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派克·李的《從最高到最低》在政治詆譭中喚起紐約的魔力——彭博社

斯派克·李與丹澤爾·華盛頓聯手發出控訴

攝影師：馬特·温克爾邁耶/蓋蒂圖片社北美分社當我們下意識地提及"紐約導演"時，總會想起幾位用本地人的洞見與温情講述這座城市故事的哥譚之子。馬丁·斯科塞斯自然首當其衝，西德尼·呂美特亦位列其中。而斯派克·李——這位或許最具紐約特質的導演，其作品幾乎從不離開五大行政區，那種張揚的紐約氣質不僅滲透在他的電影裏，更流露於訪談、文字乃至重大體育賽事的亮相中。

因此當他最新劇情長片*《至高至卑》*被徹底打上紐約烙印時，無人感到意外。更令人訝異的是，這部作品誕生於官方反都市論調甚囂塵上之際，使其成為一記震撼的回應。

故事源自埃德·麥克貝恩1959年小説*《國王的贖金》，黑澤明曾於1963年改編為電影《天國與地獄》*。劇情脈絡清晰：住在頂層公寓的唱片大亨大衞·金（丹澤爾·華盛頓飾）雖近年事業受挫瀕臨收購，仍過着奢靡生活。正當他籌措資金準備自主收購時，一通恐怖來電打破平靜——其未成年兒子遭綁架。經過數小時混亂追查，紐約警方發現被綁者實為金最信賴的司機（傑弗裏·懷特飾）之子，即男孩的摯友。由此引發道德困境：金會傾家蕩產拯救他人骨肉嗎？

這些揭露、對話和衝突佔據了《最高至最低》前半部分的大部分內容，許多評論家（以及據我所知，觀眾）都認為這是影片中相對較不成功的部分。故事主要發生在雲端之上的金氏家族頂層公寓內，那裏與世隔絕。當金離開那個高度（無論是字面上還是象徵意義上），來到地面——城市生命與活力所在之處時，電影才真正鮮活起來。

他走上街頭，展開核心情節：綁匪命令這位大亨親自交付贖金。他戴着棒球帽和墨鏡偽裝，揹着裝滿現金的揹包（當然是耐克Air Jordan——這可是斯派克·李的作品），按指示乘坐4號線列車前往布朗克斯區。當地鐵疾馳過各站，激昂的配樂漸起，我們意識到這是比賽日；洋基隊球迷湧上列車，只需幾步就能從161街站直達洋基體育場。他們喧鬧亢奮，摩拳擦掌，互相擊掌，開始為洋基隊助威（同時高喊反紅襪隊口號）。當列車接近161街時，觀眾能看到地面盛況：波多黎各日遊行中，傳奇的埃迪·帕爾米耶雷薩爾薩樂團正在演奏。隨着這些線索交匯，李巧妙地將它們編織在一起——劇情推進、遊行中的薩爾薩音樂、球迷高呼"洋基隊加油"。起初平行發展，繼而激烈碰撞。每個看似無關的元素都與其他元素節奏共振，最終譜寫成一首歡騰而不可思議的城市交響曲。

斯派克·李最初可能並未將《最高至最低》設想為一部唐納德·特朗普時代的電影。至少表面看是如此，因為影片背景設定在當下——公元2025年夏天，但主角兒子的牆上卻掛着巨大的賀錦麗"前進"競選海報——這類支持者可能早已撤下的物件，唯恐它提醒人們那些未竟的可能。現實中，我們正處於特朗普2.0時代，這屆年輕政府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對城市根深蒂固的懷疑，若非憎惡的話。這種情緒早有先例；畢竟1970至1980年代的紐約市近乎暴力犯罪的荒原。那個動盪年代在《死亡願望》《戰士幫》《騎劫地下鐵》《出租車司機》等犯罪驚悚片中得到了鮮活呈現。如今數據顯示紐約已是全美最安全城市之一，但特朗普在諸多方面仍困守在他發跡的1980年代紐約。他對所有城市的惡毒看法正反映了這種心態。

因此，我們正目睹數十年來最廣泛的反都市情緒，其中大量論調源自聯邦政府。特朗普幾乎以"高犯罪率"為由在華盛頓特區實施戒嚴——其依據並非數據而是主觀感受。他主要向華盛頓和洛杉磯派遣聯邦軍隊，似乎只因它們是擁有自由派領導人和進步政策的多元城市。交通部長肖恩·達菲則竭力將紐約地鐵渲染成《死亡願望》般的恐怖地帶。

然而在這個動盪的夏天，斯派克·李向我們展示了這座城市——就像許多其他城市一樣——是一個充滿活力、多元文化的烏托邦。這並不是《最高到最低》的主要啓示，當然也不是電影製作人的本意。但對於這個日益不安的文化時刻，這可能是電影最有價值的貢獻。更多來自彭博觀點的內容：

• 紐約地鐵實際上比你的車更安全：賈斯汀·福克斯
• 好萊塢的下一個漫威時刻是浪漫奇幻：傑西卡·卡爾
• 《罪人》正在復興口碑營銷的藝術：傑森·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