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拜登的赦免信號着民主的衰退 - 彭博社
Noah Feldman
幾乎就像從未發生過。
攝影師:布倫特·斯特頓/蓋蒂圖片社
赦免權正在我們眼前演變——而且不是朝着好的方向。
首先,卸任總統喬·拜登赦免了 政府官員 和 家庭成員,他們沒有犯罪,以防止新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進行報復性起訴。然後,特朗普被拜登政府刑事起訴, 赦免或減刑了1600名在 2021年1月6日衝擊國會大廈的人。
這一系列非凡的赦免的結果是,權力正日益個性化於總統及其政治盟友。這一發展與法治的基本理想相悖,即法律應平等適用於每個人。
彭博社觀點中國的電動車製造商有充分理由推遲支付賬單台灣應該如何與特朗普達成協議證券交易委員會上週很忙特朗普的能源緊急狀態是為了實現他的目標——現在要理解不斷演變的赦免權,有必要回顧憲法的框架以及當時關於這一權力的辯論。制定者們明白,赦免權更像是君主制的特徵,而不是一個應該是“法律的政府,而不是人的政府”的共和國,正如1780年馬薩諸塞州憲法所言。然而,皇家赦免的傳統很強烈,基督教的觀念也大致認為,即使是最糟糕的罪犯有時也應得到寬恕。因此,赦免權被納入了憲法。
在批准過程中,對赦免權的唯一真正反對來自極端共和派的喬治·梅森,他在維吉尼亞州的批准大會上辯稱總統不應擁有赦免權,“因為他可能會經常赦免由他自己建議的罪行。”梅森提議,至少總統的赦免權不應擴展到叛國罪。
如果這聽起來像是對特朗普赦免那些聽到他在1月6日所説“如果你不拼命鬥爭,你將不再擁有國家”的預言,你並沒有錯。梅森接下來所説的話會讓你更加擔憂:“在未來的某一天,”梅森説道,“總統可能會建立君主制,摧毀共和國。如果他在起訴或定罪之前就擁有赦免權,他是否可能停止調查並防止被發現?”
在批准大會的這個時候,梅森(Mason)在前一年的夏天曾是費城的代表,現在已經轉而反對憲法,並幾乎在試圖阻止批准。文件的主要設計者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弗吉尼亞批准大會上,試圖確保這一點不會發生。他對梅森的唯一可能的回應是,一個與他所赦免的人有“可疑”關係的總統總是可以被彈劾。麥迪遜的回答在理論上是有道理的。但今天,隨着彈劾越來越像是一個遙遠過去的遺物,那時美國人還有共同的體面感,不幸的是,麥迪遜的回答似乎對我們當前的狀況也顯得無關緊要。
話雖如此,至少一些制定者相信,赦免可以用來治癒深刻的國家分裂。在《聯邦黨人文集》(第74號如果你在你的程序中跟隨的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試圖為赦免權辯護,反對梅森的批評。漢密爾頓引人入勝且獨特的論點是,在“涉及大量社區的煽動”之後,總統可以利用赦免來平息局勢。“往往會有關鍵時刻,”他寫道,“在這些時刻,及時向叛亂者或反叛者提供赦免可能會恢復公共事務的寧靜。”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於2025年1月20日在橢圓形辦公室簽署行政命令。攝影師:安娜·莫尼梅克/Getty Images如果這聽起來像是對1月6日及其後果的預言,這次你也沒有錯。漢密爾頓當時考慮的是對政府的大規模起義,這在他那個時代並不罕見。在《聯邦黨人文集》中,他特別提到了 謝伊斯叛亂,該事件發生在1786年的馬薩諸塞州西部,當時公民試圖阻止法院下令進行債務和税收徵收。
然後,在1794年,當華盛頓擔任總統,漢密爾頓擔任財政部長時, 類似的起義在賓夕法尼亞州西部爆發,作為對聯邦對當地經濟命脈——黑麥威士忌徵税的反應。漢密爾頓本人率領一支軍隊出征,以嚇唬叛亂者投降。在兩名叛亂者在聯邦法院被定罪後,華盛頓赦免了他們,履行了漢密爾頓的建議。
1月6日對國會大廈的襲擊可以説在結構上與這兩場18世紀末的叛亂有一些相似之處。所有事件都表現出民眾的憤怒、暴徒行為 和一些暴力。所有事件最終都被武力鎮壓。
當然,最大的區別在於,1月6日的襲擊是出於希望在特朗普輸掉2020年選舉後將其安裝為總統的願望。因此,特朗普的赦免行為,即使有助於恢復某種程度的國內安寧,也反映了個人的自利。可悲的是,拜登對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兒子亨特的赦免,也比之前幾乎所有的赦免更具個人色彩。儘管他們可能是出於保護,但拜登必須保護他的家人的部分原因,更不用説調查1月6日騷亂的政府官員,是因為拜登政府決定對特朗普進行刑事起訴。
回顧過去,我們可以看到起訴特朗普導致了法治的崩潰,儘管這無疑是為了維護法治。現在我們在雙方都有很多特赦——這是創始人最害怕的君主或帝國衝動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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