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的飛躍並沒有自然帶來機會的平等，而是在加劇制度的選擇性篩除？_風聞

【本文由“chaohon”推薦，來自《哥倫比亞大學MBA兩年親歷記：一場資本主義騙局》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讀完這篇帶有強烈情緒表達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幻滅記”，很容易被其密集的批判語氣、豐富的細節和對“白左”“DEI”“資本神話”等對象的控訴所吸引。但若深入分析，其核心其實並不在於教育質量的批判，而是一種將個體挫敗經驗轉化為全面否定的系統性“怨念表達”，以及對制度運行邏輯的重大誤讀。

該文一邊批判“政治正確”掩蓋了能力標準，一邊卻又執着於“我很聰明卻沒能拿到理想offer”的自我申訴，其實構成了某種“反向政治正確”——即把自己的失敗歸因於身份分配的不公，而非結構性制度設計的問題。

文章反覆強調自己“本可勝任高端崗位”，但因為不是女性、有色人種或性少數羣體而遭排擠。這種説法看似是對身份政治的揭露，實則是一種精英主義倖存者敍事的翻版：將個體能力的主觀評價當作絕對參照，把未被接納視作“逆淘汰”，而對更廣泛的結構性轉型障礙與制度性分層缺乏思考。

事實上，當前的勞動力轉型危機並不只是“誰更聰明”或者“誰被偏愛”，而是誰能負擔得起持續訓練、再培訓與錯配風險。那些“轉崗成功”的人，本質上只是穿越了制度設下的重重門檻，而非真正實現了能力躍升。績效邏輯下的勞動力市場早已不是憑“真實才能”分配崗位，而是以能否“表演績效”來篩選工具人。

作者未能看到的問題是：技術的飛躍並沒有自然帶來機會的平等，而是在加劇制度的選擇性篩除。自動化替代的不只是個別崗位，而是整套職業層級。流水線、倉儲、初級文職等大批崗位被系統性淘汰，而新的“高端技能賽道”並非普遍開放——其進入門檻高、培訓成本大、失敗風險極高。誰能獲得這些資源，恰恰取決於已有的制度保障與分配邏輯，而不是單個個體的意願或才華。

作者對商學院的批判集中在“教育質量低下”“課程無用”“政治灌輸”，卻忽略了另一個根本問題：現代教育體系早已淪為“再就業資格演習”的工具。你接受的不是“知識”，而是“你是否願意為制度認可的績效路徑反覆繳費、訓練、等待”的忠誠測試。制度不是看你學到了什麼，而是看你是否願意無條件服從流程。

作者將自己與所謂“主流學生”的分野推向了“誰更願為資本服務”的對比，但更本質的問題在於：這個系統並不是為了最大化生產力或社會價值，而是為了維護績效篩選機制的合法性。那些最終“轉崗成功”的人，更多進入的是外賣、快遞、數字流水線等平台化、算法化的偽績效崗位，其工作被封裝為可壓價、可控制、可替代的勞動力模塊，完全脱離了人類自由與創造性需求。

**真正的問題不是“誰配得上好崗位”，而是“為什麼我們要用崗位定義消費資格”？社會早已具備維持基本消費水平的物質能力，卻仍要用“再培訓—上崗—績效打卡”這一套流程將大部分人困在“生存換資格”的系統中。這不是技術決定論的必然，而是分配製度對人的結構性操控。

文章反覆指責“女權”“環保主義者”“LGBT羣體”“白左教授”掩蓋真相、道德虛偽，但其實作者本人也是在通過道德敍事解釋失敗，只不過是反向的。他假設：只要沒有“多元文化干擾”，他這樣的“高績效個體”本應順利進入上層。但他沒意識到，即便取消DEI、取消多元文化，整個績效門檻系統依然不會向所有人開放，只是換了一套語言與裝飾罷了。

制度沒有把他淘汰，是在“讓他相信是別人偷走了他的機會”。

這是一種更加深刻的操控方式：將勞動力結構性淘汰偽裝成個體失誤或道德爭議，把不平等合理化為“沒跟上技術腳步”。

這篇文章以“商學院幻滅”為名，卻忽略了整套社會結構正把人類捲入一場無止境的“資格競賽”與“表演勞動”中，訓練只是為了上崗，上崗只是為了換得生存許可，而非實現人的發展與社會進步。問題不是“別人搶了你的位置”，而是“整個系統壓根不給人一個安穩生存的位置”。

如果不質疑“績效決定消費資格”這套制度邏輯，那麼不論你是商學院畢業生，還是轉崗司機、快遞員、內容審核員，你都只是這場不斷更新表演指標、卻從不改變分配本質的“遊戲”中的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