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糊塗’幾十年，被中國在拉美搶佔‘真空’”
【文/觀察者網 楊蓉】
“在拉丁美洲，中國做對了什麼？”12月16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以此為題刊發觀點文章，討論了中美在拉美地區戰略的差異。
文章認為，中國通過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解決了拉美長期以來被忽視的發展赤字問題，提供了切實的幫助，這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往往帶有更多意識形態色彩的援助項目“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反感。文章建議，西方主導的多邊銀行擴大基礎設施投資，並與中國合作，借鑑中國相關經驗。
錢凱港 OjoPúblico
文章開篇提到，由中企控股投資、耗費36億美元的秘魯錢凱港上月正式宣告開港，將幫助秘魯和許多其他南美國家更快把商品出口至廣袤的亞洲市場。文章評價，這個大型基建項目標誌着中拉合作進入了新階段，與此同時，美國當前卻未能以行動和投資來配合外交和經濟言論。
文章指出，中國不僅領導人訪問拉美國家的次數遠多於同期美國領導人，還帶來了“真正的資源”來解決該地區長期以來缺乏發展機遇的問題，且在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發展、拓展中國影響力上有着長期戰略佈局。
在其看來，中國在拉美的利益確實受到中國對該地區自然資源需求的驅動，但中國政府也擴大了電動汽車、信息通信基礎設施等中國先進製造產品對拉美的出口。
此外，中國本身的經濟成就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公共財政和國家貸款投資基建的基礎上，也確實將“要想富，先修路”等行之有效的理念，應用到對外經濟合作上，從而“推動了拉美和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奇蹟”。
文章以錢凱港舉例指出，這個港口不僅將幫助秘魯和智利向亞洲出口銅，等到後續對接兩洋鐵路，還將成為巴西農業產品、金屬和礦產的主要出口點。秘魯政府打算將錢凱鎮打造成旅遊樞紐，吸引遊客經此前往秘魯的著名旅遊景點，如庫斯科和阿雷基帕等。
就在錢凱港開港的幾乎同一時間，美國總統上月訪問秘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APEC）峯會時，帶來的是9架捐贈的“黑鷹”直升機。文章稱，這確實可以幫助秘魯打擊毒品販運，解決秘魯犯罪率攀升和黑市問題，但顯然比不上“改變遊戲規則”的大型港口投資。
當地時間2024年11月15日，秘魯利馬，拜登（左）與秘魯總統博魯阿爾特進行雙邊會談 視覺中國
文章認為，美國在過去“數十年來”一直沒有意識到基礎設施投資對拉美的重要性，而中國填補的，恰恰是美西方國家留下的“真空”。
據悉，由於過去的基建投資項目出現了太多“白象工程”（即成本高昂但效果低下的項目）和嚴重腐敗的案例，美西方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發展銀行一度放棄以基建投資推動經濟發展的做法，轉向其他類型的援助或改革項目。
這包括支持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市場改革，打擊毒品生產販運、鼓勵農民種植合法作物來替代非法毒品作物，支持小農經濟，推動司法改革，鼓勵“公民社會”項目，以及促進非正規市場經濟（如街頭攤販、臨時工）正規化等。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也被認為是“錦上添花之物”，不能解決大規模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截至2012年，秘魯只有14%的公路有瀝青鋪裝——鑑於秘魯的政府機構和首都利馬都在西部沿海地區，這也意味着內陸地區的許多民眾難以將商品運送到更大市場，形成規模經濟。
事實上，在包括阿根廷和巴西在內的八個南美國家中，2012年其國內路面鋪裝瀝青的平均比例僅為22%，遠低於中國、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平均55%的比例。
1996年，經濟研究學者查爾斯·赫爾頓（Charles Hulton）曾提出，拉美和亞洲之間的增長差距有整整四分之一可歸因於基礎設施。根據世界銀行2017年的一份報告，2010年至2016年間，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基建投資平均佔GDP的15%，同期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基建投資平均僅佔GDP的3.9%。
美國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曾先後推出“建造法案”（BUILD Act）和“重建更好世界”倡議（B3W），旨在通過美國的擔保和貸款鼓勵公私合作伙伴關係（PPP），尤其是基礎設施領域。
但在2021年，世界銀行報告稱，拉美國家在56個相關項目中僅從私人投資者那裏獲得了略高於186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巴西在36個項目中獲得了157億美元的私人投資承諾，佔當年該地區PPP項目的84%，墨西哥在6個項目中只獲得了11億美元的PPP投資承諾。
為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美國上屆特朗普政府主張恢復門羅主義，但這不僅讓許多拉美人反感，特朗普政府的戰略也未能提供其他任何東西來吸引各國政府放棄在中美之間保持戰略中立的立場。文章在最後提醒，下屆特朗普政府不應重蹈覆轍。
文章建議，美西方國家應與拉美地區的多邊開發銀行，如美洲開發銀行、拉美開發銀行等進行協調，重組其貸款組合，優先考慮大型跨境基建項目，以同中國競爭，“平衡中國在該領域不成比例的作用”。
不過，文章也主張美西方政府在這方面與中國合作，借鑑中國的基建投資經驗。“拉美國家內部和國家間基建匱乏的問題已經超越了北京和華盛頓的地緣政治競爭。改善該地區糟糕的基礎設施不僅能減少西半球的貧困和不平等，還能為中西方之間的積極合作提供機會，並使西方在這些投資中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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