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美元低迷就是總統執政失敗，特朗普能否打破魔咒？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羅思義（John Ross)】

當4月特朗普發起新一輪關税戰時，眾多分析師預測美國市場和美國經濟將出現強烈負面波動。但正如筆者此前分析與預測的那樣，這些情況並未發生——市場反應迅速但幅度有限，且多數情況下很快得到克服；美國經濟增長的確有所放緩，但仍然屬於正常經濟週期波動範圍。

這導致部分人士，尤其是部分美國人，改變立場，認為特朗普政策不會產生深遠影響——對於此類結論，筆者曾在《“躁鬱症式”分析不可取：什麼是決定中美競爭勝負的關鍵？》一文中進行過分析。

此類分析的錯誤在於，它們將關注點放在了美國經濟的即時反應，而非政治層面。但特朗普想要實現的目標更加雄心勃勃，遠超過這些分析所能涵蓋的範圍。

眾所周知，特朗普正在顛覆美國延續80年之久的貿易政策——放棄美國對貿易自由化的支持。但是這場貿易/經濟政策的革命，需要扭轉美國自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執政以來四十餘年的政治格局。

里根開創的這項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的動盪之後，直至近期都維持着美國的政治穩定。因此，特朗普政策能否成功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的關鍵在於，能否在不破壞美國政治穩定的情況下，顛覆自里根執政以來的四十年間美國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説，特朗普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在於政治因素，而非純粹的經濟因素。

因此，下文將對特朗普新政策中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係進行分析，並將其與過去40年美國經濟與政治關係模式進行對比。

引言  對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以來美國經濟趨勢的評估

4月2日，所謂的“美國解放日”，特朗普宣佈加徵關税，當時對特朗普此舉的影響有兩種分析。

第一種分析——這在美國金融市場的快速波動以及部分中美媒體的討論中有所體現——認為此舉將引發美國經濟某種重大動盪或危機。首先看市場動態，4月1日至4月8日期間，標普500指數下跌11.5%；4月1日至4月11日，美國國債收益率從4.16%急劇攀升至4.49%；4月1日至4月21日，衡量美元匯率最常用的貿易加權指數——美元指數（DXY）下跌5.7%。

關於金融市場正面臨嚴重危機的論斷，在媒體報道標題中尤為明顯。例如，《華爾街日報》4月4日在題為《關税致道指暴跌1600點，美元指數重挫》的文章中悲觀地宣稱：“由於擔心特朗普總統的新關税計劃將引發全球貿易戰並將美國經濟拖入衰退，美國市場遭受了自2020年以來最嚴重的下跌……此次下跌使金融市場陷入近年來最為危險的時期之一。”

第二種分析，正如筆者和其他學者認為，美國經濟並未受到特殊影響，美國金融市場反應迅速但範圍有限，美國經濟動態變化僅僅是正常的經濟週期調整，詳情見拙文《“躁鬱症式”分析不可取：什麼是決定中美競爭勝負的關鍵？》。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分析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儘管中美經濟競爭結果從根本上取決於中國經濟形勢，但當然也受到美國發展態勢的影響。如果特朗普政府的關税政策及其他政策對美國經濟造成影響，或者美國經濟存在某些嚴重的失衡或危機，因美國存在的這些問題，中國或許有望在相對較短的時間框架內贏得與美國的競爭。

相反，如果美國僅僅是在經歷正常的經濟週期減速，且關税政策及特朗普的其他政策並未在美國經濟中引發任何重大危機，那麼中美競爭的結果將取決於影響兩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特朗普關税政策實施以來的三個月，總體上清楚地印證了上述第二種分析的正確性。截至2025年7月18日，標普500指數較4月1日水平上漲11.8%，並創下歷史新高。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已從5月21日的近期峯值4.61%降至7月18日的4.42%，遠低於2025年1月的峯值4.79%。雖有跡象顯示美國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但如下文所示，這種放緩完全符合正常的經濟週期減速規律。

也就是説，正如下文所示，雖然美國關税政策及美元匯率下跌足以使美國的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但這不應與它們對美國經濟增長產生的深遠影響相混淆。

唯一持續存在爭議的領域在於美國經濟是否出現異常發展——確切地説，是美元是否持續貶值。

由於美元匯率不僅是反映美國經濟表現的重要指標，更直接影響美國社會政治穩定；加之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對世界經濟具有廣泛影響，進而對中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連鎖反應，該議題值得密切關注。為此，本文將對近期美元匯率走勢展開詳細分析，尤其注重從歷史視角進行分析，並評估其潛在影響。

為此，下文將分為四個部分探討五個相互關聯的重要問題。

首先，特朗普為何要推動美元貶值？

其次，美元匯率下跌對世界貿易有何影響？

第三，美元貶值多少與美國總統的任期

第四，特朗普的政策能否成功？

第五，對中國的影響

下文所得出的結論十分明確：特朗普確實在試圖顛覆美國延續四十餘年的經濟政策——確切地説，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與世界經濟關係發生根本性轉變以來所確立的政策框架。如下文所述，在這一過程中，美元匯率扮演着關鍵角色。但正因其涉及如此根本性的變革，最終結果將取決於美國內政，而非純粹的經濟因素。

第一部分    特朗普為何要推動美元貶值？

1.1 特朗普支持美元貶值

特朗普就美國經濟及其經濟政策發表了諸多不實言論——下文將對此進行探討。但唯獨在支持美元貶值這一問題上，特朗普的言行完全一致。

正如西方財經媒體大肆報道的那樣，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後，美元匯率確實出現了自1973年以來，即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最快跌幅——典型標題如《紐約時報》“美元迎來1973年以來最糟糕的開局”，《金融時報》“美元遭遇1973年以來最差局面”。

但實際情況正如後文將揭示的那樣，此次美元貶值對美國進口造成的外部上行衝擊遠大於1973年——因其與關税措施的同步實施形成疊加效應。鑑於這一衝擊對世界經濟及美國經濟的規模影響，一個關鍵問題是：美元貶值幅度將達到何種程度，以及它將對美國、中國及世界經濟和政治產生何種影響？

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數下跌超過10%，美元面臨1973年以來最糟糕的局面

早在第二次就職前，特朗普便於2024年6月25日接受《彭博商業週刊》採訪時宣稱：“如你所知，我們正面臨嚴重的貨幣問題……強勢美元與弱勢日元、弱勢人民幣的格局，這對那些試圖向海外銷售產品的美國企業構成了巨大負擔。這負擔實在太重……我與製造商們交流過，他們表示，由於價格過高，根本無人願意購買我們的產品……美元與日元、美元與人民幣之間的匯率差異令人難以置信。美元走高，而它們（日元和人民幣）走低。”

支持美元貶值同樣是特朗普長期以來的主張。2017年4月，在其首屆總統任期內他曾表示：“我認為我們的美元太強了……這正在造成傷害——最終必將造成傷害……當美元保持強勢而其他國家卻在讓本幣貶值時，競爭將會非常非常困難。”

如前所述，在特朗普第二屆總統任期內，美元匯率確實出現了快速下跌。截至本文截稿時，美元指數較2025年1月13日的高點已下跌10.3%。

此次美元貶值的總體效應與特朗普迄今為止實施的關税的影響基本相當。美元貶值與關税措施的疊加效應，意味着美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大幅上漲/美國對進口商品的保護主義加劇。特朗普正準備對美國進口商品徵收的15%全面關税，加上10.4%的貨幣貶值，粗略估算，這意味着美國進口商品的平均價格在短短六個月內上漲逾25%。

這一價格變動幅度已完全足以引發美國貿易模式的重大變化，並對美國進口產生顯著影響。此外，這還是在特朗普政府承諾實施的雙邊關税最終確定之前——目前這些關税定於8月1日開始實施，因此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而言，其向美國出口的障礙將進一步增加。

但必須明確區分兩個問題：一是美國貿易地理格局發生重大變化的可能性極高，二是貿易在美國經濟中的地位可能下降——這兩者均與可能顯著減緩美國經濟增速的宏觀經濟進程存在本質區別。正如上文所示，後者是由完全不同的經濟力量所決定。

1.2 為何美元貶值在中國並未引發廣泛討論？

特朗普執政期間美元的快速貶值已成為西方金融市場關注的重大問題，也是西方財經媒體的頭條話題。但中國對此關注較少，原因在於與其他主要貨幣不同，人民幣匯率兑其他主要貨幣的跌幅幾乎與美元相當（下文將予以説明）。也就是説，人民幣匯率始終緊跟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貶值步伐，其跌幅僅略小於美元本身。

由於中國媒體更關注人民幣兑美元的匯率變動，在美國下跌的同時，人民幣兑美元僅小幅升值，變化很小，這解釋了為何美元匯率下跌及其影響在中國國內的受關注度比較低。但是，就其對世界經濟和中國的影響而言，關鍵在於美元的整體匯率，而不僅僅是美元兑人民幣的匯率。特別是，美元匯率下跌，而人民幣兑美元匯率相對穩定，同時人民幣兑歐元和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也在貶值，這意味着世界經濟正在分裂為兩大貨幣陣營。

1）首先是美元和人民幣貶值。

2）其次是日元升值，尤其是歐元迅速升值。

世界經濟分裂為兩大陣營，必然會產生重大的國際影響，包括對中國貿易乃至整體經濟形勢的影響。此外，正如下文所述，這也會對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整體地位產生重大影響。

鑑於美元貶值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對以下方面進行評估：

首先，要對關於近期主要貨幣匯率走勢的實證數據進行評估；

其次，對這些趨勢的意義進行評估；

第三，要就它們對中美關係和世界經濟的影響進行評估。

1.3 特朗普與鮑威爾的爭論

首先，就事實層面而言，在西方媒體報道中，近期關於美元匯率下跌最具轟動效應的事件，是特朗普持續公開抨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的利率政策——特朗普要求立即大幅降息，而鮑威爾並未照此執行。

特朗普在6月底的北約峯會上公開侮辱鮑威爾，稱他智力非常平庸，“就其工作表現而言，我認為他能力低下，就其職責履行而言智商堪憂。”隨後，《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標題不言自明的文章《特朗普考慮提前任命下任美聯儲主席以制衡鮑威爾》。英國《金融時報》分析指出：“美元走弱……由於對降息進度不滿，美國總統考慮提前任命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美元兑英鎊、歐元等一攬子貨幣匯率應聲下跌。”

特朗普在7月繼續公開抨擊鮑威爾，要求美聯儲將利率降低3%——截至本文截稿時，有效聯邦基金利率為4.33%。毫無疑問，從4.33%到3%如此大幅度的降息可能引發美元匯率暴跌——儘管特朗普要求的精確數字更多反映其施壓意圖而非實際政策目標，因為有理由懷疑任何美聯儲主席（即便是特朗普提名的）都不會執行如此極端的降息措施。

但比總統與美國央行公開爭執引發的短期匯率下跌更為重要的是，美元匯率在今年持續走低。以衡量美元綜合匯率水平的最廣泛指標——美元指數（DXY）為例，該指數於2025年1月13日觸及110.0的峯值 ，而截至本文截稿時已跌至98.5，即在六個多月時間內累計下跌10.4%（見圖1）。

圖1

1.4 美國經濟增長放緩，是經濟週期正常運行結果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強烈地要求降低美國利率，是因為與他宣稱的“美國經濟表現極佳”相反，事實上美國經濟增長正在顯著放緩——這並非源於重大危機，而是美國經濟週期正常運行的結果。

為説明這一點，圖2呈現的是2022年第一季度至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增速比較。數據清楚地表明，美國GDP長期年均增速略高於2%。美國經濟近期表現不過是圍繞這一均值上下波動，符合正常的經濟週期變化規律。

如圖2所示，隨着美國經濟從新冠疫情引發的衰退中復甦，2022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速為4.0%，遠高於其長期年均增速。隨後美國經濟急劇放緩，2022年第四季度同比增速降至1.3%，顯著低於其長期年均增速。此後經濟開始復甦，2023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回升至3.2%——大幅高於其長期年均增速。接着經濟再度放緩，2025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速回落至2.0%——幾乎與其長期年均增速一致。但美國經濟增速仍呈下行趨勢。總體而言，並未出現異常經濟現象，所見僅為正常的經濟週期波動。

但對特朗普而言，這種經濟週期放緩是個重大問題。鑑於美國經濟增速已連續近兩年高於約2%的長期年均增速，而當前又呈現放緩態勢，未來美國經濟增速極有可能跌破2%的長期年均增速。這將戳破特朗普所宣揚的“他領導下的美國取得驚人經濟成就”的謊言。除了直接的經濟影響外，其後果還可能重創特朗普的國內政治支持率。因此特朗普正極力要求降息以試圖阻止美國經濟放緩，全然不顧此舉可能引發的通脹後果——而控制通脹恰恰是美聯儲（亦即鮑威爾）的核心職責之一。

圖2

1.5 中國對美經濟增長優勢進一步擴大

與中國進行對比來看，美國經濟放緩意味着2025年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將進一步擴大。如圖3所示，在美國近期經濟增長峯值期（2023年第三季度），美國3.2%的增速僅比中國5.0%的增速低1.8個百分點。但隨着美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到2025年第一季度，中國的增長領先優勢幾乎翻了一番，達到3.4%——美國同比增長2.0%，中國則達到5.4%。

因此到2025年第一季度，中國GDP增速已是美國的2倍有餘。正如筆者在《拜特朗普關税戰所賜，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擴大》一文中所預測的，2025年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之所以進一步擴大，正是源於美國經濟增長持續放緩。

由於特朗普的具體目標是削減，甚至抹平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因此中國對美增速優勢擴大對其政府而言是一個嚴重問題。基於國內外雙重考量，特朗普迫切希望通過降息來阻止美國經濟增長放緩。但是美聯儲數據顯示，美國6月消費者物價指數同比上漲2.7%，高於其2.0%的通脹目標，且特朗普加徵關税可能帶來短期通脹上行壓力。若無法控制通脹將在中長期內嚴重損害美國經濟，因此美聯儲拒絕降息。特朗普由此面臨經濟增長持續放緩的困境——這也解釋了他為何對鮑威爾激烈抨擊並不斷要求降息。

圖3

再來看最近一段時間的情況。2025年3月之後的美國GDP數據尚未出爐，但此後可獲取的零散數據仍顯示出美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趨勢。以美國PMI為例，其中最全面的是由標普公司編制的標普美國綜合PMI（製造業PMI和非製造業PMI的加權平均）。

如圖4所示，該PMI從2024年12月的55.4降至2025年6月的52.9。由於該數值高於50，表明6月美國經濟仍在繼續擴張，但漲幅較2024年底有所放緩。

圖4

美國其他行業的PMI更為負面。例如，截至2025年6月，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發佈的ISM製造業PMI已降至49.0——該數值低於50表明製造業處於收縮狀態（見圖5）。

圖5

截至2025年6月， ISM服務業PMI已降至50.8，較2024年11月的55.8顯著放緩（見圖6）。

圖6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些數據均未顯示美國經濟出現短期或嚴重危機。它們均表明美國經濟正處於正常的經濟週期下行階段——但這一增速從美國經濟角度而言不盡如人意，在國內政治影響方面亦不理想，同時表明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持續擴大。

這些數據與分析結果一致，即中美之間的經濟競爭並非取決於美國任何短期危機，而是取決於影響兩國長期增速的決定性因素——筆者在《“躁鬱症式"分析不可取：什麼是決定中美競爭勝負的關鍵？》一文中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1.6 美元匯率與人民幣匯率均呈現下跌態勢

如前所述，美元匯率下跌在中國並未像在中國以外那樣成為頭條新聞，因為人民幣不像歐元和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那樣，基本上是跟隨美元匯率浮動的——或者確切地説，自2025年1月13日美元指數達到近期最高峯值下跌以來，人民幣相對於美元的升值幅度遠低於其他主要貨幣。如圖7所示，自1月13日以來，在美元貿易加權指數大幅下跌的背景下，人民幣兑美元僅升值2.3%。相比之下，同期日元兑美元升值5.8%，歐元兑美元升值13.4%。

圖7

這些匯率變動導致人民幣對歐元和日元大幅貶值。如圖8所示，自1月13日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3%，但對日元貶值3.5%，對歐元貶值11.1%。人民幣對其他主要貨幣，尤其是歐元的大幅貶值，將為中國對歐元區的出口帶來顯著優勢，因為歐元區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之一。

圖8

第二部分  美元匯率下跌對世界貿易的影響

2.1 美元下跌，美國進口貿易將大幅下降

再來看上述問題在全球層面的廣泛影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作為全球主導貨幣和世界最大經濟體本幣的美元匯率問題顯然十分重要，原因眾多，下文將對此進行部分分析。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眾所周知，特朗普在美元匯率下跌的同時明確表示，他希望徹底重組世界貿易體系——用美國單方面主導的雙邊貿易關係體系取代通過世界貿易組織進行的多邊貿易談判體系。

毫無疑問，關税措施與美元貶值的疊加效應，已導致美國進口商品平均價格上漲超過20%且後續漲幅還將擴大，這樣的疊加效應足以引發美國自身貿易格局的重大變化。可以預見，美國從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國家的進口將大幅下降。但這種價格衝擊是否足以按照特朗普期望的方式重組世界貿易體系？

要評估這一點，必須審視全球貿易的整體格局，以及作為兩大貿易國的美國和中國在其中所處的地位。

因此，圖9呈現的是自二戰結束後至2024年底期間，美國和中國佔世界商品貿易份額變化比較。可以看出，21世紀以來，美國佔世界商品貿易份額急劇下降——自2000年以來，美國佔世界商品貿易份額已從15.6%降至11.0%。這一11.0%的份額（僅略高於世界貿易總額的十分之一）顯然過小，不足以讓美國控制世界貿易體系，除非其他國家屈從於其要求。

相比之下，中國佔世界商品貿易份額在2013年超過了美國。眾所周知，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貿易國——2024年，中國佔世界商品貿易份額為12.5%，而美國為11.0%。這意味着，如果美國通過加徵關税持續脱離世界貿易體系，那麼中國與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合計佔據近90%的世界貿易份額）客觀上具備構建替代美國的世界貿易框架核心的潛力。

圖9

2.2 美國最大進口國戰略優勢將有所減弱

但是，若更細緻地觀察中美兩國的貿易模式，就會發現有一個領域美國仍比中國具有優勢。如圖10所示，2024年中國佔世界商品出口份額為14.6%，遠高於美國的8.5%。

圖10

但是，對許多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向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出口商品的能力。如圖11所示，就進口而言，美國仍領先於中國。2024年，美國佔世界商品進口份額為13.6%，而中國為10.5%。

這使得美國在與各國建立關係方面相較於中國具有一定優勢——不過，若特朗普推行的關税與美元貶值組合政策如預期般減少美國進口，這一戰略優勢將會有所減弱。此外，由於中國擁有鉅額貿易順差，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可以採取主動措施擴大進口。例如，當美國加徵關税之際，中國近期取消了來自53個非洲國家所有進口商品的關税。當然，如果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進口中心，那麼這將顯著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

但目前，美國正依靠其進口規模大於中國這一事實，同時輔以威懾手段，試圖促使各國採取反華政策。這一點在美國對越南和歐盟的策略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圖11

第三部分 美元貶值與美國總統的任期

但是，除了在美國貿易中的作用外，美元作為當前全球大部分經濟體的國際價格標準，還具有更為廣泛的影響力。因此，除了對貿易的影響外，有必要從更廣泛的視角審視美元匯率變動帶來的影響，並評估其貶值程度。

這是因為，正如美國政客新聞網(Politico)總結的那樣：“美元和美國債券是全球市場的紅細胞，經濟學家警告稱，其吸引力稍有下降都可能動搖華爾街和家庭財務的基礎。借貸成本和進口價格將會上升，支撐退休儲蓄賬户的投資資產價值將會下跌，而政府通過鉅額赤字為醫療保險、國防預算等各部門提供資金的能力也可能被削弱。”

在評估這些更廣泛的影響時，特朗普第二個任期內美元匯率的下跌確實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同期中最快的一次。但要判斷其影響，還需要評估其總體波動幅度有多大。為此，有必要分析美元匯率的長期走勢。

如圖12所示，從長期來看，自二戰後佈雷頓森林匯率體系崩潰以來，美元匯率總體上呈長期下降趨勢，但期間伴隨着巨大的中期波動。

圖12

回到當前形勢，在這一歷史趨勢下，美元匯率近期的整體走勢是在2022年初新冠疫情明確結束後確立的。如圖13所示，從2022年1月至2025年7月，美元指數始終在以約96.5為底部的區間內波動。因此，現在的問題是美元是否會突破這個區間？正如下文所示，這將取決於特朗普能否實現其宣揚的經濟目標。後文將闡明，這主要取決於美國的政治因素，而非純粹的經濟進程。

圖13

3.1 特朗普的顧問並不都支持美元貶值

在分析特朗普想要實現的目標時，特朗普政府中顯然有一些重要人物主張美元大幅貶值。特朗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斯蒂芬·米蘭在一篇長達41頁的詳細報告中，就當前美元匯率的經濟和政治影響直言不諱地指出：

“經濟失衡的根源在於美元持續高估，這阻礙了國際貿易的平衡……從貿易的角度看，美元長期高估的現象依然存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元資產充當了全球儲備貨幣的角色。這種高估嚴重影響了美國製造業，而以金融化為導向的經濟部門則以一種有利於美國富人的方式獲益……這種高估使得美國出口競爭力下降、進口價格低廉，從而制約了美國製造業的發展。隨着工廠關閉，製造業就業機會減少，許多地方經濟走向衰退，許多工薪家庭難以自給自足，陷入對政府救濟或鴉片類藥物的依賴，或不得不遷徙到更為繁榮的地區。基礎設施因政府無法提供服務而日漸惡化，住房和工廠也被遺棄，社區陷入‘凋敝’。”

米蘭的這一觀點顯然與前文提到的特朗普認為美元匯率過高的觀點一致。

不過，米蘭比特朗普更為有條理——他呼籲美元大幅貶值，認為這應該成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政策，並充分認識到這與美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政策相比代表着根本性轉變。米蘭指出：“我們可能正站在國際貿易與金融體系代際變革的邊緣…… 全面徵收關税和放棄強勢美元政策，可能成為數十年來影響最為深遠的政策之一，將從根本上重塑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

但是，特朗普政府其他成員，例如財政部長貝森特，並不認同這一分析——就在6月25日，貝森特仍公開表示：“我們的強勢美元政策體現了我們對穩定可預測的經濟環境的承諾。“但顯然，米蘭的立場表明，特朗普政府內部確實存在主張大幅貶值美元的聲音。

不過，後文將會闡明，由於相關經濟抉擇涉及規模之龐大、影響之深遠，這場政策立場的交鋒不會通過顧問或經濟學家之間的温和討論來決定，而只會來源於經濟力量的激烈碰撞——這種碰撞將產生根本性的社會與政治影響。決定特朗普行動框架的，正是這種政治力量的角力，而非經濟理論的探討。

3.2 匯率低迷與美國總統的成敗

這一根本性現實的存在，是因為米蘭正確地指出：大幅貶值美元的政策意味着推翻美國數十年來（確切地説，是自1980年代初里根執政以來）所奉行的整個經濟政策體系。但後文將會闡明，米蘭本人未能充分認識到美元匯率變動對美國內政和政治層面產生的影響。

為便於大家更清晰地瞭解其中涉及的歷史問題，圖14呈現的是1971-1985年美元指數走勢。1971年8月，美國在國際收支狀況持續惡化的壓力下，通過取消美元兑換黃金的承諾，終結了二戰後建立的佈雷頓森林貨幣體系。雖這一決定眾所周知，但人們普遍不瞭解的是，此後美元匯率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持續下跌，並給美國帶來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影響。

與1971年8月13日決定終止美元與黃金兑換前的最後一個交易日相比，美元指數在1978年10月跌至低點，跌幅達30.4%。到1981年1月20日裏根就職時，美元指數仍比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時的匯率低22.7%。也就是説，在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後的十年裏，美元指數一直處於低位。

美元疲軟的這段時期，美國深陷近十年的經濟和政治動盪。在經濟上，美國經歷了和平時期經濟史上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在政治上，這一時期的所有總統都極不受歡迎。

經濟上，1980年3月美國消費者物價指數飆升至14.8%——這是美國曆史上除戰爭影響外達到的最高水平；政治上，在這十年間沒有一位總統能夠完成兩屆任期——尼克松因彈劾案而被迫下台，福特在1976年首個任期結束後競選連任失敗，卡特也是在1980年首個任期結束後競選連任失敗。

總的來説，美元匯率低迷時期，美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上都是徹底的失敗。

3.3 里根為美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構建了一個新框架

但如圖14所示，在里根執政期間，這一低美元匯率政策發生了決定性的逆轉。從1981年1月21日裏根就職到1985年2月25日美元指數達到峯值，美元指數驚人地上漲81%！這意味着美元指數比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解體時的水平高出40%。

圖14

就美國內政而言，里根的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與20世紀70年代的政治動盪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1980年裏根執政到2016年特朗普當選的近四十年間，五位美國總統中有四位成功連任——里根、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經濟上，美國通脹率快速下跌——從里根上台前的14.8%降至1986年12月的1.1%（見圖15）。此後四十年，美國通脹率始終保持低位（直到拜登為應對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推出以消費為導向的刺激計劃，通脹率才再度飆升至9.1%）。

圖15

美元匯率、美國通脹率與美國總統政治支持率之間相互關聯的原因顯而易見。

低匯率（如20世紀70年代的情況）會推高進口商品價格，從而對通脹形成上行壓力——因此低美元匯率導致美國通脹高企，而高通脹又使總統們極不受歡迎。相反，高匯率會降低以美元計價的進口商品價格，從而對通脹形成下行壓力，而通脹率持續走低則有助於維持總統的民意支持率。

客觀而言，美元匯率高企會提升美元在美國國內的購買力，包括美國消費者的國際購買力，這有助於提高民眾生活品質，並確保總統在政治上受歡迎。2024年拜登支持率低迷及民主黨敗選，充分印證了美國民眾對高通脹的強烈牴觸——儘管此輪高通脹並非由於美元貶值導致，而是拜應對新冠而推行的刺激計劃所賜。

3.4 里根使美國從資本輸出國轉變為鉅額資本輸入國

里根執政時期美元匯率大幅升值帶來的巨大沖擊，使美國與世界經濟的關係發生了真正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顛覆了美國與全球經濟之間長達80年的關係模式，並開啓了一個迄今已持續45年的新時期。

圖16所呈現的數據有助於大家瞭解這一根變性的變化：在整個20世紀直至1981年，除少數例外情況外，美國國際收支每年都處於順差狀態。但是，一國經常賬户差額必然對應該國資本賬户差額,兩者呈反向關係。也就是説,國際收支逆差對應一國資本淨流入，國際收支順差對應一國資本淨流出。也就是説，一直到1981，美國一直是資本淨輸出國——美國創造的資本不僅足以滿足國內投資需求，還能向其他國家輸出資本。

1981年後這一模式徹底逆轉，美國開始出現持續且鉅額的國際收支逆差——2006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夕，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NP比重達到5.9%的峯值，即便到2024年也仍維持3.7%的水平。

因此，里根使美國從資本輸出國轉變為鉅額資本輸入國。美國從一個不僅能滿足本國全部投資需求、還能為其他國家提供投資資本的國家，變成了迄今為止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入國。也就是説，美國開始依賴其他國家資本來維持其國內投資水平。

圖16

3.5 美國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製造業停滯

在美國國際收支構成中，商品貿易佔據最大比重。美國國際收支狀況持續惡化，主要源於其自1980年起陷入鉅額商品貿易逆差——2005年美國商品貿易逆差佔GNP比重達到6.5%的峯值，即便到2025年第一季度仍維持在5.2%的水平（見圖17）。

美國商品進口規模遠超出口這一事實，反過來對美國製造業生產帶來下行壓力，由此形成了米蘭所指出的那個臭名昭著的“鐵鏽地帶”。

圖17

2007年後，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美國製造業生產狀況進一步惡化，甚至陷入停滯狀態。如圖18所示，美國目前的製造業生產指數低於17年前的水平——截至2025年6月，其指數比2007年12月的峯值低7.6%。針對這一狀況，特朗普誓言要通過關税措施與美元貶值的組合拳來試圖扭轉這一局面。眾所周知，特朗普宣稱的目標是消除或至少大幅減少美國的商品貿易逆差，從而通過減少國際競爭，為美國國內製造業擴大生產創造更大空間。

圖18

3.6 里根“浮士德式交易”的後果

總結里根所創造的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這種相互關係，可用西方語境下的“浮士德式交易”概念來描述——這一概念源自歐洲古老神話中的浮士德，他為了即時達成目標而將靈魂出賣給魔鬼，最終換來靈魂永墮地獄的長期代價。

換言之，里根在政治上取得了驚人成功：他在20世紀70年代的政治動盪後，重新確立了美國近四十年的政治穩定——得益於戈爾巴喬夫的政策，這種穩定最終使美國贏得了對蘇聯的冷戰勝利。但長期經濟代價則是摧毀了美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

這一長期代價最終變得難以承受——國際金融危機後，美國製造業擴張停滯使其在經濟上難以為繼；“鐵鏽地帶”的急劇擴張與美國工人階級對傳統政治的日益疏離，又使美國總統在社會和政治層面難以為繼——自2016年以來，這種難以為繼的局面體現在美國總統無法連任的歷史模式再度迴歸。

因此，特朗普周圍的力量得出的結論是：必須重振美國製造業。但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扭轉自里根以來歷任美國總統所接受的鉅額貿易/國際收支逆差局面——於是便有了關税措施與美元貶值政策。

因此，特朗普試圖扭轉里根政策後果的根本挑戰在於：能否在保持里根重塑的政治穩定性的前提下，逆轉自里根時代以來所依賴的那些經濟力量？換言之，特朗普政策能否實施的關鍵在於政治因素，而非純粹的經濟因素。由此可見，必須重點分析特朗普政策中經濟與政治的相互關係。

第四部分  特朗普的政策能否成功？

4.1 特朗普政策的內在矛盾

瞭解美國經濟與政治間的這種精確關係，就能清晰揭示特朗普計劃的內在矛盾，明確決定其成敗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因素，同時也能看出這對美元貶值造成的限制——因為正如下文所述，美元匯率在這一經濟/政治進程中發揮着關鍵作用。

首先從當前形勢來看，就特朗普實現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目標而言，美國近期的經濟趨勢極為不利，即美國國際收支逆差近期再度擴大（見圖19）。從季度數據看，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佔GNP比重已升至4.8%；若以經濟週期內的逆差擴大幅度衡量，這一比重僅次於2006年第三季度創下的6.3%的峯值。

因此，這意味着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資本淨流入佔GNP的4.8%。對特朗普的目標而言，關鍵問題在於：能否在既不導致美國經濟放緩，又不引發政治阻力阻礙政策實施的情況下（或避免這兩者同時發生），大幅削減這4.8%的GDP佔比——即從根本上減少國際收支赤字？

圖19

4.2 美國增長過於依賴資本流入，削減美國貿易逆差會導致經濟減速

為了解這種情況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我們不妨假設，特朗普的關税和美元貶值組合拳是成功的，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得以消除。這對美國宏觀經濟意味着什麼？

鑑於國際收支經常賬户與資本賬户差額呈反向關係，這意味着美國資本淨流入將減少相當於GNP的4.8%的規模。因此，若其他條件保持不變，美國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將減少GNP的4.8%。圖20呈現的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NP的5.2%這一數據，也許有助於大家瞭解美國資本淨流入減少GNP的4.8%所帶來的巨大的影響。

鑑於美國資本淨流入佔美國GNP的4.8%，而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NP的5.2%，這顯然意味着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中僅有極小部分是由國內資本提供融資的。因此，若消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迄今為止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最主要的融資來源將被特朗普徹底切斷。

圖20

為詳細分析這一點，圖21呈現的是美國投資融資來源佔GNP比重比較，該數據反映了美國當前對其他國家所創造資本的依賴，即美國對資本流入/鉅額國際收支逆差的依賴。

要準確瞭解這些數字，就有必要指出，從國民賬户的角度看，總投資既包括固定資本形成，也包括存貨變動。但實際數據顯示這一數值幾乎完全由固定資本形成主導——2025年第一季度，美國固定資本形成佔GNP比重為21.7%，而存貨增加僅佔0.7%。

圖21呈現的是美國總投資的最大融資來源——美國國內資本形成/儲蓄佔GNP比重（17.4%）數據，有助於大家對此有直觀的認識。但幾乎所有這些美國資本形成/儲蓄都被用於美國固定資本折舊/消耗，後者佔GNP的16.6%。因此，美國自身創造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僅佔GNP的0.8%，接近於零。

相比之下，美國資本流入佔GNP的4.8%。也就是説，美國自身創造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儲蓄佔GNP的0.8%，加上資本流入佔GNP的4.8%，創造了GNP的5.6%來為美國投資提供融資——但其中86%的資本來自美國境外創造的資本，只有14%的資本源自美國境內創造。因此，美國的固定資本形成淨額絕大部分依賴於其他國家創造的資本。（用爭議性的語言來説，美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寄生蟲！）

圖21

這種情況對特朗普治下的美國經濟增速產生的後果顯而易見。假設特朗普成功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若無其他變化發生，美國總投資的融資來源將驟降至僅佔GNP的0.8%——而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勢必跌至接近零的水平。

但是，正如筆者所著的諸多文章（例如《“躁鬱症式"分析不可取：什麼是決定中美競爭勝負的關鍵？》）詳細分析的那樣，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為0.87 （見圖22）。鑑於此，若特朗普導致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比急劇下降，美國長期/中期經濟增速必將大幅放緩。

也就是説，特朗普雖能借此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卻要付出美國經濟增速急劇下滑的代價——這樣的經濟政策顯然只能導致失敗。

圖22

鑑於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GDP增長率之間存在如此高度的相關性，若特朗普成功削減美國資本流入（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同時又要確保美國長期GDP增速不下降，唯一的途徑就是將增加等額的美國國內資本形成/儲蓄。也就是説，要抵消失去的相當於GNP的4.8%的國際收支逆差，就必須增加等額的美國國內資本形成/儲蓄%。但這種經濟變化將給美國內政帶來巨大影響。

4.3 特朗普唯一能做的，可能是降低美國居民消費和社會保障支出佔比，但會引發政治動盪

要了解其中的緣由，需要明白資本形成/儲蓄與消費加起來必然佔國內經濟的100%。因此，若要將美國國內資本形成提高GNP的4.8%，就必須相應削減相應的消費支出。但特朗普拒絕採取任何會降低消費佔比的措施——前提是不降低美國居民消費或政府社會保障支出佔比。

最具代表性的此類措施（特朗普明確反對的）包括削減美國軍費支出，或徹底改革其昂貴低效的醫療體系——這兩項在經濟範疇內都屬於消費支出，詳細分析請見《特朗普選擇先摧毀美國人民生活再"擊敗"中國，但結局很可能是……》。

由此可見，在特朗普既有政策框架下，若要彌補因削減資本流入（國際收支逆差）導致的投資融資缺口，同時避免美國經濟增長放緩，唯一途徑就是降低美國居民消費和社會保障支出佔比。鑑於美國經濟已呈現緩慢增長態勢——如其長期年均增速僅略高於2%——降低居民消費和社會保障支出佔比的做法，必將導致美國民眾生活水平增速放緩，從而不可避免地引發對特朗普政府的政治不滿。

因此，其結果是，如果特朗普通過關税和美元貶值的組合拳成功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那麼只要他不打算減緩美國經濟增速，就必然會給美國家庭收入和社會保障佔比帶來下行壓力。而當年里根之所以放棄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嘗試，正是因為要避免這種壓力及其可能引發的政治動盪。

從里根到特朗普2.0時期的美國總統們，都選擇利用他國創造的資本（資本流入）來替代通過削減消費佔比來增加美國投資的做法。其結果是，自里根以來的美國總統任期內，消費佔美國GDP比重持續飆升——從1980年（里根上台前最後一年）的77.1%升至2009年的85.1%的峯值。

政治上，如前所述，自里根執政以來，消費佔GDP比重急劇上升，這一結果在短期內取得了巨大成功——成功扭轉了20世紀70年代動盪局面，恢復了美國政治穩定。但經濟層面的後果也同樣顯而易見：美國越來越依賴利用其他國家創造的資本（即資本流入）來為其投資融資。因此，如果特朗普成功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即減少使用其他國家創造的資本/資本流入， 那麼在他希望維持美國經濟增速的前提下，就不得不降低美國民消費佔比——無論是直接削減還是通過減少政府社會保障支出實現。

這一現實狀況將形成決定特朗普能否推行其政策的關鍵政治壓力。同時也揭示了美元匯率在此過程中發揮的核心作用。美元匯率與關税政策的組合拳，成為特朗普通過抬高進口商品價格來減少美國進口的最有力工具。倘若特朗普為削減美國貿易/國際收支逆差，採取與里根時期高美元匯率政策截然相反的做法——放任美元匯率大幅貶值——就將重新引發上世紀70年代裏根執政前那種導致美國政治動盪的壓力。

4.4 里根時期匯率上升的對沖：日本成了犧牲品

因此，我們能夠清晰辨識決定特朗普政策成敗的各項變量，同時也能看出作用於美元匯率的相互矛盾因素。

要了解這一點，就需要回顧特朗普執政前四十年美國經濟政策的歷史起點。里根政府初期美元匯率的急劇上升已在上文的圖14中有所體現。但是，這一時期除了開啓美國國內穩定的新篇章外，還引發了一個進程，即美國對其國際競爭對手——尤其是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最重要的競爭對手日本——造成了毀滅性打擊。

里根政府初期形成的極高美元匯率，必然損害了美國的競爭力——美國由此從20世紀曆史上長期保持的國際收支順差地位急劇轉向國際收支逆差，前文已指出這一現象。因此，里根最終決定通過迫使其他主要西方經濟體進行央行干預，並採取促使其本幣對美元升值的政策，來遏制美國競爭力的損失。1985年9月22日，美國與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達成的《廣場協議》將這一政策正式化。

《廣場協議》的直接後果是導致當時美國主要經濟競爭對手的貨幣匯率出現毀滅性升值。1985年9月20日（《廣場協議》簽署前最後一個交易日）至1987年底，短短15個月內日元匯率驚人地上漲了98%（見圖23）。隨後，在1987年10月華爾街股市崩盤的影響下——美聯儲通過大規模貨幣注資應對危機，導致美國出現嚴重的貨幣寬鬆——日元匯率進一步飆升，到1995年4月已較《廣場協議》前水平暴漲193%。

為應對日元匯率大幅升值所造成的國際競爭力喪失及其引發的國內經濟衰退傾向，日本央行採取了超低利率政策，最終催生了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臭名昭著的“泡沫經濟”。而從1991年底開始，泡沫破裂反過來摧毀了日本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導致日本經濟陷入長達三十多年的停滯——1990至2024年間，日本GDP年均增速僅為0.8%。

總之，《廣場協議》及其後續影響給日本經濟帶來一個至今未能恢復的沉重打擊。而美國成功迫使自己最大的經濟競爭對手承擔了美國經濟內部產生的壓力——此舉徹底摧毀了日本經濟。

圖23

4.5 《廣場協議》簽署四十年後的美元走勢

在《廣場協議》對美國競爭對手造成毀滅性打擊之後及隨後一段時間內，美元長期匯率走勢在接下來近40年裏基本保持平穩，即沒有出現長期向上或向下的趨勢，儘管存在顯著的短期波動（這對貨幣投機者獲利非常有利！）。也就是説，在這近40年間，雖然出現了大量短期波動，但與20世紀70年代美元貶值時期或里根執政時期美元匯率的大幅漲跌相比，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相對有限（見圖24）。

回到當下，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美元一直保持相對強勢，儘管在交易區間內有所波動。如上文的圖13所示，美元指數從2022年1月31日的96.5升至2025年7月18日的98.5。因此，儘管特朗普上任以來美元匯率下跌速度非常迅速，但並未使美元突破其近40年來形成的正常交易區間。

總體而言，在這40年時間裏，美元匯率保持相對長期穩定，僅出現短期波動，這使得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持續攀升至鉅額水平。因此，對米蘭等人而言，結論顯而易見，而特朗普也面臨抉擇：是否應當通過美元貶值來嘗試大幅消減或消除美國國際收支逆差？

圖24

五、特朗普的抉擇及對中國的影響

5.1****特朗普能否推行其政策將主要取決於政治因素

最後，上述過程清楚地表明，特朗普能否推行其政策將主要取決於政治因素，而非純粹的經濟因素。

從純經濟角度來看，如何推行政策以大幅削減或消除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並無奧秘可言。這確實可以通過關税手段與美元貶值的組合拳來實現——後者可通過“常規”手段達成，例如降息；若此舉仍不足夠，且特朗普政府決心實現美元貶值，則可採用米蘭提出的更激進措施，如對外國購買美國國債徵税，或以關税威脅為手段，以廣場協議為模板，達成“海湖莊園協議”，試圖迫使其他國家採取提高本幣對美元匯率的國內經濟政策。

倘若特朗普真能成功大幅削減美國的貿易/收支逆差，這將構成一場真正的“里根逆轉”——即顛覆美國延續四十餘年的經濟政策路線。特朗普將實現美國與世界經濟關係的歷史性轉變。

但如前所述，若要在不導致美國經濟增速嚴重下滑的情況下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通過將美國資源從消費大幅轉向投資來實現——具體表現為大幅降低美國居民消費佔經濟比重。鑑於美國當前經濟增長放緩，這將意味着會對美國民眾生活水平造成直接衝擊。

5.2 特朗普支持率已下滑，他是否願意冒重返1970年政治動盪的風險

因此，特朗普成功與否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特朗普能否在不徹底顛覆里根所締造的政局穩定的前提下，實施經濟上的“里根逆轉”政策，又或者特朗普實施關税和美元貶值政策，並願意冒美國重返1970年代政治動盪的風險。

因此，判斷特朗普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指標，並非迄今仍受控的短期市場波動，而是同時影響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以及特朗普試圖通過降低居民消費佔GDP比重來增加投資的可能帶來的政治後果。

鑑於關税與美元貶值政策本質上均構成對美國家庭收入的衝擊，因此特朗普上任以來支持率持續下滑並不令人意外——截至7月12日的民調追蹤數據顯示，其不支持率已超出支持率12個百分點（54%反對，42%支持）。截至本文截稿時，YouGov發佈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特朗普政策淨不支持率達16%（56%反對，40%支持）。

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就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對特朗普政策和預算法案的感受”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淨反對率為22%（39%支持，61%反對）。這些數據也為近期特朗普支持者陣營在其他議題上的分裂提供了經濟背景：包括特朗普與馬斯克的分道揚鑣，以及公眾就是否公開美國戀童癖億萬富翁、前特朗普友人傑弗裏·愛潑斯坦的文件而產生的爭執。

因此，關鍵問題在於，特朗普的支持率是否會繼續下跌，最終導致其政策無功而返——例如導致2026年中期國會選舉慘敗，使民主黨取得決定性勝利，和/或共和黨國會議員為保住席位而開始拒絕支持特朗普的政策。

5.3 對中國的影響

綜上所述，特朗普面臨的經濟制約因素因此顯而易見，且每項因素都會對中國產生影響。

1）唯一能避免衝擊美國家庭收入佔比的情況是：儘管實施特朗普關税政策和美元貶值，且考慮到其他政策，美國貿易差額/國際收支逆差仍未下降，即美國資本流入的規模相對於GNP保持不變。但這將意味着特朗普削減美國貿易逆差的政策宣告失敗。

在此情形下，若其他條件不變，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將保持相對穩定，美國長期經濟增速也將維持在略高於2%的水平。但這也意味着，除非中國出現重大失誤導致經濟放緩，否則中國將在經濟增速方面繼續保持對美國的顯著領先優勢。

在此情況下，鑑於特朗普設定的目標，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將只是美國總統任期中的一次普通失敗。

2）鑑於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極為緊密的相關性，同時考慮到特朗普既拒絕削減美國軍費支出，也拒絕改革美國醫療體系，若要在不降低美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的情況下提高美國長期經濟增速（這需要提高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特朗普唯一可能採取的辦法就是允許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擴大。

但這種做法極不可能實施，原因有二：其一，這將意味着特朗普宣稱的削減美國貿易逆差政策的徹底失敗；其二，此舉將嚴重破壞世界經濟穩定——國際金融危機前美國鉅額的國際收支逆差正是引發危機的因素之一。因此，通過大幅擴大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來增加美國投資水平並以此提高美國經濟增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應地，藉此縮小中國對美國經濟增長率領先優勢的可能性也同樣是極其微小的。

3）因此，特朗普面臨的基本問題從純經濟角度來看非常簡單，但卻具有巨大的政治影響。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極為密切的相關性。因此，即便只是將美國長期經濟增長速維持在略高於2%的水平，特朗普也必須將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佔GDP比重保持在當前略高於5%的水平。但目前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的融資來源中有86%來自國外創造的資本/資本流入。

特朗普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就必然會等額的減少美國資本流入。在這種情況下，要維持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的融資水平至少達到當前水平——從而維持美國經濟的現有增速——唯一的途徑就是提高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儲蓄佔GDP比重。而這又必然意味着要降低美國消費佔GDP比重。因此，如果特朗普希望同時削減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並至少維持美國當前經濟增速，那麼他唯一的選擇就是：“應該削減哪類消費？”

從純經濟角度而言，美國可以削減軍費支出，並改革效率極其低下的醫療體系——因為這兩者都屬於消費範疇。若採取這些措施，就可在不降低居民消費佔比的情況下降低消費佔比。但特朗普拒絕削減軍費，因為這與其激進的外交政策相悖；他也拒絕改革美國醫療體系——因為這需要向更國家化/公共化的醫療體系轉型，而基於政治原因他反對這種轉變。

鑑於這些政策選擇，如果特朗普既希望削減美國國際收支/貿易逆差，又想維持美國固定資本形成淨額水平，進而維持GDP增速，那麼他別無選擇，只能降低美國居民消費佔比——考慮到美國經濟增長放緩，這將意味着降低美國生活水平增速，進而引發美國國內的政治不滿和政治抵制。

因此，美國這場政治博弈的結果對中國具有重大影響。基於前文所提到的經濟數據，特朗普若要同時實現增加軍費支出及其他極端強硬外交政策的目標，並試圖縮小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那麼削減美國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實際上是他唯一可行的途徑。與此同時，如果美國民眾能夠成功抵制這種對其生活水平的攻擊，特朗普就更難推行其同時對中國施加軍事壓力和經濟壓力（通過縮小中國對美經濟增速優勢）的政策。

正是這些關鍵政治因素——而非市場短期波動——將決定特朗普政策的成敗：他能否實現“里根逆轉”式的轉變，即在不破壞里根四十年來締造的美國國內政治穩定的前提下，成功顛覆里根的經濟政策。也就是説，經濟問題的最終解決將取決於政治領域的較量。

中國一貫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也缺乏實際能力去幹預美國內政。但特朗普在美國國內發起的政治衝突的結果，將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美國民眾若能成功抵制這場針對其生活水平的衝擊，特朗普對華施壓的難度就會隨之增大。因此，評估特朗普政策成敗時，最需要關注的關鍵指標並非經濟數據，而是美國的政治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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