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風：美國發起對決，中國靠什麼贏得世紀挑戰？
guancha
2025年的中國經濟一開局，便一掃疫情之後的陰霾：一季度GDP增長5.4%，超過2024年一季度0.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中國科技創新攪動全球科技浪潮，推動全球大國競爭的天平倒向有利於中國的一邊。
面對特朗普上台以來的各種瘋狂舉動，特別是全球“對等關税”大棒、技術禁運，以及未來可能冒出的更多地緣政治幺蛾子，中國經濟尤其是中國工業是否準備好了？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在經濟轉型的加速階段，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發展，內功修煉得如何？
觀察者網近日再次拜會北大政府管理學院路風教授，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從2023年開始，長年專注於中國工業和科技創新機制研究的路風教授，每年都會就中國經濟、中國工業發展以及中美競爭議題，與觀察者網的讀者朋友們獨家分享他深刻而犀利的看法。
這些看法不僅來自深厚的理論推演，更是來自一線工業企業的走訪和調研。雖然有時不夠和風細雨，但卻直擊要害，關係國家經濟的走勢與未來。以下是對話實錄。
此次討論長約三個小時，全文2.8萬字左右。為方便讀者朋友們閲讀，本文分為四個部分：
一、 中國經濟在面臨怎樣的挑戰？
二、製造業迴流，為什麼特朗普做不到？
三、為什麼強調，中國工業不能自敷手腳？
四、工業社會主義對決金融資本主義，誰會贏？
北大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路風北大官網
【對話/觀察者網高豔平】
一、中國經濟在面臨怎樣的挑戰？
1. 我們面對的挑戰：新一輪衝擊可能正在來臨
觀察者網：我們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開始談起，這個問題主要涉及中美關係。特朗普一上任就對內對外推行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政策，特別是在全球推行的所謂“對等關税”，最後因中國的反制做出妥協而告一段落，美國又企圖在全球禁用中國先進計算芯片。目前各種解讀信息特別多，您是怎麼判斷的？
路風：雖然早知道特朗普不按規矩出牌，但他就任總統後的所作所為還是有出人意料之處，如他要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要吞併丹麥的格陵蘭島，並重新控制巴拿馬運河，對外領土擴張的企圖沒有任何遮掩。接着，雖然所有人都預期特朗普會重新揮舞關税大棒，但當他付諸實施時，美國政府加徵進口關税的範圍之大和税率之高，還是讓全世界都受到衝擊，連美國最親密的盟國都不放過。
無論特朗普的做法和行事風格如何與眾不同，他的戰略目標與歷屆美國政府在實質上都是一致的：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只不過在美國實力下降並遇到危機的時期，特朗普的任務特徵是重塑美國的霸權。怎麼重塑？我的觀察是：他首先是要砸爛現有的世界經濟體系（它本來也是美國一手塑造的），把經濟調整的成本轉嫁給包括盟國在內的所有其他國家；然後通過高關税等手段來逆轉美國去工業化的趨勢，即所謂的“製造業迴流”；與此同時，集中力量打壓對美國霸權最大的“威脅”——在美國一些政治精英的眼裏，這個“威脅”非中國莫屬。
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説過，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地方美國願意為之流血：歐洲、中東和東亞，因為這是關係到美國霸權的三個關鍵地區。特朗普剛上台的時候，沒有像許多人猜測的那樣馬上對中國動手，而是先提出他的加沙問題解決方案，特別是直接舉行美俄會談，想繞過歐洲結束俄烏衝突。
當然，特朗普怎麼想是一回事，能不能幹成是另一回事。但從結構上看，如果搞定中東和俄烏衝突，那美國就可以騰出手來全力對付剩下的那個——東亞，也就是要集中精力對付中國。
特朗普政府一上台，除了對中國商品增加關税，宣佈新一輪對華半導體出口管制措施，還要對與中國船舶運營商及中國建造船舶相關的國際海上運輸服務實施費用徵收與限制措施。因此，在我看來，特朗普的主攻方向是中國。簡單地説，美國已經拉開架勢，要與中國為敵，這就是我們面臨的國際大背景，不以我們的意願為轉移。
二、製造業迴流，為什麼特朗普做不到？
2.1 製造業迴流特朗普做不到：一代人無法實現工業跳轉
觀察者網：特朗普的核心執政目標就是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藉助關税大棒推動製造業迴流。您認為他能達到目標嗎？
**路風：**這個問題關係到美國打壓中國的基本動機。特朗普政府（包括上一任的拜登政府）認為，不遏制中國的發展，美國就不可能再工業化。但歷史事實是，美國的工業衰落被學術界公認為是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到現在已經50多年了。這個過程是美國自己推動的，怪不得別人。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歷史。
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過程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在三四十年裏迅速變成一個工業化國家，而且規模很大（如果僅從工業化來類比，這個階段相當於中國改革開放後的40年）。到世紀之交，美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工業生產國（和最大的農業生產國），超過了領先者英國（隨後德國也超過了英國）。
在工業實力和利益的驅動下，美國於1898年發動對西班牙的戰爭，佔領了古巴、菲律賓、波多黎各、關島等西班牙的殖民地。美西戰爭標誌着美國登上全球政治舞台，成為世界強權（帝國主義國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是1918年結束的，而美國在1917年才參戰，雖然很晚，但一參戰就決定以英法為首的協約國戰勝以德奧為首的同盟國，原因就是美國的塊頭太大了。
在一戰之前英國一直是全世界的霸權，也是金融霸權。但經過一戰，英國從債權國變成債務國，動搖了英鎊的地位，其原因就是已經在工業上落後的英國不得不向美國借債買軍火。不過，一戰結束之後，當時的歐洲列強還不太承認美國的地位，覺得它是鄉巴佬。在國際政治上“玩不過”歐洲列強的美國退回到孤立主義。
第二個階段就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冷戰開始後，美國成為世界霸權。日本人襲擊珍珠港後，美國對德日宣戰，那天英國戰時首相丘吉爾説：“我今晚能睡個好覺了。”因為對他來説，美國參戰則勝負已定。參戰後，美國動員其龐大的工業體系轉產軍火，號稱“民主的兵工廠”，以驚人的工業產能使盟國壓垮了德意日軸心國。因此，工業實力決定現代戰爭的勝負。今天美國政界又重提往事，希望恢復那種一家獨大的地位。
二戰時期美國兵工廠製造武器的女工
這裏有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值得我們去思考，即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雖然美國的工業早已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工程技術能力也很強，但它在科學上落後於歐洲。
希特勒上台送給美國的一份“禮物”，是迫使一批歐洲科學家流亡美國，戰爭也使許多歐洲的新發明流入美國。例如，原子能的理論研究是在歐洲做的，第一次證明核裂變的實驗是流亡歐洲科學家在美國做的，最後美國通過曼哈頓工程造出原子彈。航空噴氣發動機是德國（德國在空氣動力學研究上遙遙領先）和英國首先發明的，在戰爭期間，英國為爭取美國的支持，向美國轉讓了噴氣發動機技術，但美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掌握，而應用在飛機上則是到了戰後。雷達技術也是英國轉讓給美國的，此後美國才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成立了輻射實驗室，研究雷達技術的應用。美國在戰後發展的彈道導彈，則是為納粹德國設計V1、V2火箭的德國科學家設計的。
這個事實反映了一個被歷史證明的發展順序，只有先成為工業強國，才能成為科學強國。這個順序在歷史上從來沒有被顛倒過，因為只有工業化才會對科學技術產生需求和投資能力。而今日的科技強國美國，在去工業化數十年之後，想反過來實現再工業化，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可以證明這個發展順序的還有另一個歷史事實，即世界上每一次的工業化浪潮都是從生產已有的產品開始，而不是從生產以前不存在的新產品開始。
英國工業革命最有標誌性的產品是棉紡織品，但棉紡織品不是英國人發明的，久已存在，而英國人的創新是用機器生產棉紡織品。實際上，英國工業革命就是從用機器生產傳統產品開始的。當美國在19世紀晚期經歷大規模工業化時，美國生產的鋼鐵、化工、汽車等主要產品和技術都是歐洲人發明的，美國的創新是採用大批量生產方式，包括福特流水線。當日本工業在20世紀70-80年代開始衝擊世界市場時，它生產的產品全部來自歐美的發明（雖然有所改進），而日本的競爭優勢也是主要來自生產方法（亦即過程或工藝技術）的創新，如豐田生產方式。
這並非説全新的產品不會出現，而是説發明全新產品要在一個國家開始工業化很久以後才會出現。例如，美國利用在二戰期間積累的技術能力，在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計算機、半導體、軟件等新技術工業，隨之產生了硅谷。那是美國經濟的黃金年代，傳統工業的優勢與高技術工業的優勢並存，從二戰後直到60年代初期都經歷了較高的經濟增長率。
為什麼一個國家只能在工業化很久以後才能產生全新產品？這個現象背後的道理其實很深刻：任何產生全新產品的重大技術創新，無論出現在哪個領域，都需要整個工業體系的支持。因此，出現重大技術創新的前提條件是工業體系的形成，包括與之相應的教育、金融和其他支持性體系的形成，而這些條件的成熟都是需要時間的。當然，啓動工業化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往往需要後進國家在生產方法、組織形式以及制度方面做出創新，才能在已有的產品市場與領先國家競爭。
2.2 製造業迴流特朗普做不到：美國工業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追求世界霸權
觀察者網：很有意思的發現，那麼從工業化強國到科技大國，再到去工業化，這是大國發展的必然規律嗎？為什麼美國曾經強大的製造業會衰落？
路風：直截了當地説，美國工業衰落的根本原因是追求世界霸權。當然，這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也只能簡要地回顧。
二戰結束後，美國着手建立一個自由主義的國際經濟秩序，目的是保證其他國家對美國開放市場。在與蘇聯的冷戰開始後，這個秩序或體系又具有了強烈的地緣政治因素，從而形成兩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通過馬歇爾計劃幫助復興盟國的經濟，同時也改變了戰後初期想把西德和日本變成農業國的計劃。雖然馬歇爾計劃有處理美國戰後過剩物資或產能的目的，但當時美國所有的盟國都欠美國的債，還債的唯一途徑是讓這些國家能夠向美國出口，掙來美元再還債。於是，美國一改二戰前的高關税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向它的盟國開放了國內市場。當然，這些盟國也必須向美國開放市場。第二根支柱是向盟國提供安全保障，以對抗來自蘇聯陣營的“威脅”。
講到這裏就必須説明白美國的“大戰略”思想。追求和保持霸權是二戰後美國大戰略的基本目標和邏輯，美國精英內部的所有爭論都不是關於這個目標本身，而是關於美國應該追求哪一種霸權戰略。在幾個不同“版本”的戰略中，佔據“主旋律”地位的始終是“至高戰略”（Primacy），它的基本立場是：美國只有保持對其他所有國家的壓倒優勢才能保證和平，因為和平是一種權力不平衡狀態的結果。【1】
美國的至高戰略包括四個要素：1）在軍事上具有壓倒優勢，對世界事務深度介入，確保在美國兩翼的大洋區域保持內部分裂狀態，防止在歐洲和亞洲或歐亞大陸出現地區強權。2）向盟國提供安全保證，勸阻它們走自主發展道路，以消除它們重新武裝並重新成為挑戰者或競爭者的動機。3）以美國體系整合世界，不斷擴大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範圍，按照美國的條件把更多的國家整合進來，為美國資本的滲透創造最優條件。4）嚴防核武器擴散以保證美國的行動自由（因為核武器的出現改變了戰爭的性質）。【2】
在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中，由於盟國既依賴美國的市場又依賴美國的安全保障，所以美國獲得了“特權”：第一，那些盟國一旦加入這個體系，也就不能獨立發展了，這使美國收服了西德和日本這樣曾經發動戰爭的國家。第二，那些盟國不得不吸收美元，使美國憑藉美元霸權，可以將任何一次美國國內經濟調整的代價和成本轉嫁給盟國。
到上世紀60年代，歐洲和日本的工業得到重建，開始與美國工業競爭。那時美國出了一個大“昏招”，就是捲入並擴大越南戰爭。這場不得人心的戰爭極大地消耗了美國國力，不僅導致國內失業率上升、通貨膨脹，還通過大量物資採購養肥了日本。最後，戰爭還沒打贏。
從1968年開始（尚處於越南戰爭時期），美國出現自19世紀工業化以來從未有過的貿易逆差。為擺脱國際收支赤字擴大、美元暴跌、黃金外流的困境，尼克松政府於1971年8月宣佈放棄金本位，停止美元兑換黃金和徵收10%的進口附加税，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美國單方面的行動給盟國造成巨大損失，史稱“尼克松衝擊”。
在一次會議上，面對一臉驚愕的各盟國財長，當時的美國財長康納利説出了那句“名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回顧歷史，砸爛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尼克松衝擊開啓了美國經濟金融化的過程。為在全球維持壓倒優勢，美國的軍事開支日益超過美國經濟可以負擔的程度，也越來越依賴美元霸權所支撐的債務增長。
美國尼克松總統時期的財長康納利：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你們的問題
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在鋼鐵、造船、機牀、汽車、半導體（存儲芯片）和消費電子等工業領域逐漸取得對美國企業的優勢。在競爭不利的情況下，美國工業從70年代末開始並貫穿整個80年代，經歷了聲勢浩大的公司併購和所謂“鐵鏽地帶”的工廠關閉浪潮。
不過，那時美國以硅谷和波士頓地區為代表的新興高技術工業也處於蓬勃發展的階段，令人感到以新興工業代替已有工業的希望。於是，在美國媒體上出現“夕陽工業”和“朝陽工業”的稱謂，而這兩個概念到90年代則演變為“舊經濟”和“新經濟”的概念。
美國其實不乏有識之士，我引用一本1982年出版的美國暢銷書的原話：
“儘管存在爭議，美國經濟的實質問題可以追溯到這樣一個方向，以金融資源和實體工廠及設備為形式的資本，已經從對我們國家基礎工業的生產性投資轉向非生產性的投機、併購和海外投資。留下的是關閉的工廠、被解僱的工人和新出現的許多鬼城。”
兩位作者還呼籲：
“如果美國經濟要在本世紀剩下的20年裏保持一定的經濟活力尤其是領導地位的話，就必須經歷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其目標必須是美國的再工業化。面對過去15年的競爭力急速下降——最生動地表現在今年席捲全國的關廠浪潮上，重建美國生產能力的有意識努力是唯一的真正選擇。”【3】
但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和資本精英沒有做出這樣的選擇，前者要維持美國的世界霸權，而後者要藉助美元霸權更多、更快地賺錢。最近，《觀察者網》刊登一篇前希臘財政部長亞尼斯·瓦魯法基斯的文章，非常深刻地回顧了那個事件。
他寫道，尼克松團隊當時面臨的核心問題是：“當美國淪為一個赤字國，怎樣才能維繫霸權？”為解決這個悖論，尼克松團隊沒有采取可能引發經濟衰退並削弱美國軍事實力的緊縮政策，而是擴大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並通過重構全球資本流動的循環體系，讓其他國家為美國的赤字和逆差買單。這就需要打破自新政時期、戰時經濟以及佈雷頓森林體系以來對華爾街的束縛，放鬆為避免大蕭條重演的金融管制。
卡特政府繼續沿用這個政策，而更具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色彩的里根政府則全面放鬆對金融的管制。於是，美國金融資本家發現能夠利用數以千億計的外國資本進行金融遊戲，這個以美國赤字支撐歐亞國家出口需求的新體系越是發展，維繫這個刻意失衡的全球化系統所需要的貿易規模就越是龐大。這就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的動力。【4】
美元霸權下的金融自由化，使美國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不必為在“大炮和黃油”之間做出困難選擇的國家，但也使金融包括股票市場對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使美國企業的運行越來越屈從於金融市場的規則，而金融邏輯一定瓦解需要長期投資的工業。因此，經濟金融化成為美國工業衰落的決定性力量。
只需看看美國的貿易逆差軌跡就能理解：美國的貿易逆差最開始是百億級的（這裏均以美元計價），在進入80年代之後迅速擴大至千億級，美國工業製成品的貿易逆差也是在這個時段出現的；此後的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到2021年突破萬億級。
新自由主義催生了在公司治理方面的“股東價值最大化”意識形態。於是，經濟金融化大潮逆轉了美國工業自19世紀末以來管理權與所有權分離的趨勢，資本所有者（股東）從原本管理權獨立的“內部人”那裏奪取公司控制權（包括槓桿收購、股權激勵計劃等等花招），華爾街忙於企業的兼併、分拆，對重組的公司進行裁員以提高利潤和股價。
同時，1980年代美國重新擴張軍備（星球大戰計劃），帶動新興高技術工業的發展，與黃金脱鈎後的美元愈加強勢。在蘇聯解體後，新自由主義國際經濟秩序擴大到全世界，進入以美國單極霸權所主導的全球化時期。在這個要求各國都對美國資本開放市場的經濟秩序下，只要能提高利潤，美國企業就以跨國公司的形式，越來越多地把製造業務外包到生產成本低的地方。那時，美國也沒什麼可怕的，反正手握全球最強軍力、最領先的高科技和無所不能的美元，讓全世界為自己打工挺好的。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使這個模式的根本缺陷暴露無疑。美國人自己也發現美國經濟的脆弱性，包括金融化和去工業化造成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特朗普主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並獲得社會基礎的，它的號召力在於承認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是工業衰落，但它的謬誤是把造成衰落的原因甩鍋給別人：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包括中國和美國的盟友——都佔了美國的便宜（事實恰好相反）。
歷史的真相是，美國工業的衰落是美國自己造成的。重要的是，如果從霸權主義立場出發的問題診斷是錯的，那麼開出的藥方也不可能有效。今天，特朗普從維護美國霸權的立場揮舞起關税大棒，但如果單憑這個就能復興美國工業，那公雞一定能下蛋。
2.3 製造業迴流特朗普做不到，中國的工業化不是靠“產業轉移”發展起來的
觀察者網：特朗普的算盤是，通過提高關税促使製造業迴流美國，您認為這個計劃不可能成功？
**路風：**首先，我認為，所謂的“製造業迴流”，與在中國流行的“產業轉移”一樣，都是不嚴謹的概念。多年來，在中國社會流行着一個説法：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驚人發展是因為承接了“國際產業轉移”，這是錯誤的。錯誤的概念會導致錯誤的思想。
例如，2018-2019年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引起中國社會“精英”的一片恐慌，有經濟學家煞有介事地討論美國迫使產業鏈移出中國的“恐怖”前景。僅僅幾年之後，事實已經證明這種恐懼感只是這些“精英”們的自我心理感受：中國才是世界產業鏈的主體，而貿易戰使中國的產業鏈更加完整和強大了。
工業或產業不是可以移動的物品（如廠房、設備和生產線），其本質是組織性的和社會性的能力，而能力決定物質資本的有效性。關鍵的問題是，組織能力永遠是組織內生的，不可轉移。因此，任何具有民族性的工業都是發展而來的，不是“轉移”而來的。
不錯，來自發達國家企業的投資可以帶來一些“知識”，但能不能從外資那裏學到點什麼，則完全取決於當地國家有沒有民族企業獨立地參與競爭和合作，也就是有沒有能力基礎。否則，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設廠不過就是“飛地”，除了提供點兒就業和税收，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沒什麼關係。
已故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阿姆斯丹指出：外資從來沒有發動過一個國家的工業化，它們只是在一個國家有了一定發展之後才會進入，目的無非是爭奪市場。【5】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引進技術、引進外資，後來也有跨國公司在華設廠。但是，對於外資的進入，中國之所以能夠抗住其負面影響（如摧毀當地企業）、從中學到知識並轉化為自己的競爭力，關鍵的因素在於中國是在擁有一個近乎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基礎上對外資開放的，那個體系就是中國的能力基礎。
改革開放是偉大的事業，但世界上從來不存在一開放就可以發展、就可以萬事大吉的好事兒（否則菲律賓就應該是發達國家）。開放是一把雙刃劍，可以促進自己的發展，也可以被外人控制，反而阻礙自己的發展。因此，開放本身最多隻是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什麼是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什麼是利用開放實現更好發展的關鍵？——在自主基礎上成長的能力。有能力者可以利用開放的好處，無能力者可以被開放所掐死。
中國工業體系是內生的，不是“轉移”來的。開國一代領導人經歷過中國的“百年屈辱”和革命戰爭，深知工業化對於保持國家獨立自主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因此，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新中國是按照一個能夠“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國的要求推進工業化的，其基本特點就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
“完整”的含義是什麼？就是當時世界上有什麼工業，中國就要建什麼工業，包括當時尚處於萌發時期的半導體工業。工業化目標也決定了中國的社會發展方向，如中國佈局全面的科學研究和今天“生產”出世界上數量最多理工科畢業生的高等教育體系，就是從那時開始形成的。
在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又經歷了中蘇分裂、“三線建設”等波折。在那個長達20年的自力更生階段，儘管存在各種困難和自己犯的錯誤，中國一直在擴充自己的工業體系，取得了以“兩彈一艇一星”為標誌的技術成就。當然，中國人民為在極低的經濟發展水平條件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也犧牲了整整兩代人的經濟福利。但正是因為打下了這個基礎，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才可能取得我們今天看到的成就。
中國工業化奇蹟是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當然，有些人不瞭解或不承認“前30年”打下的工業基礎與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有什麼聯繫，尤其當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是靠“產業轉移”而來的。
為證明這種聯繫，我舉一個“小”例子。今天，中國最大的半導體設備企業北方華創，其營業收入不僅佔行業的“半壁江山”，而且產品線最寬。在集成電路的10大類設備中，它可以提供除光刻機和測試設備之外的幾乎所有各類設備，其產品線與美國最大的半導體設備企業應用材料公司相當，超過其他任何國內和國際廠商。
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前夕的2017年，北方華創的營收是22.23億元；2023年的營收是多少？是220.79 億元，差不多是6年前（亦即貿易戰之前）的10倍！根據北方華創幾天前公佈的業績快報，它在2024年實現營業總收入298.38億元，同比增長35.14%；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56.21億元，同比增長44.17%。
在短短6年內就從名不見經傳到躋身世界半導體設備10強（名列第7），這樣一個的企業從何而來？北方華創的前身是七星華創，後者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國有企業重組過程中，從6個工廠（原定是7個）剝離出來的設備製造部門合併成立的。這些設備部門來自上世紀50年代電子工業部在北京酒仙橋地區建立的幾個電子廠，其中的774廠（原北京電子管廠，京東方的前身）從60年代初就開始研發和製造半導體設備。2017年，七星華創與北方微電子設備基地合併成為今天的北方華創。
半導體是中國走過彎路的工業行業，但歷史很長，自有厚重的積澱。今天的北方華創，從董事長到全體員工都是從參加工作就做半導體設備的人，這個事實反映了這個企業的“基因”，包含着幾十年積累才能形成的知識、經驗、技能和行為習慣。正是因為具有這樣的能力基礎，所以一旦美國的封鎖迫使芯片製造企業向國產設備供應商敞開大門，北方華創就應運爆發。因此，即使對於曾經被拋棄過的工業，中國工業體系也總是為其留下火種，在條件成熟時可以再次燃起烈焰。半導體如此，大飛機也如此。
我順便再講一個例子。2023年2月，我們訪談過一位韓國籍半導體材料專家韓總（化名），他在韓國退休後應邀為一家中國企業工作，一身儒雅之風。我問他，如果國外徹底斷供設備，中國能不能繼續生產大硅片。他回答説，如果中國關起大門自己做，用還有差距的國產設備做，供給中國客户，那就沒有問題；但如果參與國際競爭，就會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5年左右。我接着問，他的意思是不是認為中國可以做出所有的半導體設備？他的翻譯以第三人稱複述了他的回答：
“韓總的觀察是中國在每個工藝的節點上都在做設備的國產化。這只不過是需要長一點的時間去做，但肯定是能做到的，因為中國已經具備了這樣的能力和條件。因此，韓總認為中國是世界上唯一能夠獨立發展半導體產業的國家。”
韓總解釋説，美國的產業鏈不全，但依靠它的盟國是沒有供應問題的；日本在芯片方面已經不行，但它在裝備方面很強；韓國三星和海力士在芯片領域是非常強的，但韓國在材料和裝備方面沒有強項，需要依靠全球的供應鏈。他認為韓國有戰略失誤，過度依賴日本的裝備。因此，他的結論很肯定：世界上只有中國在對全部設備和全部工藝進行國產化，而且一定能夠做到。能夠把半導體設備全部國產化的基礎就是中國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事實上，從那次訪談至今已經兩年多，中國半導體工業的進步比預想的還快。
回到美國的再工業化問題。美國政府逼台積電和韓國企業去美國建廠，這不是工業化。在特朗普第一屆任總統期間的2017年，富士康曾高調宣佈將在威斯康星州投資100億美元興建巨型液晶面板工廠，創造1.3萬個新就業。特朗普當時親自出席動工儀式，並將富士康投資的威斯康星州園區稱為“世界第八大奇蹟”，但這個項目後來“爛尾”了，充分説明產業是不可“轉移”的。
富士康的威斯康辛州工廠，如今已經爛尾
美國工業經歷了50多年的衰落，其社會條件——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基礎設施、投資者和勞動者的行為、公司治理模式以及相關的法律等等——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不再能適應工業化的要求。
根據媒體報道，台積電與美國員工之間的矛盾表現為，美國員工的工資比台灣高，但技能和紀律性比台灣差。當大量失去工業的社會經驗基礎之後，除了高科技、金融等需要高學歷人員的產業，美國勞動人口對於製造工業來説，其一般特徵是高成本、低技能。反觀中國，在工業蓬勃發展的階段，工業勞動大軍（包括工程師和管理者）的一般特徵是低成本、高技能，同時工業的社會經驗基礎在不斷擴大。
只要不丟掉工業，當勞動成本升高時，仍然可以通過產品創新和技術進步（如採用自動化和智能化）來抵消，如許多中國工業正在做的那樣。
丟掉工業的含義是什麼？我舉一個例子。幾年前讀到一位美國學者的文章説，二三十年前，美國認為生產印刷電路板（本來是美國人發明的）有污染、附加值低，於是拋棄了這個工業。但是，當時誰都沒有預見到，今天的電路板已經成為高技術產品，因為它隨着終端產品的變化而變得如此複雜（想想今天智能手機用的精密多層電路板）。
那位美國學者感嘆道，當美國中斷參與電路板技術進步的過程很久之後，再想進入這個工業就幾乎無望——什麼樣的資本願意忍受招募高成本、低技能的人員去從頭兒學習做電路板？何況這樣做還會面臨着強大競爭者的壓倒性優勢。
現在看得很清楚，一個經過去工業化的國家要想再工業化，它的難度比第一次工業化還要大。特朗普僅僅靠4年任期不可能解決美國積累了50多年的問題，把關税提得再高也解決不了根本性的問題。
當然，中國自己不能犯根本性的錯誤，尤其不能再自縛手腳。
三、為什麼強調，中國工業不能自縛手腳？
3. 1 中國工業發展不能再自縛手腳：新興產業發展不能代替傳統產業
觀察者網：為什麼您一直在強調，中國工業“不能再自縛手腳”？
**路風：**這就涉及到我要講的主題：美國要與中國對決，我們必須放開對工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自我設限——中國只有依靠工業體系的整體力量，才能戰勝美國在經濟上和科技上的打壓。
我説的“自縛手腳”，指的就是在“二分法”思維的影響下形成的限產體制。我在去年的觀察者網文章中，詳細地批評了“二分法”思維，這裏再簡單複述一下。
“二分法”思維是在高增長階段（2000-2013年）的末期，在自由派經濟學家的主導下，逐漸開始影響社會輿論的。他們的立場是把中國經濟在21世紀最初十幾年的高增長看作是“投資驅動的”、“粗放發展的”和“產能過剩的”，認為高增長妨礙了他們認為比增長更重要的自由化和市場化。
為了否定高增長，他們把為高增長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國工業體系一刀切分為二：第一個部分是佔工業增加值約90%的傳統工業，屬於不應該再發展的“舊動能”；第二個部分是應該成為未來發展重點的科研活動、信息化和服務業，因為他們看到的美國產業結構就是這樣的。因此，“二分法”思維認為中國經濟的中心問題是不再是增長，而是從以第一個部分為主的產業結構轉為以第二個部分為主的“轉型”。實際上，“二分法”是一種反工業化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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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二分法”思維深刻地影響了過去十多年的經濟政策，以“新動能”代替“舊動能”的轉型成為政策語言。一旦這樣的政策付諸實施，中國就形成了一種限產體制，它動用行政手段，要求“各地要明確具體任務和具體目標，加大環保、能耗、質量、標準、安全等各種門檻准入、制度建設和執法力度”，對傳統工業實施“去產能”、限產和關停並轉。
限產體制走向極端的“業績”，就是釀出2021年9月波及全國的拉閘限電，幸虧被黨中央及時喝止，並提出“先立後破”的方針。即便高層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忽視、放棄傳統產業”，但直到今天，許多傳統工業尤其是基礎工業，仍然是在限產的束縛下運轉的（如全國某種產品的產量不得超過多少）。
從正式提出“新舊動能轉換”的政策迄今已超過10年，進展如何？從圖1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可以清楚地呈現。
圖1：高技術工業和傳統工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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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1年到2023年的12年裏，儘管對傳統工業極力抑制，高技術工業佔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例也就從9.1%上升到15.7%；換作絕對值也就是增加了4.44萬億元的工業增加值，而2023年的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則高達39.22萬億元。也就是説，被忽視、被打壓的傳統工業不可替代，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力軍。
那麼，為什麼高技術工業的比例不能按照主觀意願迅速地提高？因為工業體系是由多個工業部門組成的工業經濟體，其根本特徵是不同部門之間在技術上具有分工和互補的相互聯繫，在經濟上具有需求和供應的相互聯繫。因此，工業體系的各個部分之間存在着一定的比例關係，而且每個工業的發展都有賴於其他工業的發展，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工業可以是越多越好。
例如，芯片是中間產品，所以集成電路工業的規模取決於那些需要芯片的工業的需求。沒有使用芯片的終端工業，芯片就沒有使用價值；如果生產終端產品的工業萎縮，半導體工業就立馬“產能過剩”。很顯然，高新技術產業不會替代傳統工業，因為後者的經濟體量（佔GDP的比重）比前者大得多，而且高技術工業還要依存傳統工業的發展來發展。當然，高技術工業的發展反過來會支持傳統工業的技術進步。
既然如此，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主要原因就只能是對傳統工業的壓制。我在2023年、2024年的《觀察者網》文章中提到過，“去產能”和限產體制曾經大量關閉被認為是“低端”的企業，首當其衝的是民營企業。這次，我再舉一個央企的例子來説明限產體制的危害。
北京燕山石化是中石化的子公司，屬於央企，始建於1960年代末（當時使用大慶石油）。它是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生產乙烯的企業（1970年代從日本引進30萬噸乙烯裝置，後經改造提高到年產80萬噸），能夠生產許多高端化工產品。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當2020年新冠疫情突然爆發後，燕山石化是國內第一個緊急轉產並大批量生產熔噴布（口罩的關鍵材料）的骨幹企業，為全國的疫情防控做出突出貢獻。
但是，對於這樣一個企業，地方政府近年來卻試圖只保留它的煉油部分（為保供北京的燃油市場），而關閉自乙烯開始的化工部分（佔產值的大頭兒）。為什麼要這樣做？表面的理由是化工廠危險、設備陳舊、不利於環保等，深層的理由是怕出事擔責。無論如何，官員們之所以而能夠這樣想、這樣做，就是因為在流行性的“二分法”思維下，他們可以把石油化工看作是不重要的傳統產業，認為可以通過發展“智慧健康養老”、“大熊貓園”或其他服務業來代替這麼大體量的工業企業。
燕山石化位於北京市西南角的房山區（原房山縣，1958年由河北省劃歸北京市）的燕山區（毗鄰河北），建廠時恰逢“備戰備荒”的年代，所以廠區是依山而建。那個地方的沙化土地不適合農業種植，所以以前很窮。正是因為建設起石化工業基地，所以今天那裏變成綠水青山和一塊城市化“飛地”（周圍仍然是農村）。
實際上，工業化是提高環保水平的必要條件，因為只有使用工業化的能源，老百姓才不會去為了生存而破壞植被，更重要的是使政府和社會有了改善環境的經濟實力。實際上，燕山石化近年來為增加工廠的環保設備投資巨大，其生產過程的排放水平之低把來訪的歐洲人嚇着了，連呼難以置信。
因此，中國若是退回到工業化之前，就保不住綠水青山。作為老企業，燕山石化的設備確實陳舊了，但這正是實行技術改造的良機。按今天的國產設備水平，在原廠地（不必擴大用地）全面更新設備，可以使燕山石化的乙烯產量再翻一倍——這本來就是“內涵發展”的原義。
中國造船工業的例子也值得再提。這個工業在2013年被紅頭文件列為“產能過剩”的工業，隨後受到一系列的歧視性政策待遇（如被收緊貸款）。但是，在經過一段困難之後，中國造船工業通過技術進步重新崛起。近幾年，面對造船工業成績輝煌但產能不足的局面，“去產能”政策和限產體制之弊，是不是值得相關部門反思？即便如此，限產體制還是給中國造船工業留下“創傷”（見圖2）。
圖2：2002-2024年中國造船三大指標
數據來源：中國船舶工業行業協會，2025年2月8日， https://www.cansi.org.cn/cms/document/10854.html
從圖2可見，截至2024年底，中國造船工業的手持訂單量（表示在從客户那裏接到的訂單中未完成的船舶）為20872萬載重噸，而當年的完工量為4818萬載重噸，表明中國企業已接到的訂單量超過現有產能的4年建造量。
因此，日本媒體的一篇報道指出，中國造船工業在保持世界第一的同時，目前的問題是產能不足。【6】實際上，國內媒體已經報道過，一些造船企業已經不敢接單了，其原因仍然包括在被列為“產能過剩”黑名單後受到的歧視性貸款政策。這些歧視性政策的繼續存在，證明中國造船工業至今沒有被正式平反。
在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中，真正為中國抗住第一波衝擊並打疼美國的恰恰是傳統工業，它們為中國高技術工業的突破贏得了時間。
就拿這次關税戰來説，美國家庭一半的低價傢俱、近80%的聖誕玩具、70%的相框等等都是中國製造的，從服裝、紡織品到手機、電子產品等各種消費品，再到工業設備和零部件，都是能讓美國產生“痛感”的工業領域。
2022年4月18日，美國《華爾街日報》一篇報道援引著名諮詢公司Gartner副總裁的話説：“不可否認，中國是各種各樣零件的單一最大市場，從基本組件到複雜組件，無所不包。你無法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重建那種生態系統。”【7】實際上，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65%以上是中間品（如零部件）和資本品（生產設備和工具等），只有不到35%的是消費品。這些產品都是傳統工業生產的。
所有上述工業都是被限產體制重點“關心”的對象。河北省某縣以環保為名，曾經企圖把當地唯一對外（主要是在華北區域）具有競爭優勢的傢俱產業“連根拔起”；江蘇某市是中國現代棉紡織工業的發祥地，但那裏的紡織工業卻一度被當作“低端產業”，企業被迫出走；美國曾經長期是煉油和乙烯產量最大的國家，但中國石油化學工業剛剛趕上美國就被限產，燕山石化的乙烯及其下游就要被關閉。
根據山東省在2022年説出來的官方數字，那幾年山東省累計關停“散亂污”企業11萬多家、化工企業2300多家，化工園區由199家壓減到84家，壓減鋼鐵產能1840萬噸、煉油產能2201萬噸、電解鋁產能321萬噸。【8】
11萬多家企業都是“散亂污”企業？我自己當然不可能都去自己看，但我親眼看到的是生產、銷售好端端的並符合國家超低排放標準的鋼廠被強行關閉。兩三年前，一位太原生產無縫鋼管連軋設備企業的總工程師告訴我，雖然中國的鑄造業是世界上最大的，但因為限產，所以他在整個北方地區（包括華北、東北和屬於華東的山東省）找不到一家可以按期交貨的鑄造廠。順便説一句，這家設備企業在兩年前開始為俄羅斯企業設計建造兩條技術先進的連軋管生產線，現在應該至少是在試產了。
這些年，因各種原因被限產或關閉的工業企業，有的起死回生，有的被迫外遷，有的永久關閉，令人痛心。
3.2 中國工業發展不能再自縛手腳：炒作"產能過剩論"，不過是聞外人之風而動
觀察者網：主流經濟學界的觀點認為，“供給側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加之節能減排等做法也符合增長的長遠利益。但是具體執行層面，這些措施確實是把雙刃劍。在您看來，為什麼這樣的思維能夠影響政策？
**路風：**這裏也存在着國際因素。2005年，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一次講演中，把當時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迅速擴大的主要原因歸咎於美國之外國家的“saving glut”（儲蓄過剩），卻隻字不提美國當時正在中東和阿富汗進行耗資巨大的戰爭。雖然當時中美關係尚好，沒撕破臉皮，但他指的是誰則一目瞭然，因為中國從本世紀之初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對美的最大出超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更指責中國的“產能過剩”是造成全球經濟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意思是金融危機怪中國嘍）。但這些話術傳到國內並經過一些人的重新解釋，就在政策語言中表現出來了，如經濟失衡、市場出清、殭屍企業等等概念，它們其實全是來自國外的概念。
拜登政府後期，美國對中國又採取一手打壓、另一手勸其“自殺”的手法，再次編造“中國工業產能過剩”的老調，國內的主流經濟學家跟着就開始煞有介事地討論中國產能過剩的表現和原因，算得上是聞外人之風而動。只不過這一次黨中央不為所動，中國才沒有上當。
這裏就產生一個問題，中國發展的議程是由自己還是由外人決定的？例如，2020年6月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在該論壇的官網發文説，
“全世界必須共同行動起來，迅速改造我們的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的每一種產業，無論石油、天然氣還是高技術工業，都必須進行轉型。”【9】
關鍵的事實是，現在中國的工業規模比美國、歐盟和日本加起來的總和還大，所以施瓦布這句聽似道貌岸然的話之矛頭所向，不言自明。他在該文中還説：“我們必須為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系統建立完全新的基礎。”
也就是説，當中國發展到現在的水平時，當中國工業發展出全球競爭優勢時，西方精英希望中國的所有成就都不算數了，想把取得這些成就的“基礎”打碎了重新來一遍。如果説，西方過去做的主要是勸説中國“自殺”，那麼在特朗普一上台就退出《巴黎協定》之後，在歐洲國家紛紛藉口能源危機而推遲減碳之後，我們所有的中國人今天都在見證：特朗普正在打碎全球經濟和社會系統的現有基礎，目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
無論國際、國內的因素是什麼，當“二分法”思維和限產之風開始瀰漫之時，就是中國經濟下行之日；限產體制持續多久，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就會持續多久，因為它迫使尚未完成工業化的中國出現去工業化的進程。我們用國家統計局全部5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的數據來證明這個趨勢。
圖3：中國的“去工業化”趨勢
注：（1）選取的五個年度是歷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的數據取樣年份；（2）工業部門的統計口徑是採礦業、製造業和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加總；（3）就業人數的統計口徑是單位從業人員；工業資產佔比是指工業企業資產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企業資產總量中的比例；GDP佔比是指工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例。
圖3所顯示的數據是，在高增長階段結束的2013年，中國的工業就業人數達到巔峯，約為1.4億人；2018年約為1.15億人，5年間鋭減2500萬人以上；2023年的工業就業人數為1.14億人，下降趨穩。在總體上，在2013-2023年期間，中國工業就業人數佔總就業人數的比例從36.83%下降到30.30%。
那麼，就業人數的減少是不是工業生產率提高造成的？不可能，因為同期第二產業（工業）資產佔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總資產的比重從22.5%鋭減為14%，證明生產率提高不是工業就業人數減少的主要原因，而是工業部門的份額被絕對地壓縮了。此外，工業增加值佔GDP比重明顯下降，進一步證明去工業化的趨勢。
尤為令人扼腕的是，工業人均生產率迄今仍然是最高的，不僅高於農業，而且高於服務業。換句話説，限產體制是以低效率的經濟活動和資產來代替高效率的經濟活動和資產，經濟增長速度怎麼可能不下行？
觀察者網：您一直提到中國1億噸鋼鐵產能的例子。過去幾年鋼鐵工業很困難：價格下跌、企業利潤率下滑，許多人認為其原因就是產能過剩，而且記得鋼鐵產業“去產能”實施了很多年了，為什麼還是“過剩”？
路風：從2024年來看，中國鋼鐵工業度過很困難的一年。面臨這種情況，難免又有人覺得是因為其產量（10億噸/年）太大，“產能過剩”了。但是，任何一個工業的絕對產量或產能都不可能成為判斷該工業是否過剩的依據，因為對該工業的產品需求來自其他工業或其他領域。
去年鋼鐵工業遇到困難的原因是經濟下行導致的市場需求不振，並非只是因為它的產能很大。我舉個例子。1998年，中國的粗鋼產量還只有1億多噸時就遇到生產“過剩”問題。那時，亞洲金融危機、通貨緊縮、全國性水災、國有企業脱困等等問題造成經濟下行。也是在那一年，國家採取積極的宏觀政策，逐漸扭轉了經濟下行趨勢。
在隨後開始的經濟高增長階段，中國鋼產量連年高漲，到2014年已經達到8.2億噸。儘管在那之後政府對鋼鐵工業就一直實施“去產能”和限產政策，但中國鋼產量還是頑強地在2020年突破了10億噸，因為市場需求擺在那兒。
如果只盯着某個或某些工業的絕對產量，而無視工業體系中各個工業部門之間的聯繫，就會犯根本性的錯誤。例如，就在開始對傳統工業特別是基礎工業實施“去產能”政策時，有人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寄託在發展“一小撮”高技術產業上，比如“互聯網+”等新興產業。但是，這兩年“大廠裁員”已成流行語。為什麼？
因為傳統工業才是互聯網企業的主要客户，如果傳統工受到抑制，作為供應商的高新技術產業不可能大展宏圖。相反，實踐已經證明，“掐死”客户，供應商只能萎縮，裁員是必然的。
對於高新技術產業，傳統工業不僅是其最大的客户，而且是支持其發展的最大力量。因此，去掉傳統工業，高新技術產業就發展不起來。如果不拋棄限產體制，不能重振增長，那麼不僅鋼鐵工業會過剩，而且包括高技術工業在內的所有工業都會過剩。因此，限產體制是對中國內需擴大的最大障礙。
3.3 中國工業發展不能再自縛手腳：DeepSeek的例子説明，傳統工業體系越強，科技創新進步越快
觀察者網：您提到了，鋼鐵等傳統行業的產能過剩，是經濟下行的結果。但是，大家也都看到了，我們的科技創新在不斷突破，比如今年春節期間，中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突然冒出來，風靡全球。此外，最近幾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突飛猛進，推動中國的汽車出口量成為世界第一。而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卻未能止跌回升，這個問題的確困擾我們很久了，您能再詳盡談一談嗎？
**路風：**DeepSeek出來時，我當時覺得它對國內的衝擊至少不低於對國外的衝擊。
我先講國外。DeepSeek對世界的最大沖擊不在於技術本身，而是在於它以更簡單、更低成本的開源模型打破了美國自以為可以壟斷人工智能（AI）的發展模式。美國的模式是不斷增加算力、不斷增加使用先進芯片的數量來保持通用大模型的技術優勢，讓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都望塵莫及。但同時也就需要不斷投入鉅額資金，而且需要越來越大的電力供應，以至於幾個大的技術公司都在謀劃建核電站。
在DeepSeek出來之前，美國的AI模型都是公司專有的（即封閉的），對用户來説要付費才能使用，但在人工智能真正找到大規模應用之前，那點兒收費遠遠抵不上對大模型的投資。這樣，就存在一個如何收回成本的問題。
美國的AI發展模式並非依靠從應用市場獲得投資回報，而是依靠資本市場對AI公司的股票估值。AI代表着最新的技術前沿，市場對它未來的發展潛力懷有期待（包括炒作產生的效果），如果美國科技公司能夠在這個領域保持遙遙領先以至於追趕者難以企及的地位，美國的資本市場就可以繼續支持算力競賽式的AI發展模式。
儘管這種模式的投資成本巨大，而且也沒人説得清楚AI將來到底會怎樣影響經濟發展，但因為今天的美國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少數幾個大型科技公司（如亞馬遜、微軟、蘋果、特斯拉、谷歌母公司Alphabet、Meta、英偉達）對股票市場價格的支撐，所以美國為“捍衞”這種模式帶來的領先優勢而不遺餘力地封堵中國。因此，美國的AI發展模式是依靠金融資本主義和霸權的方式。
這時，DeepSeek突然冒了出來，它採用較少的算力和芯片就達到AI的先進水平。它對於美國的衝擊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戳破了美國AI發展模式在資本市場引起的“泡沫”，不僅使美國股市下跌，而且使美國企業如何收回開發AI的鉅額投資成本變成一個大懸念。
在DeepSeek“捅破天”之後，包括阿里巴巴、百度和騰訊等中國大型互聯網企業也紛紛在市場上推出功能不斷增強的AI模型，同樣採取了可以被免費下載、修改和集成的開源模式。因此，DeepSeek及其迅速跟進的其他中國企業，在通過算力和投資競賽而“遙遙領先”的美國封閉模式之外，為AI的發展開啓了一個新的“生態系統”，它可以使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全世界用户和開發者都免費加入這個生態體系，共同發展AI。因此，有人稱DeepSeek的創新是一場人工智能技術的“民主化”。如果我是特朗普，我也會對此感到心慌。
不過，這也就提出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中國的AI公司從大模型上掙錢了嗎？其實都沒有，包括DeepSeek在內，雖然它們可以融到資，雖然大型互聯網公司可以通過開發AI來改進現有的業務。想想看，一個供所有人可以免費使用的開源模型能掙到錢嗎？
那麼，被熱捧的人工智能技術怎樣才能影響經濟增長？這要先講一下一般性規律。從長期看，經濟增長的源泉是生產率的提高，所以任何技術創新或突破只有在能夠影響到生產率變化的條件下，才能對經濟增長產生作用。那麼，技術怎麼才能影響生產率？第一，技術必須採取產品形式；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技術能夠通過工業部門之間的需求和供應聯繫在工業體系中得到擴散——如計算機在各行各業的應用對總生產率的作用遠大於計算機工業產值的作用。
科技創新與傳統產業的關係 作者供圖
我在去年的觀察者網文章中講過，工業體系的互補關係是技術進步影響生產率提高和經濟增長的關鍵機制，即一個工業部門的創新會導致其他工業部門的技術進步，而新技術在眾多工業部門的擴散和持續改進才會使其經濟效果得以充分發揮。
AI是數字計算技術的最新發展，它如同計算技術經歷過的所有階段一樣，如果能夠影響生產率，就必須通過實體經濟的應用。AI仍然是“賦能”技術，不可能代替現有的工業，反而有賴於工業的應用創新才能繼續發展。因此，在所有積極參與AI技術研發的國家中，一個國家的工業規模越大、門類越多，則AI技術可能產生的經濟收益就越大。
此外，在目前的通用大模型訓練已經趨近於用盡互聯網的現有數據時，工業數據才是AI未來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中國才是擁有最多工業數據的國家。一旦應用規模擴大，那些今天只能靠融資的AI公司就能夠掙錢，只不過需要的時間比許多人想象的更長，而且可能需要與應用方合作開發用於各種特定場景的專有小模型。
我這裏講一個最近參觀一家制造企業I公司時親歷的一個例子。I公司的一個車間生產手機使用的NFC部件（近距離無線通訊技術，I公司的產品主要用於無線充電），它看似只是幾組線圈和金屬材料的組合，但有極高的精度要求，所以整個生產過程都是自動化的（只有上下料使用人工）。
據車間負責人介紹，在自動化的大批量生產中，識別產生次品的原因並加以改進，是確保產品良率的一個關鍵問題。於是，他們使用了國內互聯網大廠T公司為他們開發的軟件。他們看中T公司的原因是後者在開發AI通用大模型方面表現出來的計算能力。但是，T公司並不能直接通過自己的大模型來開發I公司需要的軟件，因為訓練這種專用的能力不可能依靠來自互聯網的公開數據。
實際的過程是這樣的：1）由I公司的生產車間對檢測出來的次品進行拍照，然後把圖片數據“喂”給T公司的模型；2）T公司根據I公司不斷更新的劣品特徵標記，訓練自己的AI模型開發出有用的軟件算法；3）T公司以產品的形式把軟件交付給I公司，後者將其用於自動化生產線的控制（以避免再次出現次品），並向前者付費，不斷更新就不斷付費。實際上，T公司只有一個人與I公司對接，全部過程通過網上傳輸就可以實現。
這個實際發生的例子非常生動、清晰地解釋高技術工業與傳統工業之間的共生關係。給定中美兩國都在不遺餘力地發展AI技術，那麼我們討論的關鍵問題就是誰能率先從AI提高生產率上贏利（不是從炒股上贏利），因為這個問題決定着AI競爭的最終結局。
我們從上面的例子看出，T公司交付給I公司的AI軟件實際上是一個具有工業特定性的專用模型。這些軟件或模型無法由其他企業所輕易模仿使用，因為I公司的自動化生產線本來就是自己開發的，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專屬經驗、技能和“文化”，若將其“轉移”給其他國家，不要説是印度、越南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就是日本、韓國或歐洲的發達國家，也都是不可能的。
這個例子表明的工業聯繫非常清晰：T公司通過開發AI大模型的競賽是為了保持自己的技術水平，但它從AI上贏利卻依靠服務於以I公司為代表的工業企業——它們可以是從紡織、服裝、傢俱、玩具到機械設備、石油化工、製藥等的所有工業企業，無論你怎樣貶低這些工業是“低端”的。
因此，當參與AI競爭的國家在技術上一時幾乎不分伯仲的條件下，決定長期競爭結局的關鍵變量取決於誰的製造業規模更大、門類更全。僅從I公司與T公司的合作上，我們就可以看出，高技術與傳統工業並進的局面可以為中國帶來無與倫比的競爭優勢，而且已經被最近的事件所證明。
當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高關税之後，I公司提出，除非蘋果承擔關税造成的全部成本，否則將停止供貨。那麼，蘋果公司有可能把供應鏈轉移到其他國家嗎？沒有，它面臨的前景要麼是讓蘋果手機從地球上消失，要麼是讓它變成一個低品質的品牌。
雙方已經形成的關係是這樣的：蘋果提出偉大的構想，而I公司幫它實現這些構想。例如，手機無線充電的想法是蘋果提出的，但製造無線充電器的關鍵專利由I公司在全球獨家享有，因為是它在技術上發明了這個器件（只是因為避免蘋果陷入獨家供應商的局面才授權少數其他供應商生產，但I公司保持壓倒性優勢）。當I公司的競爭優勢不僅來自它自己的努力，而且來自整個中國工業體系的支持時，你就知道它是不可替代的。
果然，當特朗普政府於2025年4月9日（美國時間）宣佈對進口中國商品的關税加至125%（總税率達145%）之後的第三天（4月11日），又戲劇性地宣佈對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芯片等電子產品豁免所謂的“對等關税”。這背後的精彩故事，留給讀者自己去想象吧。什麼叫“不可替代”？就是讓對手連一個星期都撐不下去的力量。
AI的發展將再次證明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一個產業的規模越大，它的技術進步速度就越快；一個國家工業體系的規模越大、門類越多，這個國家的技術進步就越快，由技術創新產生新工業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以為用新技術可以代替傳統工業的“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必然導致經濟下行，不管那些“高新技術產業”能不能發展起來。
再説DeepSeek對國內的衝擊。它的出現使從社會到領導層都突然意識到，真正的技術突破原來不是像中國的“科技體制”所宣稱的那樣，必須先由國家給科研院所撥大錢，由科研院所研發出來“成果”，再把“成果”轉移給企業。實際上，這種“科技體制”包含了一些騙錢的內容，總是圍着解決不了真實問題的“中間狀態”打轉轉，其“成果”總是不能被判定為成功或失敗，而且還在中間狀態時就把科研人員分為三六九等——戴上各種“帽子”，並按名分等級來決定他們申請課題的資格或評獎。
實際上，這個科創體制往往只是跟隨別人——美國人做什麼、怎麼做，他們就做什麼、怎麼做。DeepSeek的出現打破了這個體制關於科技發展的“神話”，也就否定了“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的一個基本理由——世界上沒有可以脱離產業發展的科技進步。
引起全球轟動和中國領導層關注的DeepSeek出現後，許多地方的政府領導人都產生了“焦慮症”，紛紛“反省”為什麼DeepSeek這樣的創新沒有出在我的“地盤”？實際上，這個問題不是對科技發展的焦慮，而是對政績的焦慮。媒體上也熱鬧地討論為什麼DeepSeek等新技術企業會出在杭州。
我想指出所有這些討論都忽略的一個關鍵事實：誰都知道浙江是一個富裕省份，但它的財富基礎是從傳統工業發展而來的，而且它的經濟主體至今還是傳統工業，而非高技術工業。
人們在驚歎杭州科技創新的時候，卻忽視了浙江強大的佔比76%的傳統工業基礎
根據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計算，2023年浙江省出口總值達到3.57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9%。其中，全省機電產品出口1.63萬億元，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1.11萬億元，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197.6億元，分別佔全省出口總值的45.6%，31.2%，8.97%。機電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都屬於傳統工業，加起來佔全省出口的比重超過76%。
實際上，浙江成為一個富裕省份的根本原因不在於那裏有多少高新技術產業，而在於那裏的工業化程度更高，人民對工業化的參與更廣泛。如果浙江也像許多地方那樣，認為高質量發展或產業升級就是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來代替傳統工業，甚至消滅傳統工業，那麼浙江就一定會“返貧”。
浙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工業化水平低於許多省份，因為它地處台海前線，國家此前有意不把大的工業項目和投資放在那裏。但憑着當地人民的創造性和吃苦耐勞精神，浙江在改革開放後通過發展各種工業而富裕起來。比富裕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較好的政企關係和營商環境，在去年出現異地執法的歪風時，第一個站出來喝止這種行為併為企業家提供保護的地方政府是浙江政府。當投資能力、產業基礎、友好的營商環境都具備了，再加上還有大學，那些來自五湖四海的年輕科技精英就在浙江扎堆創業，許多在早期只能靠融資而不能靠銷售的前沿技術企業就棲居浙江。
中國當然要發展高技術工業，不僅是人工智能，還有其他所有的高技術工業。正如人工智能的例子所證明的那樣，在高技術前沿保持探索努力，對中國工業體系的技術進步和“保值增值”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此，高技術工業與傳統工業之間的關係是互相促進、互相依存、互相融合的，完全沒有可以互相替代的可能。
想一想，如果一個經濟體消滅掉傳統工業而“專攻”機器人，別説是花不起投資的錢，就是生產出機器人也賣不掉。認為高新技術可以代替傳統工業是“二分法”思維的根本性錯誤，而限產體制對傳統工業的抑制，是中國經濟出現持續下行和內需不振的主要原因。
四、工業社會主義對決金融資本主義，誰會贏？
4.1 工業社會主義Vs.金融資本主義：打破工業自我設限是最大的擴內需
觀察者網：因此，您的立場是，我們應該放開和支持所有工業的發展，您稱之為“全面的產業升級”，怎麼理解？
**路風：**特朗普的關税戰已經把他的長期目標完全顯示出來了：雖然美國以獨霸世界的立場對所有國家徵收“對等關税”，但打擊中國是其首要目標，尤其是當中國率先反制美國的霸凌時，就繼續增加對中國的關税。目前的“衝突”焦點是在關税上，我認為以後還會擴大到其他領域。
我的立場是，在美國拉開架勢要與中國對決時，中國當然不能投降，必須奉陪到底。現在需要回答兩個關鍵問題：第一，中國迎接“對決”的主要力量源泉是什麼？第二，中國如果“奉陪到底”，能不能贏得勝利？能不能“勝利”指的是：經此一戰，中國能否更加強大？
關於第一個問題。中國能夠並敢於迎接“對決”的主要力量源泉就是中國工業體系，其背後就是全體中國人民。中國工業體系的生產能力是中國最大的戰略性資產。所謂“戰略性資產”是指具有難以複製、難以模仿性質的“資產”，例如美國的美元霸權，俄羅斯的石油天然氣。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擁有完整工業門類的國家，是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產國，是向世界市場提供製造產品的最大供應國；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依賴中國低成本和靈活的大規模製造體系。同時，這個工業體系及其生產能力是難以被複制、被模仿的，這已經被特朗普於2018年第一次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以來的事實所證明。因此，今天的中國工業體系及其生產能力就是中國屹立於世界經濟而不可能被排擠出去的最大保證。這項戰略性資產越強大，任何國家或國家聯盟就越不可能與中國“脱鈎”。
這些年，中國的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精英們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員，存在着一個錯誤的觀念，就是認為經過改革開放後40年的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幾百種工業產品的產量都佔世界第一，基本完成了工業化，所以中國經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樣增長，經濟增速下行是必然的，經歷一次經濟衰退也是難免的。
實際上，這種錯誤觀念是“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的自我預言。從歷史順序看，這種思維是自由派經濟學家在高增長時期就開始散佈的，只是到了受這種思維影響的政策實施之後，即形成限產體制之後，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才開始的。因此，中國經濟下行是“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的自我預言的實現，而不是因為中國經濟存在什麼致命性的障礙。我之所以是一個堅定的“中國經濟光明論”者，就是因為我堅持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下行的原因是不適當的政策導致的。
從世界工業化歷史看，中國到高增長結束時（2013-2014年）所經歷的發展階段，類似於美國從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發展階段，都是第一次經歷了蒸蒸日上的大規模工業化，但也都尚未達到自己的最高水平。
按此邏輯，我來推斷一則寓言故事：美國在那個階段結束時，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工業生產國和農業生產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一。但是，當時美國也隨之出現或面臨許多問題，如財富急劇集中、“人口紅利”消失（那時美國收緊了移民政策）、環境破壞等等；同時，美國的科學研究還落後於歐洲（直到20世紀30年代，只有在歐洲獲得的博士學位才會在美國得到嚴肅對待）。此外，當時的世界政治中心是歐洲，大英帝國是世界霸權，英鎊是世界儲備貨幣，雖然英國工業已經開始落後；在歐洲大陸，德國正在崛起，工業化速度驚人、科學研究領先、軍力日盛，等等。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決策者們判定，美國經濟在經歷過40年的高速增長後，已經不可能再維持較高的增長速度，而且美國工業是“大而不強”和“產能過剩”，在科學研究方面還高度依賴歐洲。於是，美國政策當局決定，美國不再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為了保持經濟平衡而對美國工業實行大規模的“去產能”政策和限產體制，當然要加強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同時也看看能不能借助歐洲人的發明來發展些“高新”技術產業。
如果這個寓言故事是真的，那麼後來的世界歷史也就沒有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了：二戰中佔全世界一半以上工業產能的“民主的兵工廠”不會有（好處是也不會有大蕭條），甚至美國能不能保證本土安全也難説；戰後由美國引領的新技術革命不會發生，經濟總量再次翻番的可能性也徹底失去；馬歇爾計劃不會有，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世界經濟秩序也不會有；即使有一批歐洲科學家因戰爭逃到美國，但工業體系的萎縮無助於新工業的產生——計算技術是像做辦公室機械出身的IBM那樣的企業給產業化的，半導體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的貝爾實驗室發明的，然後被其他企業給產業化的；此外，如果只有來自歐洲的科學家，但沒有美國的工業體系，原子彈也造不出來；如果沒有改變戰爭性質的原子彈，也就沒有冷戰——因為沒有保證互相毀滅的核威懾，雙方看不上眼就直接“拳打腳踢”了（熱戰）。
當然，美國今天心心念唸的“再工業化”運動也可能在幾十年前就發生了。
在這裏，我們一定要注意一個歷史事實。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美國在1949-1959年的GDP平均增長率是6.7%。【10】換句話説，到20世紀50年代開始時，儘管美國自從實現工業化併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之後已有50年之久，儘管美國的工業產值在二戰後一度佔全世界的一半，但美國的經濟規模在隨後的10年裏又接近翻了一番。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家説經過改革開放後40年的高速增長，今天的中國經濟只能低速增長，這是不負責任的誤國政策。
上面的寓言故事是被按照主流經濟學家的邏輯杜撰出來的，但它所反映出來的道理可以被歷史證明是真實的和深刻的：工業體系的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是沒有止境的，其未來不是今天的“聰明人”可以預料的。如果有人斷言，在人均名義GDP還只是美國的大約六分之一時，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就已經消蝕，則完全沒有科學的理由。
今天，中國的工業體系比任何國家的都更加強大，雖然存在與領先國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補上的“短板”，但反而説明中國工業體系的需求彈性依然存在。因此，中國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仍然是在我們的前方，而不是在背後。
迎接美國發動的“對決”（無論其形式是關税戰、貿易戰、技術戰還是軍事威脅），中國必須拋棄“二分法”思維，重新堅定一個觀念，即：工業體系是中國最大力量源泉。中國的經濟實力或工業實力是由生產體系的總體決定的，不是僅僅由“一小撮”高技術工業或“新興戰略性產業”所決定的，何況這些工業的發展仍然需要鉅額投資和工業體系的支持和託舉。
面對美國的貿易戰、技術戰和關税戰，黨中央已經堅定地表明中國“不畏懼任何無理打壓”的政治立場。在這個政治前提下，中國迎接美國“對決”的唯一正確之路，就是放開“新舊動能轉換”的枷鎖，放開把工業分為三六九等的“自我設限”，放開所有的經濟增長潛力。拋棄“限產體制”的最大意義，就是使中國工業體系能夠再次發揮遞增報酬機制，即一個領域的技術進步或突破會導致其他領域的技術進步，一個領域的需求增加會導致其他領域的需求增加。
依靠中國工業體系的整體力量就是充分依靠中國人民的力量，因為“行行出狀元”。高學歷的人才可以去設計開發芯片、機器人和人工智能，但他們只佔中國勞動人口的一小部分。中國還有幾億學歷不高但聰明勤勞的勞動人口，他們每個人都需要找到工作。只有所有的勞動人口都有用武之地，中國才能走“共同富裕”之路。
在農業就業人口的生產率還不到工業和服務業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時，以工商業方式生產和經營被知識“精英”們認為是“低端”的任何合法的產品和服務，都是對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如果在幾百個工業及其上千個細分領域，有千千萬萬個企業去尋找和挖掘市場，千千萬萬個企業去創新、去提高生產率，那麼這幾年飽受困擾的需求不足就會逆轉上揚；一旦大多數普通家庭的收入提高，消費就會起來；一旦經濟再次強勁增長，大部分今天令人頭疼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因此，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是戰勝一切強敵的力量源泉。
只要有市場需求，如果中國鋼鐵工業的產能佔到全世界的80%甚至更高（目前僅佔全球產能的50%-60%），那又如何？如果全世界開採石油天然氣的鑽機和鋼管（中國無縫鋼管產量已經佔世界的三分之二）都只有中國製造的性價比最高，為什麼不可以？其他的例子可以無限類推。
如果其他工業國用高關税來阻擋中國，那也就把自己與世隔絕，它們被保護的工業就再也進不了國際市場，它們所有的工業就只能使用成本更高的材料、設備和零部件，而且它們的生活成本就更高。因此，中國工業體系雖大，但沒有一個工業是多餘的，任何工業——無論從做鞋、做襪子、加工零部件到半導體、大飛機和人工智能服務的所有工業——都應該得到重視，都應該被放開發展。
路風：鼓勵全面的產業升級，發揮廣大人民的智慧，形成成百上千個壓倒性優勢行業，才能使中國在對決中立於不敗之地。圖為山東曹縣的漢服市場
一旦越來越多的中國工業都形成壓倒優勢，就無人能夠阻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特朗普的美國可能不得不放下傲慢，而他的副總統萬斯就會變成真正的鄉巴佬。
4.2 工業社會主義Vs.金融資本主義：普惠金融幫扶工業企業，避免誤入經濟金融化歧途
觀察者網：充分發揮中國工業體系的優勢可以理解。在世紀對決中，您提到“工業社會主義”必然戰勝”金融資本主義”，那我們的工業領域如何體現出社會主義優越性？
路風：“工業社會主義對決金融資本主義”的概念是我想出來的，但這回是第一次公開講出來。它是通過比較產生的問題意識：如果今天的美國金融資本主義與其歷史上的工業資本主義是一種對比（縱向比較），那麼中國在這個歷史語境中處於什麼“位置”（橫向比較的問題）？於是，我在5年前想到中國工業社會主義相對於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表述。
一旦將工業社會主義的概念，置於工業資本主義已經轉變為金融資本主義的語境以及美國霸權壓制中國崛起的語境之中，它的時代意義就立刻顯示出來，有點像在世界歷史演進的“空格”中突然定義了中國的位置。
在工業社會主義的概念中，工業主義的含義是指，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是建立在生產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之上，因為生產率提高是以工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現象；而社會主義的含義是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證中國堅持走工業化和以實體經濟為主的道路。歷史證明，在資本主義形式下，工業主義一定走上金融主義的道路，對於霸權國家來説尤其如此。大英帝國、英國崛起之前的荷蘭和今天的美國霸權，都沒有逃過這個歷史“規律”。實際上，在美國霸權的主導下，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在經歷經濟金融化的過程。
中國有利於工業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構特徵體現很多方面，如共產黨的領導、土地和自然資源的公有制等等，但今天我只講一個方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使國家有能力控制金融流入實體經濟的通道，並協調金融與工業之間的關係。因此，只要政策不出錯，中國就能夠避免經濟金融化。
例如，中國曾經有一項獨具特色的技術改造貸款的制度。在改革開放初期，它是為改進計劃體制只重視基建（“鋪攤子”）的缺陷而創造出來的。技改政策發展起來後，它以信貸的方式（而不是撥款）支持國有企業進行包括設備更新在內的技術改造。
當中國完成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後，市場主體更多地成為民營企業，但由於技改貸款在國家投資體制中擁有正式的地位和渠道，而國家統計局也保留了“改建和技術改造”投資的類目，所以任何有意願進行技改的民營企業都能夠從負有這種責任的銀行體系獲得技改貸款。因此，技改政策的延續成為中國經濟高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深遠意義在於它變成國家以信用方式投資工業的一個有效金融通道。
但是，這項行之有效的政策在大約10年前消失了，“禍根”就是“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還記得“不投資、不刺激”的政策嗎？這個政策的前提是認定中國的經濟高增長是粗放發展的、投資驅動的和產能過剩的，所以在國家層次上放棄了對金融流向實體經濟方向的控制，取消了銀行提供工業固定資產貸款的責任，企圖讓自由市場去解決工業的投資問題。
於是，一度出現了互聯網金融亂象橫生，而工業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普遍告貸無門，陷入流動性危機。因此，“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是中國經濟出現金融化苗頭的主要推手。
2022年9月，人民銀行時隔多年重新設立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表明國家領導層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2024年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之後，國家開始推進超長期特別國債和設備更新改造政策。目前的問題是，超長期特別國債需要限定範圍（如“兩重”），不能用於地方政府“化債”，否則就會引起通貨膨脹；消費品的“以舊換新”政策沒有直接支持生產領域，不屬於技改政策範疇。
發展普惠性金融，不問大小和性質，讓所有實體企業的創新升級能夠得到足夠資金支持，而不是走上經濟金融化歧途，這是工業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
因此，目前應該加大實施技術改造政策的力度。這樣做就必須打破“二分法”思維和限產體制的束縛，因為技改貸款必須是普惠性的，貸款對象是能夠滿足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或節能減排等任一條件的企業，不分所有制、不分行業、不分大小，否則政策的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工業社會主義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之上的，它支持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保護企業和個人的財產權利，更鼓勵人民廣泛參與經濟發展和工業化過程。它的社會主義性質在於國家保持着對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從而使資本不能左右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向。
就今天我們關心的問題來説，只要中國保持着國家直接介入實體經濟的金融通道（包括國家牽頭設立創業基金、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和實行技改政策），就能避免中國經濟掉入金融化的陷阱，就能保證中國長期堅持走以實體經濟為主和工業化的道路，實現共同富裕。
中國的工業發展已經打破資本主義工業化的一條歷史規律：隨着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資本主義企業會退出那些勞動密集型工業，而美國的經濟金融化甚至使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高技術工業，也逐漸退出被認為附加值較低的製造部分。
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同時擁有勞動密集型工業、資本密集型工業和高技術工業的工業大國。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優勢，因為新技術革命將逐漸打破對工業的傳統分類——一個自動化、智能化的無人紡織工廠算是勞動密集型工業或傳統工業還是高技術工業？而這樣的工廠正在中國的紡織工業以及越來越多的傳統工業中出現。所有門類工業的繼續存在和發展，可以使中國在所有工業領域保持着知識、技能和經驗的基礎，而且通過工業分工的深化，創造出新的工業、新的投資機會和新的增長動力。因此，保證中國工業體系的完整性應該是一條基本國策。
觀察者網：那麼，中國的工業社會主義能夠在“對抗”中獲勝嗎？
**路風：**特朗普以及美國政治精英也看出來了，除非美國能讓中國“去工業化”，美國的“再工業化”就很難成功。
自從以英國為先驅的工業革命在西方發生後，以資本主義形式推進的工業化就成為西方列強統治世界的決定性力量來源，因為工業實力決定了軍事實力，而軍事實力可以強佔殖民地並打開像中國那樣本來是自給自足國家的大門。但是，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已經讓位於金融資本主義階段。雖然金融資本主義幫助美國維繫了世界霸權，也幫助資本家賺了更多的錢，但它最終掏空了霸權的基礎，撕裂了社會。
今天，特朗普企圖以美國的霸權地位來推動再工業化。但是，只要中國堅持工業化的道路、堅持“基礎廣泛”的產業升級，並堅持國家保證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社會主義體制，特朗普就會面臨着無解的“悖論”。維持霸權和再工業化就是一個零和遊戲：要霸權就別想再工業化，要再工業化就得放棄霸權。正是因為他只能依靠金融資本主義的手段（如以美元霸權為前提的關税戰）去推動再工業化，所以他最終改變不了美國的“宿命”。
因此，今天我們正在經歷的關税戰、貿易戰、技術戰等等，就是美國金融資本主義與中國工業社會主義之間的“對決”，它將影響世界格局在整個21世紀的走向。
那麼，在這場“世紀對決”的一系列的“對抗”（包括經濟的、政治的和軍事的對抗）中，誰會贏？我們不必再去長篇大論。這裏我借用一位美國政治學家James Kurth的判斷。雖然他在中國並不知名而且始終站在美國的立場上，但我很欣賞他關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文章，深刻、簡潔、睿智。他發表於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的結語（當時中國經濟正在飛速發展）：
當新崛起的中國工業強權和海軍強權在西太平洋對抗美國和美國海軍時，誰會贏？你可以堅持想象那個只擁有打小型戰爭的軍隊（和縮編海軍）的舊金融強權能贏，而且可以不用打一場長期和可怕的戰爭就能贏。但是，想象這個結果，你就不得不像金融行業經常做的那樣，相信“這一次不同”。一個金融強權對抗一個工業強權的挑戰而獲得這樣結果的情況，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11】
當然，中國沒有去主動“挑戰”美國。因此，我以中國文化教給我的謙虛，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把他的話修改一下來表達他的實質性結論——亦即我今天的結論：
500年來的世界歷史證明，一個工業強國在對抗金融強權的挑戰時，從未輸過，無論那個金融強權當時是不是世界霸主。
(感謝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後王晨和何鵬宇的協助，他們為採訪準備了充足的材料）
註釋：
【1】 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米爾斯海默主張“離岸制衡”戰略，但至高戰略主張“深度介入”。雖然兩者都要維持美國霸權，但因為至高戰略佔據主流地位，所以米爾斯海默屬於邊緣分子。
【2】 比我在這裏説的更直白、更全面的見美國學者的文章：Patrick Porter, “Why America’s grand strategy has not changed: power, habit, and the U.S.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2, no. 4 (2018), pp. 9-46.]
【3】 Barry Bluestone and Bennett Harrison, The Deindustrilization of America: Plant Closings, Community Abandonment, and the Dismantling of Basic Indust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2.
【4】“亞尼斯·瓦魯法基斯：特朗普試圖複製尼克松衝擊，但成敗取決於這一點”，《觀察者網》，2025年4月5日，https://www.guancha.cn/YanisVaroufakis/2025_04_05_771024_s.shtml。]
【5】 Alice Amsden, The Rise of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6】“中國造船業鞏固首位寶座，產能不足”，《日經中文網》，2025年1月23日，https://mp.weixin.qq.com/s/_-_xle79MKtoaoGJNiN9Mg
【7】美媒：中國是世界上最大零部件市場，其他地方無法複製”，《觀察者網》，2022年4月19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4_19_635701.shtml。
【8】“山東：關停治理‘散亂污’企業超過11萬家”，《中工網》，2022年10月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5413915467828402&wfr=spider&for=pc。
【9】Klaus Schwab, Founder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World Economic Forum, “Now is the time for a ‘great reset’,” Jun 3, 2020,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0/06/now-is-the-time-for-a-great-reset/
【10】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Table 1.5.5. Gross Domestic Product, Expanded Detail” (accessed Wednesday, April 16, 2025), https://www.bea.gov/itable/national-gdp-and-personal-income
【11】James Kurth, “The foreign policy of plutocracies,” The American Interest, Vol. 7, No. 2 (November/December, 2011), pp.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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