，或者説已經改變了我們對一個問題的認知模式了。可以想象一下，早期我們接觸一個事物，會全面調查各方資料和綜合評估，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會選擇上微博、小紅書、抖音，先看某些大V的陳述，再看評論區的導向，找到自己認同的判斷，再堅持這個判斷。
事實上，我們的思考過程被不斷弱化着，我們的判斷不是自我產生的，而是外界給予的。因此，新媒體短視頻讓我們迎來“弱智時代”，似乎並不是一個危言聳聽。
壓力的催化和羣體的效果
無處不在的社會壓力會促使個體產生強烈的負面情緒，如憤怒、無力感、失望等。這些情緒往往推動極端言論的出現。在面臨社會壓力時，個體會尋找和自己有相同經歷或觀點的羣體，從而增強歸屬感。當這些羣體認同極端觀點時，個體往往會受到羣體影響，進一步強化自己的極端立場。
這並非批評，而是人性使然，更是報團取暖的必然選擇。權力是鐵籠，每個人是權力的施加者，也是被施加者，人人都無法逃脱。當面對無形權力帶來的壓力時，羣體必然會尋找一個看得見、摸得着，或者非常具象化的象徵與標誌展開批判。
所以，一個問題涉及羣體越廣泛，引發羣體行為乃至於極端選擇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在一個羣體內獲得了足夠多的尊重、關懷、滿足，個人和羣體的關係就會更加緊密。依賴感的提升被賦予了新的生活方向和意義。同樣的，假設這個羣體是極端羣體，極端個體需要在羣體中獲得認可和温暖，那麼極端言論的出現一定是無法避免的。
“極端話題”背後的“治理真空”
很多極端話題領域都是敏感領域，或者説是無法大規模展開討論的領域。如上文所説，極端言論往往出現在政治、民族、宗教、性別等各個領域，這些話題領域絕對不是“統一定調”或者“平台治理”可以完成的。
舉個例子，如果放開“清史編寫的困境”這一話題的討論，能不能討論出統一的結果不好説，但一定有一些民族和歷史問題會被拿出來反覆討論。而大眾認知不在統一的層次時，看待視角和期待的結果會完全不同，就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後果，撕裂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
因為敏感，所以迴避；因為迴避，所以成為了敵對力量的工作領域。“意識形態陣地你不佔理，別人就會佔領”，同樣的，能不能佔領、如何佔領、誰來佔領，遠比“佔領”更加困難。因此，這不是某個部門單純可以解決的問題，更不是單純依賴平台來處理。
如同審判一般，有的極端言論帶有傷害人民內心的嚴重破壞性，必須予以堅決消滅。此類言論應當禁止討論，什麼都拿來討論很可能帶來的結果是什麼都討論不出來。同樣地，有的言論看似極端，但不一定要被打為極端，甚至有的極端言論中存在着新的機遇。
例如，早期的公知言論存在了很久，各種對抗也存在了很久，真正呈現我方言論掌握主動權的趨勢，並不是“辯出來的”，而是基於我們的現實和對方的現實共同作用而得的。現在此類言論已經不再是洪水猛獸了，消滅它們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做到讓它們無法威脅。一旦無法威脅我們了，這類言論就屬於被“觀賞”和“嘲諷”的目標了。
不過需要引起足夠重視的是，偶發的極端言論容易直接介入，但持久的、有組織、有規模的極端言論，絕對不要簡單化為“網絡事件”，那可能是政治鬥爭和國家安全鬥爭了。
但是，很多期待的結果不是“辯”出來的，並不意味着我們要放棄討論，問題是誰來討論？就是前面的問題，意識形態的陣地打算讓誰、如何佔領呢？
這裏想單獨指出學術權力的作用，因為國家權力和大V權力已經在這個領域了，而學術權力仍然遲遲沒有進入。很多時候，國家決策和人民的理論來源是學術領域，我們不能盲目地、幼稚地認為學術是假大空。
同樣地，學術權力需要下沉，不要研究玄之又玄的東西，更不要一天到晚創造一些奇奇怪怪的概念。立足於現實問題、解決現實問題，是學術真正的關懷和令人無法拒絕的魅力。
學術是否可以建立權威，這一建構過程需要依賴國家權力和人民的權力，而國家和人民在應對未來危機時，學術的理論指導更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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