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正面臨一場不斷髮酵的生活成本危機——彭博社
Liam Denning, Mark Gongloff
當災難來襲時。
攝影師:帕特里克·T·法倫/法新社
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當選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普遍存在的生活成本危機感。但美國繁榮還潛伏着另一個更難以應對的威脅。我們可稱之為"危機成本危機"。
保險是資本主義保護我們免受天災人禍的方式。但前提是我們不能逃避保險本身。洛杉磯的野火事件凸顯:為防止保費過高導致居民搬離社區而出台的法規,反而可能使人們陷入經濟毀滅性的風險之中。這種虛幻資本主義現象不僅存在於房地產領域,還蔓延至能源、交通等基礎經濟部門,以及氣候變化這一根本性風險。其結果是形成大量被低估且模糊的或有負債,當災難來臨時,這些隱患會像地陷般突然爆發,從房價到電力供應無一倖免。
彭博社觀點Meta投資者需警惕扎克伯格的過度自信法興銀行大規模回購顯示其已觸底反彈就業市場比表面更疲軟"去銀行化"爭議凸顯真實問題財產保險領域最能體現風險與價格的脱節。全美房主支付的保費遠不足以應對日益頻繁劇烈的自然災害威脅。曾預見次貸危機的投資者戴夫·伯特估計,野火和洪水對美國保險不足住房造成的潛在隱性損失達1.7萬億至2.7萬億美元。研究機構第一街基金會預測,計入氣候風險將導致未來30年內美國7萬個社區的房產貶值。匹配這種高風險將使平均保費上漲29%,部分地區漲幅更高。
混亂的氣候意味着高昂的代價
未來幾十年,僅野火、颶風和冰雹造成的損失就將推高美國高風險城市的房屋保險費
數據來源:第一街基金會
注:排名包含2024年人口超百萬的美國大都會統計區彙總數據,不含洪水保險費。
由於103號提案嚴格限制保險公司提價能力,加州長期被視為風險定價過低的典型。這項本意為保護消費者的政策反而迫使許多保險公司撤離該州。其結果是,儘管加州公平計劃(FAIR Plan)本是為無法獲得私人保險者提供的臨時解決方案,但自2020年以來,使用這一州立最後救濟方案的家庭數量已增長逾一倍,突破45萬户。這些保單保障極為有限,即便如此,FAIR計劃的資產和再保險也遠不足以覆蓋其4580億美元的總風險敞口。直到最近,州保險專員裏卡多·拉臘才試圖通過給予更大費率浮動空間來吸引保險公司迴歸。但他對洛杉磯災難的應對——強制保險公司一年內不得撤離火災受災郵區——卻適得其反。而全州最大房屋保險公司州立農場集團緊急提價22%的申請能否獲批仍存疑。
這遠非僅是加州的問題。儘管佛羅里達和路易斯安那州的保費位居全美前列,但面對日益嚴重的熱帶風暴和海平面上升風險,這兩州大部分地區仍處於保險不足狀態。佛羅里達州政府運營的公民財產保險公司(Citizens Property Insurance Corp.)提供與FAIR類似的有限保障,2018至2024年間保單持有量增長近兩倍,現已成為該州最大保險商。而根據州法律規定,轉投私營保險公司的房主保費漲幅將被限制在20%以內。
問題也不僅限於房主。洛杉磯的災難性火災已波及加州2019年設立的野火基金——該基金是為被指控引發火災的公用事業公司設立的再保險池。雖然州委員會最初建議400億美元的合理規模,但最終基金容量僅為此數額的一半左右。洛杉磯火災最新經濟損失預估高達1640億美元,儘管並非全部由該基金承擔,但這場城市火災仍可能使其不堪重負。這正是加州公用事業公司股價暴跌所傳遞的信號——這些公司的信用評級取決於該基金的健康狀況。
在賓夕法尼亞州,另一種公用事業保險正引發爭議。州長喬什·夏皮羅近期施壓區域電網運營商PJM互聯公司,要求其同意降低所謂容量拍賣的價格上限——發電廠僅因保持待機以滿足峯值需求即可獲得報酬。這些由用户承擔的費用本應激勵發電廠建設更多產能(或者説提供防停電保險)。在數據中心等新需求導致電力需求預測突然增長的情況下,去年夏季的拍賣出現了驚人的高價且預計將繼續攀升。夏皮羅宣稱新上限將為消費者節省約210億美元,但在需要更高電價激勵新建電廠的當下降低上限的邏輯似乎有違常理。新產能仍需資金支持,值得注意的是,州參議院能源委員會主席正計劃立法為新建電廠提供低息貸款和補助,類似德克薩斯州現有方案。
形形色色的政客都對物價上漲感到恐慌。在紐約,監管機構取消了加強網約車司機保險要求的計劃——該提案的起因是行業龍頭美國運輸保險公司在多年低價承保後宣告破產。優步公司曾警告稱,這項指定使用"償付能力達標且負責任"保險商的新規,可能導致數千名司機因保費過高退出市場。
這些案例的共同點是掩蓋了人們所承擔風險的真實成本。在氣候變化及其驅動因素温室氣體排放問題上,這種政治訴求及其內在謬誤體現得尤為明顯。碳税本是解決此類外部性問題最有效的經濟工具,但除部分地區外,它仍是政壇禁忌。忽視或壓制能源的真實成本就能讓其變得"可負擔"嗎?從膚淺的短期角度看或許如此。這就好比住宅、電網和出租車所謂的"有競爭力"保費,在火災、停電或事故要求理賠前看起來確實美好又實惠。
當然,要調整支撐數十年基礎設施和行為的經濟契約本就困難。那些世代居住在新晉山火高危區或洪泛平原的普通家庭,確實需要社會協助過渡。若你認為這代價過高或事不關己,那便忽視了正在悄然發生的風險社會化進程。
保險保費上限迫使保險公司退出市場,同時也嚇退了背後的再保險公司,並將更多房主推向政府支持或基礎保障體系。例如,若FAIR計劃失敗,未履行的賠付責任將轉嫁給加州私營保險公司,進而波及廣大保單持有人——無論他們住在火災區隔壁還是百里之外(這還會給私營保險公司更多理由提高費率或撤出市場)。洪水保險已明確依賴聯邦支持。賓夕法尼亞州考慮為燃氣電廠提供納税人擔保貸款亦是如此。加固鐵路、海堤等關鍵公共設施以抵禦災害的成本同樣如此——這些措施被冠以"適應"這一刻意温和的術語。更諷刺的是,如果防止氣候變化的成本被認為難以承受,那麼改造城市以適應氣候的代價顯然也不會更低。
可悲的是,現行激勵機制鼓勵掩蓋而非直面這些風險,直到為時已晚。人們往往喜歡(有時不得不)居住在易發洪水的海岸線和火災頻發的林地。我們對令其他發達經濟體(尤其是歐洲)豔羨的國內能源價格怨聲載道。支撐房價——這個維繫個人財富、地方税收到銀行穩定等經濟命脈的關鍵——已成為一項優先於自由市場原則的國家工程,尤其當市場原則導致負面結果時。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可持續發展、氣候與地緣政治項目高級研究員蘇珊·克勞福德所言:“我們金融和法律體系的每個環節此刻都專一執着地維護現狀。“這種機制註定會讓最終不可避免的變革以更慘烈的方式降臨。更多彭博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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