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科學與高校：人才流失對誰都沒有好處——彭博社

隨着特朗普政府對科學和大學的攻擊促使研究人員尋找其他就業機會，美國面臨人才流失的風險。

攝影師：馬特·卡迪/蓋蒂圖片社歐洲就在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從英國啓程前往美國之前——他在那裏尋求躲避納粹迫害的庇護——他參加了一個旨在為來自德國的學術難民籌集資金的會議。在那裏，他表示，如果沒有他的歐洲祖先為之奮鬥的智力和個人自由，“就不會有莎士比亞、歌德、牛頓、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

近一個世紀後，美國似乎已經忘記了這一重要真理。特朗普政府對科學的無差別攻擊越來越有可能引發那種影響俄羅斯和其他處於專制政權控制下的地區的人才流失。這種人才外流將產生全球影響，並削弱美國的偉大優勢之一。

彭博社觀點歐洲央行應該拿出其貨幣“火箭筒”意大利的梅洛尼尋找關税瘋狂的方法美元之王的統治看起來穩固——目前如此如果日本都無法達成有利的貿易協議，還有誰能做到？美國政府的攻擊性政策已波及從氣候研究到生物醫學的多個學科領域。數千名專家被政府機構和資金匱乏的大學解僱；含有被AI算法或政府效率部埃隆·馬斯克系官員可能誤判為"覺醒派"措辭的研究提案——包括出現"水質"、"女性“等詞彙的項目——正遭大規模駁回。與此同時，移民海關執法局正以最站不住腳的藉口圍捕持綠卡或簽證的研究人員。

“最核心的問題就是這種赤裸裸的不確定性，“哥倫比亞商學院氣候經濟學家格諾特·瓦格納表示，“如果你是需要龐大實驗室、博士前後研究人員助理的自然科學家，而所有資金都依賴某個可能被DOGE盯上的政府機構，這種不確定性就更為致命。”

在這種環境下，許多尚未失業或失去資助的科學家也開始關注境外機會。《自然》雜誌近期對1600多名科學家的調查顯示，75%受訪者正考慮離境。

歐洲部分地區已開始行動，接收受此次衝擊影響的學者。比利時研究型大學布魯塞爾自由大學(VUB)為希望在國外繼續工作的美國研究人員設立了專門聯絡點，並開放了12個面向國際學者的博士後職位；艾克斯-馬賽大學(AMU)啓動了1500萬歐元（2000萬美元）的"科學安全港"計劃，將資助15名美國科學家。AMU校長埃裏克·貝爾東表示，截至3月31日申請截止日已收到約300份申請——此後還有更多申請湧入。

類似項目正在整個歐洲大陸複製，歐盟委員會已增加由歐洲研究理事會（該公共機構負責資助歐盟內部科研項目）提供的搬遷學者資金支持。歐盟還在通過其他方式提升吸引力，例如為頂尖人才提供特殊簽證，建立幫助政府與大學整合資源以支持引進科學家的機制。

但貝爾東擔憂現有支持力度與問題規模尚不匹配，各大學仍在等待歐盟委員會或本國政府的決策和資金。由於視當前形勢為緊急狀況，AMU正動用自有資金推進該計劃。

研究人員的國際流動相當普遍，尤其是在職業生涯早期階段，這種流動通常被視為對科學有利，因為它有助於促進創新和科學發現。但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和艾克斯-馬賽大學都注意到，有異常多的高級科學家正在諮詢海外機會。這些處於職業生涯後期的學者通常因個人和職業原因流動性較低，因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也在考慮離開美國。更值得關注的是，不僅潛在離境者增多——牛津大學史密斯企業與環境學院主任梅特·莫辛表示，原本會申請簽證進入美國頂尖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們，現在也越來越多地轉向歐洲。

科學人才外流將造成持續數十年的創傷；例如愛因斯坦就再未重返歐洲。如果美國最優秀的人才集體出走，各級經驗層次的科學家都將減少——終身教授減少導致培養的博士生減少，博士生減少導致培養的博士後減少，博士後減少又導致培養的研究生減少，這種斷層效應將逐級傳導。

我們曾見證過類似場景：在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工作36年、並多次擔任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報告主要作者的凱文·特倫伯斯指出，早在小布什總統任期和特朗普首個任期內對氣候科學進行較低強度打壓時，就有許多年輕科學家轉投其他領域。

“你已經可以看到，這個領域不再有穩定的人才流入，反而出現了一個空洞，”特倫伯斯從家鄉新西蘭打來電話時説道。他於2020年回國，且不打算返回美國。“像我這樣的人退休時，本該有新人接替領導職位，但現在那些人不見了。情況還會變得更糟。”

即便在這場人才流失開始前，特朗普政府已對耗費數十年時間和鉅額税款建立的科研能力造成了永久性損害。這些投資曾以國民健康、世界領先的技術創新和經濟繁榮等形式獲得過數倍回報。近2000名科學家聯署的公開信指出，失去這種能力後，美國將在所有領域落後於世界。

阿威羅大學的貝爾頓明確表示了自己的動機。儘管歐洲機構可能因人才流入而受益，但他更關注捍衞學術自由和國際合作這一長期價值觀的全局需求。大學應成為收集證據、生成數據、推動集體知識進步的無黨派機構。支持美國科學家是為了減輕對科學的衝擊，而非趁機爭奪頂尖人才。

科學的進步也離不開多元觀點和經驗。以生物多樣性和氣候危機為例，不同地區的表現截然不同——若研究僅集中於某一區域或忽略整個國家的觀測數據，將嚴重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知。

更糟的是——儘管這讓中年科學家和專欄作家們痛心承認——許多最傑出的科學創新恰恰來自年輕一代。他們的大腦尚未被歲月或世故侵蝕，對職業、金錢和認可的渴望驅使他們去開創自己的天地。鑽石正是在這樣的壓力下形成的。

“每十年我們都會迎來飛躍，因為壓力會激發那些有能力回應它的人，“緬因大學人類學與氣候學教授丹尼爾·桑德韋斯説，“我的研究生們比我受過更好訓練，也比我更聰明。希望就在那裏。”

通過恐嚇整整一代年輕科學家，特朗普正在扼殺這種希望。沒有學術自由，我們可能會錯失下一代愛迪生、費曼、薩根、魯賓和杜德納。這不僅會傷害美國——更是全世界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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