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派對天才的蔑視是西方的一個問題——彭博社

Adrian Wooldridge

描繪美國億萬富翁埃隆·馬斯克的大型木偶。

攝影師：CRISTINA QUICLER/AFP在他偉大的著作《論英雄、英雄崇拜與歷史中的英雄氣概》（1841年）中，托馬斯·卡萊爾對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平等主義精神大加抨擊。他抱怨道：“這個時代似乎否認偉人的存在，否認偉人的可取之處。”他説，向批評者展示一個偉人，他們會要求你“解釋他”，“測量他的尺寸”，或者“把他貶低為一個微不足道的人。”

如今，這種平等主義精神比當時更為強大。任何歷史系學生如果愚蠢到像卡萊爾那樣主張“世界歷史不過是偉人的傳記”，一定會被嚴厲訓斥“社會力量”和“經濟因素”的重要性。這一點在涉及天才的概念時尤為明顯。

彭博社觀點哈基姆·傑弗里斯終於取得突破巴西對金磚國家的執着收效甚微黃金股捲土重來引發質疑為何工黨的預算政治讓裏夫斯苦不堪言海倫·劉易斯的新書《天才神話：叛逆者、怪物與規則破壞者的危險誘惑》正是這種平等精神的絕佳例證。劉易斯提出了一些嚴肅但難以令人信服的論點：天才概念模糊且可塑；該概念忽視了社會資源（教育機會、卓越集羣、行政權力）的重要性。但其核心論點是政治性的：天才是"右翼概念"，讓特權階層（多為白人男性）得以行為不端卻獨佔集體成就的功勞。埃隆·馬斯克的形象在書中並非偉人，而是巨大詛咒。儘管劉易斯自認為逆流而上，實則總結的是傳統智慧（斯蒂芬·傑伊·古爾德在《人類的誤測》中已有更精闢闡述）。

當然，這種平均主義思潮並未取得完全勝利。科學界依然珍視諾貝爾獎得主，硅谷對高智商人羣趨之若鶩，谷歌等科技巨頭每年投入數百億美元推動創新。但它在公立教育體系——這個本應負責發掘和培養天才的領域——已近乎全面獲勝，尤其在英美兩國表現顯著。英國於1960年代以"分流學生"為由廢除文法學校，現任教育部長布里奇特·菲利普森正通過弱化課程標準和強化主觀評估，再次推動教育平均化。

美國2.4萬所公立高中中僅有140所"考試學校"（根據智力水平錄取學生）。即便這少數精英學校也面臨進步主義者的威脅：紐約市長民主黨候選人佐蘭·馬姆達尼計劃取消重點高中的入學考試（實為變相廢除）。2024年全美唯一針對天才兒童的聯邦項目僅獲得1650萬美元撥款，與智力障礙羣體獲得的資金相比微不足道。這種平均化的惡果是：教育日益被階級固化束縛，工人階級中的愛因斯坦們正被系統性埋沒。

公共領域對天才的制度性忽視，解釋了為何除少數熱門領域外，整體創新與創造力正陷入低迷。多項研究表明，關鍵科學領域"新想法的誕生正變得越來越困難"。好萊塢陷入長期創意枯竭，電影公司沉迷翻拍續集。自1960年代中期持續至今的託倫斯創造性思維測試顯示，儘管1990年前各類創造力指標與平均智商同步提升，但此後便持續下滑。

劉易斯聲稱“天才”是一種鞏固現狀的右翼觀念，這一説法本末倒置。1766年顛覆美國舊秩序、1789年改造法國以及逐步變革英國的革命者們，都主張將權力從土地精英轉移給"自然天才"。這些自然天才中有驚人比例出身貧寒：比如印度鄉村學校裏完成驚人數學壯舉的拉馬努金。無論是否出身貧寒，他們的標誌性成就始終是打破現狀，開創思想或物質層面的新世界。

當劉易斯聲稱我們對天才的科學認知存在缺陷時，其論點同樣站不住腳。自19世紀中葉以來，生物學家、遺傳學家和心理學家們已構建出精細的智力能力理論。這些科學家指出，將能力差異歸因於後天培養而非先天稟賦的"白板説"無法解釋：為何眾多特權階層子女學業失敗，而寒門子弟卻成功逆襲？同一環境下成長的個體為何存在巨大差異？為此他們提出了正態分佈曲線、均值迴歸、先天后天協同論等系列理論工具來解釋人類能力差異。

劉易斯提醒我們，這些科學家中有些人持有令人反感的優生學觀點。事實上，這種令人反感的觀點在當時幾乎普遍存在：西德尼和比阿特麗斯·韋伯、H.G.威爾斯和約翰·梅納德·凱恩斯都是優生學學會的成員。但是，科學家的偶然信念能告訴我們很多關於他們工作有效性的信息嗎？艾薩克·牛頓相信鍊金術這一事實並不會使他的重力理論失去信譽。遺傳學的最新進展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某些人具有極高的天賦，如果得到適當的鼓勵，可以取得傑出的成就。

近年來，許多自詡為天才的人確實考驗了我們的耐心，尤其是在硅谷，他們聲稱有權打破束縛普通人的規則，干涉遠離其核心能力的領域，並大肆炫耀財富。馬斯克通過擾亂華盛頓幾個月然後放棄，使政府改革事業倒退。貝索斯通過為他的星光熠熠的婚禮租用威尼斯，顯示出對社會契約已經變得多麼緊張毫無意識。

然而，智力正態分佈曲線最右側的人越來越推動經濟進步。比爾·蓋茨和史蒂夫·喬布斯無疑通過他們對個人計算機的創新貢獻使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好。（蓋茨在捐贈財富和創造財富方面也是一個巨人。）人工智能革命，以其改變我們生活的非凡承諾，必然由最有天賦的人推動。知識經濟越發達，我們就越依賴於極少數能夠首先吸收已經積累的大量知識，其次實現創新突破的人。

在一個科技與創新正重塑戰爭形態的世界裏，這類人才將日益決定我們的地緣政治實力——甚至關乎存亡。中國正效仿新加坡模式，打造威權式賢能體制，從全民中篩選人才並將其中大部分配置到科技工程領域及軍隊。根據美國頂尖科學出版機構編制的《自然》指數最新排名（基於145種權威期刊發表的論文），中國高校已佔據前十名中的八席，西方院校（哈佛大學與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僅佔兩席。而在2016年，中國機構僅佔一席。更令人擔憂的是，中國在高超音速導彈、太空機器人等高科技武器領域也已超越美國。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與埃文·阿布拉姆斯基在《外交事務》中警告：“美國的教育危機實為國家安全威脅。”

冷戰期間，西方成功構建了一個龐大的人才選拔機制，不僅發掘了隱藏的天才，還促進了普遍的社會階層向上流動。以美國為例，推出了提前錄取和大學先修課程計劃，並創建了國家優秀獎學金公司。如果這次因對天才神話的混亂認知而阻礙我們採取同樣大膽的政策，那將是一場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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