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躁鬱症式”分析不可取：什麼是決定中美競爭勝負的關鍵？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John Ross) 】

5月12日，中美達成90天關税“休戰協議”。甚至連美國媒體也承認，中國在貿易戰首輪交鋒中取得了明顯勝利。正如一向持強烈反華立場的彭博社就大多數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分析所總結的那樣：“對於打算和特朗普硬剛到底的中國來説，這樣的結果好得不能再好了。”

但中國讀者如果認為美國會就此放棄在經濟上遏制中國，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從經濟層面來看，這是一場“持久戰”，而非單場定勝負的戰鬥。因此，下文將就美國發動關税戰時的具體經濟狀況，以及哪些因素將決定這場經濟持久戰的最終走向，進行分析。

引言

影響中美關税戰結果的決定性因素，仍在於中國能否保持自身的成功‌——沒有什麼能夠替代中國自身成功的關鍵意義。但瞭解美國經濟動態也很重要，特別是對於戰略和戰術等具體問題。

孫子在《孫子兵法》中曾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雖然沒有必要從字面意思瞭解勝算的比率究竟是多少，但顯然，缺乏對敵人的瞭解確實會削弱勝算，並可能導致失敗。因此，在當前中美關税戰背景下，準確瞭解美國經濟動態非常重要。

如下文所示，與美國相關的兩個問題特別重要。

首先，要準確瞭解美國當前對華挑起爭鬥的背景和時機。西方媒體和部分中國媒體的一些文章以所謂的“躁鬱症”形式（manic-depressive，由兩種症候交替發生所致的躁狂抑鬱症狀）呈現美國經濟狀況。也就是説，如果説過去曾有過度誇大美國經濟快速增長/繁榮的報道，那麼現在則有過度誇大美國經濟問題/危機的報道。

這種對美國經濟短期起伏的過度解讀，即“躁鬱症式”分析，導致人們錯誤地認為當前中美這場爭鬥可能會即刻見分曉。下文的分析將解釋為何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特別是，正如過去關於美國經濟出現“大繁榮”的説法是錯誤的一樣，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美國經濟突然陷入深度衰退/危機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發生的概率很低。因此，將戰略和戰術建立在這樣的結果之上將會大錯特錯。

相反，英語中有一句恰當的諺語可以形容這種情況，即“這是一場馬拉松，而非短跑”——在傳統中國諺語中，與之相近的説法或許是“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應當秉持的基本觀點是，中美這場爭鬥將是一場 “持久戰”。正如《北京日報》近期一篇引發熱議的文章《今天，有必要重温<論持久戰>》所指出的那樣，該文得出的結論與本文從經濟戰略角度得出的結論一致。即便中美達成90天關税“休戰協議”，筆者仍堅持這一結論。

其次，由於這是場持久戰，有必要了解何謂影響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非那些可能僅影響短期波動的因素。如下文所示，這也適用於中國經濟。因此，這些根本性問題將決定這場經濟持久戰的結果。

本文將分為兩部分論述這些問題。一，從美國金融市場的表現來剖析美國經濟的真實形勢；二，何謂影響中美經濟增長以及這場持久戰結果的決定性因素。

一、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後的美國金融市場形勢

1.1 對美國經濟的“躁鬱症式”分析不可取

美國媒體在特朗普加徵關税之後，近期又對美國經濟進行了典型的“躁鬱症式”分析。也就是説，它將短期經濟數據的起伏，不合理地外推為中長期走勢，並據此宣稱美國經濟要麼將迎來“大繁榮”，要麼面臨重大“危機”的威脅。不幸的是，一種類似的躁鬱症式分析也出現在了中國媒體的討論中。

鑑於準確分析美國經濟真實狀況對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非常重要，因此有必要了解其實際情況。事實上，自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以來，截至目前，美國經濟態勢只不過是其經濟長期放緩的縮影而已——美國經濟在此期間出現的波動尚未超出正常經濟週期波動範圍。因此，本文旨在從各個方面澄清對美國經濟前景的誇大討論。

此前，筆者在多篇文章中反覆闡明為何近年來不應誇大美國經濟“繁榮”的説法，並因此遭到某些圈子批評。如今，筆者認為，同樣有必要闡明為何不應誇大美國經濟“危機”的説法。

事實上，無論是分析美國經濟還是分析其他任何國家經濟，“樂觀主義”亦或“悲觀主義”都非美德，唯有現實主義才是美德。過去，筆者覺得有必要批評對美國經濟“繁榮”的誇大描述，並非是對中國持樂觀態度、為了讓中國讀者感覺良好，或是出於對中國的“禮貌”。事實並非如此，筆者對美國經濟“繁榮”判斷的批評，是因為這類説法不符合事實。

如今，筆者覺得有必要批評對美國經濟問題的誇大估計，並非是對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持悲觀態度，而是因為這類誇大估計同樣不符合事實。只有對形勢進行準確分析，才對中國有益。因此，有必要了解迄今為止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對特朗普關税的反應沒有超出經濟週期波動範圍的原因。

1.2 美國媒體的躁鬱症式分析

以美國媒體在特朗普4月2日宣佈“對等關税”舉措後所做的“悲觀”分析為例，《華爾街日報》在4月4日刊發的題為《關税致道指暴跌1600點，美元指數重挫》的文章中憂心忡忡地宣稱：“由於擔心特朗普總統的新關税計劃將引發全球貿易戰並將美國經濟拖入衰退，美國市場遭受了自2020年以來最嚴重的下跌……此次下跌使金融市場陷入近年來最為危險的時期之一。”

幾乎與此同時，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分析師將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概率上調至60%。資產管理規模高達10.4萬億美元的美國規模最大的基金公司之一先鋒領航集團，則將2025年美國GDP增長預期下調至1%以下，並歸咎於關税和相關政策的不確定性。它還預計，通脹率將從之前預測的2.7%上升至年底的4%。

但是，還不到一個月，即5月3日，《華爾街日報》刊登了一篇標題截然相反的文章《何來衰退？股票投資者預計好時光仍將持續》稱：“華爾街最知名的預測機構一直警告稱，關税可能引發經濟衰退。高盛預計未來12個月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概率為45%。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近期給出的概率則高達90%。但似乎有人忘了把這個消息告訴股票交易員。市場行情正一路高歌猛進。” 5月7日，《華爾街日報》又刊登了一篇文章，聲稱：“如果關税措施繼續推進，美國及世界大部分地區似乎很可能在2025年陷入衰退。”

事實上，無論是針對美國經濟的“悲觀”分析，還是“樂觀”分析，都是不合理的——對美國中長期趨勢（而非純粹的短期波動）的分析清楚地印證了這一點。

正如拙文《拜特朗普關税戰所賜，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擴大》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明白，甚至在特朗普發佈失當關税公告之前，美國經濟在2025年已經註定要放緩。原因是，隨着從新冠疫情中復甦，近幾年美國經濟週期處於上行階段，其經濟增速遠高於其中長期增速。”

本文第二部分將探討影響中美經濟持久戰結果的決定性因素。顯然，根據定義，這些長期過程需要一定時間才會顯現出來。但是，任何短期的深度動盪都會在美國金融市場中有所體現。因此，我們將首先分析美國金融市場是否正在發生超出正常經濟週期波動預期的變化。

1.3 美國國債市場

先從世界上最重要的長期利率市場——美國10年期國債市場開始，因為它不僅影響美國國內金融市場，也影響全球所有金融市場。（國債價格與國債收益率之間呈反向關係，即當國債收益率上升時，國債價格下降；當國債收益率下降時，國債價格上升。）

圖1 1921-2025年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比較。作者製圖

圖1清楚地顯示，在上個世紀，美國國債收益率呈現明顯的長期趨勢——對於那些只關注短期較小波動的人來説，這張圖表應成為必讀材料，因為他們未能認識到這些短期波動背後所展現的更為強大且影響更大的長期經濟運行過程。美國國債收益率走勢通過無數短期波動得以體現，而其趨勢顯然由以下四個長期大趨勢所決定。

1) 1921-1941年這20年來，美國國債收益率呈現下降趨勢，從1921年的5.1%降至1941年的2.0%。

2) 1941-1981年這40年來，美國國債收益率呈上升趨勢，從1941年的2.0%升至1981年的14.0%。

3) 1981-2020年這39年來，美國國債收益率呈現下降趨勢，從1981年的14.0%降至2020年的0.9%。

4) 2020-2025年這5年來，美國國債收益率呈上升趨勢，從2020年的0.9%不斷上升，2023年10月更是達到4.99%的峯值。

從最後一個趨勢來看，新一輪美國國債收益率上升的長週期很可能正在開啓——當然，要確認這一點還需進一步觀察數據。

在這一框架內，我們將就特朗普關税舉措的影響進行更詳細的分析。圖2呈現的是上文提及的四個階段中的最後一個階段——過去五年收益率上升期的數據。從2023年6月至2025年5月近兩年時間裏，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僅在3.6%至略低於5.0%的交易區間內波動。

圖2

圖2 2023年6月至2025年5月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比較。作者製圖

如圖3所示，確切地説，自4月1日（特朗普4月2日宣佈“對等關税”舉措的前一天）以來，美國國債價格始終未突破此前的交易區間。4月1日，國債收益率為4.16%，隨後在4月11日急劇攀升至4.49%，而後回落，截至5月6日僅為4.36%——仍處於過去兩年3.6%-5.0%的交易區間範圍內。5月9日（中美達成90天貿易協議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國債收益率為4.39%。

圖3 2025年4月1日至5月9日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比較。作者製圖

在撰寫本文時的最後一個交易日，即5月23日，（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為4.50%，完全處於過去兩年間該品種的交易區間之內。

近期，部分媒體關注到超長期美國30年期國債收益率的波動。儘管相較於10年期國債，30年期國債對市場利率定價的影響要小得多，但5月23日，其5.00%的收益率仍低於2023年10月創下的5.10%水平——也就是説，即便30年期國債也尚未突破過去兩年的交易區間。

1.4 美國股市

再讓我們轉向美國股市。圖4呈現的是從國際金融危機之前到有最新數據可查的2025年（2006年至2025年5月）標普500指數走勢。可以看出，在這近20年的時間裏，共出現過四次顯著的下跌行情。在2025年正在發生的下跌之前，另外三次分別如下。

1) 2007年10月9日至2009年3月9日，標普500指數下跌57%，從1565點跌至677點。

2) 2020年2月19日至2020年3月23日，標普500指數下跌34%，從3386點跌至2237點。

3) 2022年1月3日至2022年10月12日，標普500指數下跌25%，從4797點跌至3577點。

圖4 2006-2025年標普500指數走勢。 作者製圖

為便於對比，圖5呈現的是2025年最新數據。標普500指數在2025年2月19日達到6144點的峯值，並且在特朗普於4月2日宣佈關税舉措之前就已經開始下跌。具體來看，從2025年4月1日至4月8日的低點期間，標普500指數下跌11.5%——從5633點跌至4983點。因此：

1）從1月份的峯值到加徵關税後此次下跌的最低點，跌幅為19%。

2)  從4月1日到低點，跌幅為11.5%。

圖5 2025年標普500指數走勢。作者製圖

這些跌幅顯然相當顯著，但小於2007-2009年、2020年和2022年的下跌幅度。也就是説，沒有跡象表明美國股市已失控，也未出現超出正常週期性波動範圍的情況。截至5月9日，標普500指數為5660點，高於4月1日（特朗普宣佈“對等關税”舉措的前一天）的水平。

在撰寫本文時的最後一個交易日（5月23日），標準普爾500指數報收於5771點——這一水平高於4月1日（即特朗普宣佈"互惠關税"計劃的前一天）的點位。

1.5 美元匯率

最後談談美元匯率。

衡量美元匯率最常用的貿易加權指數——美元指數（DXY），由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於1973年3月推出，不過該指數也可用於計算更早時期的數據。圖6顯示，自那時起，美元相對於主要貨幣的匯率呈現出非常長期的緩慢下跌態勢，但同時也伴隨着巨大且頻繁的短期、中期和長期波動。

圖6 1967年至2024年美元指數走勢。作者製圖

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元作為不受美國製裁的避險貨幣這一角色尤為值得關注。也就是説，在危機時期，資本往往會流向美元，從而推高其匯率。這反映了潛在的經濟規律，與當下“去美元化”熱潮相悖——拙文《“去美元化”是必要的，但要從長計議》就此進行了詳細分析。

因此，從2008年4月（雷曼兄弟破產引發國際金融危機前夕）到2022年4月（新冠疫情結束），美元指數上漲40%，從71升至100。

此後三年間，美元指數一直在100-114區間波動。就本文目的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從2022年4月底至2025年4月1日期間，該指數從未跌破99.8。

4月1日，即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的前一天，美元指數為104.3，最近的峯值是2025年1月的110。

但如圖7所示，從4月2日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開始，美元開始大幅下跌。截至4月21日，該指數下跌5.7%至98.3的低點。這次下跌富有深意，因為它突破了前期交易區間下限。也就是説，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令美元跌破此前交易區間，承受下行壓力。

圖7 2025年4月1日至5月9日美元指數走勢。作者製圖

若這一趨勢持續下去，對美國金融市場乃至經濟和政治狀況都將產生重大影響——美元匯率走低往往會給美國帶來通脹壓力。

但是，在特朗普戰術性服軟之後，5月1日美元指數回升至之前的交易區間——100.2。也就是説，特朗普的戰術性服軟有效遏制了美元匯率下跌。截至5月9日，美元指數為100.3。在撰寫本文時的最後一個交易日（5月23日），美元指數（DXY）報99.1——處於過去三年該指數的常規交易區間之內。

總的來説，到目前為止，美元指數走勢印證了我在演講《特朗普在美國金融市場動盪的情況下服軟是基於戰術，而非戰略》中的分析。

1.6 美國市場趨勢概述

總結來説，在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後，美國主要金融市場並未出現超出正常經濟週期波動範圍的波動。就目前而言，究竟是因為特朗普的讓步，使得市場波動被控制在正常範圍內；還是即便特朗普沒有做出部分讓步，市場波動也不會超出正常範圍？

前一種情況僅僅意味着特朗普的決策僅在金融市場所能接受的框架內實施——這些都不重要。決定局勢的並非特朗普的動機或考量，而是客觀事態發展。重要的是，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後，美國金融市場發展態勢並未出現超出正常經濟週期波動的變化。也就是説，依據此類數據，無論是“樂觀”還是“悲觀”地分析美國經濟形勢都是沒有依據的。

因此，從美國經濟趨勢來看，沒有理由相信美國經濟會迅速爆發危機，進而導致中美競爭因這種危機而迅速得到解決。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幾年裏，有必要駁斥那種基於正常經濟上行週期而誇大美國經濟“繁榮”的説法，如今同樣關鍵的是，要摒棄任何認為美國經濟存在深度“危機”的觀點——也就是説，對美國經濟過於“樂觀”和“悲觀”的分析都是不正確的。

二、美國經濟的真正趨勢

現在從美國媒體的印象主義分析（遺憾的是，部分中國媒體也附和此類分析），轉到關注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那麼問題來了，如果中美之間的較量不會在短期內分出勝負，那麼影響這場持久戰的決定性因素是什麼呢？顯然，要進行這樣的分析就繞不開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

2.1 美國GDP增長放緩已長達六十年

到目前為止，已對美國金融市場走勢進行了分析。儘管這些數據只是部分信息，但它們反映了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後的美國經濟最新狀況。相比之下，生產數據通常會有幾周的滯後，因此在撰寫本文時，尚無4月份的生產數據。不過，目前已掌握2025年第一季度（截至3月底）的美國GDP數據。這些數據證明，在關税措施實施前的這段時間內，美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並未出現超出正常波動範圍的情況。

以美國GDP數據為例，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已長達六十年。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在此期間美國GDP年均增速下降一半以上——從1969年的4.4%降至2002年的3.5%，再降至2025年第一季度的2.0%（見圖8）。

圖8 美國GDP年均增速比較。 作者製圖

2.2 正常的經濟週期放緩

要準確瞭解當前美國的經濟趨勢，應當注意到，正常經濟週期波動會定期使美國的短期增速交替高於和低於其長期增速。圖9呈現的是美國擺脱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短期波動後發生的情況。截至2025年，美國最近一段時間的GDP年均增速小幅下降——從2.1%降至2.0%。

圖9 2022年第二季度至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年均增速比較。作者製圖

相比之下，正如預期的那樣，美國年度GDP同比增速顯示出相當大的波動，振幅達1.9%——從2022年第四季度的1.3%（遠低於美國長期增速），升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3.2%（遠高於美國長期增速）。隨後，美國GDP同比增速逐步下降，根據最新數據，2025年第一季度降至2.0%，幾乎與美國長期增速完全一致。

簡言之，自新冠疫情以來美國出現的這些波動，不過是美國經濟放緩60年的縮影而已。這些波動並未超出美國經濟週期的正常波動範圍。

總之，無論是從上述當前市場波動來看，還是從產出數據來看，都沒有任何依據支持對美國經濟進行“躁鬱症式”分析，即認為美國經濟要麼將迎來大繁榮，要麼將遭遇嚴重崩潰。實際情況是，美國正在經歷經濟週期波動，其經濟增速在其長期年均增速（略高於2%）範圍內上下波動，並沒有事實證據表明除了這一過程正在發生之外還有其他情況。

因此，雖然不能完全排除美國經濟出現某種深度放緩的可能性，例如由於某些非常嚴重的政策失誤，但若基於願望中的小概率事件來分析形勢，對中國而言是極其不明智的。美國只是在經歷正常的經濟週期波動，其經濟增速在其長期年均增速（略高於2%）範圍內上下波動。因此，經濟前景的核心情形應當是，這種情況仍將持續下去。

2.3 什麼因素會導致美國經濟發生重大變化？

關於何謂影響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速的決定性因素，拙文《想知道特朗普的中國策略，先要明白美國經濟衰退的真相》對此做過詳細分析。因此，此處僅闡述最基本的趨勢和決定性力量。

為便於大家瞭解美國經濟形勢，表1首先呈現的是美國GDP構成要素與其短期、中期和長期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它們之間的相關性極為清晰。可以看出，就短期而言，美國GDP構成要素與其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屬於中等水平，多數情況下相關性較低——以一年為週期，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最高為0.50。這意味着，在短期內，眾多因素影響着美國GDP增長，且沒有任何單一GDP構成要素對美國GDP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

表1 2007-2024年美國GDP構成要素佔GDP比重與年均GDP增速之間的相關性。作者製表

相比之下，就中期而言，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已經變得較高或接近較高——以五年為週期，兩者之間的正相關性為0.73。美國消費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則為0.69。

從長期來看，一些相關性上升到極高水平。特別是，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正相關性為0.86，消費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負相關性為0.85。這意味着，美國要提高其長期增速，就只能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來實現。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下降必然將伴隨着美國GDP增速的下降，消費佔美國GDP比重上升則必然將伴隨着美國GDP增速的下降。

總結這些趨勢，就是：就短期而言，諸多因素會影響美國GDP增長，但沒有任何單一GDP構成要素具有決定性影響；就長期而言，GDP增長則受到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的正向影響，以及消費佔美國GDP比重的負向影響。

2.4 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

到目前為止，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最密切正相關性的是，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圖10呈現的1960-2024年這64年數據充分證明，時間跨度更長的情況下，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的正相關性極強，為0.86。

圖10 1960-2024年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按12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作者製圖

2.5 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現在的趨勢如何？

鑑於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其密切的相關性，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下降，勢必伴隨着美國GDP增長放緩。相反，如果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不下降，美國GDP增長就不會放緩。 美國經濟增長放緩長達60年已印證了這一點。

如圖11所示，按照6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為0.78。在此圖中，選取六年作為移動平均週期，是為了與上一個美國經濟週期峯值（2019年至2025年）以來所經歷的時長保持一致。如果選取更長的週期，相關性會更高——10年期的相關性為0.81，20年期的相關性為0.82。

圖11 2019-2025年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按6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作者製圖

那麼短期內，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是否也在下降呢？

圖12呈現的是2019年（美國上一個經濟週期峯值）-2025年第一季度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年均增速之間的相關性。可以看出，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美國GDP比重並未下降——在比較階段開始和結束時均為5.1%。也即是説，與美國GDP增長最密切相關的因素沒有發生變化。到目前為止，尚無事實趨勢表明當前美國GDP長期年均增速會出現下降——如前所述，該增速略高於2%。

圖12 2019-2025年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按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作者製圖

總結來説，無論是從美國金融市場狀況，還是從美國宏觀經濟數據來看，都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會出現超出正常經濟週期變化範圍的導致美國經濟下滑的波動。同時，也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美國經濟出現“繁榮”。也就是説，無論是“躁狂式”還是“抑鬱式”的美國經濟分析都缺乏依據。

同樣，沒有任何跡象表明，美國存在任何會迫使中美經濟衝突迅速出結果的變化或危機。因此，中美這場持久戰的結果，取決於影響兩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2.6 大型經濟體的增長模式

到目前為止，我們具體分析了美國的增長模式。但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的這種極其密切的相關性並非特例，而是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其他主要經濟體。

為證明這一點，圖13呈現的是包括中國和美國在內的世界前10大經濟體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年均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如圖所示，這一相關性極高，為0.95。

因此，就長期增長而言，如果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不高，那麼這些大型經濟體就不可能實現高GDP增長率，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的任何下降都會伴隨着GDP增長率下降，而提高GDP增速則需要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

圖13 2007-2019年世界前10大經濟體固定資本形式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 作者製圖

2.7 中國經濟增長模式

中國的增長模式與其他大型經濟體有着共通之處。如圖14所示，自國際金融危機起至有最新固定資本形成數據可查的這段時間，中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極高，為0.84。

也就是説，與所有超大型經濟體一樣，中國和美國的長期增長率與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正相關性。就當前目的而言，沒有必要論述兩者之間的因果聯繫，即究竟是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決定GDP增長率，還是GDP增長率決定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亦或是其他因素同時決定這兩者。但這意味着，若不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就不可能提高中國GDP增速，而降低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則會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圖14 2008-2021年中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按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作者製圖

2.8 中國和美國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水平

從圖13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事實對中美競爭產生了影響。中國和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相關性意味着，中國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遠高於美國，這決定了中國經濟增速遠快於美國。也就是説，在中美之間的競爭中，中國的經濟增速遠高於美國。

圖13顯示，從上一個經濟週期來看，中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為21.0%，美國為4.4%。如圖15所示，近期中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有所下降——正如所預測的那樣，中國GDP增長率也隨之下降。

不過，根據最新數據，中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為15.8%，是美國（5.1%）的三倍多。只要中國在這方面領先美國的態勢持續下去，實證數據將會證明，中國長期經濟增速將繼續遠高於美國。也就是説，就經濟增長率而言，中美持久戰的結果將取決於中國是否能保持其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高於美國。

圖15 中國和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比較。 作者製圖

2.9 按美元計價的中美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水平比較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的國際可比數據，按美元計價，中國一年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為2.8萬億美元，而美國為1.2萬億美元。也就是説，中國一年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是美國的兩倍多。

圖16 中國和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比較（按當前美元匯率計價）。作者製圖

2.10 美國如何打敗中國

鑑於上述事實關係，從理論上講，美國若想在由兩國長期增長率決定的持久戰中擊敗中國，有兩種途徑。

首先，美國應提高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從而提高美國經濟增速。但是，正如拙文《特朗普選擇先摧毀美國人民生活再“擊敗”中國，但結局很可能是……》所分析的原因，特朗普或任何未來的美國總統都必須給美國民眾施加巨大的政治壓力，大幅降低居民消費佔GDP比重，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截至目前，美國尚未發生這樣的變化。

美國要贏得中美持久戰的第二種手段是，説服中國將其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比降至美國（或其他西方經濟體）的水平。正如筆者和三大洲社會研究所顧問委員會主席羅一以及阿根廷經濟學家吉塞拉·塞爾納達斯合著的《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誤解促消費對經濟的危害》分析所示，美國顯然不會直接提出這一要求。但它無疑將利用消費和投資加起來必然佔國內經濟的100%的事實，説服中國主動減緩經濟增速，進行經濟“自殺”。具體做法是大幅提高消費佔中國GDP比重，從而大幅降低投資水平。

因此，如果美國的圖謀得逞，那麼中國GDP年均增速也必然將降至美國水平——大約或僅略高於2%。如果美國和中國的經濟增速相同，那麼美國當然會永久保持對中國經濟增速優勢，並在這場兩國間的持久戰中獲勝。也就是説，在經濟領域，持久戰的結果將取決於美國能否説服中國將消費佔GDP比重提高到美國/西方經濟體的水平。

這也將對中國產生重大的社會影響，因為消費佔GDP比重和消費增長率之間存在負相關性。也就是説，如果中國提高消費佔GDP比重，那麼其消費增長率以及生活水平增長率均將會隨之放緩。關於這些數據的詳細分析見《從210個經濟體大數據中，我們發現了誤解促消費對經濟的危害》。

三、 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詳細分析了美國金融市場趨勢（以獲取最新信息），也研究了美國宏觀經濟狀況（以掌握最全面的可用數據），各類實證數據相互印證，並得出相同結論：美國既沒有經歷大繁榮，也沒有遭遇大危機，而只是經歷正常的經濟週期波動——其增速圍繞其長期年均增速（略高於2%）上下波動。

因此，這應成為核心觀點。目前沒有跡象表明美國經濟出現大繁榮，或是陷入深度危機並由此快速解決中美競爭問題。相反，無論是出於戰略考量還是經濟因素，美中之間的持久戰已不可避免。因此，從經濟層面來看，這場較量的結果將由影響中美兩國長期增長的因素所決定。

數據顯示，在這些長期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

綜上所述，中美經濟持久戰的較量結果將取決於以下兩點：一是中國能否保持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高於美國的水平，二是美國能否説服中國將消費佔GDP比重水平提高到美國/西方經濟體的水平，進而使中國的投資佔GDP比重降至美國/西方國家的水平。若發生後一種情況，中國的GDP增速以及消費增速都將降至美國/西方經濟體的水平，屆時美國將保持對中國經濟增速優勢，並確保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取得勝利。

附錄 創新與投資之間的關係

作為附錄，分析另一個問題——創新與投資之間的關係很有用，因為這對發展新質生產力至關重要，而新質生產力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

此處涉及的問題是，一些容易引起混淆的觀點有時會出現在部分媒體，即認為創新可以替代投資。而實際上，投資是創新的補充，創新必須落實到投資中才能發揮作用。正如數據證明，只要創新僅僅停留在理念層面，就不會對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只有當它落實到投資中時，它才能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因此，以互聯網這一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創新為例，若要使其對經濟產生深遠影響，就必須將其體現在對計算機、軟件、電信等領域的大規模投資中。

為印證這一點，圖17呈現的是世界前10大經濟體研發（創新的關鍵）支出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如圖所示，研發支出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僅存在極低的相關性/無顯著相關性——相關性為-0.31，R平方值為0.01。也就是説，沒有證據表明研發對GDP增長有直接影響。這一相關性與上文提到的數據形成了鮮明對比。上述數據顯示，世界前10大經濟體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關係，為0.95。

圖17 2007-2019年世界前10大經濟體研發支出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 作者製圖

再以一項衡量創新的指標為例，圖18呈現的是世界前10大經濟體每百萬人口專利擁有量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同樣，這種相關性並不顯著——相關係數為 -0.14，R平方值為0.02。

就專利而言，中國每百萬人口專利擁有量處於中等水平，但增長速度較快；日本每百萬人口專利擁有量非常高，但增長速度很低；經濟增速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中國的印度每百萬人口專利擁有量非常低。專利數量和GDP增速之間並無一致的關係。

簡而言之，專利數量或研發支出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並無顯著相關性。

圖18 2013年-2023年世界前10大經濟體每百萬人口專利擁有量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相關性。 作者製圖

這是否意味着創新對經濟增長不重要？顯然不是。中國的技術升級以及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反映在其研發佔GDP比重在發展中經濟體中佔據着壓倒性優勢（見圖19）。根據經合組組最新數據，中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為2.6%，幾乎是位居第二的發展中經濟體土耳其（1.4%）的兩倍，更是其他金磚國家經濟體巴西和俄羅斯（均為1.1%）的兩倍多。也就是説，中國的研發支出佔GDP比重遠遠高於其他任何發展中經濟體。

圖19 發展中經濟體研發支出佔GDP比重最高的七個經濟體排名。 作者製圖

圖20則給出的是中國與涵蓋世界七大發達經濟體的七國集團（G7）研發支出佔GDP比重比較。如圖所示，中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已經超過了三個G7成員國——法國、加拿大和意大利，但仍落後於四個G7成員國——美國、日本、英國和德國。這大致與圖18所示的專利數據相符——中國每百萬口人專利擁有量仍落後於美國、日本和德國。也就是説，中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和每百萬口人專利擁有量，均遠遠高於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和部分G7成員國，但仍落後於最發達的G7成員國。

圖20 中國與G7成員國研發支出佔GDP比重比較。 作者製圖

中國的研發佔GDP比重要趕上G7所有成員國，還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因為提升這一佔比不僅取決於財政資源，還取決於是否存在大量受過高等教育、接受過專業培訓且具備高技能的研究人員和科學家，而這類人才無法在短期內大量培養——從一個人入學到獲得工程學或數學博士學位需要20年時間，而工程或數學是開展高級研發工作所需的關鍵資質。因此，縮小這一差距需要數年時間。

總結來説，有關創新的各項數據與上文所述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和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相契合，並不矛盾。創新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是間接的。因此，大型經濟體可能存在創新水平高但增長緩慢的情況（如日本），創新水平低但GDP增速較快的情況（如印度），或者創新水平適中但GDP增長較低的情況（如德國）。相比之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是直接的，且相關性極高——世界前10大經濟體的這一相關性為0.95。

中國的投資佔GDP比重處於領先地位，這使得在諸多新質生產力領域，中國的研發和創新成果能夠比美國更快地轉化為產品——例如在電信、無人機、綠色能源和電動汽車等領域就表現得極為顯著。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和美國科學家及研究人員在智力或能力素質上存在差異，但區別在於，當一名美國科學家或技術人員拿到一美元經費時，他們的中國同行則可拿到兩美元經費。因此，這使中國在將創新成果轉化為產品的速度方面具備了決定性優勢。

總結來説，中國在其戰略性經濟升級過程中面臨兩個決定性的挑戰。

首先，進一步提高研發支出佔GDP比重，加強創新能力，以達到在研發領域仍領先於中國的G7成員國（尤其是美國、日本和德國）的水平。其次，中國必須保持其在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方面的領先地位，因為這將決定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增長率和長期經濟競爭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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